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为科学知识分类的哲学家、思想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亚里士多德说到“科学”的时候，他所指的也是“哲学”。在他的时代，甚至直到两千多年后的18世纪，哲学与科学还是同义语。不仅许多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冠以“哲学”的字样，如牛顿的物理学著作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甚至有些科学试验的仪器还被称为哲学仪器。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希腊人意义上的知识或科学与我们所说的知识或科学是不同的。我们所说的科学通常指的是科学技术，它们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这样的科学对希腊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按照希腊人的观念，宇宙自然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自然是神圣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因此，他们的确主张认识自然，认识自然的本性，并且把这种认识看做是人的使命和最高的境界，但是却没有“改造自然”的观念。自然不能“改造”也不应该“改造”，那将使神圣的活生生的自然失去生命。其实不仅是希腊人，古代各大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朴素观念，所谓“改造自然”的观念是近代才产生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活动集中体现了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学以致知，为知识而追求知识，为智慧而追求智慧的探索精神。对他来说，知识尤其是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求知而且仅仅是为了求知。求知是人的本性，人是因为自知自己无知而求知的。因此，他认为哲学起源于“惊异”（thaumazein）：人最初是对于面前的现象继而对整个宇宙自然感到困惑不解，感到自己无知，于是就去追求知识，因而人追求知识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求知。当然，一般的知识总是有一定的目的的，不过真正的知识——哲学则是无目的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在一切知识中，所有的知识可能都比哲学更有用，但惟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
因此，希腊人对于知识的态度就形成了哲学的基本精神：哲学的目的是最高的智慧境界。我们研究哲学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哲学而研究哲学的。现在的人们一提到哲学总要追问所谓的现实意义，好像如果没有现实意义，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殊不知哲学的目的恰恰是要超越现实，它体现的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理想和境界。所以，哲学没有有用性，而且正是由于没有有用性，哲学才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就总体风格而言，亚里士多德不是体系型的哲学家，而是问题型的思想家。他从事哲学思考的目的，并不是像柏拉图那样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体系，而是不断地探讨各种问题。所以，他习惯于先提出问题，然后多角度、多方面地详尽分析，尝试性地得出答案；如果某个答案不合事实或不合道理，他便放弃这个答案，然后沿着另一条思路重新开始。这就使得他的学说往往没有首尾一贯的结论，给人以折中调和甚至矛盾混乱的印象。亚里士多德的这种问题探索法，贯穿在他的整个思想中。最能体现问题探索法的著作是那部著名的《问题集》。在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分38个大的方面，890个小节，提出并探讨了1000多个问题，分析细致入微，内容包罗万象，广泛涉及了天文、地理、生理、心理、伦理、学理、乐理、生物、医学、饮食、数学等学科，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十万个为什么”。
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以知识的目的为依据，将科学或知识分为三大类，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类：
1.“理论知识”（theoretike）是为着自身而被追求的知识，包括“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
2.“实践知识”（praktike）是为着行动而被追求的知识，包括“伦理学”、“家政学”和“政治学”；
3.“创制知识”（poietike）是为着创作和制造而被追求的知识，包括“修辞学”、“诗学”和“辩证法”。
在“理论知识”中，所谓“物理学”（phusike）应该称之为“自然学”或“自然哲学”，它源自“自然”（phusis）。“第一哲学”有时也被称为“神学”，相当于后人所说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就“实践知识”而论，按照行为范围的大小不同，“伦理学”与个人的行为有关，“家政学”与家庭的行为有关，“政治学”则与国家（城邦）的行为有关。“家政学”（oikonomia）旧译“经济学”（economics），“经济学”这一概念也的确由此而来，但在这里可能译作“家政学”更合适。因为在古希腊，经济活动以家庭（oikia）为基本单位。所谓“创制知识”（poietike）旧译“诗学”，其实这一类知识不仅包括“诗学”，凡是与创造制作有关的知识都在此范围之内。
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然而在他的科学分类中并没有逻辑的地位，原因是亚里士多德把逻辑看做是科学的方法或“工具”，而且是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的共同的方法和工具，所以后人将他关于逻辑学的论文汇编称之为《工具论》。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逻辑仅仅看做是主观性的思维形式和规则，而是视做客观的形式和规则。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逻辑研究关涉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这不仅仅是逻辑的问题，更是哲学的问题。柏拉图根据为概念所认识的一般、普遍的共相，与被感觉经验所感知的特殊事物之间的区别，创造了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这两个相互分离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消除柏拉图在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设置的鸿沟，发现在现实事物中一般与个别之间的真实关系。显然，这也是逻辑的主要任务。认识事物无非是认识它的各种属性和“是什么”的定义（logos），认识的形式和规则也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论，这就是逻辑的三段论推理。不过，逻辑所处理的毕竟只是思维的形式与规则，而我们需要面对的则是具体的事物。于是，更重要的问题便落在了逻辑之外：就一个判断而言，如何理解一个概念从属于另一个概念，即主词与宾词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也是实在的问题，这一方面就是形而上学要研究的问题。以后我们还将看到，在中世纪经院哲学那里争论不休的就是这个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家们从来就不是仅仅把这个问题看做是逻辑问题。
无论怎么估价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对人类知识领域的贡献和影响，都不会过分。
作为一种演绎式的科学，亚里士多德逻辑以及不久以后出现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为科学奠定了现实的基础。欧几里得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那是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不久。究竟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之间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理论上说，具有演绎性质的逻辑学对于演绎科学的典范欧几里得几何学，应该具有积极的影响。毫无疑问，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与人类的思维推理能力密切相关。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到欧几里得几何学，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符号推理能力的提高和完善。它标志着人类思维逐渐摆脱了直接的感觉经验，可以从事纯粹的思维操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以看做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分道扬镳”的真正开端。我倾向于认为，在人类各古老文明之间最初具有比较多的类似性，例如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有可比性，例如他们都把宇宙自然看做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整体，都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等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所以后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既有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也有语言和逻辑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对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先秦时期逻辑学并不逊于古希腊，例如墨家和名家，但是没有像希腊那样发展成为抽象化符号化的形式逻辑和几何学演绎科学，以至于一说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人们总会提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区别。
数学尤其是几何学对哲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如果让我们举出钟爱数学的哲学家，可以说出许多人的名字：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帕斯卡尔、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他们之中有些人本身就是数学家。20世纪哲学就更不用说了，英美语言哲学一脉就是起家于数理逻辑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哲学家喜爱数学？因为数学尤其几何学作为演绎科学的典范，为哲学家们构造哲学体系，实现使哲学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的理想做出了榜样。几何学之所以受到哲学家们的青睐，就在于它的演绎科学的性质：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命题和结论都可以从少数几个不证自明的公理推出来，因而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由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哲学要想成为科学在许多哲学家看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演绎性的体系来保证它的科学性。以后在相关的地方，我们还将讨论哲学与数学之间的微妙关系。
据说柏拉图对其他关于自然的知识不屑一顾，惟独推崇数学，甚至在学园的大门口铭刻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亚里士多德没有这么极端，他对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感兴趣。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能够对当时所有的知识成果兼容并蓄，使他不仅对希腊哲学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在我们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前，先来看一看他对希腊哲学的概括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