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杨韶刚 译
黎明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在第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运用其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追溯了犹太一神教与它的创立者摩西之间的关系，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探讨一神教在犹太人中得以发展的史前史根源。第二篇论文着重分析了摩西创立一神教之后，在犹太民族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以传说的形式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弗洛伊德引经据典，既借用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又与精神分析的独特方法相结合。勾画了一幅鲜活的宗教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兴趣盎然。第三篇论文是弗洛伊德于1938年流亡英国后发表的。主要是对前两篇论文的重复和扩展。总之，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由于本书具有一定的反宗教倾向。加之当时纳粹已表现出支持天主教会和反犹的倾向，因此。本书是分三部分断断续续出版的。前后历时4年多。本书是弗洛伊德后期思想的重要代表作，读者可结合阅读《图腾与禁忌》、《一个幻觉的未来》、《精神分析纲要》等著作，更全面地了解弗洛伊德对宗教问题的看法。
英文版编者导言
组成本著作的三篇论文的前两篇最初见于《意象》杂志，1937年23（1），第5～13页，和（4），第387～419页；这两篇文章的英译本见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1938年），第291～298页，和23（1）（1939年），第1～32页。第三篇文章第二部分的第三节由安娜·弗洛伊德于1938年8月2日在巴黎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代作者阅读，后来分别发表于《国际意象杂志》，24（1/2）（1939年），第6～9页，题目是《理智的进展》。第一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的前三部分收录在《出版社年鉴》1938年第9～43页。当这些早期出版物收录到全集中时，只做了很少几处并不重要的变动。这些变动在本文中做了注解。
显然是在1934年夏季弗洛伊德完成了本书的第一稿，题目是：《摩西这个人，一本历史小说》（琼斯，1957，第206页）。在1934年9月30日给阿诺德·茨韦格的一封长信中（收录在弗洛伊德1960a，《书信集》第276页），他对本书，以及对没有发表本书的原因做了说明。这些说明和他给下面第三篇文章的序文中的第一篇所做的解释（第54页3071）是完全相同的——即一方面怀疑他的论点是否足以确立，另一方面担心罗马天主教会对出版所做出的反应，罗马天主教会当时在奥地利政府中占统治地位。从他当时对这本著作本身所做的说明来看，听起来和我们现在所做的说明基本相同，甚至它的形式，三个不同的章节也保持不变。但是，其中必然要做一些改变。弗洛伊德经常表达他对此不满——特别是对第三篇文章不满。看来在1936年夏季做了一次总的重新改写，尽管我们所听说的有关这个主题的内容远非清晰（琼斯，1957，第388页）。不管怎么说，第一篇文章发表于第二年（1937年）年初，第二篇发表于年底。3072但第三篇文章仍然受到了阻碍，直到最后在弗洛伊德于1938年春到达英国后才终于交付印刷发行。本书于该年秋天在荷兰印刷，英译本发表于翌年3月。
或许一个读者对《摩西与一神教》初感惊讶之处可能是某种非正统性，甚至其结构的偏离中心：即三篇文章的长度大不相同，两篇序言都放置于第三篇文章的开端，第三篇序言置于同一篇文章的中间，经常重新约定要旨和重复——这些不规则的方面在弗洛伊德的其他作品中并不知晓，而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并为此而表示道歉。对此当作何解释呢？毫无疑问应归咎于本书的创作环境：漫长的时期——4年或更长时间——在此期间经常修订，最后阶段严重的外部困难，在纳粹占领维也纳时奥地利一连串极度的政治骚乱以及弗洛伊德被迫移居英国。这些影响的结果只在这篇短文的有限和短暂的领域内可见，这一事实可在紧接本文之后的那本著作——《精神分析纲要》——中得到结论性的证明，这是弗洛伊德著作中最简明和组织得最好的。
但是，如果断定《摩西与一神教》在表现形式上缺乏什么，那并不意味着对其内容方面或其论证力方面的批评。其历史的依据无疑是专家们争议的事，但心理学发展以其前提所适合的技巧却可能使没有先入之见的读者信服。特别是那些熟悉个体精神分析的人将受到强烈的吸引，要去发现在对一个民族群体的分析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样一系列发展。当然，全部著作都可视为是弗洛伊德早期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和《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中对人类社会组织起源研究的继续。对本书的一个非常精细而有教益的讨论将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1957，第388～401页）的第13章中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