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早春，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戴维·麦克莱兰向我走来。闲聊了几分钟后，他凑近我，压低嗓音说：“我们今年还没找机会好好聊一聊。你在哈佛待得开心吗？”
“哦，”我回答说，“我的学生很出色，我们正在进行一些令我倍感兴奋的实验。”
“是的，我听说了。我当然为你感到骄傲，但你是不是忽略了什么？”
麦克莱兰洞察力很强。虽然我的课堂、我的学生以及我和学生一起做的实验都让我很开心，但我总觉得少了什么。
我回答道：“事实上，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嘿嘿，在哈佛，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真的？包括戈登·奥尔波特？”我调侃道。
“戈登·奥尔波特的感觉尤甚。”他回答道。
那一刻之前，我一直认为心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满情绪只是自己的问题，相信这种情绪最终会慢慢消失。此时我才明白，只要自己待在剑桥，不满的情绪就会一直与自己相伴。我突然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自己今后几年想要的生活。
麦克莱兰的这番话为我离开哈佛埋下了伏笔。几周后，斯坦·沙克特（Stan Schachter）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到明尼苏达大学工作。斯坦是利昂·费斯廷格的第一位学生，也是最优秀的一位。虽然我跟他很少碰面，但我很喜欢他，把他视为自己的师叔，因此我没有一口回绝他。而且我知道该校的社会心理学专业实力雄厚。费斯廷格去斯坦福之前曾在那里任教，一流社会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在1960年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前，也在该校工作了几年。我很愿意跟斯坦在一个系共事，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事实上上周我刚刚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职位，我们正考虑请你来接替我的位置。”斯坦说。
“明尼苏达大学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大家都纷纷离开？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
斯坦安慰我说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只是作为地道的纽约人，他特别思念那座城市，一心想回去。而哈罗德·凯利一直渴望在加州定居。斯坦对我说：“相信我，明尼苏达大学是个好地方，尤其适合社会心理学家。只不过因为这两年我和哈罗德相继离开，社会心理学系才举步维艰。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我认为你是能顺利接替我们并保持原先专业水准的年轻人。我估计两年后这里就是你的天下，到时候甚至没人会记得哈罗德和我曾在这里待过。”
“嗨，怎么可能！”
“好吧，我说得确实有些夸张了。给我点面子，你可以先来这里看看，作一场学术报告，和教授们见见面。决定权在你，但我敢保证你会喜欢这里的。”
斯坦是对的。明尼苏达大学的工作氛围相当轻松，教授们虽然没有哈佛的那些人那么出类拔萃，但为人风趣，也很友善，很快让我感到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成年人，这与哈佛的经历大相径庭。明尼苏达大学还有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社会关系学研究实验室有自己的经费。那里有几间装修得十分漂亮的房间，里面配备了单向镜、录音机、音响等你想要的所有设备，与我在弓街9号阁楼上的研究室形成鲜明的对比。
拜访该校的最后一天，斯坦陪我去见系主任肯尼思·麦科克代尔（Kenneth MacCorquodale）。肯尼思乃考究之人，办公室里纤尘不染，不像斯坦是出了名的邋遢鬼，办公室里东西堆得到处都是。像往常一样，斯坦嘴里叼了支香烟，而且仍然无视越来越长的烟灰，结果烟灰又掉到肯尼思办公室的小地毯上。肯尼思抱怨不迭，斯坦说道：“算了吧，老兄，别像个老太太似地唠唠叨叨。”肯尼思向我讲述他俩夏天结伴去欧洲旅行的经历，这趟旅行让刚刚离婚的斯坦颇为振奋。
肯尼思告诉我：“我们每住进一家旅馆，斯坦就会把口袋里的东西通通堆到梳妆台上，除了一些零钱，就是各种各样的垃圾——两三只烟屁股、半截电影票、两个空火柴盒以及一些线头。到了第二天早上，斯坦又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撮到手上，全放回口袋里。”
我听后大笑不已。笑声未落，肯尼思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你愿意，这工作就是你的了。你想要什么条件？”
我吓了一跳。我还不习惯这样直截了当地问话，或者说是还不习惯将笑话、故事和公事混为一谈的教授。那显然不是哈佛的办事风格。我一时语塞，于是回答：“我不知该怎么说，给我最优厚的条件怎么样？我会跟薇拉商量这件事，几周内给你答复。”
回到家没几天，我就收到来自肯尼思的正式信函，明尼苏达大学将聘我为副教授，并给予我终身教授资格，外加任命我为社会关系学研究实验室负责人。这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惊喜，我只有29岁，博士毕业后才工作了两年时间，居然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但我并不想担任行政职务，于是打电话给斯坦。他立刻打消了我的顾虑：“笨蛋！”他叫道，“实验室主任一职唯一的含义，就是你可以决定如何花钱。我也做了几年主任，我可以拿一百万跟你打赌，我比你更讨厌行政工作。如果没有别的原因，我求求你，就当是帮我减少离职的罪恶感，接受这份该死的工作吧！”
可我还是拿不定主意，于是给费斯廷格打电话。“你还担心什么呢？”他问。
“我是在想，哈佛能吸引到世界上最好的学生，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也会像他们一样出色吗？”
“你不需要哈佛做靠山。无论你在哪里执教，都会吸引到优秀的学生前来求学。”
“我？”
“就是你！接受这份工作，这是命令。”
我和薇拉从各方面权衡了去明尼苏达的利弊。从个人层面来看，波士顿是我的家，这里有红袜队、里维尔海滨木板道，而且这里也是薇拉的家。我们两家人都住在这里。我母亲仍旧住在我小时候住的那所老房子里；我妹妹葆拉也住在这儿；薇拉的姐姐莉莉已随我们来到剑桥镇；薇拉的父母也已经由以色列来到美国，目前和我们一起住在阿灵顿。薇拉的父母对我和薇拉帮助很大，夫妇俩悉心照顾着我们的三个孩子和正怀着第四胎的薇拉。他们不想再次离开家园搬到明尼苏达。
我母亲过得很好，父亲去世后，她开始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虽然她一直弄不清“教授”是什么，更不知道社会心理学家跟其他心理学家有什么区别，但她为我成为教授而骄傲。工作日的某天下午我去看她，正好姨妈打来电话。母亲告诉她自己现在没时间跟她通话，因为儿子来看她了。电话那头的姨妈显然在问：“阿伦森怎么能在工作时间来看你？”我听到母亲回答说：“你是知道干教授这一行的，薪水不高，但上班时间比较自由。”
总之我和薇拉有很多想留下来的理由。但我们都知道，两三年后我肯定得离开哈佛。既然横竖都要走人，为什么要拖到最后？为什么不趁现在手头有份好工作时离开呢？于是我打电话给肯尼思，接受了聘任。他希望我九月份就能过去，我说那不可能。第一，薇拉的预产期是八月，我们不想带着新生儿搬家，而且薇拉产后需要休养一段时间。第二，我不想让自己正在带的三个学生陷入困境。学术界有两类教授，一类就像树，扎根一地后永不挪窝；另一类是流浪者，总是出于个人原因或职业机会频繁地换学校。如果注定成为后者，我不想做那种无情地抛弃学生的教授。
最后肯尼思答应我在学年中期过去。在哈佛最后的几个月，我指导梅里尔做博士论文，确保他毕业后能进耶鲁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托尼·格林沃尔德已经跟着沃尔特·米歇尔和戈登·奥尔波特一起做研究；约翰·达利同意跟我去明尼苏达，担任我的首席研究助理。次年一月份，我的第四个宝宝约书亚已经五个月大了。我和薇拉再次整理行装，带着四个孩子搬到了冰天雪地的上中西部地区。
[1] 查尔斯·布尔芬奇（Charles Bulfinch）：美国著名设计师，曾设计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译者注
[2]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3]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作家盖瑞森·凯勒虚构了一个叫做乌比冈湖的地方，这里“女人都很强，男人都长得不错，小孩都在平均水平之上”。现实生活中，人们有一种觉得自己各方面都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倾向，心理学家将之称为“乌比冈湖效应”。——编者注
[4] 犹太人的重要经典，又称《摩西五经》。——译者注
[5] 美国少年棒球联合会。——译者注
[6] 有关米尔格拉姆及其著名的服从实验，请参见《电醒人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者注
[7] 根据西方星象学，21世纪是水瓶座时代，人类将从物质的追求过渡到自己内心的探索。——译者注
[8] 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曾提出著名的三维归因理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