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心理学系渐渐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声誉。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甚感欣慰。事实证明加德纳·林齐慧眼识英豪，是位了不起的系主任。迈克尔·卡恩也是富有活力的教授队伍中一员，加德纳特意从耶鲁挖他来接手繁重的心理学导论课程。我和迈克尔在哈佛就认识，那时他是临床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如今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老师，还是一位训练有素的T组领导者。T组的创始人是库尔特·勒温，是公认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我总是将他视为“师爷”，因为他是利昂·费斯廷格的导师。
勒温创办T组纯属偶然。一开始，他只想知道小组讨论是否能够对社会问题提出创新性的解决办法，于是征募了约50名教育工作者，将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进行问题讨论。为了对小组讨论进行评估，勒温让几位研究生对小组讨论进行观察，晚上集体讨论发生在每个小组里的群体动力现象。
一天晚上，几位教育工作者询问他们是否能坐下来聆听研究生们的观察报告，勒温同意了。当一位观察者指出某位教育工作者在白天的讨论中对同事发脾气时，这位教育工作者立刻反驳说她根本没有发脾气，只是当时讨论的话题令她情绪很激动。但观察者坚持自己的立场——“你看上去就是在发脾气！”接下来的讨论十分热烈，也让大家深受启发。第二天晚上，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来了，积极地加入到讨论中，频频对观察者的报告提出异议。
勒温很快捕捉到问题的关键。正在讨论如何解决某个问题的小组，如果暂停讨论，让组员谈论自身的感受和意图，能够获得很大的收获。组员不必接受群体动力学训练，实际上他们本人就是讨论过程的最佳观察者，因为每个人的意图都是秘而不宣的。无论旁观者有多敏锐，接受过多好的训练，都不易掌握这些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小组的议程色彩减弱了，没有正式的计划，没有讨论的问题，只有群体动力的存在。建立小组的目的转变为帮助组员彼此进行更有效的交流，了解别人如何看待自己。T组很快就成为人类潜能运动的急先锋。
会心团体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些性质相似的组织称为“会心团体”，其特点是，强调团体中的人际交往经验，促进个人成长，帮助个人了解自我、增强自信。“会心”意为“心与心的沟通”。
由此，勒温不但培养了很多全国知名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也培养了第一代T组领导人。然而很多年以后，这两个阵营分道扬镳。读研究生时我曾问过费斯廷格对T组的看法，他报以一丝嘲笑。费斯廷格之所以不待见T组，是因为他认为其价值值得怀疑，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微乎其微。当我向迈克尔·卡恩表示对T组心存疑虑时，他说：“嗨，你是一位科学家，为什么不自己去解疑释惑？我正准备在奥斯汀组建一支T组，你不妨也参加进来，然后告诉我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无法拒绝他的邀请，参加了T组活动，接着便爱上了它。为了更深入地了解T组，我专程去了一趟勒温的学生在缅因州贝塞尔建立的国家训练实验室。1967年夏天，我作为T组组员待在那里；第二年夏天，我在那里担任实习生；第三年夏天，我成为了一位T组领导者。
但费斯廷格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会心团体（在西海岸一般这么称呼T组）吸引了很多追求刺激的人。很多小组以可疑的理论推断和不良心理学为指导，领导者都是自封的蹩脚领袖，所采用的交心方式有的很愚蠢，有的则带有强迫性。但在最好的T组里，领导者都经过群体动力学的严格培训，在他的有效指导下，组员能够在练习中获得启迪，提高洞察力，并受益终身。这些技能帮助他们成为了别人眼中更好的朋友、更好的老师、更好的老板、更好的父母和更好的配偶。
我最欣赏T组所强调的直接对话，它能够帮助组员把自己对别人的感觉与看法和判断区别开来，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采取辱骂、责备和奉承的方式。小组里没有安排任何议程，也不关注他人过去的经历或童年的不幸遭遇，只强调此时此刻。在我领导的一个T组里，一位叫蒂姆的中年男子对比自己稍微年轻一些的男子彼得说道：“这三天我一直在观察你、听你说话，我认为你是个伪君子。”
他的说法有什么错误呢？蒂姆难道不是诚实地表达了自己对彼得的感觉吗？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理解会心团体的关键是“感觉”一词。蒂姆并没有表达一种感觉，他表达的是一个判断。我所说的“感觉”，并不是指一个预感或一个假设，如同说“我感觉今天要下雨”一样；而是指生气、高兴、悲伤、快乐、烦恼、恐惧、不适、温暖、痛苦、嫉妒、兴奋等。于是我问蒂姆对彼得有什么感觉。
“嗯，我觉得彼得是个伪君子。”他说。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让我讨厌。”
此时另一个组员插话问道：“彼得到底做了什么令你讨厌的事情？”经过组员们的一番探查，蒂姆坦承，每当彼得向组里的女性献殷勤时，自己就觉得他很讨厌。经过更深入的探究，大家发现，原来蒂姆是讨厌彼得的女人缘。最后蒂姆坦白说，自己嫉妒彼得在女人眼里的魅力。也就是说，蒂姆最初隐藏了自己的嫉妒感觉，在心里将其转化为蔑视，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多年的社会历练让蒂姆认为，如果承认自己嫉妒别人，就会显得自己很脆弱，可若是表现出蔑视别人，自己就占了上风。虽然蒂姆在自我保护方面是成功的，但此举妨碍了他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没法弄清楚产生这一感受的缘由，还妨碍了他与别人进行直接而有效的沟通。
社会上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自我保护。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穿着一套行为的盔甲，试图将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程度降到最低。但有时我们将自己的真实感受隐藏得太好，不仅别人无从知晓，连自己也被锁在心墙之外。而T组通过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让组员尽可能地脱去那层盔甲，尽情展示内心脆弱的一面，而不必担心受到攻击和嘲笑。
但如果蒂姆憎恨彼得，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应该表达自己的恨意吗？如果蒂姆认为彼得是一个坏人，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应该如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吗？
蒂姆：“我恨你，彼得，你是个坏人。”
彼得：“我不是。”
蒂姆：“可我是就这样认为的。我只是按照小组规则坦承自己对你的感觉而已。”
彼得：“那只是你的感觉——而且，咱俩彼此彼此。”
通过直呼彼得的大名，蒂姆设立了一种特定情景，令彼得无法洗耳恭听，而是时时准备进行自我防卫和反击。但如果蒂姆用自己的感受引出谈话，比如“我既痛心又生气”，他就会将彼得引入一个讨论的情境中，看他做了什么令蒂姆痛心和生气的事情。
直截了当地说出内心的感受，将感觉与判断区分开来，是富有成效的沟通方式。原因有两点。第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看法和判断仅仅是一种推测。蒂姆认为彼得是伪君子和坏人，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这只是蒂姆对彼得的分析结果。只有彼得才知道自己是不是伪君子，蒂姆只是在猜测。但蒂姆说他嫉妒彼得或者感到生气，这绝对是事实。蒂姆知道自己的感觉，丝毫没有猜测的成分。实际上，他是世界上唯一知道自己感受的人。彼得可能在意蒂姆的推测和判断，也可能并不在意。但如果他想跟蒂姆交朋友，他可能会想知道蒂姆内心真实的感受，以及蒂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第二，当蒂姆阐明自己对彼得的看法或判断时，他只是在说跟彼得相关的事情。但当他阐述自己因彼得的行为而产生的感受时，他同时也在阐述跟自己有关的事。因此，自我感受的表达就像送出一份品种繁多的大礼包，就好比蒂姆打开了自家大门让彼得进来。然而，如果蒂姆只是说出自己对彼得的判断，他就是在攻克彼得的心理防线，试图对彼得的动机或人格进行归因。在这种情况下，彼得有充分的理由予以还击，因为蒂姆无权不请自来地到他家里做客。
我们都喜欢听好话，T组的一项重要内容则是让组员学会正视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学会将其看做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人身攻击。比如，蒂姆和彼得在组里交流过对彼此的感受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小组领导者会鼓励其他组员积极发言，说说他们是否也像蒂姆一样对彼得的行为很是不爽。如果只有蒂姆一人觉得不爽，他就会意识到，自己与那些有桃花运的男人走不到一起去。
但如果组里其他男人和蒂姆有一样的感觉，那么彼得就获得了有价值的信息：自己对女性的某些举动容易引起同性的嫉妒和敌意。现在轮到彼得考虑以后该如何行事了，是仍然像以前那样对待女性，让其他男人继续嫉妒甚至憎恨自己，还是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改进，给别人也给自己少惹点麻烦。决定权在他自己手上。即便彼得认为自己所做的“令人嫉妒的”行为对自己来说很重要，不愿意就此改变，他仍然了解到了这一行为给其他人留下的印象。以后再遇到蒂姆这样的反应，他就不会感到诧异，自己也不太可能有过激的反应。
在T组中得到的很多收获我一直铭记于心，并运用到了个人和家庭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在T组的体验使我终于乐意“听从”亚伯拉罕·马斯洛多年以前的忠告。当时他说我言语尖刻如利刃，虽然没有“毒”，却让人退避三舍。那时我觉得自己需要像利刃一样的言语风格进行自我保护，掩饰腼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15年过去了，在接受了多次T组训练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舍弃这种语言风格了。大多数时候我的确做到了。不过我并不想成为圣人，仍然喜欢偶尔调侃或讲点段子，只是为了逗人开心或缓解紧张的气氛。我尽量慎重地使用“利刃式幽默”，并时刻关注别人的感受。
T组也帮助我们全家人学会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结婚初期，我发现薇拉受不了我一生气就提高嗓门的做法，更不用说摔门走人了。可我又找不到其他表达愤怒的方式，只能极力压住内心的怒火。T组则教会我以平静但有力的口吻表达自己的愤怒感受，既没有责备，也不含敌意，薇拉听后就不会觉得难过。如果询问结婚多年的夫妇维持婚姻的秘密是什么，他们的回答经常是老一套的“床头吵架床尾和”。这虽然不是很糟的建议，但至少可以说是不现实的。结婚55年来，我承认自己和薇拉偶尔会从床头一直吵到床尾，但我们知道不能让一次争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着手解决，要探讨争吵的原因，想出今后如何避免的法子。
T组不仅教会我从建设性的角度表达生气的感受，也教会我用一个眼神、一个词语或一个触摸来表达自己感受到的温暖和爱意。它还教会我如何倾听别人真实的言语和感受，如何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
我们结婚不久，薇拉就决定不工作了，她想做一位全职太太。她将自己的才华和爱心全部倾注于培养我们的四个孩子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女性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人们脑子里都装着《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每当在晚宴或聚会中被人问及职业时，薇拉就会觉得很不自在。当薇拉回答说自己是全职太太时，人们似乎就对她失去了兴趣，仿佛整天待在家里的家庭主妇自然没什么可谈论的话题。他们对薇拉的轻视态度令我很生气，任何认识薇拉的人都知道她能言善辩。
不过当薇拉决定成为一名T组领导者时，她过人的才华和智慧就拓展到了一个新领域。一开始，我俩一起担任小组领导人，那是一段十分有趣的经历。薇拉十分专业，她的存在为整个小组带来了一份安静平和，这是她一直让我赞叹不已的特质。薇拉创造了一个令组员倍感安全的氛围，哪怕他们正在焦虑、绝望和其他激烈的情感中苦苦挣扎。不久之后，薇拉就开始独立担任小组领导者，这份人生经历抹去了“只是一位母亲”给她带来的些许不安。
我和薇拉甚至在家里组织起了T组讨论。每周五晚餐后，全家人用一个小时回顾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孩子们只要有任何没做完的事情、未解决的冲突以及不快乐的感受（甚至快乐的感受！），无论是发生在孩子之间，还是跟我们父母有关的，我们都鼓励他们说出来。他们喜欢这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我们也喜欢了解那些我们并不知晓的事情。这样的沟通消除了误解，也避免了不和。有一次，8岁的约书亚对12岁的朱莉说，她的一些话伤了自己的心。朱莉回答道：“嗨，约书亚，别傻了，我没有特别的意思。”薇拉温柔地对朱莉说：“朱莉，别不把约书亚当回事，好好听听他说的话。我们知道你不想伤害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伤害他。”这件事原本可能导致姐弟失和，或者约书亚一个人生闷气，但问题圆满解决了，靠的就是交心后彼此间加深了理解，以及交心后的一个拥抱。
我想说说对拥抱的看法。T组经常被讽刺为这样一个场所：参加者相信拥抱是治疗任何烦恼的灵丹妙药，所以大家动不动就派送虚假的拥抱。这话有点道理。偶尔会有某位组员转向我，声称他“需要一个拥抱”。作为领导者，我通常的反应是温和地提醒那人，我不是自动贩卖机，不能像派送糖块一样派送拥抱。然后我会试图帮助那人发现是什么感受令他们不安或焦虑，以及他究竟想做什么。
我在T组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学习如何成为那种温柔亲切又善于表达自己的人。我父亲自然不是这样的人。如今常听到有人哀叹：“我父亲从未拥抱过我。”一些男人用这句话为自己冷淡孩子的行为开脱。但对我而言，父亲不擅长用肢体语言表达内心情感的事实，反而令我下定决心成为与他不一样的男人，父亲未曾给予他妻儿的柔情蜜意，我一定要给予我的妻儿。
在我看来，恰当的拥抱和触摸最能够传递真挚的情感，给别人带来慰藉。研究表明肢体接触有诸多益处，可以降低血压、减轻疼痛，舒缓紧张情绪，我对此并不惊讶。作为社会人，我们渴望触摸，也需要触摸。当哲学教授阿伦·古尔维奇将手放在我头上说“好孩子”，当利昂·费斯廷格按住我肩膀，宣布我的学期论文值得一评时，自己内心深切的感动一辈子都忘不了。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敬仰之人的温暖触摸，让我意识到人人都有触摸的冲动。在T组的工作经历则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触摸的精神慰藉作用。最终，我不再对父亲冷淡的肢体语言耿耿于怀了。从我的孩子出生到现在，我都常常拥抱他们。当看到他们对我和薇拉，对自己的孩子、侄子、侄女和朋友流露出自然的爱意，我就觉得自己和薇拉已经教给了他们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
在家里进行的T组讨论也让孩子们了解到直接沟通的重要性。一天深夜我们正打算就寝，16岁的哈尔和15岁的尼尔凑过来，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希望我们允许他俩偷偷溜出去，和朋友们一起在街上溜达溜达。
我们问：“溜达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哈尔回答，“一些朋友在父母就寝后会偷偷溜出家门，在城里从半夜一直溜达到凌晨三点。今天晚上我们想去跟他们碰面，但怕你们半夜醒来发现我们不在家会吓坏的。”
我笑了：“你们是在请求我们准许你们偷偷溜出去？”
“我知道说出来很愚蠢，”尼尔说，“但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的朋友没有干过破坏公物之类的违法行为吧？”
“我保证没有。”哈尔说。
我和薇拉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第二天早上，孩子们告诉了我们夜里发生的事情。大约两点半左右，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巡逻车拦下了。巡警问他们：“父母知道你们在外面吗？”他们点头说是，巡警自然不相信，于是开车送他们回家，并一直护送到大门口。满以为孩子们会因怕被父母骂个半死而瑟瑟发抖，但哈尔和尼尔却十分平静，巡警不禁再次询问他们：“父母真的知道你们在外面玩？”他猜孩子们说的是实话，就离开了，也许心想他们的父母可真够呛。哈尔和尼尔后来再也没有请求晚上出去溜达了，因为他们发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趣”。
至于我，那时正经历着双面人生。平时，我在大学里进行严谨的实验室实验，周末，我和薇拉在社区领导T组活动。T组组员来自各行各业，有牧师、医生、家庭主妇、律师、承包商、教授、商人等。我的学术同行们认为我失去了理智，可能脑子都坏掉了，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做会心团体的领导者。他们甚至请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中做特邀报告，题目就是：埃利奥特·阿伦森将来会怎样？另一方面，我新认识的人本主义同行们也不能相信，我居然花费大把大把的时间进行严格的实验室实验。
但我自己并未觉得两者之间有脱节之处。我在领导T组的过程中学到了有关人际吸引、竞争、社会影响和有效沟通的知识，这些都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点。而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的专业素养让我在领导T组时能够少说废话，直接切入话题核心，并且能够发现一些加快或者阻碍小组讨论进程的心理变化。
受得州任课教师协会的邀请，我和T组的两位实习生杰伍·赛克斯、马特·斯纳普开始进行T组巡回培训，为教师们开设讲习班，足迹遍及得州的大城市和小乡镇。我们讲授的都是T组活动的精华部分，侧重如何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及如何积极地倾听他们的焦虑和困扰。对大多数教师而言，我们的培训带来了相当大的文化冲击。第一堂讲习课时，教师们穿着优雅的职业装前来听课，我们却胡子拉碴，衣着随意，就像令人敬畏的加州嬉皮士。一位教师后来跟我说，当我们步入举办讲习班的酒店大堂时，她对身边朋友说：“天哪，我希望给我们上课的不是那三个家伙。”10分钟后她沮丧地发现，“那三个家伙”正是T组领导者。但教师们聆听着，参与着，在T组活动里受益良多。
两年后，得州任课教师协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奖励。这份认可让我特别开心，它意味着在保守的得州，教师们开始重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价值及其对公立教育的促进作用。以前他们几乎都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一种“卿卿我我”的颠覆性的教育理念。
虽然全心投身于社区和政治活动，我和薇拉并未成功地变成地道的得州人。我们喜欢奥斯汀，喜欢得州大学，但从未想过在这里度过余生。因此当哈尔进入高三准备申请大学时，我和薇拉意识到该做个明智的决定了。我们一直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可孩子们很快将散居各处。我们能去哪里找个魅力之所，让孩子们长大后还愿意待在父母家附近呢？如果回答得简短一些，答案就是：“得州不行。”
较长的回答就复杂一些。我们的理想是搬到一个有魅力的城市，靠近大海，气候宜人。那一定就是太平洋沿岸地区了。我特别中意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该校虽然才建校10年，已获得斐然的学术建树。哈尔也觉得这所学校不错，于是递交了申请，顺利地被录取了。该校对本科生实施创新的教学模式，整个大学分成八所独立的学院，每个学院都拥有几位来自不同系科的教授，而且每个学院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迈克尔·卡恩几年前调到该校，加盟筹办中的克雷斯吉学院。克雷斯吉的主题是创造一个“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社区，学生将在T组里将课堂所学与实践相结合。在卡恩和我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1974年，该校首任校长迪恩·麦克亨利聘我为克雷斯吉学院心理学教授兼院长。他说，整个心理学系都在热切期盼我的加盟。除了不想接受行政任命，其他的我都很满意。正当我纠结着是否接受聘任时，麦克亨利又打来电话说：“我必须得告诉你，克雷斯吉学院的几位女教授正提议任命一位女院长。虽然对你个人没什么意见，但她们觉得这是任命首位女院长的好机会，并且已经推举了两位不错的候选人。不过学院大多数教授还是投了你的票。如果你愿意，院长就由你来当。”
这番话倒让我做了决定，我婉拒了学校的聘任。克雷斯吉学院对我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我认为女教授们的提议合情合理，而且我不想让自己在这所大学的职业生涯从一场纷争开始。两周后，麦克亨利再次打来电话，说已经任命了一位女院长，问我是否愿意只以心理学教授的身份加入克雷斯吉学院。我当然乐意，于是接受了聘任。
去加州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圣克鲁兹拥有一个人气颇旺的海滨木板道，那里居然矗立着一个货真价实的木制过山车，和我家乡里维尔的过山车十分相像。我的人生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
[1] 美国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分界线，也是过去蓄奴州的最北界限。——译者注
[2] 1951年，来自堪萨斯州的布朗夫妇向联邦地方法院起诉，认为实施种族隔离措施的学校为黑人学生提供的待遇不平等，最高法院判定种族隔离的学校并未提供黑人学生公平教育，因此公立学校应该取消种族隔离。——译者注
[3] T代表training，是“敏感性训练”（sensitivity training）的简写。——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