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实验室和“牛棚”的布局有利于师生之间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并建立友谊，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俱乐部的布局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助理教授还是最受人尊敬的资深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平等自由地交谈。这又是一个与哈佛截然不同的地方。哈佛的教授俱乐部里，熨得十分平整的桌布上摆放着鲜美的食物，还有侍者专门为我们服务。而我在那里用餐的次数屈指可数，还都是应某位资深教授的邀约。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俱乐部没有那么正规，像自助餐厅里一样随意，食物都放在塑料盘里，菜色也很一般。
心理学系大多数教授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吃午餐。虽然用餐环境缺乏高雅情调，但饭桌上的交谈轻松有趣，常常碰出思维的火花。我们喜欢在餐厅最顶头的一张大圆桌上用餐，因此那儿被称为“心理学角落”。但这个角落并非我们独家享有，经常会有其他系的同事加入我们的行列，比如科学家赫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和小说家杰克·路德维希（Jack Ludwig）。
我就是在这样的午餐聚会上认识了加德纳·林齐，后来我们成为一对密友。一开始我对加德纳很是敬畏，他比我年长12岁，而且已经编撰了两本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书籍。加德纳是圆桌上的明星，既能讲故事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也很擅长打开别人的话匣子。最令我佩服的是，他似乎对每个人的研究都了如指掌，前一分钟还在询问肯尼思正在进行的动物学习实验的细节，这一分钟又在跟戴维·吕肯探讨测谎实验的详情。而且加德纳总有法子让每个人的研究课题同在座其他人的兴趣挂上钩。我所有发表过的研究论文他都知道，所以他常常向我仔细询问一些具体的实验程序。
加德纳博学多才，不仅是各种信息的源头，也是一位资深八卦人士。他了解这个圈子发生的所有事情，例如谁离开了某某大学去了其他地方、谁获得了晋升、谁没拿到终身教授资格。他还知道谁快离婚了，谁和谁在一起了。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很久没在午餐时看到杰克·路德维希了。他无比震惊地看着我，问道：“你还没读《赫索格》（Herzog）吗？已经出版两个月了！赶快去读，写的都是你认识的人。”
《赫索格》的作者是索尔·贝娄（Saul Bellow），此人几年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时候除了加德纳之外，没人知道贝娄的妻子与贝娄最亲近的朋友杰克有暧昧关系。贝娄为此极为愤怒，和妻子一起进行了心理辅导也无济于事，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贝娄用写小说的方式进行报复，在小说中几乎从不掩饰几位主角的真实身份。他本人就是赫索格，而杰克是瓦伦丁·格斯巴赫，与赫索格的妻子有暧昧关系。现实中的杰克有一只畸形足，而小说中的瓦伦丁有一条假肢，实在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赫索格去找精神病医生埃德维格，埃德维格对赫索格的遭遇反应相当冷淡，赫索格因此指责他也爱上了自己的妻子。加德纳告诉我，贝娄去看的那位心理咨询师其实就是保罗·米尔。后来，我跟保罗提及贝娄在小说中对他的描写。“嗨，这帮作家。”他回答。
听了几则名人轶事后，我开始打趣加德纳，把他称做美国心理学界的赫达·霍珀。保罗对这个称号嗤之以鼻：“你太小看我们的朋友了，加德纳肚里的八卦岂止限于美国大陆，全世界的小道消息他都知道。”
一天清晨，加德纳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出席一个“商务午餐”。
“在哪儿？”我问。
“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有几家超级棒的餐馆。教授俱乐部固然舒适，但总在那儿吃饭，把味觉都毁掉了，你也不想这样是吧？”
“当然不想。”我答道。
“11点半在你们楼下等着，我顺道过来接你。”
那次午餐，我和加德纳各自回忆起自己在哈佛的岁月。那时他师从戈登·奥尔波特，40年代后期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教了几年书。他问我最喜欢哪些哈佛人，我提了几个名字。
“你那时在弓街9号，是不是？”他问道。
“没错。”
“有意思。我注意到你没有提杰罗姆·布鲁纳的名字。”
“说实话，我和杰罗姆相处得并不好。”
“我也讨厌那个混蛋。”加德纳兴高采烈地说。
“我可没这么说。”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而且我是说真的，我也讨厌他。”
加德纳和我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很多，但却是这一点使我们的友谊突飞猛进。
从此我俩定期共进商务午餐，通常一周一两次，戴维·吕肯和保罗·米尔偶尔也会加入。我很快就意识到，加德纳评判餐馆的主要标准不是食物，而是那里的酒吧的水准。我们的午餐总是持续两个多小时，餐前来上两三杯马提尼，餐后再喝一杯法国白兰地。令人惊讶的是，午餐后我们下午的工作效率依然很高。我们的友谊开始于我酗酒的那段时间，那时加德纳正合我胃口。我不再贪杯以后，我们的午餐聚会和友谊也依然保持不变。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像加德纳那样嗜酒，也没见过任何人像他那样风度优雅地端着酒杯。不过他也可以一连几周不沾酒精也不会犯酒瘾。而且在我们近50年的交往中，我从未见过他酒后失控。
之后的几年中，我和加德纳就社会心理学研究和理论进行过许多次激烈的交流和争论。一次，他声称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的从众实验是这个学科领域最重要的实验。我说：“胡扯！这个实验没有任何理论支撑，又没有控制组，它只不过说明了人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容易从众。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撒谎实验才是真的意义重大，既有理论依据，又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改变了整个社会心理学！谁会猜到，为1美元撒谎的人会比为20美元撒谎的人更容易相信那个谎言是真的？”
几番争论之后，加德纳邀请我担任《社会心理学手册》第二版的合编者。由于我总是把这部书当做社会心理学的圣经，所以这个邀请对我而言不啻编撰新版的圣经。这部手册囊括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最新见解、研究和理论。我一口答应下来，认为和加德纳一起工作将使我获益匪浅，事实也确实如此。
几周后的一天，我还沉浸在成为该书主编之一的喜悦中，加德纳提议让我撰写其中一章。这次我表示了异议：“我的确可以就其中几个领域写出精彩的一章内容，但作为主编，我希望聘请最好的学者分别负责每一章的撰写，而我并不是最佳人选。”
“你来写一章有关实验方法的怎么样？”他问道。
“我又不是方法学家。”我说。
“但你在哈佛教过研究方法的研讨课。”
“没错，但那几乎是一门实践课程，我只是帮学生找到最适合的研究方法检验特定的假设。”
“这正是《社会心理学手册》所需要的内容，”加德纳说，“你只需好好分析一下自己做过的实验，尽量把你丰富的隐性知识用明晰的语言表述出来，让人们明白你为什么会那样去做实验。”
“但要教如何做实验，老师必须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我抗议道，“教实验方法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师徒关系。就像你必须跟某人学艺，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主厨，光是看烹饪书是没法当大厨的。这个道理可能更适用于社会心理学。标准化的实验程序是不存在的，几乎每个新假设都需要设计新的实验程序进行检验。比如我们不可能用入门考验的实验程序来检验费斯廷格关于撒谎与报酬的假设。我们经常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研究方式固然令人激动，但没人能写出一章‘如何做社会心理学实验’作为学生的启蒙指导。”
“别这么死板，”加德纳说，“以前没人尝试过的领域，你正好可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我并不是要用你的书稿取代资深实验学家手把手的指导，而是把它作为初学者的一个帮手。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如果写完后觉得不满意，作为主编的你完全可以弃之不用。”
虽然我并没被他完全说服，但还是决定动笔试试，不过不是我一个人来写。我聘请了自己最得力的学生梅里尔·卡尔史密斯跟我合作，他面对这一挑战显得更为兴奋。像加德纳建议的那样，我们先分析了自己做过的实验，将每一项实验从设计到实施程序每个阶段中我们的想法和思路用清晰的语言表述出来。我们发现，写一本没有现成菜谱的烹饪书，实属不易。
我们先着手回应那时批评实验社会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在实验室环境里进行的实验研究是“非现实的”研究。对此，我和梅里尔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现实主义”是什么？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明确阐述了“世俗”现实主义与“实验”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异。一些批评者认为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是非现实的研究，毕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被要求连续电击一位无辜陌生人的概率很小。但这类批评忽视了关键的一点：按照实验现实主义的标准，整个实验程序对被试而言就是在参与真实的事件，其间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和梅里尔由此得出结论，世俗现实主义在一些情境下的确是必须的，如果要让人们阅读你放在假报纸里的一则消息，那么你用的报纸最好看上去像真正出版的报纸一样。但通常来说，只要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情在被试眼里是真实的，世俗现实主义就不重要了。
接着，我和梅里尔着手研究建构高影响实验的基本要素。我们明确指出，实验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要确定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概念性变量，也就是明确你想弄清楚的东西，然后将它转化成一套可以操作的实证步骤。困难在于你必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不能丢掉假设中的核心概念和观点。实际操作比我们说的更加困难。很多时候，重要论题在被严格地操作化成一连串的实验事件后，反而缩减成无足轻重或过于简化的论题了。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测量实验者的干预效果。社会心理学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是量表测量，通常在访谈时使用。例如，在入门考验实验中，我们要求被试自我评定对所加入小组的喜爱程度；在撒谎实验中，梅里尔请被试自我评定对往托盘里装线轴这一乏味工作的喜爱程度。这类测量最容易操作，通常是获得信息的唯一可行方法。但实验者不能忘记，量表只是行为的替代品，应该尽可能地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询问他们的想法和感觉。在“禁玩玩具”实验中，如果想知道我们的警告是否减弱了禁玩玩具对儿童的吸引力，最好是观察儿童是否抵挡住了禁玩玩具的诱惑，而不是让他们告诉我们自己对禁玩玩具的喜爱程度。这就是乔纳森·弗里德曼的复制实验比我们的原创实验更为完善的地方。他使用了行为反应测量，通过观察儿童的实际行动来得出结论。
撰写完这章内容以后，我和梅里尔的实验技能都更上了一层楼。我们不仅正视了实验室研究的利弊，而且对于我们自己抛出的几个问题得出了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比如，行为反应测量固然理想，若牵涉伦理问题或实际操作困难时该怎么办？有没有比我们熟悉的量表测量更好的替代方法？
我和梅里尔研究出了一个折衷的测量方法，称为“拟行为”测量。假设你想研究观看描写美国都市饥民的伤感电影是否会增加人们的利他动机和行为。放电影很容易，但接下来几周你要追踪这批观众，看他们是否更加乐于助人，这并非易事。不过，你可以询问被试是否愿意签署一份正式协议，承诺践行一个具体的利他行为，比如到赈济所从事志愿工作。当然，获得某人的“拟行为”承诺，并不等于看见他真的去了赈济所。但这么做得出的结论，远比只是让人们自我评定对贫民和赈济所的看法要可靠多了。
最后，我们认真研究了实验后的访谈，即如何对被试坦承实验的真实意图。很多社会心理学实验都需要向被试掩饰真实目的，我和梅里尔认为，实验者必须把实验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被试，并解释我们掩饰真实意图的原因。完全坦白是我们和被试之间隐形合约的关键条款。当然，没人知道自己被愚弄后会开心，所以坦白实验真实意图也讲求机敏和策略性，否则被试会认为自己是容易受骗上当的傻瓜。
实验者可以解释说，实验情境经过精心设计，具有以假乱真的效果，被试的反应行为很正常，也合乎情理。然后我们要解释实验目的，即为什么必须要采取欺骗手段，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手段了解人性的什么特点。总之我们要确保每位被试离开实验室时都带着一颗完好无损的自尊心，至少跟他刚进屋时没有差别。如果被试能在参加实验后有所收获，那就更好了。实验结束后我与被试闲聊的时间，几乎跟做实验的时间一样多。
在哈佛时，我过去的导师戴维·麦克莱兰有一次告诉我，他毕生只做过一次社会心理学实验，还是他在耶鲁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他正通过单向镜观察一名年轻男子，没想到那人突然站起来，拉开裤子拉链检查自己的阳具，显然是在寻找疹子或者擦伤什么的。我问麦克莱兰他向被试说明真实的实验程序时，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
“我没有跟他提，”他说，“否则我俩都会很尴尬。”
我咂咂嘴说道：“据实以告是行规，不能破例。被试要是得知镜子是单面的，他会羞得无地自容。实验者告知被试所发生的事情时，要采用温和的方式。而就你的案例，也许还要以幽默的方式说明真相。”
不久后，我和梅里尔完成了这一章的撰写工作，我自己从《社会心理学手册》主编的角度也认可了它。出乎意料的是，内容恰好符合加德纳原先对我们的要求。通过将我们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我们写出的文本惠及社会心理学研究生长达50年。《社会心理学手册》的研究方法章节最新版修订于2010年，与我合作的是梅里尔的儿子凯文·卡尔史密斯（Kevin Carlsmith）。我和梅里尔撰写第一版时，凯文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整件事情颇具讽刺意味，但我承认自己甘之如饴。一开始拼命拒绝、认为自己无法完成的书稿，最终却成为我对社会心理学最久远的贡献之一。就像我祖母常说的一句话：“真想不到！”
1964年，加德纳离开明尼苏达大学，到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担任心理学系主任，立志要把它办成美国实力最强的心理学系之一。一年后，他力劝我过去主管社会心理学专业。我在明尼苏达才待了三年半，不太愿意离开。不过我所有的研究生都已经找到了好工作，手上也没有其他正在带的研究生。
我同薇拉商量，她说去留皆可。一方面，她在明尼阿波利斯交了很多朋友，也不想再次搬家；可另一方面，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她觉得这里的冬天特别难挨，冷得刺骨又特别漫长。孩子们看到窗外一片阳光灿烂，就吵嚷着要出去玩，可10分钟后就冻成了冰棍，又闹着要回屋。只要想象一下给一个孩子穿上雪地装和雪靴，戴上帽子和手套再脱下来所花费的时间，再乘以四，你就会多少了解薇拉的难处了。所以她把决定权交给了我。
我相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原地不动。我喜爱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系的一切，也根本不想搬家。即使我想离开，得州也不是心仪之地。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州抱有成见。得州在我印象中是一片蛮荒之地，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的事件更加强化了这一印象。但最终，我的理性判断和对得州的偏见，通通输给了我和加德纳之间的友情。我们搬到了得州。
[1] 指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译者注
[2] 赫达·霍珀（Hedda Hopper）：美国好莱坞明星，著名交际花。——译者注
[3] 指我们知道但难以表述的知识，与显性知识相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