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2月22日给他的法国哲学家朋友博弗雷（Jean Beaufret）的信中，海德格尔说：
语言学和信息学不断增强的统治地位威胁着思和诗的艰辛努力连同其伟大传统，将它们驱逐出人类的视线范围，以至于它们只还保留为无人识得的岛屿。如何应对这一命运，或者是不是有一天不得不去应对这一命运，对此我并不知道。当然，这丝毫不是放弃上面所说的艰辛努力的理由。
相反，重要的是在思想中迫切地去尝试成为在巴门尼德的话语中所道说出来的东西的回响（Echo），哪怕只是遥远的回响。开端的当—前（die Gegen-Wart）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为了思想的道路—察见（Weg-Blick）之故而得到拯救。与之相反，对历史学表象的计算而言，希腊人的哲学最终只是过去了的东西。
因此巴门尼德解释有其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您应当尽可能快地再次接手这一工作。[1]
这是海德格尔在逝世前一年写的信，它来自海德格尔最晚期的声音。我们知道，信中所提及的“语言学”和“信息学”都是现代技术的基本现象。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用1949年《不来梅演讲》（全集第79卷）的表达即：这是我们时代之“所是”（was ist）。在这样的时代命运中，思与诗的遭际变得窘困而叵测，这是晚期海德格尔反复讨论的问题，也是海德格尔思想中始终贯穿的一条线索。
如果说在《不来梅演讲》中，海德格尔曾一度寄望于危险（Gefahr）之中的回转（Kehr）[2]，或荷尔德林《帕特莫斯》（Patmos）中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Wo aber Gefahr ist, wächst/Das Rettende auch）的双义（zweideutig）逻辑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在最晚期，经过了对技术的长时间公开思考和战斗，在与友人的私下通信中坦言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一时代命运。
思想面对这样一个“一切都运转起来了”[3]的世界仿佛是软弱无力的，荷尔德林的诗句仿佛要被里尔克的诗句改换——“哪还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便是一切”（Wer spricht von Siegen? Überstehn ist alles）[4]。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在海德格尔看来，巴门尼德解释在此困窘条件下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因为“开端的当—前（die Gegen-Wart）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为了思想的道路—察见（Weg-Blick）之故而得到拯救”。在海德格尔眼中，它是唯一的出路。巴门尼德的特别性在海德格尔最后阶段的自陈中凸显而出。
回过头看，在战后的海德格尔思想中，巴门尼德确实处于关键位置。[5]我们只需看看晚期海德格尔的工作就能发现这个特点：1952年的讲课《什么叫思想？》解释巴门尼德残篇第3、第6；1964年的文章《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解释巴门尼德残篇第1第28行以下；1970年代初的写作札记《在巴门尼德的回响中的位置》；1972/73年的短文《思想的来源》和 “Ἀληθείης εὐκυκλέος ἀτρεμὲς ἦτορ” ［《无蔽的、浑圆的、不跳动的心脏》］解释巴门尼德残篇第1第28行以下等多条残篇；1973年9月8日的策林根讨论班讨论巴门尼德残篇第1第28行以下；等等。在晚期思想的20年时间里，特别是最后几年，巴门尼德一直是老年海德格尔忠实的对话伙伴。
与此相对，赫拉克利特较少得到阐释或者哪怕仅仅只是被提及。[6]海德格尔晚年仅有的对赫拉克利特的讨论，其偏重也在同一性方面。[7]在写信给博弗雷的两年之前，即在1973年策林根讨论班回答博弗雷的问题时，海德格尔甚至提出，从巴门尼德的“同一反复”（Tautologie）[8]出发来阅读赫拉克利特。[9]
与此同时，阿那克西曼德自1946年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之后便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绝迹。
在讨论柏拉图那里的无蔽与正确性时，笔者曾指出δόξα ［意见］中的两极，即对象和人类行为（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一小节）。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早期希腊向着古典希腊的堕落，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两极中的一极压倒了另一极，即作为人类行为的思想压倒了作为“对象”的存在而取得支配地位。[10]
后期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的解释，集中探讨的就是思想与存在的共属一体。[11]海德格尔认为，对象和人类行为这两极之间是相互归属的关系；与此同时，存在又在其中占据主导位置。
这主要涉及的是巴门尼德残篇第3（旧版第尔斯本编号为第5）：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
第尔斯本将其译为：
den dasselbe ist Denken und Sein.[12]
For it is the same thing to think and to be.[13]
因为同一的是思想与存在。
海德格尔的译文则是：
das nämlich Selbe In-die-Acht-nehmen ist so auch Anwesen des Anwesenden.[14]
采纳入—注意力—之中和现身在场者的现身在场是同一者。
这条短短的残篇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海德格尔从最早期就开始解释它，一直到最晚期的时候这条残篇依旧盘踞在海德格尔思想的中心地带。如果说在早期希腊思想中哪一条残篇海德格尔关注的时间最长，那就非这条残篇莫属。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认为：“我们可以把这条箴言称为西方哲学的主导命题。”[15]在1952年标志着战后海德格尔重返弗莱堡讲坛的《什么叫思想？》（1954年出版）中，海德格尔指出：“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这句箴言成为全部西方—欧洲思想的基本主题。西方—欧洲思想的历史在根本上乃是这样一个主题的各种变体的系列，即便在巴门尼德的箴言没有特别得到提及的地方情况也是这样。”[16]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这条残篇的分量。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条残篇贯穿了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一直到当前技术时代的“合置”（Gestell）的西方思想之整体。[17]一方面，要理解西方思想的历史流变，就绕不开对这条残篇的沉思；另一方面，把握了这条残篇就等于把握了一条通观西方思想之源流的宏线。
海德格尔在这条残篇中反复沉思的问题是存在与人的关系这个大主题。这个问题有各种切入角度，分别表现为对“需用”“本有”和“疏朗”的思考。在这各种不同角度中，海德格尔都表现出了对存在与人的共属一体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