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庆功宴上我告诉梅里尔，自己想找到一个教导三岁半的哈尔的有效方式，让他对两岁的弟弟尼尔少挥些拳头。我正在思考梅里尔在撒谎实验中使用的一个变量。梅里尔说：“你是不是想在哈尔打尼尔时惩罚哈尔，让他把一堆线轴塞满托盘？”
“也不尽然。但你瞧，你们的实验是有关不丰厚酬赏的，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付一美元让一个人说谎，不足以让其觉得自己有合理的说谎理由。因此他需要说服自己，承认把线轴塞满托盘的任务比自己原先想的更有趣，以此增加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没错。”
“好。如果哈尔平时很少打尼尔，我可以因为他没有打人而给他一点小小的酬赏。但现在情况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采用惩罚手段，或者至少扬言要惩罚他。假如我威胁哈尔说，如果他再打尼尔，就罚他整整一个月不能看动画片，这对哈尔来说是很重的惩罚，可能会让他在一段时间内不敢打尼尔，但这种方式不能断了哈尔打尼尔的念头。”
“你想让哈尔自己说服自己，打尼尔或者其他孩子是不对的？”
“你说对了。这一目标能实现吗？”
“当然可以！”梅里尔答道，“通过一个轻微的惩罚来吓唬他就行。你已经把我和利昂的实验研究透了：如果一个人拿了很少的酬赏去说谎，他就会说服自己认为所说的都是真话；同样，如果一个人受到威胁说，要是做了某件不该做的事情，就得接受轻微的惩罚，他就会说服自己，他本来就不想做这件事，因为很没意思。不过，我们怎么在几个小孩子身上进行实验呢？我又不能站在一边等着他们相互打打闹闹，是不是？”
“是啊。但我们可以选取小孩子平时爱做的其他事情加以禁止，威胁一部分小孩如果不听话就要遭到轻罚，威胁另一部分小孩如果不听话就要遭到重罚。”
于是就在圣克莱尔酒吧，我和梅里尔拟定了“禁玩玩具”研究的实验程序。
我和梅里尔买了一些可爱的玩具，带到哈佛大学附属幼儿园，给四五岁的孩子玩。接下来的5天里，我们每天都到幼儿园待上两小时，和孩子们培养感情，并鼓励他们玩我们带来的玩具。几天之后，孩子们一见到我们就兴奋地迎上来，大声称呼我们“玩具叔叔”。
第6天，我们将每个孩子分别带入隔壁的小游戏室，询问他或她对每个玩具的喜爱程度。第7天，我们再次把每个孩子带进游戏室，让他们在那里玩玩具。我们挑出孩子们第二喜爱的玩具，放到离其他玩具大约1米的地方，告诉孩子，除了这件玩具，其他玩具都可以玩。我们对其中一半的孩子说，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受到轻罚（“我会有些生气”）；对另一半孩子则说，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受到重罚（“我会非常生气，会将所有玩具带回家，再也不来了。我会认为你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宝宝。”）。随即我们离开房间，给孩子们20分钟时间玩其他的玩具。通过单向镜，我们在隔壁房间观察孩子能否抵挡住玩具的诱惑。结果所有孩子都做到了。
回到房间后，我们再次询问孩子对屋内玩具的喜爱程度。受到轻罚警告的孩子对禁玩玩具的喜爱程度明显低于先前。由于没有强烈的外因阻止他们玩禁玩玩具，他们就需要自己找出不去玩它的内因。于是孩子们说服自己，他们并不真的喜欢这个玩具。
相反，受到重罚威胁的孩子没有改变他们对禁玩玩具的喜欢程度，他们仍旧表现出对禁玩玩具的高度喜爱。事实上，一些孩子比受到重罚威胁前更喜爱禁玩玩具了。由于已经有很充足的外因阻止他们玩禁玩玩具，所以就不需要再找其他理由，因此他们仍然表示喜爱禁玩玩具。
认知失调理论预测，孩子对玩具偏好的转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我的朋友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斯坦福幼儿园复制我们的实验时，就验证了这一假设。弗里德曼选定的禁玩玩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动机器人，能四处追逐抛过来的物体。实验过后两个月再见到电动机器人时，几乎所有受到轻罚威胁的孩子都不去碰它，而大多数受到重罚威胁的孩子直接跑去玩。
我们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不是因为某个大人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进行了自我说服，认定这一行为是不好的。自我说服的观点能维持很长时间。这一范式除了应用于玩具偏好之外，还可以推广到关乎儿童培养的更基本、更重要的领域，比如攻击行为的控制，最初激发我研究兴趣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可否让哈尔说服自己，认为打尼尔是一个可怕的念头？
虽然禁玩玩具实验圆满成功，但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如果将我们的研究发现应用到孩子的日常攻击行为上，威胁的程度必须拿捏得当，既要能够促使孩子自己说服自己放弃攻击行动，又要重到让孩子一开始就放弃攻击行为。如果威胁没有严重到促使他控制自己的攻击行为，反而会使他认为打弟弟是合情合理的（“我想我是真喜欢打那个小家伙。为了打他，我不惜勇敢地面对惩罚。”），这显然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我竭力调整着对哈尔的警告程度，最后他总算停止了对尼尔的攻击行为。我不确定这一小小的成就是归功于我的介入，还是哈尔的成熟，或者是来自于无数其他的可能因素。唉，针对家里一个孩子的小实验总是缺乏一个控制组。
第一学年临近结束时，我收到了来自国家科学基金的挂号信，我申请的为期三年的研究经费批下来了。那晚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步入客厅时，我看到哈尔有些羞愧地坐在地板上，凝视着一个破碎的小雕像。小雕像有25厘米高，一位棒球手将手高举过头，仿佛做好了接球的准备。小雕像漆得像个铜制品，但实际上是用很廉价的材质制成的。此刻它正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爸爸，我碰倒了小雕像，它就自己裂开了。”哈尔说。
小雕像并不是哈尔的玩具，而是一个棒球赛的奖品，也是一个幸存者，历经多次搬家依然完好无损。每次搬家我都将它包装好带走，从里维尔到沃尔瑟姆再到米德尔敦和帕洛阿尔托，最后到剑桥。14年里，它总是在我家壁炉架或橱柜上占据显要的位置。我弯腰捡起碎片，黯然地注视了一会儿，思忖着是否能修好。这个廉价的小奖品对我来说究竟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15年前，在犹太男孩的成人礼仪式上，我朗读并歌唱《托拉》（Torah）里的经文，在挤满亲戚朋友和一列教堂人的犹太教堂里进行讲演。教堂人是一群很少说英语或者根本不说英语的老头，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犹太教堂里。小时候的我十分腼腆，痛恨整个仪式的煎熬。成人礼仪式最大的好处是，一旦仪式结束我就不用去希伯来语学校了。不再上希伯来语学校最大的好处是每天傍晚我都有时间打棒球了。
自我说服
说服自己接受某种信念，是自我合理化造成的一种长期的态度改变。自我说服比直接的说服更具有持久性，因为自我说服在个体内部发生，而不是源于外部的劝诱或压力。
二月份红袜队赴佛罗里达的萨拉索塔春训。几乎同时，我们邻里的孩子都前往附近的棒球场，参加临时择定对阵球员的棒球赛。马萨诸塞州的里维尔不是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二月下旬这里十分寒冷。外场是一片又一片的污雪地。待温度升到零度以上，草地就会变成泥地。
虽然我们都是自愿打棒球的，但那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我们有了一条提高棒球技能的特殊理由：里维尔公园管理处宣布，他们正计划为十三四岁的孩子发起一个夏季联赛，将有8支球队参赛。在遍布全市的8个棒球场上，每个球场产生一支球队。我特别想参赛。在小联盟诞生很久以前，我就十分渴望成为一名球员，拥有严格的成人监督者、紧密的组织、统一的队服、富有经验的教练以及公正的裁判员和大联盟那样的阵势。我们这些渴望加入本区球队的孩子都来自底层社会，我们希望联赛组织者能够明智、公正地选拔球员组队，采用纯粹而简单的择优录取机制，不考虑种族、信仰和肤色，只将最有才能的9个孩子选拔出来组队。
尽管反犹太主义在我们社区甚嚣尘上，但并未影响到球员选拔。我和另一个犹太孩子入选球队，而且我们俩人都进入了首发阵容。虽然一开始与非犹太队员在一起打球不太自在，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几场比赛下来，我们就紧密团结成一个团队了。几年后，我父亲去世。服丧期间，不断见到非犹太人，也就是我以前的队友频繁来访，令姨妈和舅舅们万分惊讶。朋友们克服了对犹太教仪式的不适，只想为忧伤的我打气。
我很想打中外场，我总觉得中外野手就像处在棒球场之巅，以180°的广阔视野俯瞰球场上发生的一切。可惜我跑得太慢。大家商议后决定让13岁的桑尼担任中外野手，他是所有人里跑得最快的。虽然我有些失落，但这一决定是公正的。我被指定担任二垒手，这个位置其实更适合我。贾森曾在崎岖不平的场地上训练我接地滚球。在他的指导和不断地唠叨下，我终于克服了恐惧心理，可以直面飞向自己的地滚球。而且，我虽然跑得不快，但动作敏捷，击球手一打出球，我立马就能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三四步。这样，在大多数地滚球飞到面前时，我就能来个漂亮的跳跃，将身体移到地滚球的前面，然后稳稳当当地接住。跳得不高的球一般会撞到我胸口上，我能一把抓住它，迅速传给跑垒员。
球服？我们只买得起普通的休闲服，而且已经又脏又破。设备？大多数球员都有手套，但也只有手套。我们的左外野手不得不戴着接球手的手套打外场，因为他只有这只手套。公园管理处给我们提供了球棒、接球手的护胸和面罩，并在每场比赛时提供一只球。比赛时经常会暂停几分钟，因为大家要到球场边的荒草地和碎石堆里找出那只脏兮兮的球。
第一赛季我们输得比较多，但第二赛季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年的经验，身体也更强壮了。投手比利·麦克唐纳不仅能击出漂亮的快球，还能让球转弯。最好的击球员莱斯·希斯克一直在练习举重，如今击球时威力十足。瘦如竹竿的我放弃尝试本垒打，努力练习成为一位接触型击球员，一直在内场打温和的直球。我和游击手肯尼·戈迪一起练习了好长时间的双杀，直到配合得天衣无缝。
那年我们得了冠军。在正式的颁奖典礼上，每人都获得了一个奖品，就是这尊廉价的小雕像。小雕像对所有球员来说都意义非凡，对我更是如此。这是我赢得的第一个奖品，我的才干第一次获得认可，因此我十分珍视它。此刻，我半蹲在儿子身边，反复摩挲小雕像的碎块，慎重考虑着修复问题。过了一会儿，我朝哈尔笑笑，敲敲他的小脑袋说：“你说得很对，它的确是自己碎掉的，不是你的错。”我站起身，叹了口气，将碎块扔进了垃圾桶，这一刻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这尊小雕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