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意欲阻碍了智力相映成趣的是下面这些例子：它们表明智力的功能有时会因为意欲的推动和督促而得到加强。这样，从这些例子我们也同样认清意欲的首要本质和智力的次要本质；并且智力与意欲之间的工具关系也变得一清二楚了。
某一强有力的动因，诸如深切的渴望或者迫切的需要，有时会把智力提高至某个我们在这之前从不曾相信的程度。艰难困苦的处境迫使我们不得不有所作为；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会发展出全新的才能，而这些才能的种子一直在我们身上深藏不露，我们也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展现出这些才能。一旦涉及与一个人的意欲活动密切相关的东西时，甚至一个至为愚蠢的人，他的理解力也会在此时变得敏锐起来。现在，他会相当细腻地察觉、注意和区分那些与他的欲望或者恐惧搭上关系的、哪怕是至为微小琐碎的情形。人们经常在一些半弱智的人身上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狡黠的地方，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为此原因，旧约的《以赛亚书》说得很正确：“困境出才智”——这一句话因此成为了俗语。与这说法近似的还有这一句德国俗语，“困境是技艺(13)之母”；但这里不包含优美艺术，因为艺术的作品——如果是货真价实的话，——其内核，亦即思想，必须出自完全不含意欲的、并只能由此方式获得的对事物纯客观的直观认识。甚至动物的理解力也由于环境的需要而明显增强，以致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例如，几乎所有动物在相信自己还没被敌人发现的时候，都知道不撒腿逃跑更为安全；因此，野兔会纹丝不动地躺在垄沟里，让猎人紧靠着自己走了过去；如果昆虫无法逃脱的话，它们就会装死，等等。我们可以阅读法国动物学家勒罗伊的出色著作《关于动物智力及其提高之道的书信》。书里的第二封书信有专门的故事讲述野狼在处于欧洲的文明环境下，如何受困难所迫而进行自我训练。紧接着的第三封信描述了狐狸所具有的高超技能。在相同的困难处境下，狐狸比野狼的体力逊色许多，但它更高的理解力却弥补了体力的不足。不过，也只有通过长期与匮乏和危险作斗争，因而处于意欲的刺激、鼓舞下，狐狸的理解力才能够达致狡猾的程度。年老的狐狸尤其显示出其狡猾的地方。在智力得到加强的这些例子中，意欲扮演了策马超水平飞奔的骑士角色。
同样，我们的记忆在意欲的压力下，也会得到加强。哪怕这记忆力在平时比较衰弱，但所有对主要情欲有价值的东西记忆力都会完美地保留下来。热恋中的情人不会错过任何有利的时机，雄心勃勃之人永远不会忘记利用适合他大展拳脚的情势，吝啬鬼对于曾经遭受的金钱损失始终耿耿于怀，骄傲的人无法忘却对他名誉的损害，虚荣的人念念不忘人们赞扬自己的所有只言片语，以及获得的点滴嘉奖。记忆的这一特性同样表现在动物的身上：马会在很久以前曾经得到喂饲的客店停下脚步；狗会记得非常清楚获得美味骨头的时机、时间和地点；而狐狸则不会忘记它们储存赃物的各个隐秘地方。
只要检查一下自己，我们就可以对这一方面的情形作更仔细的观察。有时候，由于受到打扰或者中断的缘故，我们会把正在思考的事情，甚至刚刚听到的消息忘记得一干二净。但如果这些事情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有着某种哪怕是很遥远的关联，那么这些事情给意欲所造成的影响总会留下回响和余音；也就是说，我们会清楚意识到这件事情使我高兴或者不悦的程度，以及以何种方式造成这一效果；也就是说，我们会记得这件事情是否让我受到委屈，使我不安、烦恼、悲哀，抑或引起了与这些相反的情绪——虽然这只是在轻微的程度上。因此，在这一事件对我来说消失了以后，它与我的意欲的关联仍然保留在我的记忆里；而这种关联现在仍经常成为让我回想起这一事件的主线。有时候，某个人的模样会以类似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记忆，因为我们只是泛泛地记得与这个人打过交道，但具体何时、何处、所为何事，或者这个人到底是谁，那我们就不大清楚了。不过这个人的模样仍然让我们准确地回想起我们当初跟这个人打交道时所引致的心情，不管这种心情让人高兴抑或使人不快，程度如何，具体的方式、过程是怎么样。也就是说，记忆只是保留了意欲的赞许或者不满而已，而不是它所引发的东西。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记忆的根基部分称为心的记忆；这种记忆比脑的记忆与我们更为密切。但是，归根到底，心的记忆和脑的记忆之间的关联是如此深远，如果我们深思这一问题，那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总而言之，记忆需要意欲基础作为其联系点，或者毋宁说线索；这样，所有的记忆都由这一线索贯穿起来和牢固地黏附在一起；或者意欲好比是一块基石：个别、零散的记忆就黏附在它的上面，缺少了这一基石，那些个别的记忆就无以为凭了。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一种只存在于纯粹的智力，亦即只是认识着的和全然不带意欲的生物之中的记忆。所以，上述记忆经由刺激我们身上的主要情欲而得到加强的情形和所有一般记忆的运作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获得增强的程度更高而已，因为记忆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始终都是意欲。从所有这些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欲和智力相比，前者和我们的关联更加内在和密切。下面这些事实也可以帮助证实这一道理。
智力通常都会服从意欲，例如，如果我们想回忆起某样东西，稍作努力就能如愿；还有就是，当我们想认真、仔细地思考一些事情，等等，我们都可以做得到。有时候，智力却拒绝服从意欲的命令，例如，我们费力地去回想某件事情，或向记忆索取我们曾交付给它保管的东西，但却毫无结果。在这些时候，意欲向智力发怒就把这两者间的关系，以及这两者的差别表露得清晰可辨。的确，受到意欲怒气折磨的智力会卖力地工作；有时候是在数小时以后，或者甚至是在第二天的早晨它才出乎意料地，并且是在错误的时间，把所要的东西呈现给我们。相比之下，意欲却是从来不会服从智力的命令；智力只是意欲这一皇帝的大臣顾问。它把各种各样的方案、意见呈献给意欲，而意欲则从中挑选出与自己的真实本性相符的方案——虽然意欲这样做其实也是被一种必然性所决定了的，因为意欲的内在本性是牢固、不可改变的，现在只不过出现了动因而已。正因此，不可能有一套伦理学可以改变和改进意欲本身。这是因为所有的教诲都只能对认知产生作用，而认知却永远不可以决定意欲本身，亦即意欲活动的基本特征；认知只能决定意欲在不同的情形下的不同发挥方式而已。纠正了的认识，如果能够更加精确地向意欲显示和帮助意欲更加正确地判断哪些目标合乎意欲的愿望，并且是在意欲能及的范围之内——那在这种情形下，认识才可以修正意欲的行为。在认知的帮助下，意欲更加准确地量度自己与事物的关系，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意欲的是什么，因而在选择目标时，更少地受制于错误。对于意欲活动本身，对于意欲活动的主要倾向或者基本准则，智力却是无能为力的。相信认知的确从根本上决定了意欲，就跟相信一个人晚上提着的灯笼就是这个人步子的原动力一般无异。一个人在经历了事情或者受到了别人的劝告以后，会看出自己性格的某一根本缺陷，并为之痛惜；他真心实意地打定主意去改进自己，消除这一性格弱点。尽管如此，这一性格弱点仍然一有机会就充分展示出来。接下来就是重新的悔疚，重新的痛下决心洗心革面，和再一次的重蹈覆辙。如是三番五次以后，他就会意识到改变不了自己；这一弱点深藏于自己的本性和人格之中，并且事实上是与这些同为一体了。现在他反感并谴责自己的本性，他有一种痛苦的感觉——这种感觉或许会演变成良心的痛苦。但要改变这些他却又力不从心。在此我们清楚地看到谴责者与被谴责者明显有别。智力只是一种理论性的能力：它勾画和罗列出为人称道的，因而是值得追求的人生道路；意欲则是既成现实、不可更改的某样东西，它不顾智力勾画出的蓝图，仍然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然后，我们看到智力在意欲后面跟着，嘴里在毫无用处地抱怨着意欲的本性。正是通过这些忧郁、苦恼，智力又和意欲合为一体了。在此，意欲和智力的差别可谓泾渭分明。意欲却表现得力量更强、无法制服，也不可改变，是原始和基本的成分，是一切的依凭和基础；而智力只能为意欲的缺陷而叹息，获得了正确认识——这是智力自己的功能——也丝毫无法给自己带来安慰。因此，智力表现出了全然从属的性质。也就是说，它时而是意欲行为的旁观者，对于意欲的行为给予一些无关痛痒的赞语或责备；时而它又受到外在的影响，因为获得经验教训以后，它又改变原有的和制定新的规章准则。读者可参考在《附录和补遗》第二卷对此论题的专门讲解。如果我们把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思维方式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到某些持久不变的部分，加上某些不断改变的部分共同组成了一个奇特混合体。一方面，一个到了中年或者老年期的人，他的道德倾向与孩提时的他并没有两样；但在另一方面，很多事情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他简直无法认出自己；他会觉得奇怪自己曾经做出这样的事，或者说过那样的话。在生命的前半部分，今天经常会取笑昨天，甚至会鄙视它；到了生命的后半部分，今天却越来越带着羡慕回眸昨天。仔细检查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那可改变的部分就是智力及其认知和判断功能。这些功能每天都从外在世界吸收新鲜材料；它们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思想系统，智力本身随着人的机体的成长和衰退而一同提高和下降。相比之下，意欲——这机体的基础，也就是喜好、激情、情感、性格——却显现为意识中的不可改变的部分。不过，我们必须把那些随着身体的享受能力的变化，因此也就是年龄的变化，而做出的相应修正考虑在内。例如，对感官乐趣的强烈愿望在少年时表现为对美食的喜好，到了青、中年期则呈现为倾向于放纵肉欲，而到了老年它又再度表现为对美食的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