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社会变革在某些人眼里是可行的，在另一些人看来是空想主义，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向肯特州立大学进行反战和平示威的学生开枪，打死了4人，伤了9人，1人致残。许多美国人对此表示愤怒，但更多的人则觉得那些学生活该。在那种政治氛围下，大学里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
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之后，无数得州学生决定前往奥斯汀市中心的市议会大厦举行反战示威。得克萨斯州骑警，一帮既强硬又保守的执法者，闻讯后宣布他们会到事发现场武装“维持秩序”。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一些游骑兵视学生们的反战示威为不爱国的暴行，并公开表示了敌意。他们宣称很高兴为了保卫和平而让一些人的脑袋开花。在他们看来，大多数学生领袖藐视并决心挑衅游骑兵的权威。事态一触即发，各大电视台都派出一流记者前去报道，他们认为这场暴乱的画面感一定很强。虽然我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但也担心他们的安全。因此我同其他几位教授自愿出任学生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我们在游行前夜参加了学生集会。现场人满为患，一帮热血青年高喊着：“去死吧，蠢猪！”众人兴奋不已，回应道：“说得好极了！”我和几位同事发表讲话，警告学生不要和游骑兵发生冲突，否则会把和平游行变成一次暴乱。我们劝说学生采取明确而强势的方式进行游行，但不要有公然挑衅之举，否则会置自己的生命于危险境地。我们的讲话赢得零零星星的礼貌掌声，但远不及一声“说得好极了！”来得热烈。离开会场时，我仍不能确定学生们会如何行动。第二天我出发去参加示威的路上，心情沉重不安。好在学生们选择了和平的示威行动，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他们虽然大声呼喊着抗议口号，但没有任何行动让执法者有理由动用警棍或枪。电视台记者们早早就收拾东西离开了现场，显然他们认为非暴力游行没有新闻价值。
这场席卷全美的社会变革使我们察觉到了大学里存在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得州大学是一所一流学府，对州内居民所收的学费却低得惊人。任何成绩不错的得州高中毕业生几乎不用贷款，就能在奥斯汀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刚到那儿时，学生几乎全是纯种白人。即使是渴望赢取全国冠军的校橄榄球队也只有一个黑人球员。我与班上一些非裔、拉美裔学生交谈后得知，很多少数族裔学生不愿申请得州大学，他们觉得这地方对他们并不友善。他们说得对，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很难在学校附近租到房子。其实那里空房很多，但大多数房东都拒绝出租给少数族裔学生。
很明显，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立法，将房东对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歧视定为非法行为。我和同事鲍勃·赫尔姆里希出席了奥斯汀市议会讨论住房公平提案的会议，并发表了演讲，从大学教育机会均等的角度来支持这一提案。为使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会议前一周我做了一次实地实验。我让学生们按照学校附近的租房广告前去看房，结果发现，穿着得体、谈吐文雅的非裔或墨西哥裔学生要求看房时，总是被告知房屋已租出，然而一小时后一位白人学生去同一个地方要求看房，立即就被房东领去看房。不同种族学生所受的待遇差别如此之大，只能用房东的偏见来解释，这就是我展示给奥斯汀市议会的证据。当晚，市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住房公平提案。这是梅森·迪克森分界线以南的主要城市中出台的第一个公平房产法令。
持有根深蒂固种族偏见的当地人自然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一天深夜两点，家里电话突然铃声大作。电话那头是个声音粗哑的男人。他称我为“黑鬼情人”，并威胁我说：“我们知道你家住址，也知道你有四个孩子。如果哪天晚上你家门铃响了，请务必亲自去开门，因为有人会带着双管猎枪在那儿等你，我们可不想伤了孩子。”
歧视
仅仅因为一个人是某个团体的成员，就对其做出不公正的、负面的或有害的行为。歧视行为往往源于偏见，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制度上的歧视，即使在没有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
我到奥斯汀警察局报案，警官却告诉我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那家伙可能只想吓唬吓唬你。”警官安慰我说。
“那他已经如愿以偿了。”我回答道。
全家人在恐惧中煎熬了几周。渐渐地我们意识到，那位警官说得没错。声音粗哑的家伙再没出现过，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过，这是我们第一次直接和顽固的种族偏见者打交道，领教了他们肆无忌惮的愤怒和威胁。令人安慰的是，我们的实地研究不仅推动了公平房产法的出台，还凸显出其他价值。第二年，我们学校少数族裔学生的人数就大幅增加了。
市议会上的演讲以及与声音沙哑的恐吓者打交道的经历，将蛰伏在我内心深处15年的愿望再度唤醒：寻找做好研究和为世人谋福利相结合的机会。我并没有等待太久。1971年奥斯汀公立学校废除了种族隔离措施，结果闹得一团糟。非裔、墨西哥裔和白人年轻人公开掐架，一幕幕闹剧在整座城市各个学校的校园里精彩上演。
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进行了裁决，此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奥斯汀废除学校种族隔离之举正是针对该事件的一个迟来的响应。在那次判决中，最高法院否决了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只要黑人和白人拥有“平等的”教学设施，就允许实施种族隔离措施。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隔离但是待遇平等”本质上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即便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的设施一模一样，种族隔离仍然会对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产生“也许永远无法消除”的负面影响。
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感到欢欣鼓舞，亚伯拉罕·马斯洛甚至在办公室里跳起了舞，他大声叫道：“这是结束种族偏见的第一步！”理由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种族隔离伤害了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那么种族融合就将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一旦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得以维护，他们的学业成绩也会提高。此外，如果说偏见主要出于无知和令人不快的刻板印象，那么让白人孩子和少数族裔孩子待在一起彼此了解，就能降低他们对彼此的敌意。
不久后各地出现的种种现象明显表明，消除种族隔离并非易事，要达到预期效果没那么容易。大多数地区废除种族隔离措施后都会在社区里引发骚乱，在教室里激起敌意。学校里的种族偏见实际上有所增加，而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和成绩都并未得到提高。奥斯汀的情况更富有戏剧效果，可以说是动乱的一个典型代表。
一片混乱中，教育局长助理打电话来，问我能否做点什么。他希望停止校园暴力，而我想知道为什么废除种族隔离没有产生预期的正面效果。双方的关注点有所重合，于是我接受了挑战。
研究的第一步，我要弄清楚教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派研究生去两所小学的五六年级课堂进行系统观察。我指导他们如何观察：“就坐在教室后面，什么也别说，过一会儿孩子们就会忘记你们的存在。观察的时候，不要忽略任何事情。一些事情看上去很普通，却具有重大意义。避免犯此错误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假设自己是火星来客，从未走进过教室。你是第一次观察这些地球人做的每一件事情。把观察到的每一点都记下来，然后按照每一种行为出现的频率进行排序。”
在阅读学生的观察报告时，有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这是任何在传统公立学校读过书的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课堂通常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场所，学生们相互较量，以期获得老师的关注和赞扬。奥斯汀和大多数地区一样，少数族裔孩子在学校课堂上几乎都是输家。针对不同种族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前的法律规定“隔离但是待遇平等”，隔离的目的达到了，但从没有做到待遇平等，黑人和拉美裔孩子之前所上的学校教学质量并未达标，因而他们的阅读技能比白人孩子落后了差不多一个年级。
于是当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白人孩子纷纷举手，希望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而少数族裔孩子局促不安，恨不得成为隐形人。两类孩子原本就对彼此有刻板印象，课堂上的竞争局面，加上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强化并放大了这种刻板印象。白人孩子认为少数族裔孩子既愚蠢又懒惰，少数族裔孩子则认为白人孩子既傲慢又爱出风头。
我们的干预很简单，目的是重建教室里的动态关系，将不同种族孩子之间的竞争关系转变成合作关系。我们设计出互助小组的形式，小组成员包括不同种族背景的孩子，他们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弄懂整篇学习资料的内容。这种教学方法被我们称之为拼图教室（jigsaw classroom）。
整个教学过程如同玩拼图游戏，每个孩子都要为整幅图画贡献关键的一块拼图。比如，阅读材料的题目叫做《埃莉诺·罗斯福的一生》，小组中的每个孩子都被分配到一段内容，分别描述了罗斯福夫人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孩子们先各自学习属于自己的那段内容，然后集中起来，每个孩子向其他人介绍自己手上的那段内容。只有认真听完其他人的介绍，孩子们才能掌握整篇文章的信息。拼图环节结束后，教师立刻进行有关埃莉诺·罗斯福一生经历的书面考试。
刻板印象
将某个群体概括化，即将同样的特征分派到该群体所有成员，而不管成员之间实际上的差异。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因为新信息的出现而发生改变。
设计拼图式教学策略时我有些担心，假如小组中有个阅读能力较差的孩子拖了别人的后腿可怎么办？其他人是不是会更加讨厌他？我仍然记得自己幼年时的那种感受：我是整个棒球队最逊的一个，也就是那种终级替补，却被安排在了右后场。可怜的小家伙站在那里，祈祷不要有任何球打到自己这边。可是突然之间，一个几乎没有任何难度的高飞球向他飞来，此时此刻所有垒上都站着对方的跑垒员，我却把球接丢了。真是噩梦一场啊！
为了避免拼图小组里出现同样的灾难，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孩子们将老师分配给自己的段落内容通读几遍并弄明白后，就可以加入“专家”组。专家组里的成员来自各个拼图组，他们手上的阅读内容都是一样的。孩子们在专家组里一起讨论同一段内容，这样就能帮助阅读能力差的学生赶上大家的进度，随后再回到各自的拼图组将自己负责的段落讲解给其他组员听。有了专家组，就不会发生因为一个孩子看不懂阅读材料而拖全组后腿的事情了。当然，这种做法不能确保所有孩子都表现得完美无缺，也不能消除孩子的紧张情绪，但确实避免了有孩子在课堂上掉队的现象发生。
我们开始进行试测，将六年级一个班级的学生分成若干个拼图小组，这就是实验组，控制组则是一个传统的班级。开始时，实验组里的孩子们仍像以前那样参与课堂教学。但几天后他们意识到，竞争行为突然不起作用了。以一位墨西哥裔男孩卡洛斯为例，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虽然卡洛斯英语说得很流利，但白人孩子经常嘲笑他的口音，因此卡洛斯在班里一般不说话。可是当我们将拼图式合作学习引入课堂后，卡洛斯不能再惜字如金了，他必须开口向别的同学讲解老师分配给自己的内容。
当卡洛斯开始复述自己的段落（埃莉诺·罗斯福的中年）时，他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可是他有些紧张，话说得结结巴巴。起初，一些孩子大声叹气，或侧过脸看别处，有个孩子甚至骂他笨蛋。在传统课堂上，这些行为经常成功地令少数族裔孩子乱了阵脚。但在拼图式课堂上，孩子们很快认识到，对卡洛斯的无礼言行将影响他介绍阅读材料，如果学不到这部分内容，就不能在考试中拿高分。于是他们不得不学着静下心来，侧耳聆听，并提出各种问题，鼓励卡洛斯将自己掌握的内容清楚地表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卡洛斯比他们想象得聪明、和善得多。
拼图式合作学习进行了一周后，实验组班级的课堂氛围就大为改观。音乐和美术教师最先注意到这一变化，不禁询问班主任实施了什么神奇的教学改革。六周后我们用实证方法记录了这一变化。我们让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孩子自我评定他们对班级和学校的喜爱程度，并通过出勤记录验证他们所给答案的可信度。
实证数据证实了我们之前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与传统班级的学生相比，实施拼图式教学班级的所有学生对学校的喜爱程度都更高一些（旷课率显著下降）；无论在不同种族学生之间，还是同一种族学生之间，都表现出更多的友爱。白人学生的自尊心和考试成绩并无明显变化，但实验组班级里少数族裔学生的自尊心明显增强，考试平均分比传统班级少数族裔学生高出9分。这种差异无论在统计学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都具有显著性。传统班级里的一个黑人学生可以得到72分，但在拼图式合作学习的班级里，一个黑人学生可以考出81分的好成绩。
我的研究生黛安娜·布里奇曼发现，与传统班级的学生相比，拼图式合作学习班级里的学生更懂得理解别人。这是为什么？在拼图式班级里，学生必须密切关注其他小组成员的发言，这样才能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使自己掌握好相关知识，这使他们学会了换位思考。这一发现令我很兴奋，学会理解别人至少与学习历史和地理知识一样重要。
研究证明，拼图式合作学习方法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并无特殊要求。在复制实验中，我们选用了一份难度更高的书面考试卷，并且偷偷做了安排：给控制组班级指派了校长钦定的最佳教师。但实验结果依然如前。因此拼图式班级学生的成绩提高，并不是因为老师教学水平高超，而是来自教学方法的改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广拼图式合作学习，效果很稳定。而且，采用拼图式合作学习的学校里的种族歧视现象更少一些。我们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在操场上拍摄了一些照片，有充分证据说明谁和谁在一起玩。传统学校里的学生总是按族群聚成不同的群体，但在拼图式合作学习的学校里，却能见到种族融合的画面。
拼图式合作学习的成果令我十分开心。还记得九岁的一天，我坐在里维尔的马路边上，擦着流血的鼻子和破裂的嘴唇，问了自己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别人会仇视犹太人，如何才能让他们喜欢我……今天我终于用科学的方法，给那时的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的研究已经表明，偏见是可以消除的，不同种族的孩子可以学会相互喜欢。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仅要增加不同种族孩子相互接触的机会，更要探索正确的接触方式。正如戈登·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所写：
“安排不同种族的人从事同一项工作，对消除种族偏见多少有些帮助。但如果大家都将自己看做团队的一分子，效果会更好。”以我在里维尔棒球队与非犹太队友们相处的经历来看，戈登的观察符合事实。一开始大多数队友都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我们犹太球员，但一旦我们结成一个团队，这种情绪就消失了。我们开始彼此理解，彼此喜欢，生发出友爱和尊重的情感，一直维系到棒球赛季结束后好长的时间。
我们在有专家评审的某科学期刊上发表了研究结果。但我希望拼图教室不只是被其他心理学家知晓，更要被一般公众，尤其是老师和家长所了解。于是我用通俗易懂的手法重新讲述研究结果，写成文章投给了科普杂志《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我给文章配了许多彩色照片，刊登在杂志的显要位置上。我把登有这篇文章的几页杂志复印了几百份寄给全国各地的教育局长，并说明自己可以提供免费的教师培训，然后静候即将纷至沓来的邀约。
我真是天真极了！如果没有人想要，或者想要的人不多，你就不能一厢情愿地往外送礼物。为了弄清邀约甚少的原因，我开始打随访电话。大多数教育局长和校长解释说，学校各方面情况良好，不需要外人来传授新的教学方法。只有一个人说了实话：“如果我们采用你提倡的教学方法，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的电话会响个不停，全部是家长的抱怨：‘你的意思是要让黑人孩子来教我的孩子？那老师要做什么呢？’”我恍然大悟，只因为奥斯汀的学校陷入危机，我们才被邀请前去干预，而大部分地区的教育体系都有自己的标准：只要没发生危机，就算运行良好。
我的心情如同坐了一次过山车，飞到顶端后一下子又跌到最低谷。我已经设计出完美的教学策略，可以有效减少校园里的种族偏见，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这种教学方法没法推广出去。朋友和同事们安慰我说：“这就是官僚作风，你也无能为力。”我的心情依然沉重。
就这样，拼图式合作学习法被搁置了约14年。到了1984年，为纪念布朗诉教育局案30周年，奥斯汀被美国人权委员会评选为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模范城市。人权委员会盛赞拼图式合作学习法，我开始接到邀请赶赴全国各地培训教师。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共为数十个学区培训了数百位教师，但拼图式合作学习法并未进入美国的主流教育体系，仍就只是沧海一粟而已。怎么回事呢？这种教学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又以实证研究为依据，教师也乐于使用，为什么国会或教育部始终对拼图式合作学习法不感兴趣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它与左派或右派的观点都不一致。左派认为，要改变大多数弱势儿童的处境，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性变革；右派则相信，如果学生成绩欠佳是因为遗传基因不好或者父母疏于教育，那么任何外界的干预都无济于事。作为一位公民，我为自己不能更有效地推广拼图式合作学习法而感到万分遗憾和失望。但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我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
有价值的实证研究成果一旦与现行政治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就只能靠边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