首先是人类的起源问题。可能有些人认为谈哲学不必谈人类的起源，认为这是一个过于专业的问题，应该让某些专业人员去谈，让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们去谈。实际上，我认为，我们是作为人来谈哲学的；在谈哲学的时候，我们这些谈论者——人——是如何来的，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只有把自己的起源把握住了，我们在谈到其他哲学问题的时候，才能时时处处不离开我们的本原。我这个人讲实际，不喜欢悬在半空。当然，我也很钦佩很多人的哲学，哪怕他们悬在空中，我也可以尽量去理解他们。比如黑格尔，他的逻辑学、存在论、有和无、变易，直到绝对理念，这一整套思辨的概念、体系很有他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验证的，但整体来说是悬空的。我认为，我们谈哲学不是炫技，也不是做梦，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包括思想上的现实问题，解决我们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本人也比较现实，我谈任何哲学概念，都希望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引入我们自身的生命存在里。
所以，我们要从人类的起源来进入哲学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们这个民族一开始是怎么来的。有人说，中华民族起源于距今七十万到二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这太扯了。要追溯的话，中华民族最早要追溯到大约三百万年以前东非草原上的猿人——南方古猿，这是全人类最早的起源，所有现存的人类都是从南方古猿发展而来的。而北京猿人，根据基因测定，是从非洲迁移到中国大陆来的另外一支，跟现代中国人不是一个品种，已经灭绝了。现代中国人的远祖是大约五万年前才从非洲来到亚洲的。谈这些科学上的问题，一定要排除意识形态的偏见，以事实为根据。有的人为了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就咬定北京猿人是我们的始祖，连基因技术都不相信了，说那个靠不住。可是今天公安局办案，基因技术还是最可信的，如果连这都不相信，那麻烦就大了。没有基因测定，人类起源问题注定无解，即使能够在形态学、环境分析、文化比较和其他方面得出某种结论，最终还得靠基因技术来验证或者推翻。
（一）古代的回答：人的定义
自古以来，人们对人类的起源做出过很多猜测，哲学家们也曾经给出过各种回答。我们先来看看古代的回答。
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关于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古人通常会回答：人是神创造出来的。西方有上帝造人之说，中国古代也有女娲氏造人的神话。这种回答实际上等于没有回答。纵观古代留下来的文献，在达尔文以前，只有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提出过一种天才的猜测，他说：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他大概是看到人的胚胎最初的确很像鱼。这种猜测直到今天原则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地球上的一切陆生动物最初都是从海洋里上岸的，这段进化的历史保存在人类胚胎的形态发育过程中。这真是很了不起。不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就给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一个更加切近的答案。这个答案开始一段时间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痛斥，成为一个笑柄，但后来人们慢慢都接受了这一说法，到今天则成了一个常识。我们今天谈人类的起源问题，都是在这一常识的基础上谈的，就是说，我们要探讨的已经不是人类起源于什么、是不是猿类，而是人类是如何从猿类中产生的。而这个问题集中于一点，就是人类和猿类的区别是什么，这种区别又是如何从猿类中发展出来的。
所以，一提到人和动物的区别，我们今天想到的就是人和猿的区别，但在古人那里却并不是这样，他们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古人已经看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有欲望的、有运动功能的，动物的世界千姿百态，人也是其中的一态。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人就和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了呢？为什么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长呢？如今我们把这些问题归结到人和猿的区别，而且人猿之别今天已经深入到了基因学说。但是，早期的哲学家，由于知识缺乏，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是从人和动物的外部形态上来区分。他们看到人和动物在形态上是有区别的，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定义：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这是很外在的一个定义，只抓住了人的一些表面特征，于是在当时就遇到了哲人们的反驳。有哲学家就反驳说，你说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那我把一只鸡的毛拔掉，难道这就是人了吗？中国古代的荀子也讲过，“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人不仅仅是两脚无毛，还有别的，还有更重要的。抓住一点表面特征就给人下定义，就来区别人和动物，这是很可笑的。人的定义必须是一个本质定义，才能切入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
什么是本质定义？人们以往都不太注意，直到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一个事物的本质定义应该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两脚”、“无毛”这些都只是些外在的差别，离本质很远，而且很偶然，随时有可能改变。只有最近的种差才是不会改变的，是与“人”这个概念不可分的。所以，直到亚里士多德，由于他掌握了给事物下本质定义的逻辑方法，才给人下了比较靠谱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是首次对人和动物做出的比较严格的区别，或者说是首次对人的本质做出的比较严格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逻各斯（Logos）的动物。”这句话通常翻译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Logos一词在古希腊文里的意思是“说话”，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人是说话的动物。Logos的意思一开始就是说话、表达，但后来变成了“理性”，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已经含有了理性的意思，所以它有双重含义。表层的含义，就是日常人们说话的意思。在这方面，它仍然可以看作人的一种外部形态特点。我们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比一比就知道，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说话。当然，有些动物也可以鸣叫，一些鸟儿在求偶的时候也整天叽叽喳喳的，但是那不叫说话。虽然同样都是空气振动发声，但人的语言是必须通过理性才能说出来，也才能被理解的。这也是Logos为什么后来成了“理性”的原因。这和动物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逻各斯这个概念一旦被理解为理性，一旦从理性这个意思上来理解，就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被抬高到一种超越万物之上的神圣的高度。因为所谓“理性”，最基本的就是一种把握普遍性的能力，一种使用概念和共相来涵盖个别和特殊的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够撇开具体事物而上升到普遍规律，不为眼前的感性冲动所支配，我们就说他这个人“很理性”。而人类的语言就是建立在概念和共相之上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共相，对它的内容都有一种超越性。这也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并被其他人所理解的秘诀。所以黑格尔说过，语言有一种神秘的魔力，能够把事情颠倒过来，让普遍的东西凌驾于个别具体的东西之上。
最初人们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给具体的东西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名字，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这个名字去称呼它，而没有意识到语言的理性本质。语法和逻辑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人们发现说话不但要使用各种名字，或者说“指称”，而且要有逻辑，按逻辑的规律来说话才能够让人懂得，否则就“不像话”。你要人家准确把握你的意思，你自己就要清晰，你的指称要前后一致，你说话不能自相矛盾。而这个逻辑是公共的，不是某个人所定的。所以，古希腊人把逻各斯称为“神圣的逻各斯”，认为它是神所定的，甚至认为逻各斯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性，就是神。按照逻各斯的规律来说话，就是听神的话。因为所谓神，所起的就是一个“公共的人”的作用，是超越个别人之上的，所以逻各斯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在说话。
这一传统后来也影响到基督教，基督教讲“太初有道”，上帝就是“道”，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这个“道”就是逻各斯，上帝就是神圣的逻各斯。上帝没有别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说话，上帝凭借说话创造一切。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什么，什么就产生了。当然，上帝的逻各斯与理性又有不同，它被抬到理性之上，成为一种神秘的东西了。但这种抬高最初还是由于逻各斯本身带有必然性和不可违抗性的特点，带有超越于世俗感性和个别事物的普遍性的特点，而这就是人的理性的特点。
古希腊人认为逻各斯是神圣的话语，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话语。话语凭什么不可违抗？就凭它的语法和逻辑，你要违反了，别人听不懂，你说的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人是说话的动物”，意思不光是说人可以用语言互相交流，而且是指凡是人都有理性，最好翻译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或者“人是理性的动物”，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或者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定义。人是什么？如果要给出一个严格的本质定义的话，那么人属于动物，他的“属”就是动物；我们进一步就要问，他是怎样“一种”动物？就是说，他的“种差”是什么？当然可以举出很多来，什么两腿无毛啊、直立行走啊，但有一个最近的种差，是人根本无法分割的，这就是理性。人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它是符合真正严格的本质定义模式的，即“属加最近的种差”。当然，亚里士多德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提出过另外一个命题，这个命题不如前一个那么贴切，但还是比较贴切的，这就是“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作为一个种差，不如理性和人那么贴近，但它是以理性作为前提的。正是由于人是理性的，他才是政治的。所谓政治的，就是人只能过社会的生活，只能和他人在一起，发生各种关系，组织成国家城邦。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依据。但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前提，还是人是能说话的动物。说话是什么呢？就是跟别人打交道的主要方式。我们有了交往的语言，就能和别人交换意见和看法，以确定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就可以在这样一种互相交往、互相商谈的过程之中共同建立起一种常规制度。在古希腊，要从事政治，首先要看你能不能说话。有些人专门靠教人说话来谋生，这就是智者学派。他们的职业就是教别人怎么说话，怎么具有说服力，怎么具有煽动性，怎么立于不败之地……教那些想从政的人说话的技巧，其中主要就是语法、逻辑和修辞。凡是想从事政治的人，就要去跟人家学习怎么说话，这是古希腊当时的状况。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人是说话的动物”和“人是政治的动物”两个命题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的。人首先要会说话，然后才能从政。
我们再看看中国古代。与此几乎同时，荀子也提出了对人的一种定义。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前面讲到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什么叫“有辨”？有辨就是“有分”，而有分就是“有礼”。有了礼的等级划分，人类社会才能有良好的组织和秩序。所以，他提出一种观点叫“明分使群”。什么叫“明分使群”呢？意思是，明确了礼的等级区分才能使人合为一群。就是说，人和动物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动物也有群，如牛群、马群、羊群、狼群……但是在动物那里，群是靠什么来维系的呢？一个是靠生殖，靠交配，靠繁殖后代，一个群体就是一个族群；再一个是凭借强力，争做头领，有了最强的头领，就可以维系一个群体了。人群，与牛群、马群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群，但是人要维系这个群体，可以靠“名分”——我们人类的“分”，就是名分。一个人在这个群体里面具有什么样的名分，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人群与牛群、马群不同的地方在于，人靠的是等级名分。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单纯的生殖关系，而是靠圣人制定的一套规范、礼仪，又称作“名教”，来教育每个成员从小就要懂得礼法。所以荀子是很强调“礼”的，礼义廉耻，礼字打头。首先礼要分清，人分成三六九等，每个等级都有自身的名分。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群、这个国家就建立起来了。这就叫和谐，也就是各安其位、各守其分。这就是荀子对人的一个定义，即有辨、有分或有礼。
这个定义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相提并论。在什么地方相提并论？它也是一个“属加最近的种差”的定义。首先人跟动物有共同之处，就是“群”，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是属于社会的，人类社会和马群、牛群都是群。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讲“分”，讲礼节，讲等级。这是圣人所定下来的，每个人都心服口服。在这样一种框架之下，人就能达到一种群体的和谐。那么，我们在确定这个礼、这个分的时候，就必须要“正名”，正名就是“明分”，明确各种名分，摆正各种名分。在先秦，很多哲学家都想要正名，无论是法家、墨家、儒家还是名家，都想正名，就是要把名分搞得清清楚楚的，这就叫“名符其实”，或者叫“取实予名”。什么样的名就符合什么样的实，什么样的实就配享什么样的名，名分和实际地位相当，这就叫正名。有实无名或者有名无实，都需要正名。这就涉及语言上的立名、命名，命名不恰当的就要重新正名，所以这也跟语言有关。
这表明中国古代对语言的作用的认识是重在正名，是一种政治作用。正确地命名，是为了维持一种政治关系的稳定和谐，所以中国人对语言的解释是政治性的，名和言都是统治工具。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比如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切磋……但是那些都不那么重要。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当然也需要互相交流，但那是很次要的，没那种语言交流，凭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农民也可以种出粮食来，可以自给自足。一旦说话，往往不是显示家长的权威，就是表达成员的服从。有时候甚至集市做生意的人也会采取一些办法来避开语言交流，比如在牛马市场讨价还价的时候，人们不说话，靠打手势就可以把价钱讲下来。语言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空间功用有限，但是在政治上就非用不可，说明你是什么来头、什么级别，都有特定的用语。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理解基本是一种政治权力化的，同样一句话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效果就不一样，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为了定名分、别尊卑、立政教而设立的。政教就是教育人，从小让人学习怎么服从这个名分等级制度。
在语言和政治的关系方面，中国古代和西方可以做一个比较。亚里士多德也深入到了语言和政治的关系，他先确定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对人的另外一种定义，即人是政治的动物。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是依靠语言的，语言是政治活动的基础，语言在先，政治在后。而在中国呢，恰好相反，政治在先，等级在先，而语言为政治服务；语言与政治有区别，语言没有自身的实体，语言只是“名”，即命名，但名要符实，也就是符合政治地位和政治关系。比如说你很能辩论，你讲得头头是道，但那都是没有分量的，你要让人家服，就要有权威，话语要看是由什么人说出来的。这方面中国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中国，如果有人把能说话放在人的本质定义里面，肯定会惹人嘲笑的。话说得再漂亮，如果没有实力做后盾，等于白说。［1］
上面讲的是古代关于人的定义问题，但定义并不等于说明了起源。定义是静态的，起源是动态的，静态的定义只是为动态的起源暗示了追溯的方向，但起源问题还是一个必须另外探讨的问题。它尤其与实证性的动物学、人类学相关，而且只是在现代人那里才有条件进行探讨。首先是对人猿之别的探讨。
（二）现代人的回答：人猿之别
在达尔文之前，人和动物在形态学上的本质区别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出现了种种假设。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也提到了，人类的形态特点表现为能说话的口、能劳动的手，或者再加上能直立的腿。但这种器官上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并没有阐明。阐明这个问题是在达尔文的时代，比较经典的说法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形成了与猿的根本区别。例如灵活而万能的手就是这样形成的。至于人为什么能直立行走，他的解释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森林的消失、草原的形成，早期的猿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平地；由于平地的不同环境影响作用，他们就学会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就把前肢、把手解放出来了，手形成以后就可以制造工具，手也变得越来越灵活了。这就是恩格斯的解释。首先是解放前肢，前肢本来是用来爬树的，也是用来帮助奔跑的，而现在前肢可以自由地用来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了。所以他提出来，“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他的原话不一定是这样说的，但是后人总结出了这个意思）。
如果要从人的起源来给人下个定义的话，通常人们认为，人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自从他制造第一件工具起，并且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后，他就跟猿区别开了，他就是一个人了。这个定义，也是一个“属加最近的种差”的本质定义。其他那些定义，比如人是社会的动物，像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有些人仍然坚持的人的语言本性，像卡西尔说的“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定义。它们着眼于比较贴近的种差，但还不是最近的种差，只有制造和使用工具才是最近的种差。很长时期，恩格斯的这一定义被视为金科玉律，似乎可以解释一切，于是成了人们的共识。现在如果要讲人与猿的区别，那显然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猴子抓来，看它们是不是会使用工具。把它们关在一个大房子里头，上面挂上香蕉，猴子够不到；然后放进一个箱子，猴子站在箱子上还是够不到；再放根棍子进去……有的猴子就毫无办法，但是其中一个猴子灵机一动，抄起棍子把香蕉给够下来了，这就是使用工具。但是人还能够制造工具。你把猴子关起来，给它各种材料，好像也没有看到它会制造工具。这就是人和猴子的区别，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英国有一个动物学家叫珍妮·古道尔，20世纪60年代起她对非洲黑猩猩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几十年住在黑猩猩群体旁边，每天都跟它们在一起。她发现黑猩猩居然也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有个例子就是，黑猩猩想吃到白蚁，非洲草原上的白蚁窝到处都是，那是白蚁用泥和唾液制造的坚硬的窝。白蚁的蛋白质非常丰富，怎样才能吃到它们呢？珍妮发现，有一只黑猩猩掰了一根树枝，把它的叶子去掉，制造成一根很实用的“钓竿”，然后把它伸到白蚁洞里去，那些白蚁认为是大敌入侵，纷纷来咬这根树枝。黑猩猩就从白蚁洞里把这根上面咬满了白蚁的树枝抽出来，放到口里顺着一过，就吃到了一口白蚁，然后再把它放回到洞里面去，接着又抽出来，再吃一口，这样交替着来。珍妮·古道尔后来把这个过程拍成了纪录片，并且写成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这至少说明，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它掰一根树枝，把上面多余的叶子去掉，这就是在制造工具嘛。你也许嫌它的工具太简单了，没有关系，再怎么简单它也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物啊。它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当作工具，来“钓”白蚁。好了，现在我们能不能说黑猩猩也是人呢？好像不能！黑猩猩不是人，它是猿，顶多是类人猿。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震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人们都陷入了困惑之中。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悬念了，但现在这样说不行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连珍妮·古道尔自己也感到茫然了，既然不能承认黑猩猩也是人，那么总得找一点理由来把它和人加以区别，来证明人和黑猩猩虽然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但两种制造和使用还是不一样的。珍妮·古道尔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认为人制造工具是双重的、二次方的，即不但能够制造工具，而且能够用他制造的工具再去制造另外一件工具。比如，他先制造一个石斧，再用这个石斧砍一根树枝，把它砍削成一个大棒，这样一来，这个石斧就是“制造工具的工具”。这就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人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而黑猩猩只能制造简单的工具。
这个区别从现在看也还可以，但是，解释得有点复杂。这样解释从类人猿到早期人类的过渡，中间跨越的幅度太大，不太自然。要想到先制造一件工具，为的是制造另一件工具，这恐怕只能是成为人以后很久的事，需要很大的想象力和远见。人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些必要的前提需要准备好。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不必讲得这么复杂，我们只要对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整个过程进行一番哲学的思考，就可以形成一种更加单纯的假设。这个假设是我提出来的。
我认为，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与黑猩猩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从整个过程来看，人类在制造和使用完工具以后，不是简单地把这个工具扔掉——像黑猩猩那样，用完就撂一边不管了，下一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再临时去找材料来制造工具——而是用完了以后，就把它带在身边备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但是人们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把人的本质定义重新拟定了一下，归结到一个定义——原来那个定义也没有错，但是有缺陷，不够完整，还需要补充，补充以后就是我的定义——“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我的定义与旧的定义的区别就在于增加了“携带”工具，看起来区别不大，其实已经有了本质的飞跃。携带工具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只有运用哲学的思维才能阐明。
从哲学的眼光看，携带工具表明：人类已经把某些自然物看作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他与自然界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既是自然物，同时也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他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黑猩猩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自然物，利用完了就把它交还给自然界，下次用时再去找、去制造。它和自然界还是相陌生、相外在的，工具只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制造出来的。所以，黑猩猩虽然已经爆发出某种创造性的灵感，能够在某个当下、某个瞬间改造自然界，让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这种能动性还只是偶尔闪现的，是“机会主义”的，还没有固化为它自身的一种日常功能。它所制造的工具也还只是受到过自己影响的自然物，而没有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人所制造的工具上面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样一个自然物已经成了他的“延长的手”。我们有时候也说，黑猩猩用棍子够得到天花板上的香蕉，是它把自己的手“延长”了，但那是我们代它做的解释，黑猩猩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棍子是它的“延长的手”，否则它就不会拿到香蕉后就把棍子扔了。人们有时候也讲工具是人类延长的手，但是没有去想这里面的哲学意义，而是把这种现象轻轻放过了，以至于人们在定义人的本质时完全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但人是真的把工具看作自己延长的手了，而且不光是延长的手，还是比自己的手更加厉害的手、更起作用的手。比如石头工具能够使人的手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比动物的爪牙更结实，比猛兽更厉害……
所以说自然物，比如石斧啊、棍棒啊……这些延长的手，都成了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肢体不是天生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人的一部分身体。所以，人对他制造出来的工具是非常爱惜的，绝不会嫌它太累赘而把它扔掉。例如，他制造出一把石斧，也许花了他一年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它打造得那么锋利，他怎么舍得把它扔掉呢？也许最开始制造出来的工具很简单，像黑猩猩的那根棍子，那个扔掉了不是很可惜，再找一根也很容易。但随着制造工具的复杂度加深、时间加长，再就是有些材料很稀少很珍贵，如水晶石，人越来越像带着他的宝贝一样带着它，像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带着它。就像自己的手一样，你不可能把自己的手扔掉，那你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工具扔掉。在许多原始人那里，工具甚至是人死了以后还要陪伴在身边，要埋葬在一起的。所以我这里提出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是人和猿的根本性的区别。
当然，还有“保存”工具，你把工具带在身边，就已经在保存它了，但是携带工具和保存工具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携带是更根本的，保存则可以是留在某一个地方，不一定带在自己身上，因此它不一定表达了人和自然的那种不能相互分离的关系或中介关系。国内其实已经有人意识到保存工具也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2］，但没有追溯到携带工具，而且没有把这种要素添加到人的本质定义中去。人们之所以没有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我认为主要是没有能够用哲学的眼光来分析这种经验现象，没有抓住这个现象里面的本质结构，也就是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结构。
由上述本质定义，我们还可以继续推出其他的次级定义。首先就是人的手脚分化和直立行走。我认为，甚至人的手脚分化和直立行走都是与携带工具直接相关的。人类为什么能够直立行走？就是为了携带工具。人要用手拿着工具走，所以才把手解放出来，最后形成了直立行走的习惯。我看到网上说，最近有几个英国科学家提出假设，认为原始人的手之所以解放了出来，是为了拿更多的食物，那些可以带走更多食物的种群活了下来，那些没有这种习惯的种群就灭绝了。哎呀，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怎么没有更进一步呢？说要拿食物，还不如说要拿工具更合理啊！食物多到吃不完，要靠手拿，这是很偶然的现象，不是经常性的，但工具可是每天都要携带的啊！这些英国科学家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提出要用手拿自己制造出来的工具。工具比面前的食物更重要，因为它是你安身立命的家伙，而食物呢，多的时候就多拿，当然会尽可能把手腾出来，但是没有的时候呢？你拿什么呢？如果不需要拿工具，没有食物的时候，你还是四脚着地的好啊，你还是要爬行啊，这怎么能够形成日常的习惯呢？可见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
我认为，仅仅是由于随时要携带工具，工具不能离手，经过长时间的进化，人的手才真正地分化了出来。否则，手不用拿食物了还是会在地下爬，或者是用来爬树。即使周围没有树，手还是闲不下来，因为与其让它闲着，不如让它帮助奔跑——四条腿肯定比两条腿跑得快。当然，如果遇到一棵树，那么空着手也有利于爬树，这也是一个优势。这都不会让早期人类的手单独分化出来。所以说，仅仅是由于要携带工具，人类才不得不把前面两个优势都牺牲掉了。手拿工具，手拿石斧，手拿棍棒，无论是追逐猎物还是抵御猛兽，都足以抵偿他的奔跑速度和爬树功能的损失，所以长此以往，人就直立行走了。
制造工具并不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是以人的直立行走为前提、以手脚分化为条件的。比如黑猩猩，它并没有直立行走，在奔跑的时候还是四脚着地，但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工具了。所以，并不是先要会直立行走，腾出手来，才能制造工具。黑猩猩虽然有时也可以直立，熊或其他一些动物也可以，但是它们在奔跑时肯定都是四脚着地的，而不像人手持工具两足奔跑。同样，直立行走也不是使用工具的前提。海獭用石头砸开贝壳，就是躺在水面上在自己的肚子上进行的。反过来说，单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也不会导致直立行走。总之，如果不是为了要携带工具，人是不会直立行走的。而人一旦直立行走，他的前肢不会退化，也正是因为他要携带工具，他的手在直立行走中是派有用场的。有时候，工具很沉，石头做的工具拿着是很费体力的，所以他的手就不会退化。其他的两足动物，前肢一般都是处于退化的状态，比如霸王龙、袋鼠。凡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它的前肢都呈现退化的倾向。而人类不同，人类的前肢和后肢，手和脚，在分化以后，仍然是呈齐头并进的进化趋势，十分匀称。所以，直立行走不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前提，而是携带工具的后果；由于携带工具，所以人能够直立行走。由此可见，在人类的起源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目前，国际人类学界基本上公认，人类起源于三百多万年以前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南方古猿。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露西化石，露西是一具南方古猿的女性骸骨，考古学家为之起名为“露西”，有二十来岁。相关研究证明，她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是介于猿和人之间的环节。我们今天的人类全部要追溯到这样一个始祖，我们把她称为“夏娃”。有的科学家根据她的骸骨化石画出了复原图，但是所有这些图都画得她两手空空，并且加上这样的解说，说人类之所以直立，是为了在大草原上视力更加开阔。这是一种对人类直立行走的原因的更为流行的说法，说人之所以直立行走是由于地球气候变得干旱，原先栖息的树林消失了，变成了草原，草原上没有树，人不能在猛兽来时及时爬到树上躲避，所以必须在天敌还没有靠近自己、还在很远之处的时候就发现它，这就需要站立起来扩大自己的视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站立的习惯，因此就把手腾出来做别的事了。恩格斯当年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但这种解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为了视野开阔？他们不会需要一天到晚视野开阔，派一两个人站在高处警戒，其他人就可以埋头找食物，挖草根，干自己的活儿了。非洲有些动物就是这样，像猫鼬，它们会派一只猫鼬站在高处，去观察天上的飞禽、远处的猛兽有没有动静，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就报警，其他同伴就会撤离，钻到洞里去。不光是猫鼬，其他的一些动物也是这样。凡是群居的动物，如羚羊，往往都有专门负责警戒的，其他的都各干各的事情，接到报警大家就奔逃，这样更节省安全成本。所以，即便为了视野开阔，人类也不必固定一个直立行走的姿态。
后来在露西发掘地点的附近又出土了与此同时代的甚至更早的石质工具，以及带有被石器砍砸过的痕迹的动物骨骼，这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当然，在这个露西的旁边没有发现工具，但是这可以解释为也许她当时使用的不是石器，而是棍棒什么的，年代久远烂掉了。但是既然她能够直立，她的手又没有退化，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设想她手中应该是握有某种工具的，设想她已经处在一个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阶段。要是我来画露西，或者拍一部关于露西的科教片，我就会在她的手里放一件工具，否则，她就还只是猿，而不是人类的始祖。
20世纪末出现了大量的野人报道，现在还有，经常有哪里又发现了野人，甚至还有拍成录像的消息。但是用我这个观点来分析，可以说那些都是假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目击者报告说看见一个野人手持工具在那里行走。有一个最新奇的视频是，一个两米多高的野人，大脚怪，甩开膀子走到树林里去了，中间还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电影导演帕特森拍的，据说这是他在森林里面遇到的。当时我看了就说，他那两个胳膊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看就是没有用的，那它们不会退化吗？他那两个胳膊那么粗壮，要么就用来爬树，要么就用来奔跑，这并不妨碍他也可以用来御敌或攻击，就像其他猛兽那样。他两条腿直立着走路，那两个膀子却空着没有用——那么粗的两个膀子，不用来走路，这不是浪费吗？如果给他手里面放一根棍子，那就好说了，他留着两个膀子是用来拿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生物学里面任何东西都要解释，解释它的合目的性。这两只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合目的性？我们看不出来。如果有一天有人目击到一个野人带着他的工具，那么我就会相信野人可能存在，相信这就是一个野人，而不再是猿了。否则的话，它还是猿猴。［3］
这就是人类的起源问题，我在这里特意把这个问题强调了一下，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携带工具是人跟猿类相区分的一个最重要的界线。携带工具有重要意义，这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现有考古的实证资料，加上最简单的想象推理出来的。这种想象比珍妮·古道尔的想象要简单得多，不需要增加任何假设，不需要设定人类更复杂、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而是就在黑猩猩已经达到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水平上，将这种制造和使用加以时间上的延续。然而这种时间延续肯定有它的哲学性，就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最后也要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了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并且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模式——“此在”的模式。
下面一个问题，是语言的诞生。
（三）语言的诞生：符号模式
谈到人类的起源，除了谈到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之外，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Logos。人是能说话的动物，这是人和猿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如何来解释人的语言的产生？人为什么那么聪明，能够发明语言？这单从大脑的发育或意识的飞跃是解释不了的，显得颇为神秘。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上看，把上面所设定的人和自然的中介性模式加以扩展，从一种客观的行为模式扩展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并且在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互动中考察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现代心理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如行为主义、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还有功能主义和控制论等，来提高我们的思维层次。
首先，从哲学上来看，携带工具这件事表明，人类已经能把间接性的东西变成一种直接性的东西。用这个东西干什么，那是间接性的目的和目标，通过这个手段来实现那个目标。由于人着眼于那个目标，但又不能直接达到它，而必须采用工具，所以那个目标是间接的。而这个工具就是促成那个目标实现的中介，用这个工具不是着眼于这个工具本身，而是要用这个工具来达到别的目的。但是人手里面拿的这个东西是直接性的，他直接抓住它，使用它。而黑猩猩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直接性，它仍然把这个工具看作一种间接性的自然物，是它临时需要一下但本质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它不过是把两件间接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然后从中留下了它想要的，而另一个用完就抛弃了。但人类不同，人意识到这个本来也是间接性的东西现在成了他的直接性，是他把它变成了直接性的东西，所以他要把这个工具保存在身边，好像它是直接长在自己身上的。当然其实它也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身体之外的间接性的自然物，它要是被损坏了，不能像自己的手一样自行修复、长好。但他仍然像用自己的手那样直接支配和使用它，这就使直接性的东西和间接性的东西成了一个东西，或者说通过工具，就把直接性和间接性打通了，把人和人之外的自然界打通了。人之所以要保留那个工具在身边，其实是为了达到和自然界相通的目的。这表明人类已经把间接性的东西纳入了直接性的东西，统摄进了直接性的东西。直接性的东西已经在他手里面了，他把这些工具作用于别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一次作用，而且可以多次使用。这就叫“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用这件工具去对付。这里面就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广义地来说，叫“符号”。
什么是符号？一般来说，符号就是那种既是间接性又是直接性的东西。它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直接性的东西就是呈现在面前的东西，间接性的东西就是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而呈现在面前的东西是确定的，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呈现出来的是“一”，在背后有待于被带出来的则是“多”。按照这种模式，工具就是“一”，而工具所能够达到的这个那个目的就是“多”，所以工具作为符号，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的那种具有概括性的东西，或者那种“纲举目张”的东西。那个“纲”就是一种普遍性的共相，是抽象和简化了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
原始的工具几乎是万能的。一把石斧，可以干各种事情，可以用来打猎、砍树、割草、挖掘植物的块根、切碎食物、抵抗猛兽等。原始人随时把它带在身边，是因为它的用处太多，更因为这个共相、这个工具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到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制造出来的。如果随时都能找到，并且三下两下就可以制造出来，就像黑猩猩掰一根树枝去钓白蚁那样，那它就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共相，它还只能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殊相。当然，在东非草原上到处都有树枝，但是万一到了一个没有树枝的地方呢？全是红土和岩石呢？那就需要把一根树枝带在身边，带着它就可以到处漫游，不受局限了。这就是原始人考虑到的问题。工具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的，不带着怎么行啊，必须要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能够进行这样的思考，表明原始人已经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了，他的工具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运用场景，他能够考虑到无数可能的场景了。而且这样思考也很实在，虽然目前看起来带着这种东西没有用，还要花上多余的力气，但这是值得的，带上会有用的。
“符号”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相符合的记号，“符”字本身就是记号的意思。中国古时候的兵符叫“虎符”，是用来调兵遣将的。一块虎形的铜制品剖成两半，主帅和将军各执一半，主帅的传令兵要传达命令，必须带上虎符，与将军手中的那一半合上了才有效。西文的symbol这个词也有类似的意思，它的本义是“陶片”，是说古罗马人如果谈得投机，分手时发誓永做朋友，就举行一个仪式，当场摔破一个陶罐，双方各执一片，即使几十年后，双方或者双方的后代拿着这块陶片到对方家里，只要对上了，就会受到盛情款待。当然，这种“符合”不仅仅是指两样东西相吻合，而且指它们所代表的含义与这个符号相合，两块陶片或两半虎符合上了，就意味着想要传达的意思合上了，所以西文中这个词又有“象征”的意思。虎符是权力的象征，陶片是友谊的象征，一个有形的符号象征着很多无形的东西，意义大于形式。
工具在人类这里就具有这样一种象征性，它不光是拿在手里的这件东西，而且象征着其他的东西。一个是象征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权力，人类可以借此向自然界发号施令；再一个，它传达着人与大自然的友谊，有了这个符号，大自然不再是陌生的、可怕的，也是亲切的。工具本身就是自然物，既然人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像马克思和黑格尔说的，当作自己“无机的身体”，那么由它所控制的其他自然物也将一个个成为他的无机身体，最终，甚至整个自然界，也会在原则上被看作是他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4］ 。所以，工具在这里具有一种符号结构，它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注意马克思讲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这表明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关系一旦发生，就不仅仅是人的肉体与自然物的关系，而且是精神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说，这种关系中的一方是人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关系使人具有了精神，或者说，人的精神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形成的。这听起来像一个悖论，但它也正说明人的精神的发生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最开始的精神是朦胧的、沉默的，并不伴随着语言。当然不排除有表情语言和肢体语言，特别是手势语言，但还没有分音节的口头语言，言语。最初的猿人与黑猩猩一样，他的口腔和喉部结构很不适合发出清晰的音节，只能发元音，就是嚎叫，而不会用辅音分出一个个音节。人类从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到形成能够说话的一套发声器官，人类学家估计至少经过了一两百万年，有的甚至认为人能够清晰地说话还是最近十几万年的事。但人的行为则早就具有了精神的特点，也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甚至深思熟虑的特点。携带工具表明他已经具有了抽象能力，并且长期的携带工具使他养成了携带工具的习惯，在他的大脑皮层上就开始形成了这样一种抽象思维的心理能力，而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语言。不过即使还没有产生真正的语言，人的心理也已经具备了产生语言的一切必要条件，这就是在人的行为中形成了那种符号模式，或者说，人的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活动。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提出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可以作为这里的参考。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与外界互动的过程，在两岁以前是“感知运动阶段”，形成了一定的“感知运动图式”，也就是运动和知觉之间的某种协调模式。而第二个阶段，即二到六岁的“前运算阶段”，则是语言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成为表象或形象图式。这个阶段出现了语言，标志着婴儿期的结束。儿童开始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并用语言开始与人交际”［5］。可以说，语言产生之前的原始人，相当于人类的婴儿期，他通过携带工具所掌握的运用符号的能力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感知运动图式”，而语言则是这种图式或行为模式在人的心理中“内化”的产物，也就是由外部行为内化为心理模式，再由这种心理模式外化表达为语言。所以，携带工具和掌握语言这两种外部现象是出自同一种心理模式，而这种心理模式首先是由携带工具形成的。
通过分析其结构模式可以看出，人的携带工具和运用语言这两种能力是同一级别的、同一类型的能力，也就是运用符号的能力。所以美国哲学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给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他的这个“符号”就包括工具，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然也包括制造和使用语言。他没有提及携带工具，不过这个定义既然把工具看作一种符号，也就包含这个符号是常设常备的意思。因为符号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它的内容可以像流水一样流过，但它本身作为形式却一直不动。所以他这个定义和一般说“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排除了那种“用过就丢掉”的意思，因为丢掉了就不成其为符号了，就只是符号所要表达的东西了，因此它隐秘地包含我说的“携带工具”的意思。但这个定义同时又有人是语言的动物的意思，因为语言同样也是符号。语言都是符号，每一个词、每一个音从我们嘴里说出来，都具有符号的性质，都代表某种含义。但除了某些象声词和感叹词之外，又不是直接显示出含义，因为同一个含义、同一个所指对象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的发音是不同的，而在同一种语言中，某种发音、某种符号意指什么，那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了的，都代表某种共相、普遍的概念。
现在我们来考察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动物也有“语言”。首先动物有“肢体语言”，比如动物有表情、姿态等。高等灵长类动物都有肢体语言，还有各种不同含义的发声、呼叫，用于求爱、报警、威胁、宣示领地或者招呼同伴等。这些都是“语言”，但都不是真正的语言。为什么呢？它们不能用来讲述。这些“语言”，这些打引号的“语言”能够用来进行某些联系和交往，能够用来命令、祈求、警告、威胁等，但它们都只是些信号或者记号，而不是符号。符号和记号、信号是不一样的，真正的语言应该是符号，符号是可以用来讲述的，或者如皮亚杰所说，是用来计算和操作的。黑猩猩和那些动物所发出的都是信号或者记号，是直接的表示和发泄，而不是间接的计算和操作。真正的语言是符号，是象征，它必须从直接性进入间接性，并把间接性包容进直接性中，两者“相符”。词和意义、能指和所指，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但这个联系又不是直接的，它不是单纯指面前的这个对象，而是从这个对象回到自身，使语词自身作为象征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一个词可以有它自己的意味，但这个意味不一定在跟前，也就是说，当人们说某个词的时候不必指着一个东西来表示说的意思，而是像皮亚杰说的，“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它可以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情来操作。这才是真正的语言。人们用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对象，给它“命名”，然后用这个简化了的符号、这个“名”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约定、相互交流，这就是讲述。这个“名”就是一种公共的符号，我们可以用它在人与人之间沟通，我们要讲述的对象可能不在这里，但是我们运用这些符号，可以交流对它的想法。这就是符号和记号、信号的区别。
比如动物在天敌或者猛兽来袭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来报警，有的动物可能比较精明，看到不同的敌人就发出不同的信号，但是它们不会在猛兽没有来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谈论”猛兽，只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动物用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猛兽来发警报，这还不叫“命名”，只有人才以某种声音来给某种动物命名，因为人不仅仅是在遇到威胁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报警，而且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也用这些声音来谈论这些动物，来交换对它们的看法。比如我们可以谈论狮子，这个你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符号来命名它，来传达对它的感情，恐惧或者崇敬，以及对付它的办法。或者我们要打一头野牛，那我们就要交谈，要统一目标、制订计划、做好分工，这些都需要进行符号操作，光有默契是不够的。再或者，我们打到了野牛，吃饱喝足了，有了剩余精力，只是为了好玩，只是为了娱乐，当然其实也是为了把积累的经验传递给大家，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就开始庆祝成功，重复表演这次狩猎的过程，并谈论这次冒险的经历。这时候语言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发声和嚎叫了，而是“叙述”（articulation），也就是各种声音单元的有规律的连接，这就是分音节的语言。一个发声不能只代表一个警告，而必须要接下去，要和别的发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句子，形成一个“命题”。动物的发声只表示警告，或威胁，或别的直接的意思，但是真正的语言应该形成命题，就是命题语言，命题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
什么叫命题语言？命题语言的标准形式，就是要有一个系词，作为联系纽带，把主词和谓词联系在一起，来构成一个句子。比如说“这是……”（this is...），这里有一个“是”字，后面可以加任何词，这是最简单的命题语言，最初用于命名。小孩子学语言就是这样，我们告诉他，“这是爸爸”、“那是妈妈”，然后要他“叫爸爸”、“叫妈妈”，“叫”就是和他约定一个命名。最简单的命题语言就是这样的，不是为了向同伴们通报威胁，而是要和别人交流、商讨。当然，不是任何命题语言都是这么标准的，它可以是名词加任何动词，在某种语境下或者配合某种手势，也可以是单独一个词就表示一个命题。比如，我向同伴们大喊一声：“狮子！”意思是：狮子来了！然后我们一起把狮子赶走了。赶走以后我们聚在一起，我说：“那是狮子。”这就是用命题语言和大家约定，我们以后就把这样一个名字安到这样一个动物的头上。所以，不一定要用“是”字来联系一个句子，中国古代常常是这样表达：“此乃狮子也。”孔子说：“人者仁也。”原始人更简单，往往用一个单音词来代表一句话，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说一个“椅”字，有可能是表达“给我椅子”或“让我坐椅子”等。但这都是语言初创时的情况，说话者心目中已经有命题语言的意思了，但还没有学会表达，假设我们问他：“你要的是这把椅子吗？”他会点头。所以他说的意思可以转换成标准命题语言的形式：“我要的是这把椅子。”［6］
有了命题语言，人类的交流就变得随时随地了，就变成普遍的了。一群黑猩猩在一起休息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语言交流，顶多就是互相梳理毛发，它们没有什么可谈的。有时候，一只黑猩猩要向另一只黑猩猩讨一点儿吃的，它也不会说，只会可怜巴巴地伸一只手过去。而原始人在一起呢？他们就会喧哗，不断地说话，不断地做表情，不断地做动作，在篝火前不断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你看看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哇哇大叫，也不怕把猛兽吸引过来。为什么在所有的生物里面，在所有动物的新生儿中，只有人类的孩子一生出来就哇哇大叫呢？康德曾经提出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孩子对自己的无能和受到强制表示“愤慨”，体现了人追求“自由”的天生本能。［7］这当然是瞎猜了，他主要想以此来证明“天赋人权”。但也有一点道理，就是人类的孩子生出后就大声哭叫，表明他在要求声音上的交流，要求亲人语音上的关爱和抚慰，这是人类的孩子跟黑猩猩和其他动物的幼仔不一样的地方。人类的孩子是要求语言交往的，所以他要用声音来宣告他的到来，这是从人类的遗传基因里进化出来的一种先天机制。在人类的基因里已经有了语言的基础，人生来就是要说话的。其他动物分娩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千方百计隐蔽起来，因为怕天敌发现。人类当然也怕天敌，但是人类的天敌已经比较少了，他们的语言交往的需要迫使他们在先天结构上必须准备好说话的身体机制。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能说话的动物。海德格尔也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上次课给大家讲到了人的起源问题，以及人和猿的区别，人的本质从哪一点上可以跟动物区别开来。前面讲了，一个是工具的问题，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而且，我特别强调了携带工具的重要意义；再一个呢，是语言。现在我们可以总起来考察一下。携带工具和语言这两者具有一种同构性，都具有一种符号结构：携带工具是一种符号性的感知运动图式，它内化为人的心理思维模式；语言也是一种符号结构，它由人的这种心理思维模式外化而来。那么，携带工具这种符号模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人与自然界交流的媒介，我们通过携带工具与大自然打交道，来征服大自然，来利用大自然，来亲近大自然，使大自然成为自己无机的身体。而语言符号模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与他人打交道，来支配他人，来和他人共同合作，来使他人和自己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两者都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媒介，一个是人与人的媒介。媒介的作用也就是符号的作用，它们都是人的符号，都是用一个直接的东西支配无数间接的东西。符号有这样一种作用，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符号代表很多很多的意思，不用讲那么多，只要抓住一个关键性的要点，把它提出来，就可以把所有的内容都概括到里面。我们把这样一种符号结构内化于心，它就是概念的抽象作用，也就是理性。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概括很多具体的事例，或者从很多事例中抽象出一个共同的概念，这就是理性的功能。
例如，人类的携带工具，以及语言的形成，都表明人类具有了一定的概念抽象能力。只有思维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抽象水平，才能够携带工具，才能够创造和使用语言，才能够形成命题和给事物命名。这种抽象作用使动物的心理活动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质的飞跃。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也有心理活动，心理学家除了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以外，还研究动物的心理。那么，心理活动的这样一种抽象作用，我们就称为意识。动物，我们从类比的意义上讲，也有“意识”，比如它能“意识”到它的对象，但是严格来讲，它是不具备意识的。因为意识需要用语言来做载体，只有表现为一种语言、一种概念、一种共相，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才能称为意识。
早期原始人，在还没有产生语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产生出语言的心理结构，只是生理上、发声器官上还跟不上，还不配套，只能有各种肢体语言和手势语，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意识是朦胧的，他的概念是模糊的，还没有摆脱表象的含混性。清晰的意识是伴随着语言（即口头言语）而产生的。最早的一种，我们称为“类意识”。什么叫类意识？类意识就是一种共相，把讲同一种语言的人都视为同类。动物种群虽然也聚集为一类，但它们是靠本能，而不是靠类意识，所以动物有类而无类意识，因为它们缺乏形成类意识的语言媒介。原始人一旦有了语言，就有了类意识，就是把他们能用语言交流的一些人认同为同类，其他的呢，就是禽兽，就不是一类了。类意识使人类的聚合不再凭借单纯的生殖，也不再凭借武力，而是凭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普遍媒介，即共同的语言；他们的群体由此就不再是偶然的聚集，而是有规范、有礼俗、有等级和有道德秩序的，这就是荀子所讲的“有分”，也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然，真正要成为“政治的动物”，除了语言之外，还要有文字。没有文字，人类虽然已经有“文化”，但还没有“文明”。这就是进一步讨论的话题了。
人类最先产生的意识就是类意识。类意识表明人是不可能孤独地存在的，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语言是独自使用的。人可以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独特的情绪，但语言不可能是私人的，语言是公共的。语言再独特，也是要说出来给别人听的，而且是能够说出来让别人懂的，否则就不叫语言。这就和人不可能孤独地存在是一个道理，人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形成自己的本质，人是通过与他人打交道来给自己定位的。当然，与他人打交道和与自然界打交道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首先通过携带工具来和自然界打交道，工具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媒介。但是工具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或延长的手，实际上也是可以传承给别人的，比方说我的手是不可以借给你用的，但我的工具可以借给你用，甚至送给你。把自己用得顺手的工具送给另外一个人，这是只有具备强烈的类意识的人才能做得到的，因为他不但把这工具看作自己个人延长的手，而且看作整个部落、整个类的延长的手，说明他把自己看作和整个类是一体的。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一个是携带工具的习惯，有携带才有保存，有保存才有传承；另一个就是语言的形成和传承，它导致类意识的形成。语言也是可以传承和必须传承的，因为语言是社会的，这个社会性不但表现在同一代人之间，而且表现在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代代相传。人们通过传承工具和传承语言，实现他们的社会性。我们世世代代在同一个社会中生活，这才体现了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前面讲动物也有群体，如牛群、马群、黑猩猩群体，但是动物却没有一种语言，也不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当然也不能够传承工具和语言。只有通过这两个要素——一个是对工具的制造与传承，一个是对语言的使用和传承——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所以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本质不是他个人固有的抽象物，把一个人孤立出来考察他的本质，那是考察不出的，那是抽象的，没有内容的。人的所有的本质都取决于他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和他人是一种什么关系。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在其现实性上”，不是空谈的，要看他在社会上是如何生活的，在历史中又是如何传承的。我们由此进入人的本质的第二个话题：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