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格拉姆重回哈佛大学后所进行的研究，最能代表他在坎布里奇的岁月。他的工作计划中有两个议题特别重要：丢信方法和小世界现象。这两者都已成为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非常有价值的创新研究工具。
米尔格拉姆还在耶鲁工作的时候，奥尔波特就曾经像预谋一样对同事罗杰·布朗说：“我更希望他在纽黑文做这个实验，但实验结束后要尽快把他召回哈佛旗下。”从情感上来说，奥尔波特对服从实验的伦理问题一直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在信中跟他说起这个实验计划时，他的反应是单纯的兴奋，甚至于立刻邀请米尔格拉姆来哈佛，在他的毕业班上讲述这个实验。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在课堂上让学生投票，判断服从实验是否合乎伦理。投票的结果基本上是半对半，有时候大部分学生支持服从实验，有时候则反对。
耶鲁在对米尔格拉姆的职位晋升进行评估时，奥尔波特曾在耶鲁心理学系主任克劳德·布克斯顿的请求下写了一份推荐信。他在信中对服从研究持保留态度，但是表达方式十分巧妙。他先告诉布克斯顿，米尔格拉姆是他30年教学生涯中最优秀的三四名学生之一，之后又说：
我对他的学术研究唯一持有的反对意见就是，被试在服从实验中所经历的“惊人的”痛苦。只有费斯廷格和斯坎特（Schachter）那样的著名心理学家才会这样大胆。我知道他对实验中的伦理问题很敏感，对不得不在实验中采用欺骗手段并给被试带来压力深感遗憾。但是他认为这在科学领域中是情有可原的，也许事实就是如此。
当年受奥尔波特之邀去哈佛的毕业班讲课时，米尔格拉姆曾携萨莎同行，并把她介绍给这位曾经的导师和现在的朋友。奥尔波特很支持这对恋人。
能见到你和萨莎太高兴了。你有着强烈的个性，有一点点偏执，而她能为你创造一种完美的平衡。恭喜你们订婚……她选择的事业是社会工作，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安抚那些被你激扰的人。因此，结果扯平了。
重返学术伊甸园
1962年底，哈佛为米尔格拉姆提供了一个职位，欢迎他回母校工作。事实上，当时他在耶鲁已经获得职位晋升，可以继续留在那里。但是重返学术伊甸园的前景太诱人了，让人无法抗拒，因此他选择回到哈佛的社会关系学系任助理教授，签约三年，从1963年7月1日起，年薪8 600美元。
虽然重返哈佛令他很高兴，但回忆起在耶鲁的那三年，他还是颇为满意的。尽管耶鲁心理学系当时的研究热点是态度改变，但还是为他的服从研究提供了足够的鼓励和支持。他后来写道：“没有人建议我放下自己喜欢的事情，去扛态度改变的大旗，这要归功于耶鲁的心理学系。”
米尔格拉姆在耶鲁的教书生涯也很让他满意，有几名学生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比如阿兰·艾尔穆斯、利昂·曼恩以及苏珊·哈特（Susan Harter）。这几个人是他在耶鲁学术生活中的核心人物。在校园之外，纽黑文当地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团体寥寥，而对资历尚浅的新教员而言，心理学系内部的社交氛围并不那么令人舒畅。尽管年轻教员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研究兴趣，但是他们除了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之外，几乎没有获得终身正教授职位的可能。这个系是资深教授的天下，他们和助教新手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让年轻一辈心中颇为不满。新人加入心理学系后，系主任的妻子通常都会提醒他们的妻子，不要邀请任何资深教授到家里做客，因为这个邀请基本上都会被拒绝。
但是，米尔格拉姆并没有像其他年轻同事那样强烈感受到这种距离感。事实上，他和系里几位资深教授的关系相当不错，其中与欧文·贾尼斯的关系最亲密，欧文是一位既有智慧又很可靠的朋友。尽管没有太大的人际关系压力，但他还是多少受到了些影响。在写给耶鲁前同事霍华德·莱文索尔的信中，他说：“有趣的是，在纽黑文，我开始将疏离感看作理所应当。”
米尔格拉姆兴趣广泛，自称为“新文艺复兴人士”。我们之前提到过，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诗和歌剧，选择科学道路并没有制约他这些“非科学”兴趣。1963年夏天，他开始给一些文学经纪人写信，希望能找机会出版他写的几个小故事。大多数人都拒绝了他，只有琼·戴维斯（Joan Daves）同意做他的经纪人，将这几篇故事寄到几家杂志社，可惜鲜有欣赏者，唯一做出正面回馈的就是《女士》（Mademoiselle）杂志的小说编辑，表示想看看他的其他作品。米尔格拉姆一生都坚持写诗和散文，但最终付诸出版的寥寥无几。
入秋之际，米尔格拉姆和萨莎搬到了坎布里奇弗雷斯特大街10号的一间公寓。这是一个带壁炉的漂亮两居室，距米尔格拉姆工作的埃莫森大楼仅几步之遥。1964年11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米歇尔诞生，由于邻居中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年轻夫妇，因此米歇尔不愁找不到玩伴。米尔格拉姆第二个孩子马克出生在1967年1月，不久他们就离开了哈佛。米尔格拉姆和萨莎在坎布里奇有种回家的感觉。他们喜欢这里活跃热烈的气氛，很快就融入了这里的学术和社交圈子。他们的家就像一个美食和快乐的天堂。利昂·曼恩还清楚记得1964年的感恩节晚餐，米尔格拉姆一边看着桌子上放着的《纽约时报食谱》（New York Times Cookbook），一边照着书上的步骤鼓捣着一只巨大的火鸡。
生儿育女是米尔格拉姆和萨莎最大的心愿。初为人父的很多琐碎小事都让米尔格拉姆饶有兴趣。米尔格拉姆的弟弟约尔记得，米歇尔出生后，米尔格拉姆给约尔寄了一份录音带，用轻松愉快、充满爱意的口吻，详细描述了如何给女儿换尿布。一年之后马克出生，他在写给一位密友的信中说：“两个孩子让我越来越快乐，他们成长得特别快。”写给这位密友的另一封信中还有一段简洁而生动的话，描述了他初为人父的感受：“为人父母给每一天的生活都带来了快乐，孩子就是珍宝。尽管需要付出些代价，但是他们总是能散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快乐之光。”
当年，米尔格拉姆的父亲由于工作繁忙，占去了很多与孩子相处的宝贵时间。因此，无论学校的事务多么繁重，他都将家庭放在第一位。米歇尔两三岁的时候，他经常会在周六的早晨或其他可能的条件下，把她带到哈佛的办公室。他与马克下棋，晚上和米歇尔一聊几个小时，经常领着家人去度假。这些事情对他而言和工作同样重要。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进步，无论是马克在SAT考试中得了99分，或是米歇尔为了能看懂一位意大利作家的原作而学习意大利语，都让他和萨莎感到骄傲。后来孩子们陆续上了大学，米歇尔去了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马克去了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他为此写信给一名同事说：“我感到特别伤感，因为以后不能天天见到我的孩子们了。”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在米尔格拉姆田园般的哈佛生活中掀起了波澜。当时，他还是哈佛的新人，但他的诡计多端却传遍哈佛，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拿你做实验。因此，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的早晨，当时塔尔科特·帕森斯正在给学生们上社会体系特征课。米尔格拉姆冲进教室，跑上讲台大声说：“大新闻！太可怕了！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恼火，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家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脱口而出：“你又在拿我们做实验。”学生们离开埃莫森大楼之后，从其他人口中听到这个消息，这才意识到米尔格拉姆的消息属实。
但是，米尔格拉姆在哈佛这段岁月的真正成果还是体现在他的研究上，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有两个：丢信方法和小世界现象。这两项研究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被后来的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广泛使用。数十年之后，小世界理念还激发了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想象力，“六度分离”这个词也成为流行文化的一个流行词汇。他是在服从实验结束之后开始研究丢信方法的，当时他还在耶鲁。这项研究的影响深远，社会心理学家希望了解公众对各种争议话题的真实态度时，经常会采用这种方法。
从丢信看态度
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学生们在1963年设计了丢信方法，这种民意测验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在尽可能不存在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衡量社会态度。其框架概念如下：如果你在地面上看到一封尚未寄出去的信件，按照道德常规，你应该把信投进邮筒。但是如果这封信的收件人是你反对甚至憎恶的组织，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把邮件寄出去，就是在帮助这个组织。人们会怎样处理这个两难问题呢？寄信还是不寄信？这可能会反映出一个人对收信人的态度。
米尔格拉姆感觉，评估态度和意见的传统方法通常是对公众进行访谈，但访谈人可能会对被访谈人产生某些影响，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在面对面的访谈过程中，为了留下一个好印象，被访谈者可能不会如实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给出一个他们认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回答。丢信方法避免了这种可能造成错误的因素，因为捡拾信件的人并不知道有人在研究他的行为，也就不会刻意展示其良好的公众形象。
在米尔格拉姆给毕业班教授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研究方法课程时，丢信方法是该课程的一个课外实践项目。当时他即将离开耶鲁。学生中只有10个人参加了这个项目，其中就有利昂·曼恩和苏珊·哈特，很显然，这两名学生比其他的学生更喜欢这个研究项目。后来，米尔格拉姆在《舆论学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中第一次发表了该研究的实验报告，这两名学生以合著者的名义出现在报告中。
利昂·曼恩还记得，这个点子源自上课过程中一些“富有创意的闲聊”。当时大家讨论的主题是，如果人们在纽黑文的公共场所发现了一个遗失的包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曼恩说：“米尔格拉姆就是这样的天才，总是能把一个简单的发现变成可以执行的心理学实验。”
丢信方法
学生的任务就是在纽黑文四处“丢失”信件，这些信件有4个虚构的收件人：共产党组织、纳粹党组织、医学研究协会和一名个人收件者“沃特·卡纳普先生”（Mr. Walter Carnap）。每一个收件人的信件各有100封，收件地址都是纽黑文的一个邮局信箱。所有信件的内容完全一样，措辞比较含糊，适用于所有的四个收件人。这封信是“麦克斯”写给“沃特”的简短信函，关于一个不知名团体近期的会议计划。每名学生都负责在各自的指定区域“散播”40封信，主要集中在4种类型的地点：电话亭中、马路旁边、商店中以及汽车的雨刷器下。雨刷器的100封信件上有一个便条，上写“寻找附近的汽车”。
4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学生开始散发这些信。两个星期后的最终数据显示，这些信件被人们放进邮筒的比例不同：寄给医学研究协会的信回收了72封，寄给沃特·卡纳普先生的信回收了71封，但是寄给共产党和纳粹党组织的信件只回收了25封。这种比例与当时人们对这些组织的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一致，证明这个方法成功了。很显然，路人拾到寄给共产党和纳粹党的信件后，不愿将这些信投进邮筒。当时美国公众对这两类团体的意识形态持反对态度，两者契合。
在开始研究之前，为了防止惹麻烦，米尔格拉姆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将研究计划上呈到FBI、纽黑文警察局和地方邮局。一个星期后，他收到了邮政局长寄来的备忘录，局长在信中有些不解地表示：“你的那个地址在官方造成了一股不小的轰动。”
这是丢信方法的第一个实验，也是为了证明该方法是否有效的可行性研究实验。当时，种族隔离问题在美国南部依旧很严重，造成社会局势紧张。米尔格拉姆打算以此方法进行第二个实验，了解公众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态度。一位名叫塔奇多·穆拉塔（Taketo Murata）的毕业生担当他的研究助理。穆拉塔开着车，带着大量的信件从纽黑文出发开往南部城市。这些信的收件人是3个虚构组织：一个是反对种族隔离的“黑人平等权利组织”；一个是支持种族隔离的“白人社区委员会”；作为对照的中性组织依旧是医学研究协会。5月中旬，穆拉塔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将这些信件散发在美国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和罗利市。表6-1列出了这两个城市的结果。
表6-1 白人社区和黑人社区寄回信件的百分比
结果显示，不同社区在寄回信件的模式上正好相反。白人居多的社区中，寄给支持种族隔离组织的信件更多；而在黑人居多的社区中，寄给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信件更多；医学研究协会的信件则没有社区差异，显示出它不存在可能产生争议的特征。
米尔格拉姆到了哈佛之后，尝试将丢信方法推到一个新高度。当时正值美国大选，他派人乘坐一架轻型飞机飞过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上空，将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逊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的信件撒下去，希望能借此预测1964年总统大选的赢家。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产生很好的效果。因为很多信件不是掉进湖里，就是落在树上或屋顶上，难以被路人发现。更糟的是，有些信件还卡在飞机机翼的活动部件上，飞机险些出现严重事故。因此，米尔格拉姆又转回到地面，使用老方法。
1964年秋天，他在波士顿的几个选区撒落了4个收件人的信件。其中两个组织站在约翰逊一方：“支持约翰逊委员会”和“打败戈德华特委员会”。另外两个组织则站在戈德华特一方：“支持戈德华特委员会”和“打败约翰逊委员会”。几天之后，就在大选前夕，《哈佛克里姆森报》以头条的形式发表了实验结果，标题为《社会关系学系发现支持约翰逊的波士顿人不会寄信给巴里竞选组织》。结果显示，在寄回来的信件中，支持约翰逊的信件多于支持戈德华特的信件，约翰逊很可能入主白宫，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该方法虽然准确预测了各个选区的结果，却低估了约翰逊的实力。实验预测约翰逊将以10%的微弱优势战胜戈德华特，因为在撒落信件的社区中，支持约翰逊的人接近60%。但事实上，约翰逊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大选。
经过多次实验，米尔格拉姆积累了一些经验，明确了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它适用于那些两极化的、涉及人类情感的问题，但是不适用于特别微妙的问题。信件散发的数量必须足够大，寄回的实验信件和对照信件之间才能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很多信件会被清扫工、儿童或者不识字的人拿走，只能通过增加信件数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丢信方法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实验，而之前的服从实验设计精密，主题要严肃得多。米尔格拉姆研究方向的巨大变化显得有些突然，这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服从实验让米尔格拉姆身心疲惫。实验结束之后，他希望能进行一些无须直接接触被试的研究。丢信方法正好符合这种想法。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两个实验主题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事实上，两者存在一些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后来也成为米尔格拉姆研究的标志。
首先，在他的实验中，被试通常都要经过心理斗争后才能做出决定，然后还要做出一个可以清楚观察到的实际行为。
在丢信方法中，捡到信件的被试面临着这样的心理斗争：是否应该遵从普遍的社会标准，在实际行动中支持一个讨厌的团体。然后，他要在实际行动中二选一：邮寄或者不邮寄捡到的信件。在服从实验中，被试面临的心理斗争是：服从合法的权威还是遵从自我的道德标准。选择是：继续按下开关还是放弃实验。如此类推，米尔格拉姆根据阿希的实验原型进行的跨文化从众实验也具有这种特征：心理斗争是坚持真相或者从众，实际行动是同意或者不同意大多数人的判断。
的确，米尔格拉姆大多数的实验都有这种商标一样的显著特征：需要用明确的行动来解决一个显而易见的心理斗争，这种特征说明这些实验本质上具有强迫性。此外，与其他一些模棱两可的相对性测量方法相比，米尔格拉姆的绝大多数实验发现都是可以观察到的离散行为，具有绝对、清晰和定论的特点。因此，除了专业读者之外，广大普通读者也能够明白实验的意义。
米尔格拉姆转变研究方向的另一个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好奇心驱使。一旦他对某件事情产生了兴趣就很难改变方向。他在一篇未发表的采访中这样形容自己：
我的工作中充满了创造的压力，但这绝非是一种好感觉。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多半是个人冲动的受害者。通常，我的理智告诉我应该进行某些研究，但最终基本上都会让位于那些更具有创新性、但是价值更低的研究。富有创造力的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无法规范内心的冲动，总是会出现偏离。就拿丢信方法来说，通常，这种研究都会冠以一个社会心理学理由，比如，用这种方法测量社会态度等。但它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富有诗意的事情。
米尔格拉姆在明确了这种方法的使用范围之后，还用夸张的方式补充：“那么，为什么我要超越表象、追求内在呢？很显然，我追求的是这个过程中的诗意，而不是其科学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小世界
米尔格拉姆在哈佛进行的另一项全新研究就是“小世界现象”。推动他研究这个现象的原因与沟通心理学家艾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的一次偶然经历有些关系。他1979年曾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他和一位叫作佩德罗的学生聊天。佩德罗流利的英语让他很惊讶。佩德罗告诉罗杰斯，他曾经作为交换学生在美国艾奥瓦州当地的一个家庭住了一段时间。
罗杰斯：哦，你当时住在艾奥瓦哪个地方？
佩德罗：柯林斯一个农场家庭。
罗杰斯：柯林斯？我在艾奥瓦州立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就
在那里上学。
佩德罗：那个农户名叫罗伯特·拜茨塔博纳。
罗杰斯：（惊讶）真的吗？我在调查除草喷剂扩散事件
时与拜茨塔博纳打过交道，他是当地最有威望
的民意领袖。
佩德罗：（同感）真是个小世界！
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两个人初次见面，却发现认识同一个人。这种现象被称为“小世界现象”。这种邂逅所引发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就被称为“小世界问题”。米尔格拉姆这样描述“小世界问题”：
问题之一，随便选择世界上两个人，他们彼此认识的可能性有多少？……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世界上任何两个人，比如X和Z，需要多少个中间人才能把X和Z联系在一起？
这个问题并非米尔格拉姆的首创。回哈佛不久，他曾读了一本书《坎布里奇：新世界中心》（Cambridge U.S.A: Hub of a New World），这本书对各种现代科技活动进行了生动有趣的概述。书中介绍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科学家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进行的一项研究，普尔称之为“小世界的问题”。他和IBM的数学家曼弗雷德·科亨（Manfred Kochen）正在共同开发一种理论模型。他们认为，随机选择两名陌生人，都可以通过他们认识的一连串熟人将这两人连接在一起。小世界理念中具有一种与人类直觉相反的特征，这触动了米尔格拉姆的灵感，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通过实验对之进行检验。
为此，米尔格拉姆设计了一个叫作小世界方法的实验。实验程序如下。
小世界方法实验
首先，在遥远的城市中找一个人作为目标，然后再招募若干被试作为起始者。这些人与目标相隔遥远，彼此完全不认识。起始者只知道目标的名字，他们的任务是：向任何可能与目标有关联的朋友或熟人寄一封信，最终目的是将这封信邮寄到目标的手中。邮件只能寄给那些可以直接称呼名字的熟人。为了追踪文件的邮寄过程，文件中有一份表格，每位收信人都要在表格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还要寄给米尔格拉姆一张明信片为证。
结果显示，只有少部分被试完成了这个邮寄链。比如，在一个实验中，起始者身处内布拉斯加州，目标是波士顿的一名股票经纪人，26%的起始者最终将文件寄给了目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6%的成功案例中，起始者平均只需要6个中间人就能找到目标，这支持了小世界概念。
米尔格拉姆的这项研究开创了两个第一。首先，他第一次设计出一个富有创意的实验方法，计算将随机选择的两个人连接在一起需要多少中间人。其次，大多数人都能说出一两件亲身经历的“小世界”轶事。比如，在越洋飞机上，你身旁的乘客原来是你在多伦多的小舅子的大侄子的同班同学。这证明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但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向我们展示出，这种互联性是社会中一种可以计量的普遍特征，而这个发现与我们的直觉认识正好相反。米尔格拉姆曾经问过一位学问渊博的朋友，内布拉斯加州的起始者如果想把信寄给位于马萨诸塞州莎伦的目标，中间需要经过多少熟人。这位朋友估计可能需要100名。
在发表小世界研究成果的时候，米尔格拉姆选择了一种非常规的渠道。通常，科研人员在首次发表研究成果的时候，都会首选科学专业期刊，之后才会在读者群更广的杂志上，以相对通俗的语言介绍他们的研究。但是米尔格拉姆却将这种顺序颠倒过来，他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的创刊号上第一次披露了他的发现。几年之后，小世界的详细报告才出现在两份期刊之中：1969年的《社会测量学》（Sociometry）以及1970年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之所以选择《今日心理学》为其首发刊物，部分原因是通过他的名气推广这本新杂志。但这也并非完全是一件利他行为，米尔格拉姆通过这种方法避开了大多数传统学术期刊漫长的出版程序，使他的研究得以尽快面世。
告别哈佛
米尔格拉姆重返哈佛校园，除了与旧日老友重叙旧情之外，还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比如大卫·马洛（David Marlowe），他是马克二氏社会赞许性量表（Crowne and Marlowe social-desirability scale）的设计者之一。该量表广泛用于测量认可需求的个体差异。
另外一位好友是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汉斯·托奇（Hans Toch）。托奇来自越南，是毕业于普林斯顿社会心理学专业的博士。由于罗杰·布朗在1965—1966学年休假，他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社会心理学系补充布朗的空缺。在《社会心理学手册》的编纂过程中，米尔格拉姆应邀为这本最权威的社会心理学参考书撰写关于大众现象的章节。他邀请托奇和他共同完成。这个章节的标题为《集体行为：人群和社会运动》（Collective Behavior: Crowds and Social Movements）。米尔格拉姆撰写其中关于人群的部分，这是他最具学术气的一篇文章，托奇则撰写关于社会运动的部分。他们还于1966年共同为临床和社会心理学预备研究班授课。托奇记得，米尔格拉姆上课时对待学生的态度“既有理解和感同身受，又有无情的批评”。但是托奇相信，在他严苛的外表下藏着的是对学生的支持和关爱。学生们会明白，米尔格拉姆对他们严厉，是为他们的学术发展着想。
他在哈佛关系最为密切的新朋友要算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霍兰德是一位社会学家，和米尔格拉姆同时加入社会关系学系。他也来自匈牙利的犹太移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家人为了躲避纳粹迫害逃亡到美国。1956年，就在匈牙利革命的前夜，他离开布达佩斯来到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在美国继续深造，196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米尔格拉姆和霍兰德的初次见面是在1963年秋天的第一次系会议上，他们很快就相谈甚欢并成为毕生至交。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与温和的霍兰德相比，米尔格拉姆的个性显得自信独断。尽管霍兰德一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了纳粹的迫害，但他选择的专业方向却不是纳粹而是共产党，这招来了米尔格拉姆的批评。此外，米尔格拉姆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关注核武器问题，霍兰德却与他相反。不过这些差异只是表面现象，他们之间的友谊十分牢固深厚。霍兰德说，他们“彼此信任，相处非常愉快，互相鼓励和支持，欣赏彼此性格和研究上的差异”。他们在之后的20多年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写信、打电话、到对方家中做客、共同出去度假。正如霍兰德后来所说：
最吸引我的是米尔格拉姆的坦率。这种坦率有时候会显得太直接，甚至有点儿出口伤人。我所认识的很多学者都因此对他敬而远之。他表达看法的方式与学术界的传统方式有着如此鲜明的不同……我还钦佩他的研究和学术理念，钦佩他的学术力量和散发出来的熠熠光彩。毫无疑问，他的研究反映出他的个性、开创性和求知欲，他天生就喜欢对一些本质问题刨根问底。他不像大多数做学问的人那样只是在炫耀和卖弄专业术语，不像有些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那样傲慢和自命不凡。他具有一种严肃的学术敏锐性，能够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直指问题的根本……
和其他喜欢米尔格拉姆的人一样，霍兰德也欣赏他的幽默感和孩子气的玩闹。米尔格拉姆有时候会写一些假信戏弄霍兰德。有一次是用科威特政府的官方信纸，声称科威特将为霍兰德提供一个很值当的大学职位，附带一个与性有关的特别福利。还有一次，米尔格拉姆想办法找到了《时代周刊》的信纸，写信给霍兰德，说《时代周刊》准备做一期“性学专题”，并选定霍兰德作为本期的封面人物。
在哈佛的这段日子里，米尔格拉姆的工作异常忙碌。有些事情是他自愿去做的，有些则是他作为系里一分子必须做的。除了研究、写作、教书、指导学生论文、演讲、书信往来之外，他还是很多系委员会的委员。曾有人写信希望米尔格拉姆为一项研究计划提供些协助，但是这件事情很占用时间。米尔格拉姆回信写道：“我的回信确实有点迟了，但是如果你了解那些日常琐事占用了我多少时间，你就会对‘米尔格拉姆集中营’感同身受了。”
尽管有着诸般压力，他还是在写给利昂·曼恩的信中表示：“我特别享受在哈佛的生活。”事实上，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的同事汤姆·裴迪格鲁认为，米尔格拉姆其实是一名典型的“哈佛病”患者。裴迪格鲁解释道，患了这种“终极疾病”之后，“你开始认为，哈佛不仅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学”。
米尔格拉姆在1963年秋季与学校签了三年的聘用协议，协议期满是在1966年6月。1965年春天，社会关系学系通过投票，又与他签了1966—1967学年的聘用协议，职位是社会心理学讲师，依旧不是他希望的终身教授职位。他在写给大卫·马洛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明年，我就被降职到讲师的位置上了，但是为了鼓励我的自信心，系里任命我为国际研究课题组的组长。”这个课题组是系里的一个新项目，由福特基金会赞助。他对这个新头衔很满意，因为符合他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兴趣，但这同样也不是一个终身职位。
在其他大学中，如果系里需要新的终身教授职位，比如，某位终身教授去世或退休、出现了不可多得的候选人，或者系里需要留住某位出色的初级教员，避免人才流失到其他学校等，就会与这位教员签订新的终身教授合同。但在哈佛，管理层在聘用终身教授的过程中，会采用“格劳斯坦公式”（Graustein formula）的复杂体系来进行评估。这个公式由一位哈佛数学家设计并以其名字命名。哈佛之所以只与米尔格拉姆签订了1966—1967年的讲师合同，是因为根据这个公式，社会关系学系在那一年不需要增加终身教授的职位。
但在1966年秋季学期，社会心理学系确实出现了一个终身职位空缺。从1967年秋季开始，负责推荐人选的委员会将米尔格拉姆列为主要候选人，并对他的资格进行了审核。但是委员会内部成员对米尔格拉姆的态度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奥尔波特、麦克利兰和罗杰·布朗坚决支持米尔格拉姆；而米尔格拉姆自己认为，罗伯特·弗瑞德·贝尔斯和罗伯特·怀特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持反对意见。贝尔斯是一名资深社会心理学家，当年米尔格拉姆在哈佛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是哈佛的教师。怀特则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医生。委员会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从1966年一直争论到1967年，甚至周日都在开会。1月26日，米尔格拉姆写信告诉大卫·马洛，委员会尚未做出决定。
事情好像陷入了僵局，最终，终身教授委员会选择了一种与政治圈解决僵局雷同的方法，将这个职位给了一匹黑马：初级教员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这个决定让罗森塔尔惊诧不已，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自己也是一名“候选人”，而且，他的专业根本不是社会心理学，而是临床心理学，他1962年博士毕业后来到哈佛教授心理治疗和心理诊断课程。由于委员会在学期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宣布这个决定，他着实为此烦恼了一阵子，因为1967年3月，就在宣布决定之前，他已经接受了位于伊利诺伊州伊万斯顿的西北大学的一个临床心理学教师职位。
最终，他接受了哈佛的美意，并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99年退休，期间还曾担任过系主任。尽管他不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但是委员会的决定也并非完全不合逻辑。罗森塔尔从事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也算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他比较知名的贡献是“实验人员预期影响实验”，这是在实验室中出现的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现象。他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表明，研究人员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假设或期望传递给被试，最终得出错误结论。
罗杰·布朗认为委员会某些成员对米尔格拉姆的负面态度不合情理。他特别指出，有些人将米尔格拉姆和服从实验混为一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米尔格拉姆是那种喜欢操控人的疯狂教授或者类似的那种人……这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布朗坚信，这样看待米尔格拉姆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认为米尔格拉姆为人十分有分寸，正直并且值得信赖。
大卫·温特（David Winter）曾经是米尔格拉姆在社会关系学系任教时的学生。他也同意布朗的看法：“他的确很‘古怪’和另类。他在实验中能够轻易地做出那种样子。但在内心深处，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一个让其他人受益匪浅的人。我记得他曾经给我看他写的一篇论文，署名的地方写着：以爱和尊严写就。这几个字总是很触动我，因为在那个通常只有陈词滥调的环境下，居然还有这么触动心灵的事情。”
汤姆·裴迪格鲁在委员会中也投了反对票，但是他的反对却另有原因。他曾经和米尔格拉姆共同为一年级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生班授课。米尔格拉姆在课堂上对待学生的态度特别严苛，这让裴迪格鲁颇为愤怒。一年前，米尔格拉姆曾和汉斯·托奇同授这门课，托奇也亲眼看见米尔格拉姆对待学生的苛刻。托奇认为米尔格拉姆内心深处其实很关心学生的学术成长，这种关怀能够中和他的坏脾气。但在裴迪格鲁眼中，米尔格拉姆的教学风格根本就没有什么优点可言。他记得，如果米尔格拉姆不喜欢学生的回答，他会说：“这答案真够愚蠢的……谁知道真正的答案？”
裴迪格鲁说：“我无法容忍这种方式……我会跳出来……在学生的自尊被彻底碾碎之前和他理论……我不喜欢他在学生面前这样颐指气使。当年我来到这里（哈佛）上学的时候，巨大的压力让我担心没准哪天忽然就一命呜呼了。我有一个大行李箱，那是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东西。我始终把箱子敞开着，随时准备离开。如果事情变糟了，我可以在48小时内逃离……直到今天，我对那些一年级的研究生还抱有巨大的同情，我试图减少他们的压力……米尔格拉姆却对他们如此冷酷。”裴迪格鲁还说：“我确信，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申请终身教授被拒让米尔格拉姆备感痛苦。他和萨莎特别喜欢坎布里奇，很想一直留在这儿。此外，这次审批耗时良久，他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焦虑状态，但最后却得出了这样令人震惊的结果，让他无法相信。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在系里的人缘不错，和那些资深教授相处甚好。
但这个结果也让米尔格拉姆意识到，在同事们的一团和气之下，掩藏着对服从实验的厌恶情绪。这次失利使他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长久以来高昂的自信受到打击。他一直认为，无论道路上有什么障碍，他总能成功地达成理想。但现在，这个信条似乎遭遇了巨大的挑战。
罗伯特·罗森塔尔认为，米尔格拉姆输给了一个几乎算不上对手的人，这加重了他的受挫感。但米尔格拉姆对罗森塔尔本人并没有敌意。他们后来一直保持着联系。1969年秋天，罗森塔尔和利昂·曼恩邀请米尔格拉姆重返哈佛，在两人共同执教的一门社会心理学课程上做了一次特别讲座。1976年，米尔格拉姆曾邀请罗森塔尔参与教育电影《非语言沟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的拍摄。
6月初，中东爆发的六日战争多少分散了米尔格拉姆受挫的沮丧心情。5月26日，埃及领导人加麦尔·纳赛尔（Gamal Nasser）公开宣称要消灭以色列。埃及、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结成同盟，派出25万个士兵、2 000辆坦克、7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将以色列团团围住。6月5日，以色列空军打响了反击战，有效削弱了4个盟国的空军力量。战争持续到6月10日，在阿拉伯军队包围以色列6天之后，以色列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
但是在战事之初，当阿拉伯刚开始围攻以色列，残酷的战争在几个前沿阵地打响，以色列的命运岌岌可危。米尔格拉姆和他的犹太同事们都强烈地感觉，应该为以色列的存亡做些什么。他们用各种方法表达了与以色列团结一致的态度。犹太学术团体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整幅宣言。罗伯特·罗森塔尔在威廉·詹姆斯礼堂的各个办公室中征集支持以色列的签名。米尔格拉姆向以色列紧急基金会（Israel Emergency Fund）捐献了100美元。这是他当时做出的最高捐款。他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因为“近代史告诉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可怕的事情完全可能变成现实，尤其是在涉及犹太人的时候”。
哈佛的拒绝让他备受打击，但寻找新职位的经历更是让他的心情雪上加霜。当时，其他与哈佛相当的大学都没有终身教授的空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对他表示了兴趣，加州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他并不想在小地方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喜欢大都市的生活，当时正在计划通过多种视角对城市展开研究。约翰·萨比尼（John Sabini）曾经是米尔格拉姆的学生，他说：“米尔格拉姆希望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曾经希望，如果不得不离开哈佛，也能去位于大都市或者都市附近的著名学府，比如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的确曾邀请他面试一个心理学系职位。但是，尽管手持德高望重的业内专家为他写的推荐信，他还是被伯克利心理学系拒之门外。
毫无疑问，业内对他的态度分化也是这些著名大学对他敬而远之的原因之一。在大多数高校的心理系中，尤其是那些以研究为导向的著名大学中，聘用新教员通常由系里的教师投票决定。但他当时在业内饱受争议，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哪所学校的心理系真正想聘用他。
1966年冬天，米尔格拉姆的朋友及前耶鲁同事霍华德·莱文索尔在曼哈顿市中心西42大街的纽约城市大学（CUNY）找到了一个新职位。该大学新开设了社会心理学博士站，准备聘用莱文索尔。当时，希望将他招募旗下的纽约城市大学管理层人员叫作希尔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是一位情绪心理研究方面的顶尖专家，也是该大学的研究部门“认知和情感研究中心”的创办者之一。该中心成立的目的是为研究人类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提供一个平台。
莱文索尔曾经研究过惧怕激发（fear arousal）在说服中的作用，汤姆金斯对这项情绪范畴的研究颇为欣赏。如果能将他招进纽约城市大学，汤姆金斯就会多了一名得力助手，不仅可以帮助他启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还可以为中心的各种研究活动做贡献。但是莱文索尔告诉汤姆金斯，他只有在纽约城市大学同意聘用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情况下才会接受邀请，他指的就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1967年1月16日，当哈佛的终身教授委员会还在为米尔格拉姆未来的命运争论不休时，他收到了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部主任米娜·瑞斯（Mina Rees）的正式邀请，聘用他为心理学教授，任期从1967年9月起，年薪18 600美元：“我们这里的心理学家们热切期待着你的到来，这一点无须言说。”
他在纽约城市大学的任务是教授心理学研究生课程。此外，纽约城市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自1967年9月起，推出了一个针对新生的新专业：社会与人格心理学，米尔格拉姆担任新专业的组长，负责设计其中的心理学部分。该专业有两个教学目标：为新生提供丰富学术阅历的机会，此外，研究生将有机会在课程中担任助教，借此积累教学经验。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第一年，米尔格拉姆将教授入门心理学课程，4名学生担任他的助教。
1月31日，米尔格拉姆在回信中表示他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但是他开出了几个条件：首先，这个职位必须是终身教授，瑞斯在信中没有提到任期的问题。其次，他希望每年获得学校3 000美元的无条件研究经费，用于教学相关的研究工作，比如研究班学生的研究费用等。此外，他希望除了办公室之外，还能配有秘书室以及约90平方米的专门进行研究的场所。最后，他希望了解纽约城市大学是否有搬迁补助。
他保证在3月1日之前给出最后答复。之所以推迟到3月1日，其中另有隐情，因为当时哈佛的终身教授委员会还在商讨他的去留问题，事实上，他在内心深处依旧盼望委员会把他留在哈佛。但这一点不便对瑞斯明说。
与此同时，霍华德·莱文索尔也推迟了最后决定的时间，他希望能等到米尔格拉姆做出最后决定。事实上，除了纽约城市大学之外，莱文索尔还有其他两个选择：威斯康星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但米尔格拉姆在哈佛去留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莱文索尔最终接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工作。
2月8日，米尔格拉姆将纽约城市大学的邀请以及最后期限告诉了社会关系学系主任大卫·麦克利兰。哈佛如果准备留下他，就必须在3月1日之前通知他。两天后，麦克利兰致信，表示他也对这场心力交瘁的漫长讨论感到厌倦。
亲爱的斯坦利：
谢谢你把最后期限告诉我。正如你所知，我们的商议结果无法预知。目前，我还不能告知你任何有用的信息。但是至少，目前的混乱将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时间，这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
此致
大卫
2月17日，瑞斯给米尔格拉姆回信，几乎满足了他所有的要求，包括终身职位、90平方米的研究场所、秘书、秘书室，外加1 000美元的搬迁补贴。但是关于每年3 000美元无条件研究经费的问题，她咨询了心理学研究生部主任哈罗德·普洛尚斯基（Harold Proshansky）。哈罗德表示，任何大学的研究生部都不会向正教授开出这种保证，因此无法满足他的这个请求。但是瑞斯在信中说，纽约城市大学的规定是教职人员每年根据研究需要提交资金申请。她说，就以往的经验来看，她相信“心理学家会发现，他们的年度研究经费申请是很有可能被批准的”。
哈佛也终于做出了决定，时间大概是在2月10日，即麦克利兰给米尔格拉姆回信那天到月底之间。米尔格拉姆的终身教授职位未能通过委员会的审批。因此，他在3月1日写信给瑞斯主任，接受了纽约城市大学的职位。
从表面来看，米尔格拉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这个职位显得非比寻常。要知道，他在哈佛最后一年的职称只是讲师，但新职位却连升两级直达正教授，跳过了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两个中间级别，年薪几乎是哈佛的两倍。当时他只有33岁，这么年轻就开始带社会心理学博士生，确实很少见。此外，纽约城市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大学位于纽约市内，米尔格拉姆和萨莎的母亲以及其他的一些亲戚朋友都住在附近，方便大家走动。米尔格拉姆一家在市郊的河谷区找到一处心仪的公寓，从那里可以远眺哈得孙河。公寓地处高级社区，旁边就是漂亮的公园和一所优秀的私立学校：河谷区地方学校，这所学校被称为儿童的普林斯顿。他们的孩子今后上学会很方便。
尽管他未能如愿以偿地花落著名学府，而是落户一所市立大学。但是歪打正着，他却因此成了小池塘中的大鱼，成了学校里的“大人物”。这里的同事们大多都还在各自狭窄的研究领域中摸索，而米尔格拉姆的名气已经超越了学科的界限，在公众中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比如，他的论文《服从的行为研究》（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1965年被收录在一个论文集中，但这个论文集的主题并非心理学，而是写作和文学，名字为《诺顿读本：说明文集》（The Norton Reader: An Anthology of Expository Prose）。各大报刊杂志也纷纷刊载关于服从实验的文章，热议实验的意义。1964年，《科学文摘》（Science Digest）刊登了一篇语调激烈的文章《我们是否会成为纳粹追随者》（Could We Be Nazi Followers）。1966年，《华丽》（Pageant）杂志中有一篇名为《你可能会做艾希曼的工作》（You Might Do Eichmann’s Job）的文章，意在引发读者的思考。
但在最开始的时候，一想到未来的东家只是一所市立大学而不是一流学府，米尔格拉姆就感到十分泄气。事实上，他在接受纽约城市大学的职位之初，打算最多在这里待5年。也许那时那刻，他还是盼望着哪家百年老校向他伸出橄榄枝。在这个橄榄枝没有出现之前，只能放低身段，屈就于纽约城市大学了。
无论内心深处承受了多大的苦闷，从米尔格拉姆的外在举止上看不出痛苦的痕迹，至少在外人眼中如此。但我们可以从书信往来中多少感受到他的沮丧情绪，尤其是写给朋友的信件。以往，他的信中都无一例外地充满幽默笑料和插科打诨。但这段时间的信中语气略显低落，少了很多幽默感。当然也不是完全消失，比如，在写给哈佛的学生巴里·麦克劳林（Barry McLaughlin）的信中，他说上班的地方就在42大街的公立图书馆对面。办公大楼旁边就是斯特恩百货商场，因此，如果他不小心多走了几步，就会发现自己站在女士内衣商店门前。
除了酸楚苦涩的内心感受之外，他还面临着左右摇摆的心理斗争。接受纽约城市大学职位后的几个月内，他一直试图判断这个决定到底是对是错。这种举棋不定的想法在他做出决定的第二天就初见端倪。3月2日，他告诉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哈瑞·列文（Harry Levin），他决定去纽约的市立大学就职，而不是位于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上帝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但是纽约总是在诱惑我。”几个星期后，这种摇摆态度依旧。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哈佛的前同事欧文·贾尼斯，还带着点希望地说：“这个决定没准儿是对的呢。”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自认为已经一败涂地了。他对他的朋友保罗·霍兰德哀叹，他“不再是常春藤联盟的顶级成员了”。但新职位至少还有一个好处，让他从年薪11 000美元的小讲师一跃为年薪20 000美元的正教授，这多少会让他感到一些平衡。
纽约城市大学地处繁华喧闹的曼哈顿。他对曼哈顿的感情比较复杂。这个人潮涌动的城市有着一种其他城市无法望其项背的文化氛围，新鲜的刺激几乎无处不在。在当时的情形下，他自然会将曼哈顿与坎布里奇比较一番。在写给霍兰德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在曼哈顿潮水般的行人中发现了一些事情。他感觉，“如果你在哈佛的校园里撞上谁，两个人都会互相致歉。但在纽约，你只是闷声打个趔趄，没人会注意到……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和哈佛存在着巨大差异，几乎没法儿比。也许这就是我选择市立大学的一个原因。无须比较，因为没有任何比较的可能性”。
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纽约与坎布里奇相比，既少了很多，也多了很多。这里的文化和艺术生活如此丰富，无处能及。”但纽约缺少在坎布里奇那种令人温暖的团体感。米尔格拉姆和萨莎在坎布里奇无论参加什么文化活动都能遇到熟人。尽管离开坎布里奇的沮丧依旧萦绕不绝，但夫妻二人也意识到，纽约终究比其他城市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那一年的夏天和初秋是米尔格拉姆从哈佛向纽约城市大学过渡的时期，他在很多书信往来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达出他的摇摆不定。在他内心深处，这次变动的“好”和“坏”就像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和“负债项”，不停地变化着。但到了9月底，他写信给当时已经在威斯康星州工作的莱文索尔，信中隐约显示出他已经慢慢放下包袱，终于开始感到解脱。
让我跟你讲讲我在纽约的生活。首先，从哈佛向市立大学的转变并不容易，这让我的灵魂备受煎熬。几个月来，我经历了“哈佛宿醉”的完整过程。悲观、空虚、愤忿、恼怒、周身不适，又时不时地冒出乐观、自信、野心勃勃、雄心壮志和快乐。我内心的感觉好像闹翻天了。但是，人的精神具有强大的恢复力量。现在，除了若隐若现的悲伤偶尔烦扰我之外，总体感觉心情不错，希望未来的一年能有所收获。
我的实验室还在修建过程中，但是进展神速。建成之后一定会是一个宽敞的地方。至于这里的学生素质如何，现在评价有点儿太早。
我们很喜欢那间漂亮的公寓，但萨莎感觉有点儿难以适应这里的生活……总之，如果给这里的生活打分的话，就是B+，比过去的A稍逊，但成绩还算不错。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纽约城市大学和哈佛相比都差了一大截。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所大学为米尔格拉姆提供了一副羽翼，助他翱翔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在这里设计了大量新课程，这是那个“学术伊甸园”根本不会允许他做的事情。面对各种挑战，米尔格拉姆斗志昂扬。事实上，设计全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生课程本身就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