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斯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值得一记。第一件事情是我和薇拉决定生一个宝宝。薇拉一直想生孩子，而且要生好多孩子。眼见老兵村很多朋友开心地抚养孩子，我俩觉得生孩子并不难。而且此时我已明确了职业方向：在大学教授心理学。我打算拿到博士学位后去一个小学院担任教授，这样我就不用做很多研究，可以像亚伯拉罕·马斯洛和阿伦·古尔维奇那样，对我的学生言传身教。既然职业规划已十分明了，我和薇拉没理由不着手孕育下一代。
第二件事情就是迪克·阿尔伯特（Dick Alpert）和拉尔夫·哈伯（Ralph Haber）回到了卫斯理大学。他们以前是麦克莱兰的研究生，现在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两人跟我和薇拉一起参加麦克莱兰的一个研究项目。那年夏天我们四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拉尔夫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认知心理学家和犯罪心理学家，研究知觉和记忆，常常作为鉴定人鉴别目击者证词的真实性。迪克则去哈佛做了一名发展心理学家，后来他离开学术界，成了极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巴巴·拉姆·达斯。我尊重他的转型，但一直称他迪克。只要有机会碰面，我都会设法告诉他，从我们1955年相识开始，他并没有太多改变，这让他十分开心。
第三件事情跟戴维·麦克莱兰有关。那时他悄悄告诉了我一个非官方消息，他正在等待哈佛的聘书，一年后将去该校担任教授和心理治疗所所长。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哈佛念研究生并担任他的首席研究助理。我回答说，我对他的邀请感到十分荣幸，一定会认真考虑的。但我坦言，自己其实想申请斯坦福大学，迪克和拉尔夫在那里过得十分愉快，让我心向往之。麦克莱兰说斯坦福是所非常好的大学：“大家都称斯坦福是西部的哈佛。”他开玩笑地说道。麦克莱兰认为无论哈佛还是斯坦福，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
斯坦福大学录取了我，并提供了第一年的助教职位。究竟去斯坦福还是哈佛，我和薇拉商量了好久。我们都觉得去哈佛会更轻松、更保险一些，因为麦克莱兰和我彼此欣赏，与他共事十分轻松。剑桥镇也是我熟悉的地方，驱车几公里就能见到妈妈和妹妹，去布兰迪斯大学也很方便，可以经常去找马斯洛。而且在东海岸有更多机会与贾森见面，他正在芝加哥大学念政治学研究生。相反，斯坦福是遥远而陌生的。我从没到过密西西比河以西，事实上费城以西都没到过。
若去哈佛念书，有一个因素既是最吸引我，也是最令我有所顾虑的，那就是戴维·麦克莱兰。我喜欢他，敬重他，但我认为自己已从他那里受益甚多，不想继续从事成就动机的研究了。如果跟麦克莱兰去哈佛，他有权利让我一直跟他共事，那样换导师就很困难，就好像背叛他一样。而斯坦福对我来说是未经开垦的处女地，除了迪克和拉尔夫，我在斯坦福没有任何人脉，也不受任何限制。我非常感谢麦克莱兰，他没有给我施加压力，也未曾试图用什么方式影响我的决定。当我告诉他自己选择去斯坦福时，他表示很失望，但完全理解我的选择，并送出了他的祝福。
不久薇拉就怀孕了，预产期在1956年三月初。老纳什车开始频出状况，让我老做噩梦，梦见这该死的家伙在去医院的路上抛锚了。而且如果我们夏天开车去加州，老纳什根本无法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为慎重起见，二月份我们决定买辆新车。
老兵村的一位朋友一年前买了辆崭新的大众汽车，逢人便夸他的车。现在听起来很难相信，那时奔驰在美国公路上的汽车有99%都是美国车。凭着良好的性能和低油耗的优势，VW打破了美国车独霸天下的局面，而且仅要1560美元就能买辆新车。不过我们当时还差300美元。我灵机一动：犹太男子成人礼礼金！1945年我行成人礼时，战争打得正酣，大家都流行送战争债券作为成人礼金。当时一张债券的面值仅18.75美元，10年后的兑现金额是25美元。也就是说舅舅和姨妈们花18.75美元送了我一份价值25美元的礼物。我兑现了债券，又把老纳什车以175美元出手，几乎等于18个月前的购买价，然后买了一辆新车。
车买得很及时。当年是闰年，2月29日晚薇拉要生了。那天从下午就一直下雪。我们俩满怀喜悦，颤抖着爬进崭新的VW，向医院驶去。雪依然下个不停。1956年的产科病房是不欢迎丈夫的。薇拉办入院手续时我就被赶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等候室，那里简直就像一间牢房。我进去时里面已经有一位准父亲，正一边抽烟，一边来回踱着步。我们相互打趣起来。
“在等待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吗？”
“是的。”
“我在等待第三个孩子的降临，没什么可担心的。”他紧张地说道。
他递给我一支烟，于是我们俩都一边抽烟，一边踱来踱去，就像那个时代好莱坞电影里的准父亲一样。大约五个小时后，一位实习护士探头进来，问我想不想看看自己的儿子。他们不许我抱他，只能透过一扇窗户注视他。随后我去看望薇拉，她显得虚弱无力，周身还散发着乙醚的味道，那时很多医院都喜欢用这种麻醉剂。薇拉非常开心，我们四目相对，喜极而泣，几乎不敢相信一个新生命被我们带到了人世间，我们已为人父母。
我们决定给儿子取名哈尔（Hal），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思念之情。按犹太人的传统，给孩子取名时要选择一位已逝心爱之人的名字，以延续对故人的思念。通常孩子的希伯来语名字要跟逝者一模一样，而英文名字的首字母要与逝者名字的首字母一样。父亲哈里名字的首字母是“H”，我们就想给儿子取一个以“H”打头的名字。但为什么不叫亨利（Henry）、哈罗德（Harold）、霍华德（Howard）、霍勒斯（Horace）、休伯特（Hubert）或海厄姆（Hyman）呢？我们选择哈尔这个名字，是希望儿子像莎士比亚笔下那位令人难忘的哈尔王子一样，幼年时充满野性和冒险精神，成年后则变得贤明而睿智。
以我父亲之名给儿子取名，原本只想讨外公和母亲的欢心，对我而言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但儿子的名字却意外打动了我。每当抱起小哈尔，用奶瓶给他喂奶，打嗝时帮他拍背，给他换尿片，紧紧搂着他唤他的名字时，我都常常想到父亲，想到他如坐过山车般坎坷的人生。一开始他一无所有，经过一番努力打拼终于摆脱了贫困，有了自己的店铺并跻身中产阶级。然而之后他又失去了一切，过回贫穷的生活。他不喜欢的岳父帮他免除了牢狱之灾，令他内心充满了屈辱。正当他准备振作起来时，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让他永远只能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弃妻儿于不顾的男人。如今，我迎接儿子的出世，并以父亲之名给他取名，这些经历让我终于可以敞开心扉地想念父亲，体会他的心酸。在我的沉思中、梦境中，他频频造访，自父亲过世以来，这是第一次。
我喜欢凝视薇拉和小哈尔在一起的温馨画面。薇拉照顾孩子很是得心应手，她休了约一个月产假，四月初我们就把哈尔带到心理学大楼，两人轮流照顾哈尔。每到喝咖啡时间，我们就把他带进多尼屋，将婴儿篮放在桌子正中央。一群人围坐在桌边讨论心理学话题时，每个人都会偶尔开开小差，逗逗小哈尔。
六月初参加完毕业典礼，我和薇拉收拾行李离开了老兵村。我们计划开车横穿美国到达斯坦福。不过我们先跟着麦克莱兰和玛丽夫妇到Yelping山待了六个星期。那是位于伯克希尔山区的一个占地0.2平方千米的围居区，里面有几幢小木屋，归麦克莱兰夫妇和几位朋友所有。我和薇拉要帮麦克莱兰做点工作，但大多数时间都在逗哈尔玩，与新朋友们闲聊。一起侃大山的有当地居民，也有川流不息来到这里的有趣的游客。
我们特别喜欢一位年轻艺术家，比我们年长几岁，就住在附近。麦克莱兰和玛丽介绍说他叫莫里斯，但他让我们叫他马克。我们喜爱的一本儿童读物里有很多马克画的滑稽可爱的插图。那本书是露丝·克劳斯（Ruth Krauss）的《一个要挖的洞》（A Hole is to Dig）。我们和马克一起远足、游泳，一起采摘野蓝莓、讨论心理学，一起躺在夜晚的草地上看流星雨。马克向我们透露，他正在为事业的腾飞积蓄能量，从替他人画插图转型为自写自画，目前已完成了第一部作品。来年春天，我们果然收到一本马克亲笔签名的《肯尼的窗户》（Kenny/'s Window）。几年后我们兴奋地得知，这位夏日伙伴凭借一本销量很好的书获得了凯迪克奖，书名为《野兽出没的地方》（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终于准备踏上西行的旅程了。我们买了一份几乎标注了所有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的大型地图，购买了睡袋、充气床，还买了一个科尔曼户外气炉，以便偶尔可以吃点热的食物，还可以给哈尔的婴儿奶品消毒。我们本打算除了雨天，每晚都睡在星星底下。麦克莱兰的一位朋友听罢对我们无可救药的幼稚报以万分同情：“每天早晨醒来，你们都会发现自己浸泡在湿乎乎的露水中，”他说，“瞧，我正巧买了一些新的野营装备，旧帐篷就送给你们吧。”
打包好帐篷，我们在VW的后座安装好哈尔的婴儿床垫。我认为他可能也习惯在车上呼呼大睡了。也许有朝一日，他也能在布兰迪斯大学身无分文地混下去。然后，我们启程了。
[1] 托马斯·曼（Thomas Mann）：德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 贵格会（Quaker）：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坚决反对奴隶制，在废奴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译者注
[3]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译者注
[4]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美国女作家。——译者注
[5]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译者注
[6] 巴巴·拉姆·达斯（Baba Ram Dass）：被誉为20世纪最受推崇的心灵导师，《活在当下》的作者。——译者注
[7] 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8] 美国最权威的儿童图画书大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