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会介绍一些十分狡猾的凶手做下的凶案，他们会布置案发现场，把警察耍得团团转，但他们无法欺骗心理侧写师，我们要帮助警察抓住凶手。通过对这些罪犯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我们也能知道他们是如何摆脱警方的（此类凶手都是属于“有组织罪犯”，而“无组织罪犯”是不会花心思想这些事的）。
读者可能看过这样的侦探小说，比如一个生气的丈夫失手杀了太太，他把现场布置得像是入室盗窃案一样，让警方认为是某个盗贼杀了他太太。下面我要说的这些案例都和这些小说情节类似，但只是前半段一样，因为实际生活中的凶手从未能愚弄执法机关。
1978年2月的一天晚上，佐治亚州哥伦布市有一群中老年妇女举行了一场派对，但所有人都无心玩乐，他们都在谈论最近发生在该市的多起同龄妇女连环被杀案件。大家谈起这些案子时都心惊不已，其中七个人不由自主地打开皮包看了看里面的防卫武器，而一不小心，她们竟把枪支掉到了地毯上。这些连环杀人案的确非常恐怖，被害人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有些被害人在被强奸之后还被凶手用她自己的丝袜勒死，因此大家都称凶手是“丝袜杀人狂”。法医提取的一些证据显示凶手是名黑人男子，警方只有这一条线索，而黑人男子又何其之多。
哥伦布市的警长和警察都很固执，所幸还不是老古董，在媒体和民众的要求下，他们请求联邦调查局出手相助。
很快，警长收到了一封用军方信纸写的奇怪的手写信件，信里面大部分的字母都是大写的，偶尔夹杂着几个小写字母，而且语法错误极多，信件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亲爱的先生：
我们七人小组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为了通知阁下，我们绑架了一个哥伦布市的女市民盖尔·杰克逊（Gail Jackson）。验尸官说凶手是黑人，因此我们决定抓住此人，否则你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而我们认为你需要更大的压力。现在杰克逊女士还活着，但如果在1978年6月1日以前抓不到凶手，你就等着在威能顿街替她收尸吧；如果同年9月1日前还没捉到凶手，会有更多人受害……你必须在周日前给予回应。别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我们是恶魔军队。
这封用军方信纸写的信件虽然写得很乱，但给我们的信息很明显：一伙白人男子绑架了一名黑人妇女，如果我们抓不到凶手，这个人质就会被杀害。后来他们再次来信说他们在芝加哥，并说哥伦布市的警长可以通过媒体和他们沟通，同时要准备1万美元的赎金。警长起初认为这是个恶作剧，但稳妥起见，他还是把这封信送到报社发表了，希望公众能够举报寄信的人；同时警长也害怕恶魔军队和丝袜杀人狂把本市变成杀戮的战场，便给芝加哥警局打了电话，让他们协助调查这七个人的身份。
后来，又有一个自称是恶魔军队代表的人给佐治亚州边宁堡的宪兵部队打了个电话，质问警方为何还未破案，并说盖尔命在旦夕。
这时候已是1978年3月底，我正在亚特兰大和军方高级代表汤姆·麦克格林（Tom McGreevy）吃饭。汤姆曾担任联邦调查局佐治亚州调查局代理局长，他和我说到哥伦布市案件的种种消息，并把我介绍给了哥伦布市警长。警长把恶魔军队写来的信给我看了，问我可不可以帮助他，并说如果需要其他证据，他们还有恶魔军队和宪兵部队的电话录音。
我查看了这些证据，立刻判定这个所谓的恶魔军队纯粹是为了误导警方的调查，简单点说，我认为恶魔军队只有一个黑人男子，他写信的方式和电话录音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明确了这一点，问题就简单多了，这个人明显是想分散警方的注意力，他很可能就是凶手，而且一定认识盖尔。但为什么他非要写这封信呢？我猜是因为他已经杀了盖尔，这封信是为了欺骗警方，让他们以为盖尔还没死。调查局的心理学顾问默里·迈伦（Murray Miron）博士也认可我的看法。
4月3日，边宁堡的宪兵部队又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说盖尔的尸体就在边宁堡“方圆100米”的范围内，紧急搜寻后果然发现了尸体。我从麦克格林那里得到了另外一些资料，知道了盖尔是个妓女，在宪兵部队周围的酒吧很有名气。法医验尸后确认她在五周前已经死亡，这也证明了我之前的看法，在凶手寄出第一封信前她已经被杀害了。
如今的资料已经足够，我可以做出一份详细的心理侧写了。一般情况下，完成心理侧写最好通过被害人的背景资料来进行，比如谋害被害人的风险有多大？死者平常在哪里活动？每天从哪条路经过？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和她关系亲密的人有谁？等等。具体到盖尔这一案子，她是一名黑人妓女，平常的熟客都是宪兵部队里的官兵，一般在基地周边的酒吧和街道上活动。我据此推断凶手和死者非常熟悉，他误导警方调查就是害怕警方识破自己的身份。
我对凶手的心理侧写是这样的：单身的黑人男子，25～30岁，在边宁堡服役，可能是宪兵或炮兵。我对他是军人的判断是依据信里的内容和他电话里的谈话内容，像“米”这样的单位只有军事人员才使用（美国的度量单位一般使用英制而不是公制）；他在电话里还使用了“交通工具”的称呼，而不像普通人那样说“汽车”，这也是军事人员特有的习惯。从信件的写作来看，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因此官阶也不会很高。读者从前文已经知道大部分连环杀手都是20～30岁，我之所以说他属于这个区间的后半段，是从他的教育背景和官阶程度综合分析得来的。
恶魔军队在最后一封信上提到了另一个黑人女性的名字：艾琳（没有说明姓氏），他告诉警方如果找不到凶手艾琳也会死。我猜测这封信发出的时候她已经凶多吉少了，于是建议宪兵队监听所辖单位所有的电话并进行录音。可惜的是，当凶手再一次打来电话时，接线员因太过紧张而忘了打开录音机。凶手在电话里说了艾琳的尸体所在位置，警方果然找到了艾琳·瑟基尔德（Irene Thirkield），并查到她也是名妓女，死于来复枪。
两个受害人都是黑人妓女，警方因此在基地周围黑人士兵经常光顾的酒吧里进行排查，几个和死者很熟悉的人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嫌犯，这人名叫威廉·汉斯（William Hance），在这个基地的炮兵部队服役，是她们的掮客，军警双方在两天后逮捕了他。通过手写信件的笔迹的对比、声纹对照和弃尸现场足迹的对比，警方确认了他就是凶手，而他也供认不讳，承认自己组织卖淫、贩卖毒品和谋杀了三名女性，另一名是去年9月份杀害的。后来，他又被确定为早先哥伦布市几起凶杀案的嫌犯，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他可能在很早之前居住于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森堡时就已经犯下了命案。
最开始我认为汉斯的受害人中应该也有白人女子，但后来通过医学检验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警方在查案过程中还发现了另外的案情，在调查死者的时候发现最初的死者中有一人的手枪遗失了，警方追踪这支枪的去向，最终在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持枪人。他说这把枪是侄子卡尔顿·加里（Carlton Gary）给他的。警方查了加里的档案，发现他是哥伦布市人，而且在纽约杀过人，服刑之后先是在南卡罗来纳州抢了几家餐厅，然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哥伦布市，而他的母亲是一位富豪家里的女佣。警方对比之后发现这个卡尔顿·加里就是威廉·汉斯，他改名换姓后才加入了军队。数罪并罚，汉斯认罪后被判处死刑，目前正在监狱里等待死刑的执行。
恶魔军队一案过后不久，军方请求联邦调查局给他们讲授有关人质谈判的课程，于是我在多年之后重新踏上了军队的土地，来到了驻西德美军基地。
近20年来我一直在联邦调查局任职，但一直保留了预备役的身份，其实按照调查局的规定，我的两种身份之间是有冲突的。调查局经常接到军方的代训请求，我的身份决定了这种工作总会派到我身上。
来德国的时候我的同事约翰·道格拉斯与我同行，他也是人质谈判方面的专家，曾在密尔沃基市有成功解救人质的经验。结束这次授课之后，我们正准备收拾回国，英国警察学校的人忽然出现，要我们前往英国帮他们破解一桩悬案。我和该校很有渊源，知道该校位于布蓝希尔，离伦敦仅有100英里，那里设备十分先进，可与匡蒂科相媲美，因为我们两校之间交流颇多，再加上对方出动了高级长官来请我，我和道格拉斯却之不恭，便来到了英国。
英国人听说我们这两个美国佬只要看看现场照片就能知道谁是凶手，都觉得我们是在吹牛。当晚，东道主在当地一家饭店为我们接风，同座的有一位名叫约翰·多迈尔（John Domaille）的警官，他说现在正负责查办一起自“开膛手杰克”以来最耸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这个杀手因为在约克郡杀了八名女性，得名“约克郡开膛手”，案件中的受害人多是妓女，他的作案时间长达四年。此外，还有三名女性从他手下死里逃生，据她们描述，凶手是个白人男子，成年，中等身材。这种描述太过笼统，警方一直没有发现什么有嫌疑的人，最终警方的调查范围扩大到所有1924～1959年出生的白人男子，这简直是大海捞针。
多迈尔的介绍让我们想起了特德·邦迪，这个英国凶手也是在被害人将死之际将其强奸，并喜欢猛砍死者的尸体。
多迈尔对我们说在过去这几年间，探长乔治·奥德菲尔德（George Oldfield）已接到两封署名为“开膛手杰克”的信件和一盘录音带；第三封信寄给了一家大报社，这些证据就成了警方侦查的重点。奥德菲尔德即将退休，这个案子是他的辖区内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案，因此给他很大的压力，该区很多居民都批评他办案不力，但他也是用尽了办法，包括把凶手寄来的录音带加以电子分析，并把这些录音带在广播电视中广为播放，警局也在各地进行排查，但就是没有任何结果。
我和道格拉斯说要看看犯案现场的照片，这样才能做心理侧写，但布蓝希尔并没有这些照片，我们只能借来录音带听了听，录音带里的男子说话非常慢，显得非常谨慎，录音带时长一分钟多一点，内容如下：
我是杰克，看来你的运气不佳啊，乔治，你抓不住我了，但我很尊敬你。自从我作案以来已经两年了，你的调查还在原地打转，看来你的下属一定瞧不起你吧，乔治！想来你也过得不好，是不是？几个月前在查珀尔敦那一次，你们本来有机会逮到我的，甚至不用动用探员，只要是个穿制服的警察就能抓到我，但最终我还是逃掉了。我以前就警告过你3月份我会再度作案，但可惜没有遵守约定，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再度犯案，也许是今年的9月或10月吧，有机会的话我可能提前动手，你们还是一筹莫展，是吗？乔治……到时候，我绝对不会出现一丝纰漏，你们的调查也不会有任何进展，把你们哄得团团转的感觉真好，乔治……
听完这卷录音带，几个人迫不及待地围上来听我们说些什么，我对多迈尔说：“你知道录音带上的这个家伙不是凶手，对吧？”
多迈尔看来有些吃惊，而道格拉斯则认同我的看法，认为这只是有人误导警方的招数，是为了破坏警方的调查。我们两个为什么如此肯定？答案很简单，这个人在录音带上说的案情和多迈尔向我们描述的情节不一致；而且我们认为凶手不是录音带上这种外向、喜欢出风头的人，而应该是一个安静、内向的凶手，他不会主动地与警方联络，从他作案手法的干脆程度和残忍程度来看，他非常憎恨女人。
警官们有些半信半疑，如果此人不是凶手，那么真凶是谁？他们希望我立刻做心理侧写，但我说没有拿到犯罪现场的照片就无法做侧写。警察非常着急，便向我口头介绍了一番本案的详情，酒桌上我和道格拉斯也不好太过推辞，便利用现有证据推测了一下凶手的特征：他30岁左右，学历不高，可能被学校开除过，案发后他曾到过案发现场了解警方动向，但他的身份不会引起警方怀疑，他的职业可能是卡车司机，也可能是邮递员，甚至可能是警察。我们认为他不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可能和某个女子有关系，虽然犯罪过程中没有性侵犯，但我依然认为他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已经形成多年。
多迈尔原本打算请我们前往约克郡检视犯案现场照片，但我们接到了匡蒂科的通知，必须立刻返回，只好请他把照片寄过来。
但我们回国后没有再收到英国的消息，照片也始终没有寄来。后来我们了解到奥德菲尔德警长之所以不给我们照片，是因为他并不认同我们的侧写，而坚持认为录音带上的人就是凶手。他们继续耗费精力追查此人，但一无所获，调查方向不对，如何能找到真凶呢？
后来当地又发生了类似案件，奥德菲尔德也被撤换。英国警方为此案耗费将近1000万美元，先后审问过2万名嫌犯，搜查过3万户家庭和18万辆汽车，但几年来一直无法抓到凶手。后来，警方在一次针对娱乐场所的突击搜查中拘留了一名男子，竟发现他和一系列案件（13宗谋杀案和7起强奸案）有关。很快警方就查明他就是凶手，本案意外地破获了。凶手名叫彼得·萨克利夫（Peter Sutcliffe），和我们的侧写一致，他是个35岁的已婚男子，担任某工程公司卡车司机，经常往返于全国各地。他被捕之后，警方又查出那名用录音带愚弄警方的男子原来是一名退休警察，因为和奥德菲尔德警官素有仇怨而故意误导他。
1980年2月底的一天晚上，俄亥俄州热那亚镇发生了一起案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德布拉·休（Debra Sue）20：00离开了朋友家，步行往几条街外的自己家走去，但她没有走到家，而是神秘失踪了。她的父亲在当地一家银行任副总裁，第二天清晨，她的父亲还没见到女儿回来便报了警，警方在她家和朋友家周围搜索了很久，但没有发现她的踪迹。没多久，德布拉家的电话响了，她的婶婶接了电话，她后来对警方报告时说对方大概是个白人男子，20岁左右，无法从口音判断对方是南方人还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人。这名男子在电话里说：“我们已经绑架了你女儿，准备好8万美元，否则她性命不保！”德布拉的婶婶要求与德布拉通话，但对方马上挂断了。
德布拉的婶婶对当地的通信系统非常了解，她认为对方就是从当地打来的。又过了一天，德布拉的父亲在家里接到另一个电话，他做证时说对方好像是墨西哥口音，那个人同样声称绑架了他的女儿，并要5万美元赎金。他也要求与德布拉通话，对方不同意他的要求，并说很快会再打来教他如何付款。这时候警方已经安装了录音设备，因此这通电话被录了音。
绑架案按照惯例是由联邦调查局参与的，因此调查局很快从克利夫兰分局调来了探员协助侦破此案。绑架后的第三天，有人在热那亚以西约2英里的地方发现了德布拉的衣物，那里紧挨着一条乡间道路。又过了一天，在附近的另外一条乡间小路旁发现了另外的衣物。在她的内衣上有一张黄色粉笔绘制的地图，地图在两处发现德布拉衣物的地点都做了标记，根据地图上其他的标记，警方沿河展开搜索，在一座桥的那头发现了轮胎痕迹和脚印，看来凶手曾在这座桥上往河里扔了东西，警方派出警犬搜索，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警方认为德布拉可能已经被杀害，为了及早找到尸体，警方继续派人沿河搜索，并派人监听德布拉家的电话，但从此之后绑匪再也没有打过电话。
我曾在克利夫兰分局工作过，和那里的探员很熟，恰好案发时我就在附近讲课，他们便把我请了过去。
负责此案的迪克·雷恩及乔治·史坦贝克探员向我介绍了案件的详情。我查看过地图、听过电话录音后，马上就判定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游戏”，凶手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误导警方，让警方以为可以按照那张地图找到线索，并让警方误以为德布拉的尸体已经被抛入河中。
我多次和这种狡猾的凶手过招，因此立刻建议警方调转侦查方向。凶手一开始要赎金的时候说德布拉还活着，但我告诉调查局和警方那时候德布拉已经被杀了；从类似案件的模式分析，德布拉曾被凶手强奸或殴打过，可能就是在殴打过程中致死的；我还认为凶手并不是故意要绑架和杀害她的，可能是一时冲动才将其杀害，因此才在惊慌中设下了这种调虎离山的把戏；凶手一定认为警方按部就班地侦查一定会查到他，所以才出此计谋误导警方。我最后对调查局和警方说：“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无法找到女孩！”
那几通电话显然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诡计，他故意用假口音来迷惑警方。后来我们把这盘录音带送到雪城大学的默里·迈伦博士那里分析，同时我也在思考：本地只有2000居民，即便排查也不是很困难，凶手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尽可能地牵引警方注意力。
我经过冷静而详细的分析后对凶手做了初步的心理侧写。
他是个白人男子，身体健壮，30岁左右。我之所以说他身体健壮，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镇上无声无息地绑架德布拉；另外，反社会人格的罪犯通常都喜欢把自己练得很健壮，并喜欢开大马力的车子，喜欢穿牛仔靴，以“炫耀”自己的力量感；从这种人格特质出发，我认为凶手虽然心理上攻击性很强，但外表很干净，是一个女人眼里的好男人。还有，我认为他是一时冲动犯下罪行，所以一定有诱因，可能是因为和某位女士发生了冲突，在压力之下才变得狂躁起来。我认为他的总体条件不错，应该可以吸引不少漂亮单纯的女孩。
从他勒索赎金、绘制地图和误导警方的作案手法来看，他对警方的工作很熟悉，可能是警察、私家侦探或者从事安全保卫之类工作的人员，但作案时应该是失业状态，可能失业达6～9个月，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失业，而且最近诸事不顺，可能还和女友决裂了。我提出一个更大胆的推测，认为他至少离过一次婚，正在和前妻或女友闹矛盾，失业的这几个月里可能有过违法行为。之所以这么判断，是因为这种人性格暴烈，遇到失业、失恋、离婚的情况往往会更加暴躁，进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的违法行为可能只是乱开车、窃听警用频道、非法接汽车天线之类的事情。
读者从本书的一些案例可能知道，有些凶手喜欢穿上警服来获得掌控的感觉，可能有些人就是警察，他们作案多有直接导火索，比如和上司不和之类的事情，本书第6章的杰勒德·谢弗就是个例子。
警方根据我的侧写找到两名嫌犯，一个是31岁的革职警察，因为和18岁的女孩同居而被警局开除；另一个是铁路局的警察，以前就住在警局旁边，九个月前被解职。第一个嫌犯曾到警局接受过讯问，表现得过分合作，让人有些怀疑他可能是伪装出来的，也可能他已经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警方的信息，只对警方说他们已经知道的信息，但不会吐露其他内容。警方非常迷信测谎，因此便提出对这两个人进行测谎，我认为测谎只对普通人有用，足够聪明的人可以欺骗测谎仪，但警方还是坚持这么做了，第一名嫌犯最终通过了测谎试验。我继而向警方建议为什么不查证他的不在场证明，警方似乎觉得毫无必要，他们认为通过测谎就证明他是无罪的，但警方还是进行了核查，证明此人的确无罪，因而他摆脱了嫌疑。
第二个嫌犯是杰克·加尔（Jack Gall），他和我的侧写非常符合，因为和前妻对位于密歇根湖畔的共同财产是否出售这个问题产生分歧，现在两个人正在闹矛盾，在被铁路局解聘后又因盗窃罪而被捕过。他有一辆时髦的蒙地卡罗汽车，里面无线电对讲机等设备一应俱全，其他特征也和我的推测吻合。警方决定先不动声色，等他放松警惕后再实施抓捕。
几周之后，绑匪再次打电话到德布拉家，用墨西哥式的口音告诉德布拉父亲准备交赎金。热那亚警局的一位警官就在旁边听着，他从声音判断对方就是杰克·加尔，因为加尔以前经常对同事们学着用墨西哥口音交流。打电话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0日，绑匪再次打来电话，这一次警方追踪到了来电地点：几英里外伍尔柯商店墙上的付费电话。警方在这台电话上也装了监听设备，准备在绑匪再次使用这个电话时将其抓获，这个计谋虽然简单，但证明非常有效。
又过了一天，警方在电话旁边安排了一辆车，并派警员监视。果然，没多久加尔就到这里打电话，而与此同时德布拉家的电话也响了。绑匪要求在今晚交赎金，并说黄昏时分会再次打电话来确认交钱地点。在加尔打电话的时候，监视车里的警员拍了照片，电话也被录了音。加尔打完电话后摘下了手套，看来他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知道如何避免留下指纹。
监视车跟踪加尔走了一段，加尔发现有些不对，监视车赶紧开走了，此时警方早已在他的住宅附近安排了监视人员。黄昏时分，绑匪再次打电话要求德布拉父亲到伍尔柯商店外的电话亭等待他进一步的指示。监视车里的警员已经看到加尔在电话亭的电话簿里放了一张字条，德布拉父亲到达这里的时候车上藏了几个警员，他去电话亭拿了那张字条，然后按照对方要求到河边交钱赎回女儿。但他到河边后等了五个多小时也没见到绑匪和女儿，只好又把钱带回了家。
加尔安排这一场戏份只是想取得不在场证明，他那晚根本没有外出。
虽然还没找到死者的尸体，但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便立刻抓捕了他，然后审判、判刑，一切都很顺利。事后热那亚警察局长加里·杜鲁门（Garry Truman）对我说，如果没有我的心理侧写，这个案子可能永远成为悬案。后来，死者的尸体终于被找到，抛尸地点和加尔地图上的指示完全不同。
凶手掩饰犯罪现场，不仅是为了消除证据，也是为了让警方以为这是桩普通案件，并非血腥暴力的特殊案件。1991年发生了一起案子，可以作为例证来说明这种做法，那时候我刚刚从联邦调查局退休。
这次邀请是西海岸某大都市的一位心理学家提出的，他当时正对某户要求27万美元赔偿的案子进行调查，这户人家说他们的住宅遭到暴力损坏，损失甚大。
我在以前的工作中见到过无数遭暴力破坏的房屋，这一次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个心理学家把犯罪现场的照片和警方报告以及他的意见都寄给了我，但我没有看他的意见，这是我的专业准则，在我做出自己的评估前是不会参考他人的意见的，因为这样才能保持独立和公正。收到20多张照片后，我对它们进行了详细检查，照片都是关于这栋房子的，可以看出这以前是一栋温馨的住宅，但照片上的房子因为遭受暴力入侵而变得狼藉不堪。
房屋里的珍贵书籍、昂贵饰品被扔得遍地都是，客厅、墙上、厨房、卧室到处散落着壁饰、家具、油画、衣服和花瓶，在家具和其他物品上还能看到一些大字涂鸦，写着“狗屎”“浑蛋”“阴道”“快搞我”之类的脏话。
你可能从影视剧里看到过十几岁的男孩有时候会做出这种叛逆的事情，但这件事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暴力反叛，更不是十几岁孩子做的。一般而言，这种行为都是集体暴力行为，有一个领头的人和一堆小弟，一起发泄他们对社会的愤怒；还有一种可能是这是某个孤僻、反叛的青春期孩子所为，他这么做是为了反抗社会或权威。一般而言，他们并不是故意选择某家对其造成毁损，而是随机选择的，这些墙上和家具上的脏话能够反映出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兴趣。青少年做这种事，一般会写上乐队、神秘主义、撒旦之类的名词，有时候会在这些地方发现性行为的迹象，甚至有可能在衣橱或床上大小便，当然他们也不会放过顺手牵羊的机会，一般会把主人的财物拿走。
但这些照片不一样，这里的破坏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有选择的。比如墙上有些油画没有遭到全部损坏，奇怪的是那些值钱的画作都没有被破坏，即便被破坏也和其他普通东西的方式不一样，其中一张画有小女孩的油画甚至毫发无损。有一些漆器掉在地上，但都没有摔烂，如果是青春期的毛小子作案，肯定不会留下这些东西。
厨房和浴室虽然看起来混乱不堪，但设备、镜子和厨房用具都没有遭到真正的破坏，除了门把手，门的其他部位也安然无恙。地上扔着一根条状物，看起来像是放在那里而不是扔在那里的，没有丝毫的损坏或变形。此外，衣服虽然有破损，但没有发生撕裂、割断之类无法修补的破坏。我因此疑惑：难道破坏者故意避免损坏值钱的东西吗？
其他令人怀疑的地方还有画作都被放在容易整理的地方，家具也被放在很容易恢复原位的地方，除了那些脏话，并没有此类案件中经常出现的性行为迹象或大小便。
这些脏话也有可疑之处，这些话里只有少数是时下年轻人喜欢用的词语，比如“阴道”，如今的年轻人更喜欢用“下体”这个词；另外，现场也没有留下他们喜欢的口号或乐队名字，比如“杀无赦”“终结者”之类的词语；还有，现在反社会的年轻人一般很少使用“快搞我”之类的词语。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对嫌犯做了一份心理侧写。
我排除了作案者是青春期男孩或团体的可能性，因为对方显然非常谨慎、温和，因此我断言作案的是某个孤独的白人女子，年龄在40～50岁，非常看不惯时下的年轻人；她非常自恋，人际关系不好，可能离过很多次婚。从理论上讲，这个女人应该是屋主的家庭成员，因为显然作案者对现场的一些物品有感情，并避免破坏最值钱的物品。
从她布置的“骗局”来看，我猜她有意把嫌疑引向青少年，但墙上的脏话暴露了她的性别和年龄。我刚才就说过“快搞我”这种话不大可能是青少年写的，而女孩也不大可能写这种话，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些遭遇中年危机的妇女，这些文字反映了她对男性的幻想和反社会的性格，并且表现得很幼稚。
如果嫌犯有孩子，也不大可能是十几岁的男孩，因为那样她就会对现在的“流行语”有所了解，因此她可能有个女儿，但女儿不和她住在一起。我做出这种推断，是因为那幅女孩的油画没有遭到破坏，因此我认为她有一个喜欢的女性亲人，并没有和她住在一起。
从她作案的手法看，作案前几天她一定遭受过某种重大挫折，而且就是在近期，最多不超过一周。这个挫折可能和金钱有关，也可能是因为男人或者工作方面的问题。
综上所述，这个女子作案的动机有三个：一是因为她最近遭遇挫折，心情非常沮丧；二是为了报复某位家庭成员；三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此外，还有可能和保险金有关。
我把自己的分析结果寄给了那位心理医生，对方收到信件后对我说屋主和我的描述一模一样。屋主是一名白人妇女，刚过40岁，最近和男友关系破裂，经济状况也很糟糕，她和前夫生有一个女儿，但女儿和前夫住在一起，她的性格特征也和我的推测完全一致。最终证明正是这个屋主实施了破坏，然后企图诈骗保险金。这名心理学家对我的神机妙算佩服至极，我却不以为意，这些年来在调查局破过无数连环杀人案，相比之下，这个案子简直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