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实体与物体实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人身上，表现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问题，简称“心身关系”问题。
心身关系问题是笛卡尔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笛卡尔将心灵和物体（身体）看做是两种绝对对立的实体之后，他就面临着一个怎样说明两者的沟通和联系的难题。这既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当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式确立“我思”的存在时，他坚决主张心身二元论，即两者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实体。但是，这种二元论无法解释心身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互关系，也无法说明心灵对身体的认识问题。因此，笛卡尔逐渐放弃了彻底的心身二元论，开始在两者之间寻找联系。他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是灵魂与肉体的联合体，两者虽然不同，但是却联系得如此密切，当外界事物通过运动而影响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身体发热或疼痛时，我的心灵就产生了避开的念头。反之，当我想抬起手的时候，手就抬起来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但是却如此协调一致，就好像在它们之间有一道桥梁连接着它们。于是，笛卡尔仔细研究了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试图找出运动是怎样从这一方传达到那一方的。最后，他找到了大脑中间我们一般称之为松果腺的腺体，认为它就是心灵与身体这两个运动过程的交换台，就是这个交换台把心灵的“语言”转换成为身体的“语言”，把身体的“语言”转换成为心灵的“语言”。这就是笛卡尔的“心身交感论”。虽然现代医学已经否定了笛卡尔的松果腺原理，但是他试图摆脱二元论困境的努力却是有意义的。这个难题不仅始终困扰着笛卡尔，而且给他的后继者们带来了无穷的烦恼。
在笛卡尔之后，哲学家们在心身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偶因论”（occasionalism）、“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心身同时发生”或“两面论”（the dual aspect theory）和“先定和谐”（pre established harmony）等。
笛卡尔曾经长期旅居荷兰，在荷兰形成了一个笛卡尔学派，以格林克斯为代表，还有法国的马勒布朗士，他们主张“偶因论”。这种观点认为，心灵不能影响身体，身体也不能影响心灵，两者之所以协调一致，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上帝。换言之，心灵不是身体活动的原因，身体也不是心灵活动的原因，一方对另一方来说，不过是机缘凑巧（occasion）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上帝。所谓“副现象论”是关于心身关系的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真实存在着的只是生理活动，心理活动不过是生理活动的“影子”，也就是“副现象”。斯宾诺莎试图贯彻一元论的原则，他把心身关系理解为同一个实体的两个方面。至于莱布尼茨则主张先定和谐的观点，他认为心灵与身体之所以协调一致，不是因为上帝随时随地的调整，而是因为上帝在创世时就已经预先规定好了的和谐关系。直到今天，心身关系仍然是心灵哲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使笛卡尔成为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的，就是“我思故我在”这个哲学命题，它奠定了近代哲学主体性、自我意识和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过，笛卡尔也为近代哲学留下了一道二元论的难题，而这个难题在此框架之内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笛卡尔是通过将思维内容（客体）与思维形式（主体）区分开的方式来确立主体性原则的，但他要谋求的却又是两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在他看来，心灵与物体是两个互相独立、没有关系的实体。心灵的属性是“思想”，物体的属性是“广延”。心灵没有广延，是不可分的；物体不能思想，是无限可分的。结果，笛卡尔虽然确立了主体性的原则，但是也造成了心灵与物体、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整个近代哲学始终为这个对认识来说是致命的难题所困扰。因为这样确立起来的主体性是以主体与客体之区别为其前提的，因而当哲学家们由此出发去证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时候，那是注定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将看到，不仅唯理论而且经验论最终都无法跨越这个障碍：唯理论者笛卡尔只好请出上帝来帮忙协调“我思”与物体之间的一致性；经验论者洛克则为经验所限，亦陷入了“心外有物”与“心中只有观念”的矛盾，使得经验论最终在休谟那里走向了不可知论。
参考书目
1.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
2.笛卡尔：《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00年。
3.罗狄，刘易斯：《笛卡尔和理性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
4.冯俊：《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5.皮埃尔·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