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哲学大约发端于2世纪，终结于6世纪。根据教父们活动的区域和使用的语言，后人把他们划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亦称之为“东方教父”和“西方教父”。从总体上来说，以查士丁、奥里根等人为代表的希腊教父比较注重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注重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等形而上学层面的问题，而以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人为代表的拉丁教父则更多地注重信仰和伦理、注重人的罪以及救赎等问题。
我们准备对教父哲学做一概述，重点介绍教父哲学的最大代表奥古斯丁的思想。
教父哲学在时间上与晚期希腊哲学是重合的，它不仅是在同希腊哲学以及其他“异教”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思想上亦与希腊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期希腊哲学从伦理向宗教观念的转变，既有哲学方面的内因，亦有时代需要的外因。（注4：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282页。）关于基督教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在引言中已经有所说明，在此不再详述。至于哲学之转向的内因，恐怕与希腊哲学的精神有关。希腊哲学以“学以致知”为理想，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它既缺少各门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后盾，又没有发达的认识论作基础，因而注定了衰落的命运。结果，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怀疑主义作为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反动，反其道而行之，它不再追求知识，而是以舍弃知识作为通达人生之境界的代价，这就为宗教的神秘主义开辟了道路，更不用说斯多亚学派与新柏拉图主义根本就成了教父哲学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如果说基督教的兴起满足了时代的迫切需要，那么可以说教父哲学的出现则是满足了基督教发展的需要。如前所述，原始的基督教本来是排斥知识排斥哲学的，但是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晚期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就成了它们利用的对象。当然，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之所以能够为教父哲学所利用，与它们的宗教倾向例如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分不开的。然而，哲学之为哲学乃源于理性，而宗教之为宗教诉诸的则是情感和信仰，所以基督教哲学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
基督教的历史可以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教父哲学处于基督教发展的古代时期，大约从公元元年至公元6世纪。（注5：参见王晓朝主编：《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第2—3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耶稣蒙难之后，他的门徒传播基督教，这个时期被称做“使徒时期”。使徒时期的基督教组织松散，各地组织使用不同的经文和语言，对经文和信仰也有不同的理解。经过四个多世纪的经文规则化、组织制度化、信仰正统化的过程，形成了以罗马教会为首的、被称为“公教会”的统一教会，其间教父哲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徒时期之后，从公元2世纪到公元6世纪，基督教会中一批或多或少具有哲学修养的信徒，借用希腊哲学，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在理论上论证和捍卫基督教信仰，使基督教第一次有了相对统一和完整的教义，由于他们对教会的贡献，被教会尊为“教父”，即教会的父亲。在教父时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最初的碰撞与融合开始了，由此而产生了基督教哲学。当然，教父们并没有建立完整的哲学理论，人们一般也不称之为哲学家。不过，教父们在护教以及建立神学理论的时候，或利用或排斥，因而便与哲学发生了关系，他们思想中与哲学有关的这一部分就被称为“教父哲学”。当然，我们要理解教父们的哲学思想，还需要把它们放在神学的背景之中。（注6：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76页、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在基督教形成统一教会的过程中，教父们在与异教、异端和希腊哲学的斗争中不仅担负着护教的工作，而且担负着教义的确立、传播、论证和解释等工作。当他们利用希腊哲学，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从事上述工作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信仰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注7：以下参见《西方哲学史》，第193页以下诸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殉道者查士丁（Justinus，约100—166）是最早的希腊教父，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他对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他有一句名言：“真哲学就是真宗教，真宗教就是真哲学”。《新约》从《约翰福音》开始融入了希腊哲学的因素，它一开篇就说：“泰初有道（logos，逻各斯），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泰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查士丁由此出发，把逻各斯理解为上帝的内在理智和永恒智慧。既然上帝藉着逻各斯创造万物，逻各斯便永恒地普照整个世界，向所有的人启示着真理。因此优秀的异教徒，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也能分有逻各斯，从而认识真理。不过，他们只能分有逻各斯的部分或“逻各斯的种子”，哲学家之间的争吵就说明他们认识的只是部分的真理，逻各斯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得到了完全的启示，因而只有基督教才拥有完全的真理。当然，希腊哲学中的真理与基督教的真理之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源泉，那就是上帝的逻各斯。就此而论，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哲学，哲学也只有设定并且实现一个宗教的目标时才是真哲学，因而真哲学也就是真宗教。
与查士丁相比，德尔图良所代表的是相反的极端。
德尔图良（Tertulianus，约160—240）是拉丁教父。世间流传着他的一句名言：“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不过，德尔图良的确有类似的思想。在他看来，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在哲学与教会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一切世俗知识在上帝面前都是愚蠢的。启示不仅是超理性的，而且也是反理性的。“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了，并不因为这是耻辱的就让人耻辱；上帝的儿子死了，正因为这是荒谬的，所以是绝对可信的；他被埋葬后又复活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确定无疑的。”（注8：转引自《西方哲学史》，第199页。）德尔图良的思想表现了信仰与理性的对立和冲突。
最先在建构基督教哲学体系方面做出努力的是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及希腊化时期以来，文化的中心逐渐从雅典转移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的第一个教理学校是在这里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两位著名代表希腊教父克莱门和奥里根都曾担任过这个学校的领导工作。
克莱门（Clemens，约150—211）面对一些基督徒对哲学的指责，坚持认为哲学也是上帝的作品。真理的历史可以比做两条河流，一条源自旧约律法的启示，另一条源自理性。二者又与第三条河流汇成一体，这就是基督教的启示。基督教是关于显现在基督身上的逻各斯创造、教育、实现人类的学说，因此把知识与信仰统一起来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任务。在他看来，哲学不仅可以把人引向信仰，而且基督徒也只有凭借哲学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信仰。当然，哲学不是目的本身，它应当服从信仰、服务于信仰。
奥里根（Origenes，约185—254）是早期教父哲学中最伟大的代表，也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哲学家。他坚持哲学思辨的标准是《圣经》和使徒的传统。不过，《圣经》并不是一部具有严格体系性的著作，其中不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不能纯粹从字面上理解。于是，奥里根提出了一种“寓意解经法”，即从“精神实质”上来理解和解释，把不合情理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看做是“隐喻”。这实际上意味着以理性作为标准来审视信仰及其传统，奥里根就是这样对基督教的信仰传统进行了梳理，建立了基督教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
关于教父们对于教义的论证和解释，我们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讨论教父哲学的最大代表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在说希腊语的东方教父哲学与说拉丁语的西方教父哲学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奥古斯丁的神哲学不仅是教父哲学的顶峰和终结，而且体现了从早期教会希腊化典范向拉丁化中世纪典范的转变。（注9：参见〔德〕汉斯·昆：《基督教大思想家》，第60页、7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公元4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改变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社会中的地位，而尼西亚信经对信仰的统一也为基督教神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4世纪末5世纪初，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奥古斯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基督教日益兴盛，罗马帝国却濒临灭亡，正处在新旧世界的转折点。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异教徒，奥古斯丁出生时并未接受洗礼。17岁时，他赴迦太基攻读修辞学和哲学，曾经崇拜西塞罗、信奉摩尼教、悉心钻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陷入怀疑主义而难以自拔，终于在386年皈依了基督教。根据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回忆，当时他的内心处在灵与肉的激烈冲突之中，一方面向往信仰，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欲望的纠缠：“我被这种心疾折磨着，我抱着不同于寻常的严峻态度斥责我自己，我在束缚我的锁链中翻腾打滚，想把它全部折断。”（注10：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他痛哭流涕，狂奔疾走，筋疲力尽，躺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责问自己，“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又是明天！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不是此时此刻结束罪恶史？”正当他满腹辛酸痛哭不止的时候，突然耳边响起清脆的童音，并且反复吟唱：“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感觉那是上帝的命令，于是立刻起身回到花园中的桌边，抓起桌子上的保罗书信集，随手翻开念道：“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服从主耶稣基督，勿被肉体驱使而恣肆情欲”。读到这里，奥古斯丁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的经历，在基督教史上被称为“花园里的奇迹”。（注11：参见王晓朝主编：《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第275—276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
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的经历被教会誉为浪子回头的典范。他曾作过教师、神父，后升任北非希波主教，后半生忠心耿耿地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被教会称为“伟大的教父”、“杰出的大师”、“上帝的使者”。奥古斯丁一生著述很多，《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是他的代表作。
奥古斯丁从自己的心路历程出发来解决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从信仰与理解的先后关系入手区别了三种不同的思想对象。第一种是只能相信，不能或者不需要理解的东西，如历史事实。第二种是相信和理解同时起作用的对象，如相信数学公理和逻辑规则的同时也是理解它们。第三种是只有先信仰，然后才能够理解的对象，这些就是关于上帝的道理。“有些对象必须在相信上帝之前被理解；但是，对上帝的信仰帮助一个人理解得更多。……因为信仰来自聆听，聆听得自基督的布道，人们若不理解布道者的语言，何以能够相信他的信仰呢？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必须先被相信，然后才能理解，正如先知所说：‘除非你相信，否则你将不会理解’，因此，心灵由相信进而理解。”（注12：奥古斯丁：《布道辞》，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奥古斯丁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虽然主张“信仰寻求理解”，倡导用理性解释信仰，但对他来说更为根本的却是“信仰为了理解”，信仰是一切认识的先决条件、方法和途径。
在奥古斯丁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恶的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奥古斯丁早年对他母亲信奉的基督教没有什么印象，在他看来，基督教太肤浅了，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怎么会创造一个充满了罪恶和苦难的世界呢？他之所以曾经信奉摩尼教，就是因为摩尼教为恶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摩尼教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力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上帝与魔鬼。人类则处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有时被善领导，有时被恶控制。离开摩尼教之后，奥古斯丁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寻求答案。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普罗提诺主张人的灵魂是神圣的，只是因为堕入肉体，才被玷污了。因此，肉体与物质世界乃是恶的源泉。灵魂必须弃恶扬善，摆脱肉体的束缚，才能得到解脱。奥古斯丁意识到，摩尼教不仅为上帝开脱了责任，也为人类开脱了责任。当然，普罗提诺也有他的问题：他把灵魂和肉体看做是分离的，肉体并不是人存在的组成部分。现在，奥古斯丁把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理想调和起来，认为人是灵魂和肉体的复合体。于是，当我们选择了肉体的快乐而不是灵魂的善的时候，我们必须为这个世界上的恶负责。
当然，如何解释上帝与恶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难题。为此，奥古斯丁建立了一种后来被称之为“神正论”的学说。“神正论”（theodicy）由希腊语theos（神）和dike（正当或正义）组合而成，其意义在于使上帝对恶的容忍正当化。对奥古斯丁来说，这是他信仰上帝的前提，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以后的西方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任何一个信仰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的人来说，他都会遭遇恶的难题：
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这个世界怎么会存在着恶呢？假如上帝对这个世界上的恶一无所知，他就不是全知的。假如上帝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恶，却不能阻止它，他就不是全能的。假如上帝知道恶，也能够阻止它，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就不是全善的。
结论是，恶的存在证明不会有一个全知、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存在。
奥古斯丁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是引入一种自由意志论：恶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他在《忏悔录》中说道：“我意识到我有意志，犹如意识我在生活一样。因此，我愿意或不愿意，我确知愿或不愿的是我自己，不是另一人；我也日益看出这是我犯罪的原因。”（注13：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16页。）那么，为什么自由意志可能背离善而趋于恶呢？“意志是意志的原因，但你是在问意志自身的原因，假如我能找到这原因。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追问这原因的原因呢？这一追问的界限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和讨论在哪里终结呢？”（注14：奥古斯丁：《论意志的自由选择》，转引自〔美〕沙伦·M.凯、保罗·汤姆森：《奥古斯丁》，第18—19页，中华书局，2002年。）如果再去追问是什么导致了意志的运动，那将陷入无穷后退之中，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追问的终点就是个体心灵之中：意志是意志的原因，或者说，意志是一个无因的原因，一个不受推动的推动者。这也就是说，意志是罪的惟一原因。
然而，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首先，在自由意志论中隐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人类具有上帝一样的力量，他可以由他自己决定自己的善与恶。其次，自由意志论并没有开脱上帝对世界上存在着恶的责任，因为毕竟是上帝创造了人。最后，人类因为自由意志而可能作恶，这一点上帝应该是知道的，他为什么不制止人类作恶呢？
这涉及到奥古斯丁对恶的理解，那是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是至善，因而善是绝对的，是实体。在上帝那里，恶是不存在的。上帝创造了万物，因而万物本身也必定是善的。但由于万物是被创造的，所以不可能同上帝一样是至善，而是或多或少有缺陷的，这缺陷就是恶。恶是善的缺失。所以，恶并不是某种存在着的实在，而是善的缺失和空无。当人类误用自由意志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善，也就是选择了恶。
当然，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奥古斯丁晚年转向了决定论。他承认，“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实际上着力于辩护人类一种的自由选择。但最终是上帝的恩典战胜了……”（注15：转引自沙伦·M.凯、保罗·汤姆森：《奥古斯丁》，第25—26页。）上帝创造了亚当，给了他自由意志，这个时候的人类具有选择善恶的自由。然而，亚当受到撒旦的诱惑，误用或者滥用了自由意志，违背了与上帝签订的契约，犯下了“原罪”。从此之后，人的意志也就失去了自由，或者说，人只有作恶的自由，而没有行善的自由。这就使亚当的子孙世世代代都生活在罪之中。如此说来，人类的确不值得拯救，都应该下地狱。不过上帝毕竟是仁慈的，上帝通过神恩来拯救人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拯救。或许有人会忿忿不平：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犯罪要株连后世子孙呢？在奥古斯丁看来，因为人类遗传了作恶的“基因”。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现身说法，每个人都有犯罪作恶的本能。青年时代的奥古斯丁做了许多荒唐事，他曾经到邻家去偷梨。实际上他自己家里就有梨树，而且结出的梨子比邻家的又大又甜。不仅如此，他偷梨也不是为了吃，偷来就扔掉了。皈依基督教以后，奥古斯丁回忆这段经历，他认为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每个人天生就具有犯罪作恶的本能，亦即遗传自亚当的“原罪”。
奥古斯丁的神正论充满了矛盾。为了开脱上帝对世界上存在着恶的责任，他引入了自由意志论，但由此却又强化了恩典和原罪，从而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自由意志。在某种意义上说，奥古斯丁的自由学说预示了西方思想史在自由问题上遭遇的种种难题。
奥古斯丁的经历展示了从纨绔子弟、异教徒到基督徒的救赎之路，这条道路也就是寻找上帝的心路历程。在他看来，这条道路既离不开知识，同时又不能局限于知识。为此，奥古斯丁必须一方面针对当时盛行的怀疑论而论证知识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指出知识的不足。
奥古斯丁的出发点是人的自我意识。在《独语录》中，他与自己的理性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你知道自己在思维吗？——我知道。——所以，你在思维是千真万确的吗？——是千真万确的”。（注16：奥古斯丁：《独语录》，2，1，1。转引自《西方哲学史》，第207页。）在他看来，人可以怀疑一切，惟独不能怀疑自己思维的确定性。“难道有人怀疑他自己在生活、在回忆、在认识、在意欲、在认知、在判断吗？……当他怀疑时，他就知道自己不晓得任何可靠的东西；当他怀疑时，他就知道自己不可以毫无根据地表示赞同；尽管一个人仍然可以怀疑自己有所意欲，但他却不能怀疑这个怀疑本身。”（注17：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10，10。转引自《西方哲学史》，第207页。）奥古斯丁甚至用人的思维可能产生错误来证明思维的确定性。他说：如果我错了，我就存在。奥古斯丁的这一论证使他成为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的先驱。
除了“我思”这种经验的事实真理之外，奥古斯丁还在逻辑、数学等领域发现了“理性的真理”，如“同一个灵魂不能在同一时间既是可死的又是不死的”，“三乘三等于九”等。伦理学领域的一些规范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奥古斯丁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确认这些真理的客观有效性，而在于寻找它们的形而上学根源。这些真理之所以是真的，就在于它们分有了绝对的真理，而绝对的真理就是上帝。感性经验是不能认识真理的，因为物质世界虽然景象万千，奇妙无比，但都是些变化无常的东西，在这里是不可能找到上帝的。真理也不是理智的创造物，理性不是创造真理，而是发现真理。人的理性只能借助“超自然之光”的照明，认识早就存在于自己内心中的真理。“不要到外部去寻找，要转入你自身。真理就居住在人的内心。”（注18：奥古斯丁：《论真宗教》，39，72。转引自《西方哲学史》，第208页。）
永恒的真理就是上帝。
上帝创造世界是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条，由此而衍生出了一系列神学问题，其中存在着一个问题：上帝用什么创造了世界？
对神学家来说，在这个问题中隐藏着某种陷阱。如果答案是上帝用某种东西创造了世界，那么势必又产生一个问题，即这“某种东西”是不是上帝的造物？如果回答说“不是”，就会出现不是上帝创造、与上帝同样永恒的东西，这东西就会限制上帝的无限性、绝对性，与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惟一性和全能的教义发生冲突，从中产生二元论的结论。如果回答说“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们还会问：上帝是用什么创造这“某种东西”的？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只有一个必然的也是惟一的答案，即上帝是从无中创造这个存有的世界。当时还有一些人向基督教提出了“上帝在创世之前在做什么”的提问，许多基督徒的回答是，上帝在为你们这些不信上帝的异教徒准备地狱。奥古斯丁试图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在《忏悔录》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上帝在创世之前在做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与时间同是上帝的创造物，上帝在创造万物的同时创造了时间。时间只是对创造物而言的。上帝“创造了这个变化不定的时间所赖以存在而又不真实存在的万物；在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中，表现出万物的可变性，我们便从而能觉察时间和度量时间，因为时间的形成是由于事物的变化，形相的迁转”（注19：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64页。）。而上帝是超越一切变化的，因而是超越时间和永恒的。上帝也不是在一个时间中超越时间，因而也不可能“先于”他自己创造的时间。在上帝那里，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永恒的现在。
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困惑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注20：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42页。）
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濒临灭亡的前夜。410年，罗马这座被看做“永恒之城”的城市被哥特人攻陷，惨遭蹂躏，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异教徒把罗马的陷落归咎于罗马人改信基督教，因而得罪了罗马旧神。而基督徒们则在追问，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奥古斯丁撰写了《上帝之城》。那时还没有“国”的概念，“城”实际上说的就是“国”。
奥古斯丁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照着人的标准生活的，一类是照着上帝的意志生活的，这两类人分属两座城。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配不上与上帝共存，不过由于上帝是仁慈的，他选择了我们之中的一些人上天堂，生活在上帝之城，而另一些人则住进了人间之城。罗马象征着人间之城或“尘世之城”。“尘世之城”不会长久，因为当它被定为受最终的惩罚时，它就不再是一座城了。当然，我们不可能将上帝之城的成员与人间之城的成员区分开来，因为成为哪座城的成员不是由人自己选择的。奥古斯丁认为人类不可能凭着自己变成真正的信徒。上帝将真信赐予某些人，另一些人则被排除在外。心灵的平安是恩赐的象征，但并不是保证，甚至奥古斯丁本人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被上帝选中了。奥古斯丁这一命定论的观点与后来的教会很少有共同之处，但却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一脉相承。
奥古斯丁神哲学对西欧中世纪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3世纪以前的经院哲学中，奥古斯丁主义一直占统治地位。13世纪时，托马斯改奉亚里士多德主义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奥古斯丁主义的传统并未因此而中断。它不仅表现在弗兰西斯教派的哲学中，而且在托马斯本人的哲学中也可以发现它的痕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把“回到奥古斯丁”看做是改革教会的一个途径。甚至在近现代的许多哲学流派中，也经常见到奥古斯丁哲学的影子。由此他被称为“西方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