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三难，信为最难。难就难在谬误之不可避免。无数译者在序言或后记中说自己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其实并非谦辞，毕竟我们不过都是凡人。首先是理解的偏差。如果说文学阅读时，人们尚且会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哲学翻译时，作品内容之深刻，语句之繁复，皆是妨害译者修成正果的业障。至于有些段落连母语人士都感觉佶屈聱牙、令人费解，身为译者的我们就只能见仁见智了。所以译者的视野直接决定了原作与译者“视野融合”的质量，而文本意义的实现正有赖于此。然则书籍翻译又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译者不是机器，很难一直保持相同的状态，有时或许下笔如有神助，有时则是旬月踌躇，难见寸功。而译者的身体条件更是译本质量的保证。再则德语乃是表音文字，语言之基即在字母的排列顺序，往往一个字母的增减竟成意义之迥异与语法之殊别。谨举两例，Bürgen（担保）与Bürger（公民），两者的差别只在最末的字母；而konnten（“能够”的过去时）与könnten（“能够”的虚拟式）则仅仅是通过两个点来承载一个很重要的语法信息。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其实与其语言大有关系，而译者虽然均在目的语上浸淫多年，但仍需克服自傲心理，面对西文文本时必须慎之又慎，不可想当然耳。谨慎也是译者克服上述所有问题必有的态度。纵然谬误如物理学上的误差般不可避免，译者仍要认真做好每个细节，争取最大限度接近真值。
尼采此书文字恣肆，才情非凡，嬉笑怒骂，词深人天，细读来竟有些“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意思。然则其人生于西方“原罪”文化之中，每受德国唯心主义与辩证法熏陶，兼采英国心理学与进化论之长，以语源学为解牛之刀，更有卓然不群之志，遂成此鞭辟入里之文字。译者本人才气不足，不敢存并驾齐驱之奢望，唯愿勤能补拙，为我国读者奉献一诚意之作。所幸对于翻译者而言，当今时代正是最好的时代。以前从事翻译的老先生，经常为查找一个人名地名而耗去很多光阴与精力，而如今全球化与网上电子资源的发展，却让这一切都变得很容易，所以如今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翻译得比前人更准确翔实。是故凡是本书所涉人名和地名，若Pütz版已给出注释，则按Pütz版翻译，若没有，则认真求索，全部给出相关注释，尤其注重与尼采本人以及上下文之关联。而所涉引言，则首先一定先去寻找已有的中译本，找到相关文字出处，并参照德文译出，特别是相关的章节目次按已有中译本的构架给出，方便中国读者按图索骥。至于尼采本人的引言，则全部依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的翻译，略有修改。另外，本书的翻译同时还参考了三联版周红老师与漓江版谢地坤老师的译本，周老师文字轻快流畅，谢老师平实质朴，均给了我很多启发，在此谨表谢忱！同时也向尼采所引文献的所有中译本译者表示感谢！
承蒙刘小枫与倪为国两位先生错爱，委托我翻译此书。不料这样一本小册子，竟然一拖再拖，实在汗颜。而两位先生未曾有过苛责，如此宽容厚意，不能不让人拿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气力，力求做出目前中国最好的译本与笺注，奉献给两位先生。唯有如此，才能稍解我内心之惭愧。同时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彭文曼女士对整个工作的支持与帮助。如果海德格尔所言不差，那么“谢”（danken）与“思”（denken）当是同源，我们有了感激之思方有感激之言。其实在我们说出谢意之前，就已经先行谢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极耗心血与思考的译作，其实正是为感激而生的。
梁锡江
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