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约翰逊法官有关一年期“有条件释放”的规定中，有一条是比利必须每周和波特联系两次以上，并接受西南社区心理健康中心的监督；该中心应定期向法院提交治疗报告。
法院的裁决改变了比利的处境。他不再接受心理健康局的直接监控，而是被置于地方心理健康体系“648局”的管理之下。该局负责管理仍然处于心理健康局的控制之下，但在社会上生活工作的患者。
现在负责为比利提供治疗的是属于心理健康中心的一个委员会，该中心的任务是帮助患者在社会上生活、寻找住所，以及安排日常生活。
但波特觉得这样的安排有问题，因为该委员会负责的大多是精神分裂症或严重心理不良的患者，其工作人员接受的训练就是按照标准程序来处理患者的问题。
波特认为：“比利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些工作人员并不具备治疗比利的能力，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比利这样的患者。”
工作人员带比利到低收入住宅区去找房子，但事前并没有考虑到比利在外面名声不好的问题。他们开车带着比利去公寓区四处寻找，让他填写住房申请。然而，人们一听到比利的名字，便立刻当着他的面关门谢绝。
波特觉得这种经历给比利造成了两个负面影响，一方面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怪物，另一方面又让他产生自恋。她认为该委员会应事前做好安排，避免这种恶劣情况的发生。但委员会坚持遵守他们的工作流程和规则。
委员会想将对比利的治疗纳入他们的框架，因而希望波特帮助比利适应他们的做法，而比利却想让她说服委员会来顺应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比利会怎么做呢？波特非常清楚比利会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当她看到这样的情景，便告诫自己：“又来这一套了，我可不参与。”
波特打电话给648局的局长菲利普·卡斯（Philip Cass）：“我坚决不同意让比利去做他们所谓的正确的事。”她说，“这样不会有效果的，这不是在为他治疗。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多次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比利最后还是得回到COPH去。”
卡斯问波特有什么想法，于是她说：“我希望由我独自处理，没有人一起工作，他就无法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我希望单独处理他的相关事宜。”
卡斯说他会考虑。几天后，他打电话回复说：“你说得有道理。为什么要重新设计一套方案呢？我看过他的档案，确实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出于某种理由，每当遇到比利这个特例，整个体系就运转不灵了，相互扯皮，最终导致他再度分裂。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由你来负责治疗并向法院汇报情况。”
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波特接下了这份工作，并在比利需要离开本州时负责向约翰逊法官报告。在由波特一人负责治疗后，比利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2
在随后的6个月里，比利安心地在俄亥俄州心理健康局当电脑编程员。波特终于帮他找到了一间公寓，他晚上和周末都在那里作画。
1989年1月20日，施韦卡特打电话告诉比利，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裁决，他的宪法权利在4年前的确遭到侵犯，证据是治安官罗伯特的助手提供的。该助手在监狱里偷偷地录下了他和施韦卡特有关谷仓枪击案的通话。
“这么说休梅克无法利用谷仓枪击案把我送回监狱啦！”比利说，“这是你第二次救了我，律师。”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可能是这样，”施韦卡特说，“但法院会一边给予你权利，一边又剥夺你的权利。他们承认你的宪法权遭到侵犯，因为那个录音事件‘遭到了一致谴责’，但他们仍未撤销对你的指控。他们把这个案子退回了阿森斯市，让新的主审法官裁决该录音是否‘蓄意获取机密信息’，以及检察官是否事先知晓我们的应对策略。”
“也就是说假释局还是要把我送回监狱！”
“我不会让你进监狱的。”
“无法兑现就不要承诺。我很尊敬你，但我一直非常清楚有人在想方设法整我，而且他们对你我来说都过于强大。”
“我让你失望过吗，比利？”
“没有，可是……”
“那你就不必担心，比利。还有，不管你做什么，千万不要逃跑。”
3
时间已经所剩不多，波特和比利都感受到了压力。比利在心理健康局为期8个月的兼职工作合同即将在3月份到期，而根据“有条件假释”的要求，他必须再找到一份工作，否则就得回COPH去。但目前他根本没有可能找到其他工作。
波特和几家愿意聘用比利的公司主管谈过，但公司的工作人员却不愿意和他共事。
他们走进了死胡同，既无解决办法，也无答案。波特需要找个人商量一下，于是打电话给老朋友杰里·奥斯丁（Jerry Austin）。杰里来自纽约，以前是个社会工作者，现在则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杰西·杰克森（Jessie Jackson）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曾担任过竞选团队的主管。
“杰里，帮我好好想想。你曾经推销过政治候选人，那你觉得应当如何推销威廉·米利根呢？”
“给我讲讲详细情况。”他说。
波特把帮比利找工作的情况和那些潜在雇主的反应，州政府的立场，以及休梅克和假释局的威胁都告诉了杰里。“给我提点建议，杰里。我们的想法是否错了？需要换个方式进行吗？”
“让他来和我谈谈。”奥斯丁说。
波特告诉比利，奥斯丁专门为参加竞选的官员进行媒体宣传。“杰里想和你谈谈如何改变你的形象，教你如何展示自己，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
看过比利的画作和听了他的故事后，奥斯丁安排比利住进了市中心一栋带车库的住宅，让他把车库改成画室。
他坚持认为比利应当继续作画。
他聘用比利做电脑安全顾问，保护他的电脑资料的安全。奥斯丁向比利解释说，作为从事政治宣传的人，杰里有很多敌人，所以他和他在哥伦布市的政治伙伴需要对他们的信息网络采取严格的安全保护。比利的工作就是防止他人入侵他们的系统。
奥斯丁的信任和慷慨帮助让比利十分感激，立即设置好了奥斯丁刚给他买的新款高级电脑。他比以往更专注于对系统安全防护的学习，同时在公寓里继续认真维护奥斯丁的电脑系统。
奥斯丁请来的艺术专家都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华赞赏不已，于是奥斯丁便成了比利的艺术赞助人，并准备在秋季为比利举办个人画展。受到鼓舞的比利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创作，在画布上挥笔创作了一些超现实的画作：
在一幅题为《心血来潮的政治家》的油画（48×60厘米）中，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扭曲着身子，毫无意识地躺在水泥地上，身边有一根像是做电击治疗用的电线。背景砖墙上的涂鸦中写着：“达利未死！”
题为《被压抑的创造力》的油画（72×48厘米）则描绘了一个青灰色的角斗士，他的一只蓝色的眼睛从白色的蛋壳面罩下向外张望着。角斗士被金黄色的锁链捆绑着，手中拿着画笔。黄色、紫红色和蓝色的液体从巨大的颜料管中喷涌而出。
在《黑心美女》中，一个黑发美女从背景的草坪和灌木丛中冲到前景的阶梯上，秘密通道由一个布娃娃般的被钉起来的稻草人看守着。前景是一个碎裂的鸡蛋和一个插着枯萎花束的花瓶，空中飘浮着一个像眼球般充满血丝的球体，上面画着一颗黑心。
19幅超现实主义的画作描绘了蒙面人、笼罩在阴影之下的家庭、审视的眼睛，以及被撕碎、淌着血或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布娃娃。
白天看到这些画都会令人毛骨悚然。
画廊老板布伦达·克罗斯（Brenda Kroos）将画展命名为“比利——发自内心的呐喊”，并决定于1989年10月27日（星期五）在哥伦布市开展并举行画家招待会，画展于12月15日闭幕。
在画展开始的3周前，施韦卡特通知比利于10月1日去阿森斯市为4年前的谷仓枪击案出庭作证。
在自哥伦布市前往阿森斯市的途中，比利向施韦卡特抗议说那完全是诬告，如果巡回法官判决他有罪，即使只是轻罪，休梅克也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将他关进监狱，让他至少服刑13年。
“我不会让休梅克把你送进监狱的。”卡特说。
“我再也不会相信这个制度了。”
施韦卡特的大手在比利的肩上轻轻一按：“你的敌人已经碰到了一堵墙。”
“什么墙？”
“就是我。”
他们抵达阿森斯市法院后，施韦卡特和检察官私下谈了一会儿。施韦卡特回到走廊后告诉比利，对方已提出和解。事情自1985年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检方的一名关键证人被指控犯下重罪，另一名则有两项重罪指控；第三个证人已经去世；第四个证人因对枪击案的描述前后不一，可信度极低。
鉴于开枪射击的人已经赔偿了房主的损失，而且被关了30天就已获释，因而这个案件证据不足，甚至根本无法立案。
这位白发苍苍、受人尊敬的法官提出和解。他表示其中的一项指控，可以证据不足驳回，其余的指控则可合并成两项。如果比利同意对其他指控“不抗辩”，并撤销对罗伯特治安官和州政府的控告，那么法庭就可以判他1年徒刑并缓期执行，刑期计入他在莫里茨司法中心医院的“羁押时间”内。
比利气愤地拒绝了。“我是无辜的，我要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希望你能接受法官的建议。”施韦卡特说。
“我们可以赢的，”比利难以置信地说，“这可不像你的作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
施韦卡特似乎很疲倦，声音嘶哑地说：“我母亲可没把我养成一个傻瓜。你永远无法预知在审判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做可以让你免于坐牢。”
“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建议我接受。我要听听奥斯丁的看法。”
但比利没有给奥斯丁打通电话，回来后茫然地望着施韦卡特说：“这就是让我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过了这么长时间，在他们对我做出了那么多伤害之后，我不敢相信你竟然要我放弃。”
“接受这个妥协建议吧，比利。”施韦卡特的声音透着疲惫，仿佛在强撑着自己。
“真不像是你说的话。”
比利望着地板：“媒体会报道说我有罪。”
“现在可不是顾及你在俄亥俄州的名誉的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让你入狱。不要冒险让一个正直的法官判你有罪。”
比利有些泄气，说道：“好吧！”
他们走进法庭，施韦卡特告诉法官他们同意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处理这件事。
施韦卡特将比利的声明从“无罪”改为“不抗辩”，于是法官判处比利1年有期徒刑，但缓期执行。
在事后的庆祝会上，施韦卡特声称他的头痛得很厉害。
1989年10月3日，《哥伦布市快报》发布了题为“米利根两项罪名成立”的新闻。
俄亥俄州立大学学报《邮报》报道的标题则是“米利根被判有罪，但无须入狱”。
两周后，《哥伦布市快报》刊登了麦克·哈登（Mike Harden）为即将举办的画展撰写的专题报道：
这位风格独特的画家赢得的更多的是金钱而不是喝彩……
……比利的画展即将开幕……画廊老板克罗斯既不想靠此赚钱，也不想让这个为期7周的画展给自己招惹什么麻烦。她之所以决定展出这些作品，不过是“想给他一个展示的空间……”
最糟的结果是，这些展品不过是一堆业余画家的创作，乱七八糟的符号只有作者比利自己才看得懂。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能展现出他的潜力而已。
尚不知米利根会将画展收入的几成捐给慈善机构，但找人站岗容易（3名保安），找愿意接受善款的非营利机构却没那么容易。有些人认为米利根坚持捐款是出于真实的悔悟和关爱。但其他人却认为，这不过是哥伦布市街头一个最狡猾的骗子愚弄公众的手段而已。
但可以确定的是，当画展结束，米利根拿到酬劳之后，已无需再争论究竟该由哪一个“比利”来支配这笔钱。
1989年10月27日星期五，题为“比利——发自内心的呐喊”的画展在哥伦布市克罗斯画廊开幕并举行了画家招待会。
《哥伦布市生活报》“视觉艺术”版11月9日刊登了记者莉莎·伊尚（Lisa Yashon）为画展写的报道和画家介绍。
“[他]曾遭受媒体和政坛闪电般的攻击，仅于1978年至1979年间，他的名字就在《快报》中被提及297次……”她写道，“在随后的10年里，米利根被政治投机者和媒体操控利用，受到精神病院的虐待，愤怒的公众也对他进行了报复。”
她引述了比利的话：“我曾经以为自己有很多朋友，但我犯了一些可悲的错误。而当我纠正了自己在生活中犯下的错误时，却发现那些朋友已经离开了我。”
在接下来的一周，比利得知达纳租了一架私人飞机把施韦卡特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就诊。专家说俄亥俄州的医生已经告诉施韦卡特，暂时没有对外公布，他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只剩下3个月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