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觉。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
良知是意义的缔造者。作为一种根植于我们彼此情感纽带中的约束感，良知会阻止人生堕落为一场企图控制我们人类同胞的漫长而无聊的游戏。良知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每一种限制，都让我们在某个时刻感受到自己跟别的人或物有着某种联系，良知是我们与通常并无意义的、计划之外的人或物之间的桥梁。考虑到还有一种像斯基普那样冷血的人，我们都衷心期盼自己能够拥有良知。那么问题来了：96%的人都不是反社会人格者，他们的良知曾经发生过变化吗？他们的良知曾经动摇或削弱，甚至泯灭过吗？
真相是，即便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他的良知也不会总是维持在同一水平。良知之所以变化无常，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它深居在一个不可靠的、由需求驱动的凡胎俗体之内。当我们精疲力竭、生病或受伤的时候，包括良知在内的所有情感功能都有可能临时妥协。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律师乔（也就是锐步的主人）开车回家的路上正在发高烧，烧得头昏脑胀，体温达到39摄氏度。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他的常识判断已经有些靠不住了，因为他病成这样，居然还想着赶去公司开会。但他此时的道德感又如何呢？无情的病毒占领了他的肉体，当他想到自己还没给心爱的宠物狗锐步准备食物的时候，接下来会怎么做呢？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乔甚至都没力气把早先计划的事情完成，更不用说像他之前在身体没生病的情况下那样迅速地思考，重新划分事情的优先级，重新引导自己去实施了。乔发着高烧，而且还想呕吐，所以他现在就得权衡一下锐步的痛苦跟他自己的痛苦哪个更为重要。或许乔的良知依然会占据上风，但也可能由于身体因生病变得虚弱，从而失去了对自身信念的完全把控。依照“阻力最小路径”原则，乔很有可能会继续往前开，并咬牙坚持把之前的计划完成。至于锐步，虽然乔没有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也不得不暂时把它置于情感上的次要地位。
我们其实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乔，或是看待我们自己，但这种看法很有趣、很真实：良知带给我们的崇高感，也就是给我们带来情感联系和意义的东西，有时会受到某种与是非对错或我们的道德感毫不相关的因素的显著影响，比如感冒、失眠、车祸或牙痛之类的事情。正常状态下的良知永远都不会消失，但当身体虚弱的时候，良知会沉睡、会走神。
有两件事可以让持续的、清醒的良知在我们眼中变得很英勇：一件是身体受到侵袭，另一件是心理上遭遇巨大的恐惧。如果一个人在重病或重伤的情况下，或者在恐惧之中依然能够忠于他情感依附的对象，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勇气可嘉。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前线士兵，尽管自身负伤，却还会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营救战友。我们之所以坚持用“勇气”这个概念来描述这样的行为，是因为我们都承认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一般只有在巨大的痛苦和恐惧之下，良知的呐喊才会更加掷地有声。如果乔能够带着39度的高烧特地驱车回家照顾锐步，这种行为就会让我们觉得难能可贵。我们不仅会对乔报以感动的微笑，还想要拍拍他的背以表敬佩。
很奇怪的是，另一个会对良知产生影响的身体因素是激素。为了简明地阐述它对良知的损害，我们不妨看看美国领养信息研究中心给出的数据：近期在美国出生的儿童中，有15%~18%的宝宝是妈妈在怀孕时就“不打算要”的。当然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其中的一些怀孕是由于疏忽或意外导致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有成千上万的美国新生儿，仅仅是因为他们父母的良知被生理欲望侵蚀了短短几分钟，现在就只能以“父母不想要的孩子”的身份毫无安全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谈到性压力时，我们都承认跟生物本能对抗有多么困难，因此我们会把“美德”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授予那些保住良知的人，我们在40岁时通常要比20岁时更能做到“坐怀不乱”，而只要上了年纪，你就能拥有这种“坐怀不乱的美德”。
良知也会不幸地遭到生物性因素的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各种精神分裂症，这类病症有时会导致一个人在妄想下行动。当一个人的大脑受到这样的损伤，“是那些声音叫我这么做的”就不再是个笑话，而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而对于病情时好时坏的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有可能从疯癫中“清醒过来”，从而发现自己在妄想的摆布下，违背了自己的良知和意志。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身体施加给良知的压力相当有限。除了战时以外，在伤势严重的时候又必须做出重要道德决定的情况并不会天天发生，甚至一年也遇不上一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被性欲冲昏头脑的情况也同样不会时常发生。无法控制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更是极为罕见。即便把生物性因素对道德的限制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促成我们在报纸或电视上随时可见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恶行。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可能是有组织的恐怖分子；牙痛不会导致仇恨犯罪；没有防护措施的性爱也不会引发战争。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