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静坐于小小静室（hermitage）门前的草地上，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绵延数百里，沐浴在熹微的阳光中，美景尽收眼底。静谧的风景和内心的平和自然交融在一起。遥想35年前，我在巴斯德研究所研究慢性大肠杆菌的细胞分裂和基因图谱，一路行来，人生经历了巨变。
常人看来，这种巨变难以想象。我已然出离西方世界了吗？“出离”（renunciation）一词在佛教中的意蕴，和一般人的理解大不相同。“出离”不是放弃美好事物，若是那样，这种行为该是多么愚蠢！“出离”意味着自我从不满中解脱，坚定地追求真正重要的东西。“出离”即寻求自由和意义：摆脱心惑和“我执”以得自由，凭借慧见和慈爱以得意义。
20岁时，我已明白自己不想过没有意义的生活，却不明白有意义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少年时代，我活得有滋有味。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6岁那年，我和一个记者朋友与俄国音乐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共进午餐的情景。斯特拉文斯基侃侃而谈，我则非常兴奋，被他睿智的话语迷倒了。他还在作品《阿贡》（Agon）的曲谱上为我亲笔签名：“致马修，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阿贡》。”《阿贡》虽然小众，我却尤其喜欢。
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朋友之中不乏有趣之人，我也因此觅得几位知音。我母亲雅娜·勒图穆兰（Yahne Le Toumelin）是著名画家。她活泼、诗意、热情，后来皈依了佛门。母亲与当时很多超现实主义和现代艺术领域的大家交好，如法国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莉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法国现代舞蹈家莫里斯·贝嘉（Maurice Béjart），为他们画了大量戏剧布景。我父亲笔名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是法国知识界的核心人物之一，经常宴请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重要人物，比如著名电影人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悲观哲学家伊曼纽尔·齐奥朗（Emmanuel Cioran），将葡萄牙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uares）以及被誉为“世纪之眼”的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tier-Bresson）等。
1967年，我来到巴斯德研究所，成为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在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的实验室研究细胞遗传学，和当时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许多大家共事，例如每天都会在图书馆一角的公共餐桌上共进午餐的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和安德烈·利沃夫（AndréLwoff），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弗朗索瓦·雅各布只有两名博士生，他曾向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吐露，录取我不仅是因为我大学时代成绩出众，还因为他听说我计划做一台羽管键琴（harpsichord）[1]。我未能实现造琴的梦想，但这个计划却为我在人人垂涎的实验室，赢得一席之地。
我还喜欢天文学、滑雪、航海、鸟类生态学。20岁时，我出版了一本关于动物迁徙的书。1我有个朋友专门从事野生动物摄影，我就跟他学拍照。我在索洛涅沼泽（Sologne marshes）和大西洋沿岸的沙滩上度过好多周末，追拍（grebes）和野鹅。冬天，我去阿尔卑斯山登山；夏天，我和舅父雅克-伊夫·勒图穆兰（Jacques-Yves Le Moumelin）的朋友们去海上探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之后，舅父就驾着一条9米多长的帆船，独自完成了环球航行。当时能完成这样壮举的人，举世也没几个。他把我引荐给各种非同寻常的人，有冒险家、探险家、神秘学家、占星学家、玄学家等。一次我和舅父去巴黎拜访他的朋友，却在那人工作室的门上发现了一张纸条：“抱歉没等到你！我出发了，徒步去非洲历史名城廷巴克图（Timbuktu）。”
我的生活虽然丰富多彩，但缺少一些本质的东西。1972年，26岁的我厌倦了巴黎的生活，决定搬到喜马拉雅山下的印度大吉岭，在一位藏传佛教大师的指导下学习佛法。
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和我交往的人都非常出色，各有天赋。我可以把他们作为奋斗的目标和成长的榜样，比如，像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一样，弹得一手好琴；像国际象棋神童鲍比·菲舍尔（Bobby Fisher）一样，棋艺精湛；或者像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那样富有诗情。但是在我内心深处，从来都没有真正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们虽然才华横溢，有出众的艺术天赋、科学头脑和聪明才智，但是在利他、坦诚、信念、快乐这些方面，和平常人并无二致。
少年时代的阅读使我了解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这样的伟人。他们单纯凭借人格的魅力，就能鼓舞别人，改变人们生活的方式。我不可能拜会苏格拉底，无法聆听柏拉图的雄辩，也不能栖坐于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的脚下听其祷告。可是突然之间，20多位和这些西方圣人同样伟大的大师出现在我的眼前。很快，我就决定动身去印度面见上师。
如何描述我与甘珠尔仁波切（Kangyur Rinpoche）的初遇呢？1967年6月，在距大吉岭几千米以外的一个小木屋里，我初次见到他。他正背对窗口，安详地坐在窗前。窗外73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雄壮巍峨，云雾缭绕其间。甘珠尔仁波切浑身散发着内在的美善，语言已经无法描述这种深沉、平和与慈悲。整整三周，我与他相对而坐，开始学习静心禅定。那时我还是门外汉，所谓禅定，就是简单地集中心思，努力穿过自己思绪的屏障，看到更远的地方。
回到巴斯德研究所的头一年，我才意识到和甘珠尔仁波切的会面多么重要——我找到了激励自己一生的目标，明确了生命的方向和意义所在。1967～1972年这几年间，每年夏季我都来到大吉岭，把欧洲的生活抛却得一干二净。即便是留在巴斯德研究所的时光，我的思绪也总能飞到喜马拉雅山。甘珠尔仁波切师父劝导我完成博士学业，故此我也并不心急，待到1972年才决定迁居大吉岭。大吉岭是藏传佛教的圣地，是我心之所向的居所。对我来说，迁居的决定毫不艰难，而且我也从未后悔。
我突然中断极具前途的事业，父亲感到失望至极。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曾评价佛教道：“我并无反对佛教之意，佛教直接纯粹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宗教，赢得了一些西方哲学家的炙热青睐”。2虽然如此，他也从来都没太把佛教当回事儿。我迁居之后，父亲曾亲往大吉岭和不丹看我，但总的说来，与父亲经年见面甚少。虽然不常相见，但我和父亲依然亲近。他曾对记者说：“印度洋季风带来的风雨，是我们父子间唯一的障碍。”
佛法从不要求人盲目信仰，它是研究心智的学问，内涵丰富且高效实用。佛教也是利他的生活艺术，是意蕴深邃的哲学，更是引发内心变革的灵魂修炼。我以为，科学即是以经验的方式追求真理。过去35年间，我未曾发现佛法和科学有任何相悖之处。求佛的路上，我遇见始终欢喜快乐的人。他们的快乐已非寻常的情感，既饱含个人对现实和心智本质的慧见，也充满对外在世界的仁慈。同时我也发现，即使有些人天生比其他人快乐，但是天生的快乐仍旧脆弱不堪、支离破碎。恒久的快乐是一种技能，需要不断发展心智，培育品格，修炼宁静心（inner peace）、正念（mindfulness）与无私的爱。
我在大吉岭找到了圆满生活的一切要素：深刻审慎的思想和言行睿智的榜样。若这些师父们只口头宣扬佛法，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就不可能有这么多追随者从世界各地聚拢而来。师父们就是佛法的践行者。
我跟随甘珠尔仁波切在大吉岭学习了7年，直至1975年师父圆寂。随后，我住到寺院上方一间小小的静室中继续修行。我开始学习藏语（如今藏语已成为我的日常语言），就在此时，遇到了第二位师父——顶果钦哲仁波切（Dilgo Khyentse Rinpoche），追随他在不丹和印度度过了难忘的13年。顶果钦哲仁波切是藏传佛教有名的大师，上至不丹国王，下至普通民众，都对他尊崇有加。顶果钦哲仁波切的心路旅程，引领他汲取广博浩瀚的知识，每个见到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仁慈、智慧和慈悲。前来会见顶果钦哲仁波切，与之共同修习的大师和弟子源源不断。故此，我将藏经译成西文时，便有机会请教这些造诣精深的法师，弄清经文含义。
无论在印度还是不丹，我的生活都极其简朴。没有广播，少闻时事，每隔几个月收到几封信件。1979年，顶果钦哲仁波切着手在尼泊尔修建雪谦寺，一些艺术家、学者、禅定者、慈善家纷纷慕名而来。1991年师父圆寂之后，我偶尔回雪谦寺住上一段。此时师父的孙子已是寺里的住持，我帮他料理一些事务，完成师父的遗愿。
一天，我接到一个法国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出版一本和父亲的对话集。当时我并没有当回事，随口回复道：“我都行，问下我父亲的意见就好。”我觉得信仰无神论的父亲不可能同意跟佛教僧侣出书，就算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行。可是我错了。这个出版商约了父亲共进午餐，席间一连提出几个选题，父亲都拒绝了，一心专注餐桌上的美食。到了吃甜点的时候，出版商抛出了和我一起做本对话集的选题。父亲愣住了，静默几秒后，他说：“这个选题我无法拒绝。”我隐姓埋名的清净生活至此终结。
得知父亲的决定，我有些担忧。父亲论辩的水平是出了名的，只要他认为错误的东西，就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批得体无完肤，这回恐怕要轮到我了。幸好这次我是东道主。父亲到尼泊尔后，我们在加德满都河谷边浓密森林的旅馆里住了十天，每天早晨谈话录音一个半小时，下午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林间散步闲谈。大概来尼泊尔之前，父亲也有些犹疑，这样的对话是否真正有价值。故此第一天录音结束后，他立即传真给出版商尼克尔·拉特埃（Nicole Lattès）汇报了情况：“一切进展顺利。”我把所有想得到的话题全都罗列出来，父亲第一眼看到便惊叹道：“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争论的所有问题，都在这儿了！”虽然话题很多，我们还是展开了辩论。一天天过去了，最后一天，他拿起单子，指着最后剩下的几个话题：“好吧，今天就聊这些吧。”
我们的合著《僧侣与哲学家》（The Monk and the Philosopher）一举成功，在法国畅销35万册，并译成21国语言。之后，我受到无数电视节目的邀请，还出席了众多媒体活动。能够分享我所珍视的、受益良多的观点，我感到很高兴。但这个经历也让我发觉出名是多么虚伪造作。我还是那个老家伙，忽然间却成了知名人士。
出名给我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印度这么多年，我每个月只要50美元生活费就足够了，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多钱。我不需要大房子，也用不着游泳池，于是决定将《僧侣与哲学家》以及今后所有著作的版权和收益，捐赠给亚洲一家从事慈善和教育项目的基金会。这个决定让我的心安定下来，从此我生活的重心便放到了慈善事业上。加上一些志愿者朋友全心奉献，捐赠者慷慨解囊，我们在中国、尼泊尔、印度建造了30多所诊所和学校，这些项目的管理费仅占总投入的1%。
接下来我要说说科学。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物理学揭示了外部世界的本质；接下来，认知科学揭示了心灵的本质。
当弗吉尼亚大学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郑春顺（Trinh Xuan Thuan）提议与我展开佛教与科学的对话时，我并无拒绝之意，因为自己也有很多疑问要请教这位研究世界本质的物理学家。1997年，我们在安道尔大学的暑期项目期间见面，漫步在比利牛斯山壮丽的景色中，相谈甚欢。原子是“物质”吗？抑或仅是一种“可见现象”？宇宙第一因（first cause）的观念靠得住吗？外表之下是否真有实质存在？宇宙是由“相互依存的事物”组成，还是由“自主的实体”组成？我们惊奇地发现，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物理学的阐释和佛教对现实的剖析存在极大的共同点。多次交谈之后，《量子与莲花》（The Quantum and the Lotus）便诞生了。
这场对话主要涉及科学的哲学、道德和人文方面。接下来，我集中精力，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佛教修行最核心的部分：心的转化（transform the mind）。
已故的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是神经科学领域的先驱，也是我的挚友。他经常说，认知科学和佛教禅定相结合的研究很有前景，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的认知，也有助于展开精准的科学实验。我曾与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J.Davidson）、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等科学家合作，并邀请佛教禅师接受实验，对其长年修心的效果开展实证研究。他们处理自己情绪的能力是如何改变的？他们的大脑是否会产生变化？这样的研究弗朗西斯科梦寐以求。理查德·戴维森和保罗·艾克曼制定了实验的具体日程。我亲身参与了那些实验，最终形成了丹尼尔·戈尔曼的《破坏性情绪》（Destructive Emotions）一书，本书的第16章也与之有关。
离开科学界30年之后能够回归科研，并且与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共事，我内心兴奋不已。不同的禅定状态，如定意（focused attention）、慈悲等，是否能在大脑中留下印记？我渴望看到前沿的科学研究方法能找到答案。不同的禅师，都已修炼多年，如果他们接受测验，是否会得出相似的结果？有经验的禅师和从未接受禅定训练的人，实验结果会有不同吗？实验期间，我非常享受研究者们形成的温暖而振奋人心的氛围。终于，第一批论文顺利发表，我们的研究也代表着相关领域的重大突破。
我越来越喜爱摄影，这些年来出版了五本摄影书籍。通过摄影，我和读者分享身边的佛教徒美丽的内心和雪域高原雄壮的自然景观，表达对人性的美好期待。我觉得自己甚是幸运。
我为什么会写《学会快乐》这本书呢？本书源自“法国文化例外论”（French exception）的一个典型事例：法国一些知识分子鄙视快乐，并且直言不讳地表达这种观点。我不赞同他们，和其中一位杂志上公开辩论。于是想到，如果我再写一本书，一定要写一章与快乐相关的话题。适逢我与保罗·艾克曼、理查德·戴维森、艾伦·华莱士（Alan Wallace）在加州北部海岸的荒野一起生活了两天，撰写一篇题为《佛学和心理学视角下的情感和幸福》（Buddhist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motions and Well-Being）3的文章，发现快乐才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值得深入研究。我花了整整一年，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研究快乐的书籍，涉及西方哲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也有来自小报媒体的观点。一位法国演员曾在此类媒体坦言：“快乐就是享受一盘美味的意大利面。”还有人说，快乐就是“在星空下的雪地里漫步”。我读到了很多快乐的定义，它们彼此矛盾而又模糊、肤浅。故此我下定决心，将我有幸从师父那里学到的心灵科学，以及分析、思辨内心的方法写成书，向世人揭示快乐（以及痛苦）的意义和机制。
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争论。那些法国知识分子宣称他们对快乐毫无兴趣，更不相信快乐能通过学习获得。有人公开发文斥责，让我不要以“描述快乐的卑劣作品”迷惑大众；也有杂志以“快乐魔法师”为题，为本书做了专题报道。我在巴黎待了一个月，有关本书的争论以及各种媒体的纠缠让我疲惫不堪，身心犹如散落的拼图。返回尼泊尔后我才捡拾起掉落的碎片，慢慢把破碎的图案拼完整，回到快乐的状态。
现在，生活变得更繁忙了，但是我仍然常驻尼泊尔的雪谦寺，每年都会在面向喜马拉雅山的静室度过两个月，静心修炼。
想要内心真正自由，我无疑还要付出更多的修习和努力，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曾追求许多东西，其中收获最大的，就是过简单生活，提取生活的精华。简单生活并不意味着舍弃有益之物，而是要找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能给人们带来持久的满足、欢喜、宁静和无私的爱的东西。这意味着先改变自己，然后才能更好地改变世界。
20岁时，我就是典型的巴黎学生，懵懂，不知快乐和仁慈为何物，看爱森斯坦（Eisenstein）和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电影，玩音乐，热爱运动和自然。我完全不懂如何过好生活，随性而为，过一天算一天。我觉得我有自我升华的潜能，别人身上也有这种潜能，却不知道该如何一步步实现自我完善。35年后，我要走的路仍然很长。但我已经明确了方向，并且前进的每一步都带给我快乐。
本书虽然借鉴了佛学的精神，但和宣扬基督教或者无神论的书籍不同，本书并不宣扬佛教。希望每个向往快乐的读者都能从此书获得启发，让生活充满智慧与慈悲。
尼泊尔雪谦寺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