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阿那克萨戈拉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外邦带回雅典的，不过使雅典的思想活跃起来的却是智者。当然。智者们不仅使雅典的思想活跃起来，也使之陷入了混乱。
所谓“智者”，古希腊语为sophistes，原本泛指有智有识有才之士，例如“七贤”，雅典最早的改革家梭伦和哲学始祖泰勒斯都名列七贤。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一词则专指一批收费授徒、重点教授修辞学和论辩术并以此为职业的教师。我们经常会听到“智者派”、“智者学派”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智者除了在职业特点和思想倾向方面比较类似而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智者们相互之间在理论上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显然，“智者”与“哲学家”（philosophos）不一样，虽然两者都与“智慧”（sophia）有关，但实际上他们所理解的“智慧”是不同的。哲学家理解的智慧是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而智者所理解的智慧可能称之为意见更合适。因为智者具有明显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倾向，甚至就是以此作为其基本特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智者当作批判对象的原因。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智者们声名狼藉，俨然就是哲学的“敌人”，以至于“智者”这个概念一向都被看做是“诡辩”的同义语，直到黑格尔才恢复了智者的本来面目，开始比较客观地评价智者的地位和作用。
当我们说黑格尔“恢复”了智者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说智者不应该受到批评，而是说，智者运动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原因，智者的活动除了“消极意义”，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智者的出现是雅典民主制的产物。城邦民主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注1：参见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第37页。）于是，修辞学和论辩术便应运而生，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按照希腊人的观念，每个自由人都禀赋正义，都是天生的公民，所以参政议政，参与决定城邦大事，乃是他们天经地义的职责。既然每个公民都必须参加政治活动，都需要在公共集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赞同和反对他人的观点，或者吸引更多的人赞同自己的观点，这就需要使用语言的艺术和技巧。智者作为职业教师，其职能就是教授修辞学和论辩术，被公认是第一个智者的普罗泰戈拉就声称，智者所教授的技术可以使人们学会“在私事中如何能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在公事中如何能在言语上和行动上对城邦产生最大的影响”（注2：《古希腊哲学》，第180页。）。如果仅此而已，智者还不至于声名狼藉、恶名远扬。问题在于，从智者的角度说，他们关心的只是论辩的效果，至于真假、善恶、是非、曲直，他们是不管的。不但不管，为了赢得更多的学生，他们还有意模糊是非善恶的界限，声称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善恶是非，只要你掌握了论辩的技术，你就是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他们经常允诺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帮助你说服他人。这就是说，智者可以帮助你证明煤是黑的，雪是白的，也可以帮助你证明煤是白的，雪是黑的。当然，智者的确使雅典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但是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根本原因不在智者，而在于民主制的衰落。如前所述，智者的产生与雅典民主制的观念有关，与此同时它也标志着雅典民主制的衰落。不过，智者的泛滥的确进一步加速了民主制的衰落。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公元前410）遗留下来的两个命题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两个命题，一个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个是“一切理论都有其对立的说法”。“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经常被人们看做是强调主体能动性的人本主义的命题，其实不过是望文生义罢了。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个人”，他所说的“尺度”不是理性而是感觉，因而有点儿以“无度”为度的意思。按照柏拉图的解释，这一命题的含义是：“对我来说，事物就是对我所呈现的样子，对你来说，事物又是对你所呈现的样子，而你和我都是人”，“因而可以说，对于每个感知者来说，事物就是他所感知的那个样子”（注3：《古希腊哲学》，第181页。）。例如一阵风刮来，有人感觉冷，有人感觉热。这阵风究竟是冷是热？全凭个人的感觉。这就是说，衡量自然万物的尺度就是个人的感觉。既然个人是万物的尺度，事物就是你所感知的那个样子，那么每个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因而自然万物实际上没有普遍的尺度，没有一定之规。既然每个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同一个事物就可以形成相互对立的不同说法，都可以形成相互对立的不同理论。这两个命题表明，智者运动具有明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
既然如此，为什么说智者的活动也有积极意义呢？
显然，智者的兴起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自然哲学家们在本原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动摇了人们对获得知识的信心，而智者们的活动实际上把这种局面确定了下来，将个人的意见看做决定一切的基础。我们曾经说过，当赫拉克利特声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时候，他似乎只看到了河流的变化，而没有注意到，其实河流也不可能两次面对同一个人，因为人也是始终处在变化之中的。现在，智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仅人与人不同，而且同一个人也处在变化之中，所以万事并无一定之规，全看个人当下的感觉了。于是，智者们将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了人和社会，而且依然如故地贯彻了他们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我们之所以说智者的活动也有积极意义，就在于智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了启蒙的作用。
还是以普罗泰戈拉为例。
普罗泰戈拉以一个神话故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这个神话故事说，一切生物都是众神用土、水以及这两种元素的合成物在大地内部创造出来的。在出世前，诸神委派伊庇米修斯给它们配备适当的能力，普罗米修斯负责检查。然而，伊庇米修斯在野兽身上用完了所有的能力，忘了给人配备应有的能力。出世的时刻就要到了，普罗米修斯只好偷了赫淮斯托斯和雅典娜的机械技术和火送给了人，人类便由此而获得了谋生所必需的智慧和技能。不久之后，人类便发明了有音节的语言和名称，并且造出了房屋、衣服等等，从土地获得了生活资料。人类一开始时是分散居住的，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野兽的攻击，便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城邦。然而，由于缺少政治技术，人们经常相互侵害，于是宙斯便派赫尔墨斯给人类送来了尊敬和正义，分配给了所有的人，以之作为治理城邦的原则、友谊与和睦的纽带，社会和国家就这样产生了。
普罗泰戈拉以神话的方式说明，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技术和智慧，城邦既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起源于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思想可以看做是后世社会契约论的先驱。在他看来，专门的技术需要专家，但是正义和其他政治德性却是人人具有的，所以治国安邦的大事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都有参与的权利。因此，这种思想为城邦民主制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
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禀赋正义，那么城邦民主制当然可能是最好的制度。然而，我们靠什么来保证所有的公民都大公无私呢？每个公民都独立自主、各行其是，主宰政治生活的不再是公正或正义，而是说服和论辩的技巧。但是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仍然迷信社会制度和伦理观念是神灵制定的，或者是自然天定的。智者的兴起不仅应和了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哲学从对自然现象的惊异转向对社会现象的惊异的产物，其结果主要是否定的：继自然哲学家们动摇了宗教神话的自然观之后，他们动摇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正是通过各种集会演讲、法庭辩论、问题解答等形式，智者们在给学生传授修辞学、论辩术以提高他们论辩技巧和获胜能力的同时，贯穿了批判迷信、抨击传统、藐视权威、高扬个性、崇尚感觉、鼓吹怀疑的思想内容，也正是由于这些内容和风气的传播，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启蒙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所以，人们有时把智者运动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相比，称智者为第一批人文主义者或思想启蒙者。公正地讲，智者们对哲学、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发展也确实有过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智者作开路先锋，并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启发，就很难有后来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
智者中最著名的除了普罗泰戈拉就是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483—公元前375）了。芝诺以“多”和“运动”的悖论，为巴门尼德的存在是惟一的和不动的思想进行辩护。高尔吉亚则正好相反，他使“存在”陷入了悖论之中。针对存在论，他提出了三个相反的命题：
第一，无物存在。如果有某物，那么它有三种可能：存在；非存在；既存在又非存在。首先，设若该物（是）非存在，那就意味着它既（是）存在又非存在。但说同一个东西既存在又非存在是荒谬的。况且，存在和非存在是矛盾的，假如非存在存在，存在就不存在了，而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存在不可能不存在，非存在就不存在。其次，设若该物存在，那么它或者是永恒的或者是生成的，或者既是永恒的又是生成的。然而，假如它是永恒的，它便没有开始，因而是无限的；如果它是无限的，那就不在任何地方。因为如果它在某个地方，它处于其中的那个地方便与它不同，这样一来它就为某物所包围，因而不再是无限的了。假如它是生成的，它要么从存在中生成，要么从非存在中生成。它不可能从存在中生成，因为如果它是存在的，就不是生成的，而是始终存在；它也不可能从非存在中生成，因为从非存在不可能生成存在。既然存在不是永恒的也不是生成的，更不是既永恒又生成的，所以存在不存在。最后，第三种可能也不成立。因为既然第一、二两种可能情况皆不成立，那么，由它们合成的第三种可能情况自然不成立。既然某物存在只有上述三种可能，而它们无一成立，结论就只能是：无物存在。
第二，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这个命题的实质是：思想和存在不同一。显然，高尔吉亚批评的目标是巴门尼德关于“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这一命题。他进行了两方面的论证。首先，我们所思想的东西并不因此而存在。假如我们所思想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凡是我们所想的就都存在了，但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想到有一个飞行的人或一辆在海上奔驰的马车，但并不真有一个人在飞，真有一辆马车在海上奔驰。其次，如若我们所想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就思想不到了。然而，这是不成立的。因为女妖、狮头蛇尾羊身的吐火怪兽以及其他许多非存在物都被思想到了。所以，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不能被思想。
第三，即使能认识存在，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认识存在要靠各种感觉，而告诉别人则要靠语言。感觉不能互相替换，语言更不能和存在替换。“语言不是主体和存在物，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不是存在而是语言。语言是跟主体相异的东西。因而，既然可见物不可能变成可听物，可听物也不能变成可见物，那么作为外于主体的存在物就不可能变成我们的语言。”（注4：《古希腊哲学》，第193页。）既然存在不能变成语言，即使我们认识了存在，也不能告诉别人。
高尔吉亚的这一番辩论是不是代表了他的哲学观点呢？我们不得而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作为智者，他很可能只看重论辩而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尽管如此，对于本体论来说，这三个命题的确是其难以回避的难题，直到今天仍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困扰着哲学家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厌其烦地转述他的论证的原因。
通过高尔吉亚的论辩我们发现，智者之所长，正是自然哲学家之所短，这就是推理论证。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哲学家们只是独断地宣称而少有论证，智者们的目的却恰恰在于论证，虽然他们只是为了论证而论证，并没有正面肯定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确实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诡辩是人类抽象思维达到较高程度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思维活动，因而智者的论辩并非没有理论意义，只是他们仅仅关注于如何给对方的论据制造矛盾，最终走向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据说普罗泰戈拉曾经就标枪致人死命一案与伯利克里争辩了一整天，争辩的问题是：究竟是标枪还是掷标枪者，或者是竞技会的组织者，应该为此负法律责任。这还算是一场比较认真的讨论，因为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动物或者工具致人死命，也要负法律责任。下面的传说可能纯属杜撰，但却表现了智者诡辩的特点：有学生向普罗泰戈拉缴了一半学费，双方约定出师后学生用第一次打赢官司的钱付另外一半学费。然而这个学生总是不打官司，普罗泰戈拉急于拿回那一半学费，便主动去与他的学生打官司。他想得很好：如果我赢了官司，你要给我赔偿。如果我输了，你也要将第一次打赢官司的收入给我作学费。然而学生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我赢了，按照规矩你得给我赔偿。如果我输了，我没有打赢官司，当然也就用不着给你钱。
高尔吉亚之后，智者运动越来越朝着玩弄技巧、热衷诡辩的方向发展，逐渐失去了开启智慧、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反而腐蚀了雅典的社会风气，破坏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不过即使如此，智者的活动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以极端的和否定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使后来的哲学家们必须直面的难题，这就是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是否可能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苏格拉底所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