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为什么会作恶》09 我们如何构筑对他人的印象

米尔格拉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时候，最苦恼的事莫过于向外面申请研究经费补助，不断遭遇困难，因为实验计划的理论基础薄弱而被拒绝。另外，他的心脏也开始出状况，慢慢耗损他的体力和意志。

米尔格拉姆1967年踏进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大门的时候，打算最多在这里待5年。但纽约城市大学对他的学术激励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这里最终成了他的学术归宿，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初来乍到之时，他对城市生活心理学的兴趣刚刚萌芽，这所大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这个萌芽尽情绽放，并将研究触角延伸到纽约心理地图。1967—1971年，他担任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专业的组长，这个位置使他得以在教学过程中侧重城市研究。也是在纽约城市大学，他在电影制作方面的兴趣和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自从1965年在耶鲁制作《服从》纪录片起，他就喜欢上了电影制作，在纽约城市大学与哈里·弗洛姆的合作重新唤醒了他的这个兴趣。

20世纪70年代中期，米尔格拉姆的荷包越来越鼓，经济状况好得让他自己都感到诧异。这种富足生活有着如下几个来源。一方面，纽约城市大学是美国教师工资最高的高校之一；另一方面，书和电影的版税甚是丰厚，演讲也带来了很多外快。自从《服从权威》出版之后，他演讲的出场费基本上都在每场1 000～2 000美元之间。弗洛姆回忆道：“对他而言那可是笔不小的数目，当然，对我而言也是。”米尔格拉姆的弟弟约尔记得：“这是一件令他特别骄傲的事情，我特别佩服他。通常而言，大学教授的收入最多只能算平平，很多人的收入都很微薄。”给他带来丰厚收益的演讲基本上都与服从实验有关。米尔格拉姆一生参加过约140场演讲和研讨会，超过1/3都与服从实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984年，服从实验已经过去了22年，依旧有人邀请他进行这方面的演讲。

在电影中探讨实验伦理

服从实验给他带来荣誉和金钱的同时，也成了他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他一直想甩开服从研究的影子。1976年，他在写给一位儿时伙伴的信中说：“我1960年开始研究服从，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应该继续前进……但是职业生涯将我带进了一个蜗牛壳，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围着一个点绕圈，蜗牛壳绕得越来越大，怎么也走不出去。”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黑人种族平等运动。虽然米尔格拉姆所在的研究中心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但也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里的学生也和其他大学的学生一样，要求提高社会参与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对知识和学术方面的关注深刻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发展。

但是米尔格拉姆并不打算将自己的聪明才智使用在这个方面。他认为，纯学术研究才是最值得追逐的目标，哪怕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因此，他在这段波澜起伏的运动中独善其身，专注于学术世界。他研究摄影师与对象的关系，研究电视节目《偷拍》（Candid Camera）中所包含的社会心理学含义，研究行人右侧通行规则，研究如果你向一个陌生人伸出手，他是否会与你握手等。哈里·弗洛姆说，那些寻求社会参与度的学生认为这些研究“看起来太小资产阶级了”，米尔格拉姆并不受这些学生的欢迎。

在纽约城市大学最令他烦恼的事情还是研究经费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经常遇到障碍。对于一名学者而言，成功获得研究赞助可是一件大事情。这笔资金不仅可以让科学家实现自己的研究计划，还涉及面子和自尊心的问题。获得资助意味着申请人的研究价值得到认可，其效果等同于在业内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此外，这笔钱还可以实实在在地提升申请人在学校中的地位。

1977年3月29日，米尔格拉姆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递交了一个数额比较大的经费申请。而在这之前的1969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电视研究上为他提供了26万美元的赞助。1973年，他获得法国政府资助，完成其在巴黎心理地图方面的研究。之后他就没有获得任何外界的研究资助。只有在1975—1976年，研究中心为他提供了1万美元的内部研究经费，进行了一个小型心理地图研究。现在，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再次加入研究经费的角逐之中。

这份申请提交给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伦理和价值部门。米尔格拉姆计划制作三部教学电影，分别探讨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米尔格拉姆在申请中表示，他制作电影的目的是“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详细地向学生和从业人员阐述伦理问题的基本原理”。

除了这些书面原因之外，他还有一些不便道来的理由。这笔钱可以满足他对电影的熊熊热情，尤其重要的是可以帮他提高导演能力。在以往的电影制作中，导演工作都是弗洛姆的事情，他一直没有机会过一把导演的瘾。

此外，制作这些电影还有助于修复米尔格拉姆受创的自尊心。自从服从实验问世以来，关于实验伦理问题的批评始终没有停止。此外，1957年未能通过哈佛的统计学考试也让他耿耿于怀，那是他研究生课程中唯一一次不及格。20多年过去了，他对这件事情的介怀让与他关系亲密的同事和学生们甚感不解。当然，还有一个难以抹杀的沉重打击，那就是哈佛拒绝了他的永久职位申请。

服从实验招来的伦理指责让米尔格拉姆很恼火，但令他生气的原因并不是这些批评的内容。他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有异议很正常，真正困扰他的原因是，他认为存在批评就意味着服从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失败的。在他看来，整个研究过程没有太多问题。研究首先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一个普通人在服从破坏性命令方面可以走多远？然后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并在实验中对被试进行心理保护。但评论界不断质疑他的实验方法，这就意味着这个实验方法并没有完全成功。现在，他希望通过电影的方式彻底平息那些针对他的伦理质疑，以扭转颓势。他计划选择一些被普遍认为是违反伦理、应该受到尖锐批判的实验，在电影中将这些实验和他的实验进行比较。他希望通过这种同类对比，证明他的实验并非违反伦理。

米尔格拉姆申请的电影制作经费共计263 994美元，拍摄周期为两年半。这笔钱中的222 810美元为直接费用，41 184美元为支付给大学的“间接费用”或日常费用。

之前，他还曾提交过两份电影申请，但是申请的资金额很小。与之相比，此次申请跨越的学科更广，规模更大。1975年9月12日，他将第一份申请提交给美国电影学会，参加每年一度的独立电影制作比赛的角逐。那一年共有43位幸运儿获得了资助，他虽然未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但至少杀入了决赛。这个成绩已经特别令人钦佩了，因为那一年的竞争激烈，共有1 047名参赛者。

接下来，米尔格拉姆向哈珀罗媒体公司提交了第二份申请。他和哈里·弗洛姆之前为公司制作的4部教学电影反响不错，公司也曾表示希望制作更多的电影，但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此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中计划拍摄的三部电影叙事背景相同。伦理审查委员举行会议，对三个实验的伦理问题进行评估。委员会主席在开场白中对委员们说：“此次会议将评估几个实验的伦理问题。如果委员会认为哪些实验存在伦理问题，将投票表决这些实验是否应该继续，如果可以继续，需要哪些改进。”委员会主席开始介绍第一个实验，然后镜头一转，开始对每个实验进行影像重现。

米尔格拉姆在提交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申请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三部电影中具体会讨论哪些实验。但从之前的那两份小额申请中不难猜出答案，服从实验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实验肯定会具有如下的特征：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经受了出乎意料的可怕痛苦，被认为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

存在伦理问题的实验

米尔格拉姆可能选择的第一个实验发生在1961年。当时，一架准备降落的DC-9飞机上坐着一组新兵。忽然长官告诉他们，由于起落架故障，飞机即将坠毁。士兵们从飞机上可以看到地面跑道上赶来的救护车和消防车。军官在飞机上匆忙地向士兵分发灾难联系人表格，然后命令士兵双手抱头，将头放在两膝之间，保持这个姿势，等待飞机坠毁，所有的士兵都陷入了极度恐惧之中。但这只是一个骗局。飞机着陆后，医疗人员收集了新兵的尿样，研究身体对压力的反应。

米尔格拉姆可能选择的第二个实验是1964年加拿大研究人员做的实验室实验。实验人员招来一批嗜酒男性被试，谎称实验目的是为了寻找治疗酒精上瘾的可行办法。但是令这些被试没有想到的是，研究人员在实验过程中向他们体内注射了琥珀胆碱，造成被试呼吸暂停，时间从90秒到130秒不等。实验结束后，所有的被试都表示，他们以为自己死了。一名被试说，他的感受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次经历一样。当时他是轰炸机上的机尾射手，在一次突袭任务中，他们的飞机水平低飞过德国一个城市的上空，随时可能被地面的德国军队击落。那是一段特别紧张痛苦的记忆。但他认为，相比之下，呼吸中断实验更加让人痛苦。

米尔格拉姆在制订这个电影计划时，为了确保对这些实验的评价公平客观，还计划邀请专门研究伦理的专家丹尼尔·卡拉汉（Daniel Callahan）担任影片顾问。卡拉汉是社会、伦理和生命科学研究院的主任。他欣然接受了米尔格拉姆的邀请，还表示很喜欢这个点子，因为关于伦理问题的电影向来好片乏陈。米尔格拉姆计划，片中的伦理委员会成员将由真正的心理学家担任，主要是那些“真正关注伦理问题并予以深入思考的心理学家”，他们将在片中陈述各自在伦理研究方面的观点。比如赫伯特·凯尔曼、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以及斯坦利·斯坎特（Stanley Schachter）。还有一到两名非心理学专家，比如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社会学家奥威尔·布瑞姆（Orville Brim）。

在电影中，对实验进行影像呈现之后，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将进行讨论。此时会邀请观看电影的观众进行一次投票，判断这个实验是否存在伦理问题。然后，电影继续，委员会进入投票过程。在委员讨论过程中，他们将会发表各自对实验的看法。这一部分完全现场录制，不进行排练，也不会提前了解他们的意见。委员们的陈述完全都是他们真实的见解。米尔格拉姆意识到，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委员的陈述是否有力。他感觉，应该对这一部分进行特效编辑，强化效果。

米尔格拉姆的申请中还包括一个观后评估部分。电影结束之后，会对观众进行第二次调查，了解电影是否增加了观众对伦理问题的认识，他们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是否会出现转变，借以评估电影的效果。此外，他还会根据观众评价对电影做出适当的修改。

电影结束的时候，有下面一段旁白。

随着实验的力量愈加强大，心理学界面临的问题也日益严重，与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旗鼓相当。因此，心理学家自身应该更多地关注实验伦理问题，如果在心理学界内部不能将这些问题控制住，其他行业的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贸然跟进，人类实验不再受法律保护，那将是一个新黑暗时代。

社会既要珍视科学的价值，也要珍视人权。我们应该为科学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一个社会若想自称为“文明社会”，那么在利用科学工具探索和考察人性的时候，就必须寻找恰当的伦理平衡。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这份申请寄给了数名独立评委，包括教育片和纪录片制作人以及心理学家等。总体而言，评委们对这份申请都给予了肯定。大家都认为，无论是电影制作还是科学研究，米尔格拉姆都具有独创性。但是有几位评委的态度有所保留，他们认为，由于米尔格拉姆在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没有专业经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应该只批准申请中的那部关于心理学的电影。

尽管独立评委建议全部或者部分批准这份申请，最终申请还是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否决了。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申请金额过大，占去了当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的大部分。1979年，他又提交了一份申请，这次他计划拍摄的电影只有一部，即心理学伦理问题的电影。申请数额为97 000美元。此外，根据上次申请时评委给出的意见，他对电影计划进行了修改。在评审会中加入女性评委，非心理学专家的比重加大。此外，最后的结束语口气有所缓和，去掉了“新黑暗时代”那段话，因为一位评委曾表示，这句话是“启示录一般的空洞语言，没有必要”。尽管申请进行了修改，但再次被拒，而且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理由。

你能看出是谁在说话吗

在这期间，米尔格拉姆还打算为另外一项研究申请一大笔研究经费，那就是“西哈诺研究”。这个名字源自19世纪埃德蒙·罗斯坦德（Edmond Rostand）的名剧《西哈诺·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17)。西哈诺·贝热拉克是剧中男主人公的名字。这名才华横溢的军官深深地爱着他的表妹罗克珊，却因自己长着难看的大鼻子而羞于表达爱意。后来他帮助帅气但才能平庸的士兵克里斯蒂安追求罗克珊，帮他写情书，甚至一句一句地教他表白心迹。

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西哈诺”的角色是沟通媒介。他这样描述西哈诺：“他说出来的想法并非源自他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而是源自另外一个人，在西哈诺的耳朵中藏着一个外人看不到的耳机，连接着一个微型调频信号接收器。另一个人可以通过这个接收器将他的话语传递给西哈诺。”

米尔格拉姆设计的西哈诺模式交互行为中有三名参与者。来源者即一段话的源起人。西哈诺为中介人，接收来源语言，将其传递给第三者，即交互者，也就是听众。米尔格拉姆认为，《西哈诺·贝热拉克》中有一幕发生在露台的戏，与他的这种交互模式很相似。

在这场戏中，克里斯蒂安站在心爱的姑娘罗克珊的窗下，向她背诵了一大段激情浪漫的爱之告白。但这段告白的出处并非是他本人，而是源自躲在窗下阴影中的西哈诺。他将那段告白一句一句地低声告诉克里斯蒂安，后者只是在机械地重复罢了。

1977年11月4日，米尔格拉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媒体课上对西哈诺模式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实验。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字迹潦草地记录了相关的准备工作，包括很多与电影、发明和实验有关的新点子。笔记名字为《中介人：西哈诺模式研究》（The Person as Medium: Studies in the Cyranic Model）。他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次初步实验的效果：“中介人所进行的沟通似乎很自然，尽管中介人只是重复来源者的语言，但他表达得很流畅。这一方法效果很好。我相信，无论是用于理论研究，还是任何可能的实际训练，这个方法都会产生很多有趣的用途。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这个方法的适用范围可能包括人的知觉研究、归因理论、偏见等。一名15岁的辍学学生也会像成熟科学家一样演讲，一个害羞的男孩会忽然通晓女孩心事，熟练地与漂亮女孩周旋。”

1979年2月，为了能扩展西哈诺研究的范围。米尔格拉姆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和发展心理学部门递交了经费申请。该部门专门资助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主流基础研究。这份申请题目为《间接叙述法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作用》，申请金额为20万美元，时间为两年。当时，这个部门的主任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凯利·谢佛（Kelly Shaver），研究领域为社会知觉中的归因过程，即我们如何在理解人类行为的过程中判断责任和过失。米尔格拉姆的申请中附有一封致谢佛的信，表示可以将前期实验的录像片段寄给谢佛。他感觉这些录像可能会对申请有用处，可以将研究中蕴含的力量更好地传达给评审。谢佛同意了米尔格拉姆的这个想法，让他把录像带寄过来，如果评委想看，就会提供给他们。

这份申请寄给了一组独立评委和相关的评论人员，他们会提供出一份书面的评估意见，谢佛和常务顾问小组在5月份将举行评审会，届时将以这份评估意见为参考。8名独立评委的意见各不相同，但整体脉络基本一致。一方面，大多数人都认为，西哈诺是一个特别富有想象力的实验计划，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这个研究和具体实验计划中缺少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米尔格拉姆在以往的研究中展示了他的学术天分。他总是能够准确判断出值得探索的问题，然后为这些问题设计出独一无二的方法。但很多评委指出，米尔格拉姆这一次将这个过程颠倒过来了。他先想出一个绝妙的方法，然后再寻找可以应用这个方法的现象。他提交的研究计划是一个混合体，既有基础理论研究部分，又有实际应用部分，但似乎又不像在进行理论整合。申请中有一项基础研究与态度改变有关，这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古老的分支。他的想法是创造两个不同情境的实验。一个情境是被试直接劝说一组人；另一个情境是被试运用西哈诺模式来劝说另一组人。被试在第二个情境中就是西哈诺中间人，来源者是一名相关问题的专家。这组实验的目的是探求西哈诺模式的陈述是否比正常方式更具说服力。

很显然，米尔格拉姆在设计实验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太多思考。正如几位评委所指出的，这个实验的设计其实是进行了一次“完美的混淆”，无法解释两个不同沟通情境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重大区别。比如说，如果观众在西哈诺情境中更容易被说服，那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种沟通模式本身起作用，还是因为与“普通”情境相比，这个情境中有了专家的参与？

米尔格拉姆的另一个实验计划则显得更实用一些。他想证明西哈诺模式在一些紧急情况中会起到重要作用，比如绑架人质。在与匪徒谈判的过程中，与绑架者直接说话的人不需具有这方面的谈判经验。他只需要戴上西哈诺设备，即使专业谈判人员不在现场，也可以一句一句地指导他与绑匪谈判。

有一位评委对这个申请持否定态度，他的评语很具有代表性。

很显然，这个项目的首席研究员对他发明的方法太着迷了，试图为它寻找一个用途。不幸的是，我觉得他提交的研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切实加深我们对社会行为的理解。更为不幸的是，这位首席研究员曾为我们这个行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米尔格拉姆在1979年7月30日收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否决信。得知评审委员会没有看过实验录像，他特别生气。他认为，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方法，如果没有亲眼看见实验情况，根本不能做出正确评估。因此，他请求谢佛向各位委员提供前期研究的录像带，在观看之后重新考虑他的申请。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和发展心理学部门主任这个职位的任期只有短短的两年。当米尔格拉姆还在尝试让评审委员重新考虑这个申请时，谢佛已经离开了这个部门，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巴伦（Robert A. Baron）走马上任。巴伦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攻击性。此外，他还是一本著名心理学教材的合著者。

虽然谢佛已经离开，但米尔格拉姆的项目却没有人走茶凉。新上任的巴伦对米尔格拉姆的申请十分重视，他不仅向米尔格拉姆再次敞开大门，还把西哈诺研究作为一个新项目重新进行评审。这就意味着他可以重新选择一批独立评委。此外，他还向米尔格拉姆保证，在评审过程中会播放那些录像资料。

11月，米尔格拉姆对实验计划进行了些许改动后重新提交。在附给巴伦的信中，依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鼓励做法，他推荐了几位独立评委候选人，称这些人的研究与西哈诺方法有关系。事实上，这些候选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大部分人都是他在耶鲁和哈佛时候的同事。他们包括：罗杰·布朗、欧文·贾尼斯、菲利普·津巴多、杰罗姆·布鲁纳和米尔格拉姆在哈佛时的研究助理艾利诺·罗施。

但在这一轮评审过程中，评委的分歧比上一次还要严重。一部分评委认为“这个计划简直太有意思了”，另一些人的态度正好相反。一位评委写道：“这是我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担任评审的18年中见过的最差的一个。”但是，这些评委有一个共识，这一点与上一次评审结论很像：米尔格拉姆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想要为它寻找可以应用的现象，他提交的研究缺乏理论意义。有一位评委一方面肯定了米尔格拉姆对社会心理学做出的贡献，但也一针见血地写道：“就这个方案而言，米尔格拉姆就像一个聪明的小孩得到了一个聪明的锤子，现在需要找点什么来敲打敲打……如果普罗克斯迈尔议员（Senator Proxmire）将这个方案提名金羊毛奖（Golden Fleece）(18)，我也绝对不会提出异议。我只能说，那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呆板的学舌实验浪费25万美元罢了。”

由于独立评委普遍持否定态度，巴伦的评审小组最终也拒绝了这份申请。巴伦在致米尔格拉姆的信中通知了这个坏消息，口气就像赔罪一样。他在信中说，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确保这个方案能够获得公平的评审。他组织评审组看录像，尽可能从米尔格拉姆的推荐中选择独立评委。但是很显然，尽管朋友们喜欢米尔格拉姆，但友谊并没有遮蔽他们的眼睛，他们没有忽略这个计划中的败笔。

米尔格拉姆申请资金的计划再次被拒，无疑让他失望之极。事实上，评委的批评也让他无言以对，他对西哈诺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也心知肚明。1983年10月8日，他写信给纽约城市大学的同事斯图尔特·阿尔伯特（Stuart Albert），信中说：

尽管这个现象确切的科学意义难以把握，但它还是很有趣的。有时候，我感觉与其称它为科学现象，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戏剧现象。它激发了艺术好奇心，而不能引出科学命题。但是我还不是很确定，我会继续对之进行研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判断这个方法中的核心问题，找出具体的测量目标。这其中的自变量西哈诺令人着迷，但因变量，即实验结果是什么，却并不清楚。

1984年春天，纽约城市大学提供了5 000美元的小额内部经费，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这次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

比如，在一个实验中，来源者是一名50岁的心理学教授，西哈诺是一名12岁的小男孩。实验过程中，没有人察觉到西哈诺的语言并非出自小男孩之口。另一个实验中，来源者不止一人，西哈诺只有一个。同样，没有人意识到西哈诺展示出来的人格是由多个部分组成。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经这样写道：“不加思考地坚持一致性是愚不可及的。”但是，一致性却是人性的重要特征。当我们面对矛盾对立的信息时，总是会本能地寻求一致与和谐。因为人类有一种需求，希望将复杂的社会进行简化，使其变得更容易预知。比如，社会心理学家不断向我们证明，在人类感知过程中有一种观点：美即是好，这就体现了简化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外在的容貌和内在性格是一致的。相反，如果因和果之间不一致，比如，一个重要的结果只是源自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人们就会感到十分不快。有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这可能会解释为什么肯尼迪遇刺之后，公众普遍相信这是一场阴谋。米尔格拉姆的西哈诺研究证明了人类行为中这种简化和统一的倾向特别强烈，只是他的方法比较具有创新性。

突如其来的病魔

1980年1月，纽约城市大学授予米尔格拉姆杰出心理学教授荣誉。这个奖项始于1974年，由当时的纽约城市大学心理学博士站行政主任佛罗伦斯·登马克发起。但是直到6年之后，入选教授才可以享受拨款优先政策。另一件喜事接踵而至。1月26日，马克在河谷区的犹太教堂中接受了男孩成人礼。礼毕之后，萨莎在家中准备了午宴，招待6位客人。米歇尔在6个月前，即1979年6月3日，也在同一座教堂中接受了女孩成人礼，这对一家人而言可谓是件大事。

喜事连连，没有人意识到阴霾正一点点逼近米尔格拉姆的生活。几个月之后，一个明媚的五月天，米尔格拉姆决定到公寓楼对面的山地公园中骑自行车。这是自去年秋天以来，他第一次骑自行车外出放松身心。但他在外面停留的时间特别长，有些不同寻常。他回到家的时候，在大门口把自行车交给了出来迎他的萨莎，然后回到卧室。萨莎把自行车放在地下室之后也回到房间，看到米尔格拉姆正躺在床上，十分虚弱。她多少了解一些心脏病突发的症状，感觉他的情况不妙，立刻将他送到10分钟车程之外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Columbia-Presbyterian Hospital）急诊室。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

1975年，米尔格拉姆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有高血压，一直在服用降压药，萨莎也刻意减少日常饮食中的盐分。但是这次心脏病发作来得突然而猛烈，没有任何先兆。经过两个半星期的住院治疗之后他终于康复了。7月中旬，他每天能够步行几千米。但是医生的警告让他不得不放弃8月去欧洲的度假计划，将目的地改在麻省的波克夏。

他在重病特护期间曾收到罗杰·布朗的问候信。康复回家之后，米尔格拉姆回复了一封感谢信，并提到在住院期间与弗朗西斯·米诺特·维尔德医生（Francis Minot Weld）之间的对话。

我们闲聊过几次。有一天他忽然拿出一份同意书，问我是否愿意参与他的一个实验。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请求啊，180°大转弯……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了解病人在出院之后，有多少人能幸存下去。我进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然后又向这位心脏病医生请教，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我想这是一次不错的赎罪机会。到目前为止进展很顺利，但这个研究最微妙的部分是在未来：医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家里打电话，小心翼翼地探求我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实验的一部分，我想，这部分工作可能会由他的助手来做。

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教书、研究、到各地演讲。但是，受心脏状况所限，他在长途旅行的时候只能选择加压飞机。传统的喷气客机有加压舱，但小型螺旋桨飞机却没有。因此，如果演讲邀请方位于喷气客机无法抵达的小城镇或乡村地区，他就无法应承。

一年之后的1981年6月23日，他的心脏病再一次发作，依旧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中住院两个星期。8月，他做了一次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显示血管堵塞情况特别严重，甚至连心脏搭桥手术都没法做。米尔格拉姆的生命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唯一可以考虑的就是心脏移植，但在左右权衡之后，他没有选择这个方法。

秋季学期开始的时候，他又重回正常的生活。但不断恶化的心脏状况已经发出了不祥的信号。往昔的活力不再，药物让他倍加虚弱，走路的时候甚至要时不时停下来大口喘气。此外，他的性欲减退，心情沮丧低落。他经常向朋友们哀叹：辉煌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在写给霍兰德的信中，他悲观地表示：就目前的工作进展来看，过去似乎比未来更光明。

心脏病还让他的行为出现了巨大变化，这一点周围的人有目共睹。他性格中的尖锐辛辣开始淡化，不再那么棱角分明。他开始变得圆润温和，喜欢沉思，有点多愁善感，更能体会他人的感受。他的弟弟约尔回忆道：

如果不算上童年时代，我们之间真正亲密无间的关系始于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他和我聊起写作的痛苦，聊起父母，聊起我的优点。他说起的很多事情都让我感到惊讶。我想我的惊讶并不是因为聊天的内容，而是这种聊天方式。忽然，他不再是我的哥哥……我想，与我聊天的是一个大限将至的病人。

他的情况不断恶化，有必要从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休息。1982年春天，他的年假申请获准。通常，他应该会选择出国度假，最有可能的目的地就是法国，但是在两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享受一个安静平和的假期似乎更加现实。因此，他这段时间基本上就待在河谷区的家中。他还买了一台IBM电脑，闲暇时间开始学习BASIC语言，很快就成为一名“行家”。

在写给莫斯科维奇的信中，他讲述了这个新爱好。

我承认，电脑彻底征服了我的心。很奇怪，我在电脑环境中工作了至少20年，但是直到微机出现之后，我的兴趣才被激发出来。我相信，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意义重大的电子智能转变。而且令我诧异的是我的两个孩子在编程方面能力非凡。整整一代人和青少年们都正在学习这种技能，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说脏话一样。

学习电脑让他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但更令他高兴的是秋季来临之时，他的身体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完全可以回到研究中心继续教书和研究。

米尔格拉姆特别想念他的五尺讲台。对很多科学家而言，教书只排在第二位，但对他来说，教师工作和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他的学生伊娃·弗格曼（Eva Fogelman）说：“对他而言，教书或者当教授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个工作。”他的博士生阿瑟·温伯格（Arthur Weinberger）回忆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他可能很独裁，可能很专制，可能在教室中一手遮天。但是如果你想要寻找学术上的刺激，想要在社会心理学世界开创新天地，米尔格拉姆就是最佳的教师人选。”对于他的学生罗纳·卡巴金科（Ronna Kabatznick）而言，师从米尔格拉姆“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当他说起心理学的时候，语言流畅简洁，能以一种扣人心弦的方式解释每件事情。他的课堂上总是充满了快乐和刺激，每节课前他都会做充分的准备，有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同事欧文·凯茨这样总结：

他是一位特别优秀的教师，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们经常共同授课。他喜欢激励学生，让他们体会到茅塞顿开和勇于创新的快乐。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很多具有潜质的学生都学到了如何享受学术研究中的快乐。

米尔格拉姆做学问的方法并不沉重死板，我想，快乐是推动他在心理学道路上前进的动力，这种快乐的源泉，就是去发现社会中一些太过明显以至于被他人漠视的事情。他对人类的行为方式很感兴趣，对周围的人很感兴趣，这种兴趣永不枯竭。他对社会生活有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放纵的好奇，他将这种好奇心应用在科学领域，这让他感到快乐，并将这些快乐毫不保留地传达给学生们。作为一名教师，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挖掘学生们的创造潜力。

这年秋天，米歇尔将成为瓦萨学院的新生，专业是认知科学，这个专业是多学科的综合体，既有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哲学，又有心理学和人类学。米尔格拉姆告诉朋友们，他和萨莎本来希望她选择学费适中的纽约州立大学，但是看到女儿对瓦萨学院如此着迷，他们决定“哪怕是破产也要试一试”。

马克已经15岁了，刚开始读高中。他和米歇尔的电脑水平都很高。他刚刚破解了一个难度很高的电脑游戏《冒险》，并通过电脑杂志推销自己的破解方法，很快就有40多个客户表示了兴趣。两年之后，1984年的秋天，马克考上布兰迪斯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在他的SAT成绩中，数学成绩是99分。

萨莎也有了一份全职工作，在自助社区服务中心的华盛顿高地办公室担任全职社工。这之前她也曾工作过，但都只是兼职或志愿者。1964年夏天，萨莎在结婚后不久获得史密斯学院社会工作硕士学位。之后两个孩子陆续降生，米歇尔出生在1964年11月，马克出生在1967年1月，萨莎忙于家务和照顾孩子，无法以全职的方式工作。1979年和1980年，她曾在河谷区希伯来老人之家费尔菲尔德分部做过一段时间的兼职，每星期工作两个上午。在那之前的1972年到1981年，她还定期到米尔格拉姆的办公室中帮忙。做一名全职社会工作者是萨莎一直以来的理想，但始终无法实现。现在，由于米歇尔准备上瓦萨学院，这个理想必须变成现实，因为瓦萨学院学费高昂，仅靠米尔格拉姆自己的收入难以支撑，萨莎的全职工作可以补贴家用，以解燃眉之急。

在年假期间，米尔格拉姆遵循着严格的饮食限制，有意识地减少精神压力。1982年秋天，他结束年假回到研究中心。一回到工作岗位，他又恢复了繁忙紧张的日常工作，每学期教授两门课程，指导4名博士生的论文。他又变成了心理学系的大忙人。

尽管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学术活力和实验能力却始终旺盛。他曾经和学生们进行了一次关于“插队行为”的实验，并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完成了这个实验的报告。在写给阿兰·艾尔穆斯的信中，他说：“我们收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但我们面前摆着一个挑战，即如何深入分析这个现象，才能克服其内在的平庸性。目前的工作已经到怎样的程度，还有待观察。”

事实证明，他成功地应对了挑战。这份报告后来刊登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上，这是该领域中最权威也最挑剔的期刊，稿件的录用率只有10%。

1982年秋季学期，他任课的城市心理学班级开始研究“垂直城市”课题。早在1970年，他曾在《城市生活体验》中对大城市和小城镇居民的行为进行了对比。12年之后，他又对“垂直城市”和“扁平城市”进行了比较。这次研究与1970年的研究类似，但是规模很小。他的问题是：摩天大楼中的生活怎样影响人类的思考和行为？如果垂直生活对人类的关系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到底是什么？

米尔格拉姆在休假期间学习微机的经历，帮助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从中看到了实验方法更多的潜力。首先，他计划做一次电脑时代的阿希从众实验。1983年春季学期，他带领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班的学生，将阿希的从众实验进行改进，加入了更多的电脑元素。被试不会与其他假被试坐在一起，而是单独面对电脑。电脑屏幕上会出现一些错误答案，主试告诉他们，这是其他被试给出的答案。有时候，主试会说那些答案来自电脑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有时候，他们会告诉被试，电脑就是他们的互动对象。米尔格拉姆在信中对罗杰·布朗说：“这是一种有趣的方法，通过程序设计构建一种人工智能，让电脑看上去好像明白你在说什么，并做出基本符合社会标准的恰当反应。上星期，学生们开始分析数据，走廊里回荡着学生们发出的‘太对了’的欢呼。”

1983年春季学期，米尔格拉姆与失去联系多年的旧友杰罗姆·布鲁纳重新取得了联系。布鲁纳刚刚接受曼哈顿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教授职位。与旧友重逢让他感到很兴奋，在写给罗杰·布朗的信中他谈到了他们这位共同的朋友，说：“与他聊天，比跟城市中任何其他人聊天都有意思。你知道的，与布鲁纳交流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那种感觉十分特别。”

春季学期行将结束，他又得到了一个惊喜。1983年5月11日，他收到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通知，他被选为该研究院的院士。这个机构历史悠久，由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于1780年创办。多年以来，由于服从研究掀起的争议，他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全国性机构认可，事实上，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个念头。因此，这个意外的荣誉让他喜出望外。

马克从秋天开始读高三，一家人需要考虑明年大学择校的问题了。这年的暑假，米尔格拉姆对波士顿地区的学校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驱车来到科德角的伊斯坦，在那里租了个度假屋。整个暑假的天气都出奇地好，几乎每天都是阳光灿烂，他们可以在附近的海滩尽情享受每一刻。晚上，他们会去“初识海滩”看海湾落日。米尔格拉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一个让他难以忘怀的夜晚。

清爽的海风引来众多放风筝的人。潮水已经退去，向海的方向走800米，海水也只有脚踝那么高，可以看到海草从退却的潮水中伸出了头。太阳徐徐下落，火一般的颜色迅速点燃了整个海岸线。孩子们虽然站在远处，但他们的声音仿佛回响在耳畔。风筝点缀着夜空，海风令人迷醉。忽然，我看到了一个诗意无限的情景：一个人骑着马从远处向海湾飞驰而来，马蹄踏在海水中，雪白的浪花四处飞溅。

8月15日是米尔格拉姆50岁的生日。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回到了河谷区的家。本来，一家人计划举办一次盛大的50岁生日晚会，但是这个计划“看上去很美”，执行起来颇有难度。最终，在生日的那天，米尔格拉姆的几名学生带他出去共进午餐以示祝贺；晚上，萨莎邀请了几位邻居来家中喝香槟，祝他生日快乐。

一代心理学大师的最后岁月

1983年秋天，距离奥威尔（Orwellian）的代表作《1984》(19)中所描述的年份已经不远了。米尔格拉姆收到了雪片般的演讲邀请，请他讲述服从研究和小说中的极权社会之间存在哪些关系。他接受了一些邀请。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心脏问题限制了他的行动，他可能会收到更多的邀请。1983—1984学年中，他在各大院校进行的演讲都以《1984》中虚构的国家为主题。

有一次演讲是个例外，那是在1984年3月，福特汉姆大学林肯中心校区举办了基蒂·珍诺维丝纪念会。这次会议由心理学家哈诺德·塔库夏（Harold Takooshian）组织，来自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专家以及公共事务官员聚集到一起，对这件发生在城市中的悲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人是军医局局长艾弗瑞特·库珀（C. Everett Koop）以及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国家司法研究所的两位主任。米尔格拉姆在发言中指出，珍诺维丝谋杀案之所以引发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是因为：

这个案件触及了一个最根本的人类问题，那也是我们最原始的噩梦：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周围的人是会袖手旁观，任凭我们被毁灭，还是会出手相助？当我们的生命和价值观难以为继，其他人是否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或者，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片尘埃，漂浮在一片空荡荡的真空之中？

春季学期过去了，萨莎和米尔格拉姆又开始了度假准备，满心希望今年的假期能像去年夏天一样愉快而惬意。他们在6月中旬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维尔福利特，住在一栋租来的房子中。但在一个星期后的6月30日晚，米尔格拉姆第三次心脏病突发。救护车载着他飞驰到53公里外的海尼斯医院进行抢救。发病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天上午他在海滩的沙丘上进行了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医生警告他，以他这种心脏条件，不应该从事这么消耗体力的活动。

7月18日，距离上次病发时间不到一个月，心脏病再一次把他击倒。此时他们已经回到了河谷区的家，萨莎开车把他送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不巧的是，当时正好赶上医院非医护类员工罢工。在住院期间，罢工员工的抗议让身体虚弱的他格外痛苦，因为这些人在医院窗外用敲鼓的方式表示抗议。噪声从每天早晨6点45分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米尔格拉姆在《河谷报》（The Riverdale Press）的特邀专栏中表示了对这种抗议行为的不满。他同情医院工人们的境遇，认为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他们制造出来的没完没了的噪声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写道：“对于我们那个楼层中正在康复期或者行将就木的病人来说，这种声音是一种可怕的刺激，病人在心脏病发后需要静养，他们发出的噪声严重干扰了静养。人们可能会想，你们的本职工作是看护病人，怎么会对病人如此冷酷？”

两个星期后，米尔格拉姆出院回家休养。频频发作的心脏病并没有抹杀他的幽默感。他设计了一张感谢卡，寄给那些生病期间捎来问候的朋友，卡片上写着：

关于这个夏天我到底犯了一次还是两次心脏病的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我努力完成了两次，第一次是6月在科德角，在那次心脏病的康复期间患上了第二次，地点是在纽约。当然，第二次心脏病发作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将营业税提高到了8.25%。

心脏病通常需要6个星期的康复期，这样才能防止以后再出现问题。我应该能在秋天重回教师岗位。同时，正如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20)一样，我算是处于一种安静的遁世生活之中。收到你们的便条和信件真高兴，很遗憾我不能一一回复。

热情的问候和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

米尔格拉姆

于河谷区

1984年8月

卡片的后面还像模像样地印着：

当代问候贺卡(21)

1984

每张卡片的内容相同，为了使其更加个性化，他在卡片封面印上了自己的一张照片，照片旁边画着一个圆形的对话框，里面写着收信人的姓名（见图9-1。）

图9-1　个性化感谢卡

米尔格拉姆在第四次心脏病康复期间设计的个性化感谢卡，邮寄给患病期间送来问候的朋友。

这之前的春季学期中，他一直在与实验社会心理学班的学生们进行西哈诺研究。纽约城市大学为这项研究提供了5 000美元的内部研究经费。8月24日到8月28日，美国心理协会在多伦多举办年会，其中一个研讨会名为“心理学新范式”，米尔格拉姆受邀在会上介绍西哈诺研究。这次研讨会的举办者是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潘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他通过研究发现，记述生活中的痛苦事件可以释放情感，改善生理和心理健康。他是从纽约城市大学的同事苏珊·克巴萨（Susan Kobasa）口中了解到米尔格拉姆这项新研究的。这将是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公开讨论西哈诺研究。

不幸的是，6月底，米尔格拉姆的健康状况恶化，已经病到无法坐飞机的地步。但他还是想办法进行了缺席演讲。他把演讲录在磁带上寄给潘尼贝克。与会当天的听众们发现，他们并没有看到米尔格拉姆本人，只是看到在演讲台上，众多演讲嘉宾的旁边放着一个录音机，里面传出米尔格拉姆的声音，听起来如此怪异和不真实。

秋季学期开始，他又回到了纽约城市大学。令萨莎意外的是，米尔格拉姆的心脏病医生同意他重拾教鞭。表面看上去，米尔格拉姆的身体似乎已经完全康复。除了正常授课之外，他继续给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写工作推荐信，还完成了一些研究论文，并为霍兰德的论文提供了详细的反馈，一切似乎都一如既往。此外，在一位研究生的帮助下，他还打算招募一些被试，对西哈诺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学期过半的时候，他甚至还制订了一个新计划，打算在1985年初举办一次名为“纽约每日文化”的会议。

但是事实上，这位看似活跃的教授已经病入膏肓。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每天步行到火车站，萨莎每天早晨都要开车送他到车站，下午再去车站把他接回家。他的心脏状况已经相当危险，当他第四次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夏天的第二次，他的心脏供血量只有正常供血量的17%。

那么，在这艰难的最后岁月，是什么支撑着他一如既往呢？他有三个力量之源。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萨莎的支持。米尔格拉姆在1984年年底写给朋友们的信中感谢萨莎在第一次心脏病发时对他的照顾。他说：

无论谁亲眼看见这番经历，都会认为这太可怕了，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困境会让人顿悟。在科德角医院住院期间，萨莎每天驱车106公里到医院，给我带来她的爱与支持。又有谁能享受到比这更多的爱和奉献呢？这是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

第二个力量之源就是他的工作。每天在学校埋头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却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力量。正像他的同事欧文·凯茨所说：

他处理疾病的方式让我记忆犹新……我从未见到有谁像他一样承受住了这么大的苦痛和折磨。很多人退缩了，很多人陷入痛苦不能自拔，很多人变得悲观丧气。他却与他的工作同在，与他的学生同在，他依然对周遭世界和人有着浓厚的兴趣。

第三个力量之源，就是他内心深处的犹太民族意识。米尔格拉姆具有强烈的犹太民族意识，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事实上，他不经意说出的一些话会显示出他身上那种犹太人的执着劲儿。

1983年年底，米尔格拉姆和萨莎像以往一样，给朋友们寄去祝福信件，总结过往的一年并向朋友们表示感谢。他在信的末尾说：

我们已经回到了河谷区的家，过往的一年对我们不薄，很好奇未来会发生什么。有时候，我经常会想起一首犹太圣歌。圣歌原本只有10个犹太单词，但是翻译过来却要累赘得多。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它更合适的祝福了。

芸芸大千世界，

是架狭窄的桥。

牢记重要之事，

永远不要恐惧。

1984年12月20日下午，米尔格拉姆成功主持了他的学生克里斯蒂娜·泰勒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会过后的下午4点左右，他对欧文·凯茨说感觉不舒服。凯茨建议坐出租车到最近的医院看一看，但米尔格拉姆不想去，说：“萨莎在等我，我不想让她失望。”因此，凯茨步行送米尔格拉姆去大中央车站，并坚持一路送他回河谷区。在半个小时的路程中，米尔格拉姆不断给凯茨讲笑话。凯茨觉得，他这样做既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也是怕凯茨担心。到了河谷区后，正在家等着他的萨莎立刻驱车把他送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到达急诊室之后，米尔格拉姆缓缓地走到前台说：“我的名字叫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这是我的身份证，我第五次心脏病发作。”

即使在弥留之际，他还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幽默，他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时跟医生开玩笑，问现在有没有狒狒的心脏。他指的是最近的“菲依宝贝”（Baby Fae）事件，一名叫作菲依的新生儿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在移植了狒狒的心脏后活了20天。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