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是“为儒学的未来把脉”。这个题目不是我出的，是主持人提出来的。
原来我想的一个题目是“儒学杂谈”。杂谈嘛，好像不像一个题目，不大恭敬——你们到这儿来，难道就只听我“杂谈”？后来，我就说改成“关于儒学种种”。这个题目看来也缺乏吸引力。王先生改成现在这个题目。现代商业化社会，把题目当商品来卖，要吸引人，才能收效果。我就同意了。
但是，说实在的，我不敢承当这个题目。我怎能为儒学把脉呢？医生看病都知道把脉是怎么一回事，我可没有这本领。这不是什么谦虚、客气。这题目也许把大家给骗来了。“骗”来了以后，我想在这儿说明一下：大家要是听了不高兴，走就算了。这是实在话，我不在乎这个。不要照顾我的面子。那么多批判我都不在乎，何况这个。
这个题目倒使我想起了小时候，见过看相算命的小摊上有时写着几个字“哲学算命”，不知道在座年纪大的人看到过没有？哲学怎么算命呢？我是哲学系出身的，在大陆时，在哲学研究所任职，在国外，也在人家的哲学系，哲学与我总有一些关系吧！
一 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儒学？
哲学是什么东西？或哲学是干什么用的？这本身便是一个大问题，到现在为止也搞不清。什么是哲学？摆摊子的算命是哲学吗？记得当时我以第一志愿考进哲学系，由于我在中学时的数理化相当好，同学很奇怪，问我考这个干什么，是不是要算命什么的——今日“为儒学的未来把脉”不也就是算命了吗？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并不清楚。最近法国两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合写了一本书What is Philosophy？（《什么是哲学？》），去年翻成英文。美国有个教授开玩笑地说，最好的回答是不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永远回答不出来。
那哲学是干什么的呢？学哲学有什么用呢？我想，哲学的用处之一是可能喜欢提问题，在大家觉得没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让人去想。好像哲学史有名的例子：我在这儿，杯子也在这儿，我出门以后，你怎么证明杯子还在这儿呢？太阳天天升起来，你怎么保证太阳明天一定升起？有一套理由，但你为什么相信这套理由？
现代哲学家加缪提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他说，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辩证法有几个范畴等等，都是次要问题。自杀与哲学有什么关系？这其实是问人活着为什么，或人活的意义、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事时，有一名研究生多次向我诉苦说，人生实在无聊。我说，那你就去自杀好了。这个学生当然不肯也不会去自杀。加缪提出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以为这要靠你自己去寻找、发现、选择、决定。这不就是哲学吗？
我想哲学的功用是刺激人去想。恩格斯认为，学点哲学史，可以使人聪明一些。哲学的功用也许就在于制造一些基本概念，以提供视角，探索道路，从而对人生根本问题进行理论性思维。这也许是哲学的一点用处吧！
很遗憾，在中国，五六十年代学哲学，学会了许多条条框框，什么唯物论四点、辩证法三条，到处去套，自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其实毫无用处。于是，越学越蠢。
从把脉，想起了上面的问题。现在，我想从哲学的角度，从大家也许不大注意的地方，提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学（或儒家、儒教）？尽管现在、过去关于儒学的会议开了不少，关于儒学的书也写了很多，汗牛充栋，但儒学是什么，我觉得并不清楚。
“儒学”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有好几种意见、看法。第一种，儒学是相对于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的一种学说、学派、思想。但这个说法只能应用在先秦的孔子、孟子和荀子上面。后来的儒学吸收了大量的道家、阴阳家、墨家、佛学的思想，那还算不算儒学？
陶渊明算不算儒家？从朱熹、梁启超到陈寅恪，都有不同意见。有说是儒，有说是道，有人说是外儒内道，我也可以说他是内儒外道。李白是道家，还是儒家？说他是道，他却参与永王起兵的政治活动，还一心想当官。道家本是退隐的。
到了近代更麻烦。康有为打着孔圣人的旗子，但在《大同书》里，很重要的一章却是“破家界，作天民”，否定家庭，结婚还需订契约。那他属于什么家？章太炎也同样麻烦，他写了一篇《五无论》，“无政府”、“无人类”，什么都不要。那他是什么家呢？章太炎骂过孔子，但他又是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当然是儒家的一个派别。
再后一点有鲁迅、胡适，他们都说打倒孔家店，还算是儒家吗？但鲁迅和胡适对母亲的孝顺，行为上又完全是儒家的影响。那么到底什么是儒家呢？
以牟宗三为首的现代新儒家认为，真正算儒家的，除了孔、孟以外，就到宋明理学，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算是儒家；其他的人，甚至汉代的董仲舒都被排除在外了。
那么，董仲舒、王安石、柳宗元等，他们不像法家，道家也不像，阴阳家也不像，他们像什么家呢？岂不是“无家可归”了吗？
毛泽东在“文革”中，把柳宗元和王安石封为法家，但大部分学者并不同意。而《汉书》里头写得清清楚楚，董仲舒为“群儒之首”，是儒家的首领。这样看来，牟宗三等人的儒家定义未免太狭窄了。
其实，在传统中国，只要是读书人，一般都算是儒生，因为他们读的主要是“四书”、“五经”，受的是儒家教育，相信孔夫子所说的那一套。《儒林外史》描写的，林林总总，不都算“儒”吗？这是最广义的儒家。
所以虽然讨论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什么是儒家却并不清楚。我今天是提问题，让大家注意这个概念，搞哲学的都喜欢重概念，提问题，但答案常常是错的。我的答案可能也如此。
我认为儒学是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称其为汉族、华人也好——的行为、生活、思想、感情的某种定势、模式，我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我认为儒家最重要的是这个深层结构。
农民一直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到现在还是一样。他们不一定知道孔夫子，也不拜孔夫子。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思想方式、情感表达，全部都受儒家影响。他们重视家庭生活、孝顺父母、祭拜祖先，慎终追远，这都是儒家思想，尽管他们本身不一定知道。他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就是要很勤奋、不偷懒。所以，华人不管在哪里，一直都很勤快，都能够生根发展。印度的和尚是化缘过日子的，中国的和尚当然也化缘，但更强调自力更生，寺院有自己的土地，和尚本身也要干活。宋朝的百丈清规规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恐怕就是儒家渗透进去了的。佛教讲爱护众生，挖土会杀害生命，也是罪过呀！儒家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一般农民、和尚不拜孔夫子，但还是接受了儒家。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非常重视此生，虽然也祭拜鬼神，其实是一个世界，天堂、地狱等等另一个世界事实上是为这个世界服务的。拜神求佛，是为了保平安、求发财、长寿，这与基督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中国的神不只救灵魂，更重要的是救肉体。有些宗教强调拯救灵魂，甚至认为必须折磨肉体才能得救，走入黑暗才能得救。但儒家不然，儒学不特别重视纯灵魂的拯救，我开玩笑说，中国人的负担很重，死了还有责任，保护活在世间的子子孙孙，死了也还是属于此世间的。这不是道家，也不是佛家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到现在还保存下来，是重要的方面。
所以，我重视儒家，并不是因为它死了，要把它救活。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说儒家死掉了，要救。我觉得情况恰好相反，正因为它还活着，我们才重视，要把无意识的变成意识的。老实说，如果真死了，凭几个知识分子是救不活的。
因此，儒学不能变成深奥难懂的哲学理论，变成少数人的东西，那意义不大，也失去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儒家的基本精神恰好在于它对塑造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人是很实际的，两个人吵架，调解人总说算了吧、算了吧！并不讲谁对谁错，和解了就行，不吵了就行。我小时感到奇怪，总要说个谁是谁非，到底是你对还是我对嘛！西方就不一样了，经常要上法庭，找律师，搞个是非判决，但上法庭有时搞得两败俱伤、人财两空。中国人一般不大愿意打官司，请中间人这边跑跑、那边跑跑，调解了事，以和为贵，是非不必要搞得太清楚！这倒是真正的儒家精神。
到底什么是“儒学”，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上面自己的看法、意见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梁漱溟先生说：“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这句话看来简单，其实十分深刻。我上面所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儒家的重要性，即是在它塑造华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上。儒家与其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比当然也有它的弱点。《儒林外史》里的那些儒生不就很丑陋吗？五四以来对儒家不是批判的很多吗？不是说“丑陋的中国人”吗？我愿再次强调，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长处、短处，儒家也是一样。有人说儒家是最好的，明天就能拯救全世界。我看是头脑发烧。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短处，它们不仅是书本、理论的东西，而是存在民族身上的活生生的长处、短处或缺点，你只要认识它，意识到它，你才可能知道怎样去发挥长处，改变弱点。要不然你怎能改？怎能前进？我觉得研究儒学的意义就在此。从这个角度去回答“什么是儒学”，不是更有意思、更为重要吗？
二 儒学是哲学还是宗教？
我现在要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儒家是哲学还是宗教？这是有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宗教，但大部分人认为是哲学，不是宗教。孔子没有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或天之子，他是普通人，“吾非生而知之者”，说得很明白。
他没有像耶稣一样创造奇迹，盲人的眼睛一摸就亮了。他老说：我只是好学。儒学没有人格神的观念，也没有宗教性的组织。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他不否定、也不肯定鬼神的存在，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的态度很有意思，相当高明。这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到现在为止，科学也不能证明鬼神到底存不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儒学的确不是宗教。
海内外学者因此认为，儒家就是哲学。我觉得这也有问题。儒家对一般的人民起的作用，不是哲学或哲学家，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等所能企及的。哲学主要对某些科学家、知识分子起影响。孔子不一样，他的学说有点像西方的《圣经》，很长的时间对一般老百姓起了重要的影响，像上面讲到的那些，就不是哲学家所能起的作用。
因此，说宗教儒家不是宗教，说哲学儒学不是哲学。西方哲学一般讲究理论系统，儒家却很少去构成真正的大系统，它讲究的是实践。所谓“礼者，履也”，功夫即本体等等。假如远离行为去构建一套理论体系，在儒家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中国逻辑不发达也有这个原因在内。
西方哲学家，可以躲在房间里，想自己的，不管实际，理论本身就有它的意义。但是，不管是孟子、荀子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都反对这种态度。而且，他们的学说对人们日常生活也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颜氏家训》、《朱子家礼》、《治家格言》和曾国藩的家书等，都把儒学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管制着人们的行为、思维和生活。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并不能管人的生活。所以儒学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用西方宗教、哲学等这些概念来套便很难套上。
儒学可说是半宗教半哲学、亦宗教亦哲学，这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西方哲学，从中世纪神学分化出来以后，主要成为一种思辨性的理论论证。儒家当然也讲理论，但更讲感情。
孔子在学生提出父母死后要守三年丧，会不会太久时，本可以有几个可能的回答：这是天的意志、上帝的要求，你必须这么做；或者说，这是政府的规定，必须遵循；或者说这是历来的习俗，必须服从，等等。但孔子偏偏不这么回答。他反问门徒：父母死了，不守丧你心里安不安？门徒回答：我安。孔子说安就不需要守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是把道德律令建立在外在的命令上，如上帝、社会、国家、风俗习惯等，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情感上。他说，父母生你下来，也要抱你三年，父母过世了，不服丧，你心里安不安啊！孔子提出的是人性情感的问题。动物也有自然情感，雌虎、母鸡保护小虎、小鸡是自然现象。公鸡就不行了。动物长大后，就根本不理“父母”了。
但儒家却强调父慈子孝。这就不是自然情感，而是人性情感。儒家认为，人的一切、社会的一切，都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就把情感提高到崭新的深度和极高的水平上，这是孔子的一大功绩。他把理性、智慧、道理的各种要求，建立在人性的情感上面。这就是我认为儒家不同于一般哲学思辨的重要特征。
这一点，过去很少人从根本理论上加以强调。儒学强调情理不能分隔，而是渗透交融和彼此制约着的。例如“理无可恕，情有可原”。同时强调情里面有理，理里面有情，“理”的依据是“情”，而“情”又必须符合理性，从而“理”不是干枯的道理，“情”不是盲目的情绪。所以，尽管儒学提倡忠、孝，却反对愚忠愚孝。
中国人喜欢讲合情合理。我上课讲儒家的下述原则时，外国学生听得笑了。我说，如果父亲生气，拿根小棍子打你，你就受了吧！要是用大棍子，就赶快跑！这就是所谓的“小棍受，大棍辞”。我问他们：为什么？古人作过解释，父亲是一时气愤，真的打伤了孩子，父亲也伤心。孩子逃跑，反而真正“孝顺”了父亲，不逃反而是愚孝，你受伤，父亲心理也受伤，名声也不好。左邻右舍会说：这个父亲多么残忍啊！你逃是很有理的，不只保护你自己，也保护了你父亲。
孔、孟都讲“经”与“权”。“经”翻译成现代语言就叫原则性，基本原则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权”是灵活性，要你动脑筋，要有理智，有个人的主动性。有经有权，才真正学到儒学。儒学不是一种理论的条条而已，在政治、经济、生活上都有用处，既讲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不是情感上的盲目服从，也不是非理性盲目信仰。君王或父亲都有犯错的时候，做臣子或做孩子的，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跟日本的武士道不一样。中国在大事上强调过问是非。好像父亲、君主要你去杀一个人、打一个仗，也要考虑到对不对，日本武士道就只讲输赢，不问对错，盲目服从、信仰、崇拜，打输了就切腹自杀。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关于刺客的故事，遇到好人杀不下手，不杀又对不起主人，就自杀了。他没有盲目地服从，儒家很赞赏。儒家有所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等说法，就是说服从道理比服从个人包括君、父重要。这是非常理性的态度。儒家没有并反对宗教性的狂热，但非常强调人的情感性的存在，并认为人的行动都以情感为基础。
儒家的好些基本观念、思想以至范畴，如仁、义、礼、敬、孝慈、诚信、恩爱、和睦等等，无不与情感直接间接相联系。
儒家强调情感，甚至把宇宙也情感化。天地（自然界）本来是中性的，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儒家偏偏要给它一种肯定性的情感性质。你看，天地对你多好，赐给你生命，“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要努力才符合天地的规律。儒家使世界充满着情感因素，我认为这点十分重要，“人性善”才因此产生，这与基督教传统不一样。
有人说，基督教才是中国人的前途，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当然，基督教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信教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要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完全信奉基督教，我觉得会比较难。例如，对中国人来说，原罪说很难被接受：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有罪呢？为什么生命是一种罪过？我要去赎罪？中国人认为给予生命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说，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的耻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
孔夫子在《论语》第一章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种快乐不是感官的快乐，不是因为我今天吃了螃蟹特别高兴，而是精神上的快乐。归根究底这还是一种包含理性的情感，是某种情理交融，可见儒家讲的理性是活生生的，带有人间情感的，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这也就是人性。儒家的根本问题就是建造完美人性的问题。
儒家这种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始终讲究奋斗，讲究韧性、坚持，所以我说中国很少有彻底悲观主义者。自杀的中国文人比日本少，日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自杀了，在中国这大概很难发生。
中国人即使在困难时，总愿意相信前途美好，明天时来运转，所以只要坚持下去，好日子总会来。中国民族也好，海外的千万华人也好，因此能够经历各种艰难困苦而生存下来。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就是这种儒学精神，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培养了一种人格、操守、感情、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可见儒学虽然不纯粹是宗教，但它却包含着宗教的热情；儒学虽然不纯粹是哲学，但它却包含了哲学的理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儒家是最讲实际、最重情感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儒学是最宽宏、最讲理性的。这就是儒学的特点。
三 儒学的分期问题
末了，谈一谈儒学的分期问题。儒学到底有几期？它究竟如何发展的？这也是个大问题。我不赞成杜维明教授的三期说。杜教授的三期是：孔孟第一期，宋明理学第二期，现在第三期。
这个三期说把汉代给忽略掉了，这是一种偏见。汉代的儒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第一期是孔、孟、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才是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只能算是第三期（即宋明理学）在现代的回光返照。
儒学中，我认为荀子很重要，但无论宋明理学还是现代新儒学，都把荀子的地位放得很低，有的根本不提，有的认为荀子不属于儒家。这是不妥的。我认为，荀子和孟子，是孔子的两翼：一个由外到内，另一个从内到外。汉代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承继荀子，在新条件下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系统。
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阴阳家、道家、法家、墨家的东西，构成了一个阴阳五行的系统。董仲舒的天、地、人、自然、社会，是一个完整体系。西方人觉得奇怪，中国人不要上帝，竟然生存得那么久。是什么东西维持着呢？我觉得，是因为有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上帝，任何东西，包括皇帝，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反馈体（Feedback System）。阴阳五行是反馈的，例如五行相生又相克、阴阳对立又互补等等。
包括政治也在这个系统中：天管皇帝，皇帝是天之子，统治百姓，但百姓又影响天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听百姓的，这不是一个圆圈吗？这是中国式的民主观念。这当然与现代西方的民主是两回事。中国的阴阳五行是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现在叫汉人、汉民族、汉语呢？这表明这个朝代非常重要，它不但在物质上、疆域上，奠定中国今天的基础；而且我强调，精神上、心理上也是，它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今天到处的中国人不还在讲阴阳五行吗？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怎么能给忘记、割掉和舍弃了呢？说儒学，为何从孟子一下就直接宋明理学呢？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中国思想史的事实。阴阳五行不创始于儒家，但汉代的儒家吸收、接受、传播了它们，成为社会普遍的观念、思想和信仰。针灸、堪舆、中医不都说阴阳五行吗？尽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有些是非常不科学的，好些是虚幻、迷信的东西，但里面的确有很多经验的、科学的东西存在。例如中医，不是中医不“科学”，而是现在的科学水平，还没发展到解释中医的地步，也许在五十年、一百年后，科学才能非常实证地解释中医。
大家都知道针灸，原来西方学者不相信，说这是心理作用，不是什么生理作用。现在他们相信这不是心理问题，的确有生理的作用。但是，针灸实践依据的经络学说，西医还找不出是什么东西。但它是存在的。这还包括大家讲的气功。科学没发展到解释它的那个地步。现代科学没法解释并不能说它不存在、不合理。
这一套东西，我觉得是汉代儒家把它吸收进来并发扬光大，搞成一套天人的理论。这是儒学的一个很大发展。
正因为成了这么一个系统，在中国儒家传统中，人的地位才很高，人才能够干预天地。也因为如此，才可能有后来宋明理学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是天为人立心，而是人为天地立心，这岂不厉害！康德说，假如没有人，自然发展就没有目的。这就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也就是康德说的文化的、道德的人。这说法和中国比较接近。
中国儒家认为，天大，人也不小。这跟西方说人必须跪在上帝面前服罪、赎罪是不太一样的。它充分地强调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乐观的、奋斗的精神。但孔、孟甚至荀子，都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宇宙论，到汉儒手里就完成了。
所以，讲儒学发展而撇开汉儒，认为儒学“精髓”就是心性论，我看是偏了。这是我与杜维明教授的一个很大的分歧。我认为儒学发展应把汉代包括进去，才能真正看到发展。我并没讲什么发展“规律”，只讲点历史事实而已。
从事实看儒学，可发现它的特点之一是强调变化。“变则通、通则久”，只有变化和不断地发展才能长久，才能生存，所以不拘泥。记得八十年代，那些反传统的年轻人老说“中国是最保守、最顽固、最守旧”的。我说，恰恰相反，中国人是最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只要有道理就接受。包括中国的服装变得很快呀！原来的长袍马褂，我记得进大学的时候还穿过，过两年，所有人都不穿了！中国接受外来的东西是很快的，只要合理、方便，就能接受。
中国传统非常讲究实际，接受变化，这是真正儒学的精神。当然总有人顽固、守旧，自以为是坚持传统精神、儒学精神，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儒学是讲究变化、发展的，而且它是尽可能吸收、接受外来的东西，最后消化外来的东西，这才是儒学的最大特点之一。
你看，汉代的儒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因为有董仲舒，阴阳五行本来不是儒家的，而是阴阳家的，董仲舒把它吸收、消化在系统里了；道家的、法家的，他也吸收，过后消化掉。中国有一句话“有容乃大”，不是也有一句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吗？开始也许很难接受，但首先“求同存异”；求同，两个意见不一样，先谋求共同点吧！至于不同的，暂时不说吧！然后慢慢接近，互相渗透，最后吸收同化。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一个人，能够吸收外来甚至异己的东西，然后消化掉，就能够发展。你坚持一个东西，那能够发展吗？不行的。宋明理学为什么会发展呢？因为它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特别是佛教的一些东西，所以能够创造一个新高峰。
什么叫“现代新儒家”？现在议论也很多。有一种定义说，只要是肯定儒家传统的就是新儒家，甚至只要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都算现代新儒家。这太没意义了，太广了。另一种定义是，只有熊十力学派才算，冯友兰不算，梁漱溟只算半个，因为他与熊十力有一些交情。这又未免太狭窄了。
我对现代新儒学的定义是“现代宋明理学”。因为新儒学在英文是Neo-Confucianism，本来的意思指宋明理学，搞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现在加个“现代”变成Modern Neo-Confucianism。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张君劢、唐君毅和牟宗三承继的正是宋明理学，强调儒家的心性论。牟宗三最重要的著作叫做《心体与性体》，包括杜维明教授现在强调的也是自我修养。所以，“现代新儒家”乃是宋明理学的宣扬者、发展者，他们要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学。
但我认为，用道德的形而上学来概括或作为线索来贯串儒学，是太片面了。孔子很少讲心、性，孟子讲了一些，但也不是很多；用心性说来概括儒家，是第三期的儒学即宋明理学，他们强调的是从“内圣”开“外王”，朱熹、程颐，都希望皇帝变成圣人，以为那样，天下就会太平了。这个讲起来，也很复杂。秦汉以后，皇帝的权力特别大。有绝对的权力，一定干坏事，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儒家很伤脑筋的事情。董仲舒弄出一个天人感应的理论，说皇帝要听天的。发生地震，是天在警告，皇帝就要检讨；发生洪水，也是天的警告，想用这个来限制皇帝。
实际上，最后的代罪羊是宰相，皇帝怎会有错啊？是用错人，下个罪己诏，或罢黜宰相。到了唐宋以后，皇帝不再相信这套玩意儿了！宋明理学才搞出另一套东西出来，要皇帝正心、修身，服从天理。从“天谴”到“天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此有很好的论证。正心诚意本是对皇帝讲的，宋明理学讲心、性有它的道理。但是，它并不成功，皇帝是不会听那一套的，结果倒变成了管制百姓的官方学说。
在现代条件下，现代新儒学搞出一套道德形而上学，去继承宋明理学，但根本理论并没超出宋明理学多少，并没有脱出宋明理学的基本框架，仍然是内圣开外王，心性第一，只是略微吸收了一些外国哲学，但也不多，词语、观念、说法新颖和细致了一些而已，它远不足开出一个真正的新时期。所以我认为，它只是第三期儒学（宋明理学）在当代的隔世回响，它对广大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没起也不会起什么作用或影响，与第一、二、三期儒学无法相比。它并不能算什么大发展，也很难开出自己的“时代”。
儒学要真正发展，还需另外考虑，另外开头，另起炉灶。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因这不仅牵涉到哲学形而上学，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好像首先要对儒学提倡的而为广大中国人崇拜的“天地君亲师”——其实是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的体系——分析、解构，然后再设法重建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把具有情感特征的儒家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重新发扬光大，重视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同时重教育、塑人性，开出一条新的内圣外王之道，它远远不只是心性论的道德形而上学。只有眼光更广阔一些，儒学才有发展的前途，但这不是这次所可能讲的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注释
〔1〕 此文为1996年在马来西亚的讲演，原载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6年1月28—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