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三位代表，虽然他比黑格尔小五岁，但却比黑格尔成名早，而且活的也比黑格尔长。他的哲学活动一般被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时期。谢林早期的哲学活动构成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重要阶段，晚年则转向了神秘主义的天启哲学。谢林将自己的前期思想称为“消极哲学”，而把后期思想称为“积极哲学”。只有了解了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我们才能明白德国哲学是如何从康德走向黑格尔的。实际上，在谢林哲学中已经包含了构成黑格尔哲学的大部分要素，虽然的确还缺少某些东西。所以，谢林经常抱怨黑格尔剽窃了他的思想，不过这指的当然是他的消极哲学。因为黑格尔去世之后，谢林才发表他的积极哲学，黑格尔当然剽窃不了。但是，使谢林感到骄傲而且没有被黑格尔“剽窃”的“积极哲学”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时的人们刚刚经受了黑格尔哲学理性主义的洗礼，一时间还接受不了神秘主义的东西。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生于德国符滕堡莱昂贝格（Leonberg）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少年早慧，15岁便获准破例进入图宾根神学院，与年纪大他五岁的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同窗。在这期间，法国大革命和康德、费希特哲学给青年谢林以深刻的影响。1795年毕业后担任家庭教师，并开始研究维柯和斯宾诺莎哲学。1798年受聘为耶拿大学编外教授，讲授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他的哲学创作随之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1803年至1806年任维尔茨堡大学教授，1804年发表了《哲学与宗教》，以此为标志，谢林的思想日益趋向宗教神秘主义。1806年迁往慕尼黑，被任命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和造型艺术科学院秘书长。1820年至1826年任爱尔兰根大学教授。1827年重返慕尼黑，被任命为国家科学中心总监和慕尼黑大学教授，并被推举为国家科学院院长。1841年应普鲁士国王的邀请前往柏林，执掌黑格尔逝世后留下的哲学教席，讲授神话哲学与天启哲学，并担任柏林科学院院士和普鲁士政府的枢密顾问。1854年死于赴瑞士的旅行途中。
谢林的主要著作有：《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先验唯心论体系》、《哲学与宗教》，去世后出版的《神话哲学》、《天启哲学》等。
我们主要讨论谢林早期的同一哲学，它包括阐释绝对从客观到主观的自然哲学，和绝对从主观到客观先验哲学两部分。
谢林同意费希特的观点，即哲学应该是从最高的统一原则出发按照逻辑必然性推演出来的科学体系，但是他意识到费希特哲学存在着深刻的局限性。费希特消除了康德的二元论，抛弃了物自体，以绝对自我为基础和核心建立了一个知识学的体系，然而他的哲学体系缺少坚实的基础，因为在自我之外仍然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自然或客观世界。在谢林看来，绝对自我不足以充当哲学的最高原则，因为它始终受到非我的限制。首先，费希特认为自我无意识地设定非我，这种观点是自相矛盾的。自我之为自我不可能是无意识的，如果它无意识就不是自我。其次，自我与非我是相互限制的，因而所谓绝对自我是有条件的，实际上并不绝对。一方面，没有自我就没有非我，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非我是自我实现自身的需要和场所，因而没有非我也就没有自我。按照谢林的观点，哲学的最高原则既不是自我也不是非我，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超越于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之上的“绝对”。
所谓“绝对”是超乎于自我与非我的对立之外的无条件的共同根据。它是超乎一切有限的、有条件的对立状态之上的绝对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谢林也称之为“非人格的绝对理智”。与此对应，精神与自然则是差别状态：自然是存在的环节，精神是思维的环节。“自然应该是可见的精神，精神应该是不可见的自然”。我们可以看到斯宾诺莎哲学的深刻影响，谢林试图以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来弥补费希特知识学的缺陷。不过与斯宾诺莎不同的是，自然与精神不仅是实体的两个方面，从无差别的绝对到有差别的自然和精神，乃是绝对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于是，我们发现，在康德哲学之后，费希特为哲学引进了范畴的辩证逻辑推演，谢林则引进了历史发展的过程。
还有自然哲学。
谢林是作为费希特哲学的信徒走上哲学舞台的，但是从一开始他就有着与费希特不同的哲学旨趣和思想倾向，这种差异决定了谢林哲学的独特地位。正如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从1794年发表第一篇哲学论文开始，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谢林每年都有一部或多部哲学作品问世，这些著作将费希特的唯心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将一般唯心论引向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注9：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如果说费希特主要关注的是自我、主体或人的问题，那么对自然、客观世界的重视则成为谢林哲学的发源地与生长点，这也是谢林为德国古典哲学开辟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谢林不再把非我看做是由自我设定的，而是把自然看做是与自我一样无条件地具有实在性的东西。这样一来，自然哲学就成为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着眼于自然的表面与外在的客观事物，只考察自然界的局部现象，而是把自然看做是一个整体，着眼于自然的内在的动力结构和普遍原理，探究自然之为自然的构成条件。因此，谢林把自然哲学称为“思辨的物理学”，它为自然科学提供前提和准则。
绝对作为自然和精神的最高本原，其自身是无差别的无条件的。但是在它之中，有一种提高到自觉的精神实体的“原始冲动”，因而便出现了一种“原始对立”或原始的二重性，于是便开始了创造的发展过程。整个宇宙的发展史就是绝对的自身发展史。
按照谢林，绝对同一性在原始二重性的推动下，从无意识的状态上升为自我意识或理性，这是“自然哲学”的内容。从自我意识上升到绝对同一性，这是“先验哲学”的内容。“自然哲学”以客观的东西为第一位的东西，从中引出主观的东西。“先验哲学”以主观的东西为第一位的东西，使客观的东西从主观的东西中产生出来。哲学的这两部分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
我们先讨论谢林的自然哲学。
自然是喑哑的或无意识的理智，即尚未成熟的理智，因而在它的现象中仍然无意识地透露出理智特性的光芒。一切自然科学的必然趋向是从自然出发而达到理智的东西，它们的最高成就就是把一切自然规律完全精神化，例如概括出普遍抽象的自然规律或法则。所以，自然哲学乃是一个主观性不断增长的过程。
自然哲学所阐述的是无意识的理智由“原始冲动”而两重化，在同一与差别的矛盾的推动下，从“质料”、“无机物”到“有机体”，最终产生精神的发展过程。自然界最初的二重性是两种力：引力和斥力。这两种力经过矛盾运动，在作为“质”的物质中结合为“重力”，即万有引力。两种力集中于同一点内构成了“磁”，由对立而分化构成了“电”，在第三种力中综合起来则是“化学过程”。磁（点）、电（面）、化学过程（体积），有广延的物质构成了。有机物分为“感受性”（植物）、“应激性”（动物）和“再生性”（理性动物）。所谓生命就是作为回归的稳定态，由内在本原维持自身存在，具有内在连续性的独立的存在。人是自然进化的顶点，至此，在无意识的自然中出现了意识，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为了摆脱17世纪以来机械自然观的影响，谢林像康德一样引入了“目的”概念。只不过康德谨小慎微，始终只是把合目的性原理看做是我们看待自然的原则，而不是自然本身的规律。现在，谢林一步就跨越了康德的障碍，他认为自然虽然是无意识的，但却是彻底的合目的的。
这一点可能是康德的后继者们与康德真正分道扬镳的开始。
谢林是自然哲学的创始人，虽然他的自然哲学有许多幻想、随意的的成分，不过他的确试图借助当时的自然科学来补充哲学，从而以内在有机的整体观念和矛盾、运动、历史和发展的辩证观点，为一向由机械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仅使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看待自然的全新方式，而且为浪漫派崇尚自然的情感提供了哲学基础。它补充和修正了费希特哲学忽视客观、自然的局限，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从主观性向客观性过渡的关键环节，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有意思的是，后来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比谢林的自然哲学要完善得多，但其影响和受到的礼遇却远不如谢林。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科学家们已经从思辨哲学的梦幻中醒悟过来了。
当然，自然哲学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先验哲学。自然哲学从客观出发，描绘的是从自然到精神的历程。先验哲学从主观出发，研究的是精神生活的发展，即从主体到客体、从精神到自然的创造过程。在自然哲学中，客观的东西是第一位的。而在先验哲学中，主观的东西是第一位的，而且是一切实在的惟一根据。自然哲学以自我意识或理性为最高阶段，先验哲学则以自我意识为开端。“绝对”在自然中展现为意识，在先验哲学中开始了认识自身回归自身的辩证运动过程。
谢林把先验哲学称为“关于知识的知识”，而“一切知识都以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的一致为基础”（注10：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6页。），也就是说，在先验哲学中，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是统一的，两者同时存在，是一个东西。按照谢林的观点，先验哲学的根据只能是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内，同一的东西与差别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如果知识中没有这样一个“点”，表象与对象就不可能符合一致。于是，谢林像费希特一样，首先从“A＝A”的同一命题入手来寻找同一与差别同一的“点”。
毫无疑问，“A＝A”或“A是A”是最简单的命题，它实际上只是从形式上说明了A与自身的同一性，并没有说明A的存在。那么，A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显然需要由一个更高的命题来回答。因为当我们说“A＝A”时，乃是以A的综合，即确定A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谢林看来，这个更高的命题就是“我＝我”或“我是我”。换言之，“A＝A”以“我＝我”为前提，亦即以“思维的同一性”为前提：当我说“A＝A”时，我是在把作为主词的A与作为宾词的A结合在一起，这要求思维与自身的同一性。于是，我们就找到了知识中的那个“点”，这个“点”就是“我＝我”，即“自我意识”。在费希特那里，“我＝我”只是自我设定自己的同一性命题，需要设定非我才能有差别命题。谢林则认为，在这个“自我意识”中就包含着同一与差别的统一，因为“我＝我”乃是自我以自身为对象，一方面有同一性，另一方面作为主词的我与作为宾词的我亦表现为差别性。所以“自我意识”本身就是同一与差别的统一，因而这个“同一命题”其实也是“综合命题”。
因此，自我意识就是知识中的最高原则，它是惟一可能的同一而综合的命题。所以，就像在自然哲学中自然的统一体表现为原始的两重性一样，在先验哲学中，自我意识在同一性中也表现出一种原始两重性，反之，亦在原始两重性中表现出同一性，这就构成了先验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因而，自我意识是先验哲学的最高根据，一切先天综合知识都是从这个最高的综合中产生的。谢林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费希特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在其哲学中更加鲜明地贯彻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所有这些，都为黑格尔完成形而上学做好了准备。
先验哲学包括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以及两者的结合点目的哲学，最后是艺术哲学。
理论哲学研究的我们的认识活动，分为感觉、知觉和理性抽象三部分。谢林这样解释知识与对象的同一性：自我原本是同一的（我＝我），由于原始的差别（主词与宾词）而开始分化，分化为对象之我和主体之我，而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同时构成的，而且是同一个东西的同时分化，所以它们当然是同一的。
理论哲学讨论的是“认识”，实践哲学讨论的则是“意志”。它们的信念是不同的。理论哲学以对象在我们之外，我们受到对象的必然限制为前提，而实践哲学则认为我们不是受必然性制约的，而是自由的，能够从思想世界过渡到现实世界，并且获得客观实在性。认识活动是从现实世界向表象世界的转化，实践活动则是从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转化。如果说理论哲学的对象是“自然”，那么可以说实践哲学的对象就是“历史”。前者是必然性的领域，后者则是自由的领域。
谢林把历史看做是第二种更高的自然界。历史也是有规律的，它服从的是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然规律。一说到“历史”，其概念就包含着无限进步的意思，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力图实现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整个历史乃是“绝对”不断启示，逐渐显露的过程，它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古代社会。在这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是“命运”，即完全盲目的力量。它冷酷无情，无意识地毁灭最宏伟壮丽的事物，其结局是光辉灿烂充满奇迹的古代世界的灭亡。
第二个时期：现代社会。时间从罗马共和国扩展版图的时候开始，直到今天。原本表现为命运和盲目的力量的东西，表现为明显的自然规律。它强迫着自由和最放荡不羁的举动服务于一种自然计划，因而逐渐地引起了历史中的机械规律性。
第三个时期：未来社会。在这个未来社会中，以前表现为命运和自然规律的东西将作为“天启”而得到发展和显示。“这个时期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无法回答。但是，当将来存在这个时期时，上帝也将存在。”（注11：《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53—254页。）
谢林在其历史哲学中说明了自由意志与必然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人虽然在行动本身是自由的，但在其行动的最终结局方面却取决于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凌驾于人之上，甚至操纵着人的自由表演”。（注12：《先验唯心论体系》，第245页。）在他看来，历史的规律性作为一只“未知的手”编织出来的东西，通过人的任性的自由表演，贯穿在全部历史过程之中。人在历史舞台上作着自由的表演，但背后由“绝对”决定着引向一个他们预想不到的目标上去，那也许是他们并不打算去的地方。谢林的这一思想可以看做是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狡计”的历史哲学的前奏。
不过，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毕竟是相互矛盾的。在理论哲学看来，对象在我们之外，我们的认识必须以对象为真理。而按照实践哲学的观点，对象必须服从主体的意志，现实世界必须以我们心中的思想为真理。结果，我们要有理论的确实性，就得失去实践的确实性，要有实践的确实性，就得失去理论的确实性。显然，这一困难是它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一种既非理论也非实践，同时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的中间环节里，我们才能解决问题。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目的论”。从理论、实践到目的论，谢林基本上按照康德三大批判的思路，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
以往的哲学要么坚持目的论反对机械论，要么坚持机械论反对目的论。只有先验哲学把两者结合起来了。我们认为客观世界是通过理智的一种完全盲目的机制产生出来的，由此有意识的活动与无意识的活动就这样会合了。自然界虽然不被合乎目的地创造出来，但又是合乎目的的，因而是主观与客观的原始和谐。
现在，我们证明了自然界是主观与客观的原始和谐，不过还没有证明在人的产物中，自由与必然、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我们只能在“艺术作品”中才能看到这种同一。在先验哲学中始终没有达到的主观向客观的转化，现在在艺术哲学中成为可能了：具有绝对客观性的那个顶端就是艺术。
艺术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的终点，我们应该由主观性走向客观性，获得客观真理或认识“绝对”本身，这就要求有意识的活动与无意识的活动必须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艺术作品。
为什么？
因为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除了表现自己的明显的意图置于其中的东西而外，好像还合乎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无限性，而要展现这种无限性，任何有限的认识活动都是无能为力的。在艺术品中，有限的东西与无限的东西统一起来了，它终于把无限之物表现出来了。显然，真正天马行空，飘然太虚，游乎于天地之间，那是惟有天才才能做到的事情。
在先验哲学的终点，谢林走向了神秘主义，而其根源早就种下了，那就是他的绝对无差别的同一性。
整个哲学发端于绝对，我们的思想和语言只能描述和言说有差别的东西，因而这个绝对单纯、绝对同一的东西是不能用描述的方法来理解或言传的，绝对不能用概念来理解或言传，对它只能直观。当然，这个直观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智的直观。但理智直观本身纯粹是内在的直观，只是主观的，没有客观实在性。因此，它只有通过第二种直观——艺术直观——才能成为客观的。所以，艺术是哲学惟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艺术好像为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通过它有可能使我们在激扬狂放物我两忘的美感体验中，与绝对融为一体。
现在，先验哲学由自我的原始同一性出发，又回到了原始的同一性。它在艺术的帮助下在理智直观中与绝对同一性融为一体，消除了有限性、差别性，回到了“绝对”的怀抱，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谢林还是很清醒的，他意识到艺术与哲学的紧密结合还不是现实的，它的解决只能寄希望于世界的未来命运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在自然哲学中完成了客观的东西的绝对综合，在先验哲学中完成了主观的东西的绝对综合。我们虽然在先验哲学的终点“艺术哲学”中指出了从主观性向客观性过渡的方向，但那毕竟只是“方向”，而且还仅仅是在先验哲学之主观性的内部完成的。现在的任务是，把自然哲学即客观的东西，与先验哲学即主观的东西，统一到绝对同一性之中。
在此，谢林遇到了难题。
谢林坚持认为绝对是无差别的同一性，这就在有差别的世界与无差别的绝对之间设置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谢林通过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来弥补费希特知识学的不足，然而现在，斯宾诺莎的难题亦出现在谢林的面前：这就是无差别的实体与有差别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出发，我们很难说明这个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如何产生出有差别的世界，也无法说明以主体和客体之差别为前提的认识活动如何能够把握这个绝对同一性。谢林认为，对于这个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是不能用概念来认识和表述的，对此我们只能诉诸“理智直观”。然而理智直观乃是纯粹内在的，它缺少客观实在性，所以这个理智直观必须借助于美感直观或“艺术直观”，因为只有在艺术直观中天才才能于物我两忘的境界中超越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实际上，当谢林设定那个超乎主体客体之上的绝对同一性的时候，这个难题就已潜伏其哲学之中了，而先验哲学的解决方式毕竟只是主观性的方式。
问题是，谢林始终不能放弃绝对的无差别性。他认为，一切事物的君父生活在永恒的安乐窝中，超乎任何斗争之外，他在自己的统一中平静而不能被触及，像在一个不可接近的城堡中一样。绝对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既非思维也非自然，而是两者的统一。这种统一高居于两者之上，其纯洁性绝不受有差别之物的沾染。这样一来，主客之间的差别状态就是在绝对同一体之外发生的。那么，绝对同一体如何是有差别的世界的本原性，有差别的世界如何由绝对中产生呢？由此可见，谢林克服了康德的主客二元论，却又陷入了同一与差别的二元论。
于是，谢林不得不求助于神秘的“启示”。他的晚期哲学表现为一种天启哲学或神话哲学，应该说是其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曾经说过，谢林把上述早期思想称为“消极哲学”，即便被黑格尔“剽窃”了也无所谓，因为哲学的归宿是他的“积极哲学”——宗教哲学。在谢林看来，历史是按照上帝的精神编写的一部史诗；它有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人类从自己的中心出发，到离开这个中心最远的地方去，另一部分则是从这个地方回归到人类的中心。像《荷马史诗》一样，前一部分仿佛是历史的伊利亚特，后一方面仿佛是历史的奥德赛……
在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康德、费希特还是谢林，最终都走向了信仰，而这也意味着康德的后继者们还没有真正超越康德。
20世纪有些哲学家将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看做是一种倒退——从批判哲学倒退到了形而上学。的确，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并不是康德哲学惟一的出路，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毕竟也是一条出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费希特和谢林都试图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们都试图重建形而上学，然而却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实现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个理想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黑格尔的肩上。
参考书目
1.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商务印书馆1986年。
2.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
4.古雷加：《德国古典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5.梁志学：《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6.古雷加：《谢林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