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艺复兴是一场从14世纪到16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继而发展到西欧各国的思想文化运动，由于其搜集整理古希腊文献的杰出工作，通常被称之为“文艺复兴”，而实际上它的实质是人文主义运动。
顾名思义，“文艺复兴”指的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其实并不尽然。文艺复兴一词的本义是“再生”（renaissance），16世纪意大利文艺史家瓦隆里（1511—1574）在他的《绘画、雕刻、建筑的名人传》里使用了这个概念，后来沿用至今。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为日耳曼人所灭。由于日耳曼人刚刚脱离原始公社，有些民族甚至还没有形成文字，历史悠久的希腊罗马文明被一扫而空，欧洲进入了黑暗时期。虽然基督教教会在古典文化的保存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但因为它是旧世界的继承人，一方面日耳曼蛮族的教化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教会当然不会把可能与教义发生矛盾的东西传播出去，所以新世界即日耳曼人的欧洲所继承的古典文化不仅残缺不全，而且是经过基督教教会“过滤”了的。不过在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统治时期（768—814），文化开始复兴。查理大帝认为：“对我们和忠诚的朝臣来说，基督指定的、我们所信赖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的管理不应满足于常规的奉献生活，而应教育那些从上帝获得学习能力的人，根据各人不同的能力施教，这将有很大的好处，有利于政权……虽然善功比知识更好，但没有知识就不可能行善”。所以他在789年颁布的法令说：“在每一主教管区和每一修道院里，都必须讲授赞美诗、乐谱、颂歌、年历计算和语法。所有使用的书籍都要经过认真审订。”（注2：转引自《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206页。）这一时期的文化复苏，史称“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七艺”成为中世纪教育的“基础知识”。几百年后，亚里士多德著作从阿拉伯世界流入西欧，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努力，为基督教教会所接受。所以，希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柏拉图（通过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通过托马斯·阿奎那）对中世纪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11至13世纪，随着城市地位的提高、市民阶级的形成与逐渐强大，出现了摆脱教会束缚的市民文化和一大批由城市创立的非教会学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世俗知识分子阶层。当文风轻快、重视人、重视世俗生活、重视客观现实世界、学术相对自由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传入西欧之后，立刻就与文风呆板、扼杀人性、提倡禁欲主义、敌视客观现实世界、禁锢思想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吸引了这个世俗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1453年，东罗马帝国为奥斯曼帝国所灭，希腊学者纷纷逃亡到西欧，大量希腊罗马文献出现在欧洲人面前，令他们惊叹不已。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一股复兴古典文化的热潮。一时间，西欧社会搜集和收藏古代典籍蔚然成风。意大利学者、作家、商人，甚至贵族、君主、教皇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到各国搜集、购买、传抄古代作品。教皇尼古拉五世的藏书量达数千册，一些神职人员、贵族、巨富亦以藏书众多而著名。15—16世纪，西欧其他国家也竞相仿效意大利，巴黎、慕尼黑、维也纳相继成为当时的藏书中心。据考证，这些收集已拥有现代所拥有的全部古希腊文献。大批的古希腊文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作品被译为或重译为拉丁语。许多古希腊罗马作者或作品第一次为人们所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拉丁语全集相继出版。古典文化借人文主义者之手在西欧土地上再次得到繁荣，这就是后世史家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一个根本原因。人文主义者的活动使人们看到了古典文化的完整的、本来的面目。这不仅是对中世纪所歪曲、阉割了的古典文化的矫正和恢复，而且也为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出发点。
毫无疑问，文艺复兴的起因与古典文化的复兴有关。不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希腊罗马文化可以继承，但却是不可能复兴的。在经过了上千年之久的基督教神学的精神禁锢，而且这种禁锢还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直抒己见，也还没有条件提出自己的思想，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并不是希腊罗马文化的简单重复。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复兴希腊罗马文化之名，行人文主义之实。
“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指与神学相区别的那些人文学科，包括文法、修辞学、历史学、诗艺、道德哲学等等。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使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对古代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以及他们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界观。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和高贵；反对中世纪神学主张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要求人生的享乐和个性的解放，肯定现世生活的意义；反对封建等级观念，主张人的自然平等。人文主义思潮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各国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文艺复兴由于“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这就是“人的发现”（注3：〔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对古代文化的发掘和对人性的重视促成了富有人文精神的古典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的“复兴”。“古代希腊思想家的每个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柏拉图学派等等，都在那个时候找到它的信徒，但是与古代的信徒完全不同。”（注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3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表现形式，“人文主义”才是它的实质。文艺复兴首先从意大利开始，继而传播到西欧各国。由于人们对基督教神学摒弃世俗生活，推行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深恶痛绝，对经院哲学抽象烦琐的理性主义也腻烦到了极点，所以人们毫不犹豫地转向了感性和欲望，转向了世俗生活，遂使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色彩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大师，涌现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斐微斯、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爱拉斯谟等文化巨匠。此外，布鲁尼的史学、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莫尔和康帕内拉的空想共产主义也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杰出成就。
对世俗生活的重视引起了人们对自然的浓厚兴趣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科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更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在14至15世纪，对人体、天文、地理以及自然世界其他领域的研究普遍得到了加强。观察和实验日益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数学和数学方法受到普遍重视，并逐渐与自然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些发展为16世纪以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繁荣打下了基础，构成了文艺复兴的第二个历史功绩，即“科学的发现”。一些有远见的哲学家及时地汲取了新科学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自然哲学倾向的新哲学体系，成为近代哲学的先驱。
这一时期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有“地理大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冒险精神，以至于文艺复兴时期也被称做“冒险的时代”。
15世纪是“大航海时代”。世纪初有中国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虽然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舰队，但是却由于种种原因退守陆地，闭关锁国，结果把大好机会拱手让给了欧洲人。而奥斯曼帝国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没有成效的情况下，默认了“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教徒的”。于是，西欧在世纪末开始了一系列的地理发现：1488年，迪亚士发现非洲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玛到达印度卡利卡特，开辟了印度航路；1520年，麦哲伦的船队开始环球航行……新航路的发现和新大陆的发现，一方面促进了欧洲工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使生产力的水平迅速提高，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亦使人们终于摆脱了中世纪那种狭隘的地域观念，一下子将人们的眼界扩展到了世界性的范围。于是，在欧洲人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充满了新奇事物，充满了魅力的广阔天地。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从此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
下面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做一概述。需要说明的是，人文主义思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我们在此只是就其最一般的特征做一些分析。（注5：参见《西方哲学史》，第291页以下诸页。）
人文主义运动首先是一场文化运动，主要是从事人文学科，尤其是古典文化的发掘、研究和传播。人文主义者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障碍。为了能够直接欣赏、利用和研究古代文学，14—15世纪，在意大利兴起了学习古希腊语的热潮。许多拜占廷学者在意大利讲授希腊语。到了16世纪，希腊语甚至成为大学和许多文科中学的必修课。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者还恢复了西塞罗时代的古典拉丁语，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和研究了古希伯莱语，从而为直接利用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者都精通希腊语，瓦拉、爱拉斯谟甚至成为当时的语言大师。
不过，人文主义运动并不仅仅是古典文化的复兴，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中世纪崇拜古代权威的遗迹和新思想尚不成熟的一种表现。随着复兴和仿效古典文化，人们的目光开始由神转向了人。在文艺复兴早期，基于对经院哲学式的理性主义的厌恶，人们往往诉诸感性、情感的因素，因而这一转向大多是采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以文学艺术的成就为最高。在此期间，出现了词句优美、以反映市民生活和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和小说以及具有现实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在被誉为“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文学三杰”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瓦拉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充满了对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人的世俗生活、人的真实欲望和情感、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的热情歌颂，对教会腐败、虚伪、扼杀人性的激烈批判。“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这句古老的箴言成为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口号。
从思想内容上说，人文主义的实质就是强调人、人的尊严和人生价值。基督教神学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最高造物，是尘世的最高目的，虽然尘世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创造的，但是神学研究的重心是上帝，与上帝相比，人的地位是卑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并没有发展到否定上帝至尊地位的程度，他们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避开上帝，把研究的重心从人神关系转移到人兽、人物关系，强调人与万物的区别，从而突出了人的优越地位。但丁认为，天赋的理性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辨别善恶之光。只有遵从理性的指导，人才能达到至善之境，获得真正的幸福。在这方面，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斐微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在《关于人的寓言》一文中，斐微斯热情地讴歌了人及其创造力。他指出，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人足智多谋，单靠自身就创造出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在人的许多发明之中，最为出色的、特别使聪明之士赞叹不已的是：房屋的建筑、农作物的栽培、石器的制造、金属的冶炼、万物名称的制定。文明不再是神的恩赐，而是人自己的创造，人由此摆脱了在基督教神学中的卑微地位，一跃成为众天神尊敬、羡慕的对象。英国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主人公之口对人的热情赞美，更是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肯定了人生的价值，也就必然肯定人的现世生活。中世纪的伦理思想强调人的真正幸福在于达到上帝的真善美的本性，也就是说，只有来世或者彼岸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人们在现世必须克制自己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限制欲望的满足。人文主义者并不否定来世的幸福，但他们把这看做是遥远的事情。人生在世，重要的是现世的幸福。彼特拉克就明确地宣布：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薄伽丘则进一步指出，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应当聪明、强壮、有感情、有教养。人应当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应当在追求精神享受的同时也追求感官的享受。这是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然的力量，任何企图压抑这种权利的人都是妄自尊大、愚不可及。拉伯雷在其著名小说《巨人传》中，塑造了一个特来美修道院作为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式。在这里，不存在高大的围墙，男女老幼都可以自由出入。修士修女不必单独分开，他们可以相敬相爱，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修道院内没有任何清规戒律，也没有烦琐的宗教仪式，惟一的院规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人人都有一种趋善避恶的天然本性，如果压抑这种本性，只能激起人们的反抗。相反，如果顺应这种本性，人们就会得到全面的发展。拉伯雷所主张的人是博学的、全知全能的人，是勇武知礼的骑士和窈窕灵巧的淑女。拉伯雷很重视知识的作用，他相信人类可以用知识来武装自己，成为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巨人。这正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理想的个人肖像。从市民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人文主义者们为人的自然平等大声疾呼。他们认为，人天生一律平等的。人的贵贱不是以血统的高贵与否，而是以个人的才能和品德为标准。因此，人们应当积极地发挥个人的才能，建功立业，追逐名利，实现自我。在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世俗的新道德观念，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人文主义者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普遍腐败和虚伪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薄伽丘的《十日谈》和爱拉斯谟的《愚神颂》是这方面的杰作。在《十日谈》中，上自教皇、主教，下至修士修女都成了薄伽丘冷嘲热讽的对象。他指出，这些人虽然满口仁义道德，自称是上帝的代表，是清心寡欲的大圣人，是人们进入天堂的引路人，但骨子里却是最无耻、最荒淫。它们过着糜烂的生活，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满足自己的钱欲和情欲，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根本不配去管别人。而爱拉斯谟则借用愚神的口吻，辛辣地嘲弄了教皇、神父、国王、贵族这些愚不可及的人物：教皇和主教们只知道热衷于权势和财富，钻营宗教的买卖，甚至不惜为此发动宗教战争。神父修士们标榜的是安贫乐道，其实是为了沽名钓誉，他们在酒色面前决不会退让。他们用烦琐的三段论去论证神学教条，却不知道基督惟一的戒律就是要从事仁爱的工作。国王和贵族们热衷于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寻欢作乐，争权夺利。这些人如果想一想他们所处地位的责任，如果他们是聪明人的话，就会良心不安，但愚蠢却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做这一切。面对这种普遍的腐败，彼特拉克把教廷称做“恶毒的寺院”、“谬误的学校”、“谎言的熔炉”、“阴谋的牢狱”。但丁在《神曲》中不仅把贪得无厌、作恶多端的教皇、主教扔进地狱的火窟之中，而且还大胆地在那里为尚在人世的教皇博尼法斯八世预留了一个位子。不过，人文主义者所抨击的并不是神职人员对现世生活的追求，而是他们的虚伪，而这种虚伪的根源就在于中世纪所奉行的禁欲主义是与人性相冲突的。因此，在批判教会腐化堕落的同时，他们也都对禁欲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不过，人文主义还没有发展到成为天主教教会竞争对手的程度。他们对教会的批判大多仅限于指出教会的腐败和虚伪，并没有触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及其赖以存在的根基。而精神、文化的世俗化，对于一个在政治、经济、组织上已经世俗化了的教会，固然会妨碍它继续愚弄人民群众，但也可以为其穷奢极侈的生活提供借口和条件。人文主义活动要求必须有闲暇和财富，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局限于上层知识界，并且依附于权贵阶层，因而也就不可能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许多人文主义者与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多数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对天主教会的忠诚。他们与贵族、高级神职人员、国王、教皇来往密切，彼特拉克、瓦拉等人甚至成为教皇的宠信。爱拉斯谟曾多次向教皇表白自己的忠诚，莫尔甚至为维护天主教的统一不惜献出自己的头颅。而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也能够容忍人文主义者的嬉笑怒骂，甚至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利奥十世以及一些世俗统治者当时都是人文主义的著名积极赞助者。人文主义运动自身的这些局限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些人文主义者成为咬文嚼字的学究，有些则沦为权贵们装潢门面的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