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 我思故我在 心身关系
从这一讲起，我们讨论近代哲学的问题。这一讲讨论的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的哲学思想。
我们所说的“近代哲学”是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与西方学术界的传统惯例有所不同，主要指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西方哲学。“近代哲学”之“近代”（modern），亦译作“现代”，因为对西方人来说，这一时期哲学的“下限”是“弹性的”，区别于“当代”（contemporary），通常指从现在算起大约50年以前，因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关于哲学的历史分期其标准主要是时间上的。与此不同，我们的分期的主要依据是哲学形态的特点。显而易见，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西方哲学与20世纪西方哲学各有鲜明的特色，其转折发生在黑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完成、尼采等人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和20世纪“语言学的转向”等。我们曾经说过，古代哲学、中古哲学、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并非单纯时间上的划分，主要是哲学形态上的区别。
近代哲学是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哲学之后的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它的历史不过300年，与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各自都延续了一千年左右相比要短得多，但是在近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人类知识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等等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比以往的哲学更加丰富、深入和完善。
近代哲学是在社会历史剧烈变革的背景下形成的，我们可以将它的时代特征概括为三个“发现”。
从15世纪开始，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变革。在这一时期，教会的权威开始衰落，民族国家逐渐强盛，从而削弱了教会的精神统治以及对世俗社会的干预和影响。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发现和新大陆的发现，不但促使欧洲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亦使人们摆脱了中世纪那种狭隘的地域观念，一下子将人们的眼界扩展到了世界性的范围。于是，在欧洲人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充满新奇事物、充满魅力的广阔天地，史称“地理大发现”。与此同时，文艺复兴一方面通过收集整理古代文献的方式使近代与古代接上了头，另一方面以其人文主义的精神为近代哲学打下了思想基础，这就是“人的发现”。另外，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恢复了人们对于知识的崇尚，更增添了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它的发展和进步不仅树立了理性的权威，而且为哲学提供了思想的材料和内容，使人们不再用神学的语言而是科学的语言对自然和人本身做出描述和解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知识的发现”或“科学的发现”。这三个“发现”就构成了近代哲学思想、文化和理论的背景。
近代哲学是在希腊和基督教这两种文明共同影响之下产生的。
与古代哲学一样，近代哲学是在宗教迷信中奋争而出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希腊哲学人文主义的传统，并且将其体现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之中。另一方面，近代哲学虽然是在反对经院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它的血管里亦流动着基督教的血液。希腊哲学重视经验的自然主义和科学精神，基督教哲学重视超验性的形而上学，在主体性的觉醒或自我意识原则的基础上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主题：近代哲学不仅关注自然科学的问题，形成了系统的认识论和自然哲学理论，而且也关注超验性的本体论问题，它试图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寻找一种能够一举解决全部问题的方法，形成统一的哲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与希伯莱，雅典与耶路撒冷，两条文明源流汇集到了一起，形成了近代哲学的澎湃巨川。
不过，近代哲学对于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继承是“隐性的”，批判则是“显性的”。与文艺复兴不同，近代哲学具有浓厚的反传统反权威的色彩，哲学家们不是千方百计在文献典籍中为自己的学说理论寻找根据，而是极力标榜自己的“创新性”，甚至表现出了强烈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而宗教迷信则更是他们猛烈抨击的对象。
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极其密切。一方面，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树立了理性的权威，并且在科学知识方面为近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基础。另一方面，近代哲学亦是在满足人们要求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的成就，以便为科学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的迫切需要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担负起了为科学提供方法和基础的重任。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主要在以数学为工具、以实验为手段，其中数学和力学的成果最为卓著，两者都对近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的公理化系统，为哲学树立了榜样，哲学家们试图以这种方式建立哲学体系，以便使哲学成为科学。牛顿力学则为哲学家们提供了简捷明快的原则，从而以物体、运动和因果法则构建了机械论的自然观。
向往天国的基督教神学，与重视现实的希腊哲学，看上去水火不相容，实际上亦有共同之处。按照基督教的观念，人是万物之灵，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我们居住的地球则是宇宙的中心，是上帝为人类选定的家园。这种“人类中心说”与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近代科学面前却遭到严重的挑战。从哥白尼的日心说经过伽利略到牛顿，近代科学建立了一种机械论的宇宙模型，成了近代哲学解释自然的理论基础。按照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只不过是广阔无垠茫茫星海中的一颗普通星球。然而，近代哲学并非反对“人类中心说”，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人的价值和尊严不在于神性，而在于理性，他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因此，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下降丝毫没有影响人的自尊，它反倒卸除了压在心头的神学的恐惧与负担，以理性来确立人的地位。人的力量不是相对于上帝，而是相对于自然的。
就此而论，就近代哲学对待自然的态度而言，把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规定为理性主义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虽然希腊哲学与近代哲学同样是以自然为其研究的对象，然而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希腊哲学尚未将关于自然的知识与自然本身区别开，他们朴素地认为知识中的自然就是自然本身，如果知识真的成其为知识的话，所以它的自然观是理智性的——宇宙自然是一个合理的有生命的活的整体。近代哲学就不同了。从笛卡尔开始，知识与对象就区别开了：自然事物是不依我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则是自成系统的，它们可能与对象一致，也可能与对象不一致，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寻求使知识与对象一致的方法。因此，自然在近代哲学看来，是某种死的存在物。这样一来，近代哲学就始终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是非理性主义的自然，一方面是理性主义的知识，这两方面的对立就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矛盾。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将近代哲学（包括科学）称为非理性主义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注1：参见〔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89年。）实际上，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与中世纪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经院哲学中，一方面把自然看做是死东西，另一方面把理性的思考集中在超自然的领域。近代哲学继承了经院哲学的问题，只不过它的目的是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思考的是如何使这两方面协调一致的问题。
因此，近代哲学和科学的自然观，与中世纪哲学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思想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是有贡献的。虽然我们经常说自然科学是希腊文明的产物，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是很确切的，因为希腊人心目中的科学与近代人心目中的科学不是一回事。希腊的科学是一种静观自然的方式或理论态度，他们并没有企图用科学去达到什么别的目的，如果说有什么目的，那么可以说他们创制科学只是为了认识自然，并且通过这种认识来达到人生的至上境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希腊人有科学而没有技术，他们也不需要技术。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然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自然不再是神圣的活的存在，而变成了上帝为人所准备的生活资料，研究自然有时是亵渎神灵的。因此，当近代哲学恢复了自然的地位，要求研究自然的时候，看起来它回到了希腊哲学，其实不然。它是在基督教思想的背景下恢复自然的地位的，换言之，他研究自然的目的与希腊人不同，目的是为了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所以，在希腊哲学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在近代人那里人是自然的主人。这种对待自然的方式虽然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今天已经暴露无遗，但是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使自然科学和技术得到了迅速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规定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例如主体性或自我意识原则、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等，在此我们主张以“启蒙主义”来概括近代哲学的精神，它可以将上述规定结合在一起。
启蒙主义（enlightenment）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人们往往根据启蒙主义对于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而将18世纪法国哲学称为启蒙主义，这实际上是狭义的启蒙主义。从广义上说，整个近代哲学——从经验论和唯理论到德国古典哲学——都可以称之为启蒙主义。
如前所述，处在变革之中的近代社会为近代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个体性、内在性以其世俗的和人文的色彩突出了人性的地位，从而为近代哲学主体性的觉醒创造了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的发现”。新航路的发现——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发现了一个个与自己的世界——他们原以为自己的世界是惟一的存在——不同的新世界，人们逐渐从以往狭隘的地域观念跳了出来，我们称之为“世界的发现”。最后，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坚定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信心，这就是“科学的发现”。这样一来，欧洲人不仅从纵的方面有了历史感，而且从横的方面有了多元化的比较，而他们自己就处在这个纵横交错的焦点上。从这个角度看，封建专制制度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和天经地义的，王权之上的神圣的光环亦不复存在，科学知识则成了人的地位和尊严的最好标志。启蒙主义与宗教迷信、封建专制制度和愚昧落后为敌，它以理性和自由为其主导精神，试图通过理性提倡知识和科学来克服外在的和内在的限制，以通达自由的境界。因此，启蒙主义不仅仅与社会政治有关，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它最初并且一直是在哲学中形成和发展的。
启蒙主义的伟大贡献至今难以估量，当今西方文明的许多观念要素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基的。当然，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问题在启蒙中亦有其根源。
启蒙主义的基础是理性，目的则是通过科学和知识使人摆脱内与外的限制和束缚而获得自由，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与希腊哲学比起来，近代哲学有着不同的精神。希腊哲学的理性是朴素的和辩证的，而近代哲学的理性则是抽象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作为人的认识能力，理性被理解为科学理性。不仅如此，希腊人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只有认识自然的思想而没有改造自然的观念，近代哲学则更突出了改造自然的目的，因而哲学就具有了某种实用性。然而，由于近代哲学和科学的自然观是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所以当它提倡理性和科学并且试图将科学精神和方法贯彻于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的时候，在它的基本精神内部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启蒙要求克服种种限制获得自由，而科学进步的结果证明却是严格的决定论；启蒙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试图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而科学理性视野下的人其本性却是物性，人反而不成其为人，如此等等，暴露了理性（科学）和自由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从20世纪50年代左右开始，对启蒙主义展开深入的批判和反思的原因。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应该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事实上，无论启蒙主义有哪些局限性，它都是西方哲学必经的阶段。可以说，古代哲学以客体为原则，近代哲学则是以主体为原则，这种主体性原则就体现在启蒙主义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中，而且与认识论问题密切相关。古代哲学基本上沉浸在感觉经验之中，哲学家们的工作是如何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普遍的概念来。所以，虽然古代哲学家始终围绕着知识进行思考，但实际上认识论并不发达，认识论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近代哲学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不仅将认识论的问题摆在了桌面上，而且超越了古代哲学的朴素观念，形成了主体性原则或自我意识的原则。显然，如果不能将主体客体划分清楚，不能对主体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认识论是不可能向深入发展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近代哲学标志着“主体性的觉醒”，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而使笛卡尔成为近代哲学名副其实的创始人的乃是一个哲学命题，这就是：“我思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