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力取决于他内心爱的活力——一个人心中的爱越诚挚，他的精神生命越坚韧；一个人心中的爱越广阔，他的精神生命跨越的时空也就越广阔。当一个人爱天下人，他的精神也就趋于不朽。
做一个“达”人
我们常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本是自古至今中国传统中称颂赞誉的个人修养。但时至今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独善其身”一词形容某人时，却似乎抱有某种明显的不满，不但背离其原初的赞美之情，而且含有相当的批评之意。
谁说“独善其身”不是善？
“独善其身”绝非“不善”，更不是“恶”，其实它也是“善”，代表了一个人决不妥协的道德原则，是他无可退让的“良心”底线。换言之，“独善其身”是一个善良的人在自己最黑暗、最沉重的阶段依旧在保守和坚持的“良知”。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其中的“穷”类似于“穷途末路”的“穷”，指的是处境的窘迫、人生的失意、长久的不得志。“穷则独善其身”意味着一个人即使在自己生活最没落、最不如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也至少要洁身自好，绝不因受害而害人，绝不随境遇失落而人格低贱，绝不为生活所迫而危及良知——虽处境无比糟糕、自顾不暇的“我”已无力造福于人，但至少还能问心无愧；虽自问无能于获得“兼济天下”的“助人之乐”，但至少还有“独善其身”的“无亏之安”。
事实上，“穷”时的“独善其身”意味着一个人无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自我人格的无害；不管是否受到他人卑鄙下作的毁伤，依旧坚持高洁的操守，不动害人之念；即使唯有同流合污才能换来生活之轻逸，却不为所动、置身境外，执意保全自我灵魂的清白。
这样的“独善”固然不及“兼济”之“广利”，但究其实质，始终的“无害”何尝不是一种长久的“兼济”？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举步维艰的逆境中，能坚持做一个对他人无害、对社会无害、对国家无害、对民族无害、对人类无害的人，何尝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公益”？一个人能施以援手、救助他人，当然是美好的大爱，而一个人如果能长期在乌烟瘴气中立于超然之境，对心胸狭隘之人怀有包容之心，何尝不是一种“慈悲”？
或许，真正“兼济天下”的“关怀”必须首先具有“独善其身”的“清净”，真正“兼济天下”的“豪迈”不能离开“独善其身”的“纯粹”。记得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她：“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促进世界和平？”她的回答是：“回家，并且爱你的家庭。”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完美融合
其实，“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不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格，而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中，其内心的“真善美”从不同的侧面折射而出的光辉。或者说，一个道德品质真正高尚的人，必然同时具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品行，而一个在“穷”时不知“独善其身”的人，我们也不敢奢望他会在“达”时成为心存关爱、“兼济天下”的善士，就像我们很难想象出有这样一种“义人”，在富有的时候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终日以救助他人为己任，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却会为了存活不择手段、伤天害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只是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不论是贫困还是富裕、得意还是失意、穷途还是达境，他都不会心怀恶意、都不会伤害他人，他的善良不以环境优劣而改变，不因他人态度而转折，他的“向善”“求善”、对“善”的忠诚持之以恒、矢志不渝。
而“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差别仅在于——人生境遇的起伏跌宕，使其内心之善如浪里行舟，若隐若现，隐时为“独善其身”，显时为“兼济天下”。而那些在世人口中被一致称颂为“兼济天下”的高尚德行，对真正实践它的人而言，或许只是出于一种微不足道的“独善其身”，为的是日久年深的问心无愧；那些对众生始终饱含深情的伟大心灵，我们以“圣人”之名加诸其身、以神圣的光环笼罩其一言一行，而他们看到的自己却往往是一颗不够坚强的心和一个平淡无奇的人；我们以为那是牺牲小我的大公无私，却不知道那是“小我”与“大我”的合二为一，是在爱中自我与他者休戚与共的命运交织。
“达则兼济天下”既是“公益”，也是“私善”，因为对于一颗博爱的心而言，我不在天下之外，天下亦常居我心中，又何来“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格格不入？
特蕾莎修女题为《不管怎样》的短小演说恰是“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完美融合——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取得成功。
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
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快乐。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
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你看，说到底，一个人的“善”不是奉献给他人，而是最终奉献给了自我的“良心”。
身心修养是做人的根本
南怀瑾先生曾说：“身心修养是做人的根本。”君子当务本而修身，一个人若修身到位，即使无力飞黄腾达、“兼济天下”、造福于民，至少能够修己正心、“独善其身”、与人无害。我们应当努力使自己知书达理、耳聪目明、识时达务而成为一个真正的“达人”，以此“兼济天下”，给他人带去惊喜，并从他人惊喜的幸福中，收获自我的惊喜与幸福，但生活无常，好景时有更变，当我们跌落失意或深陷困境，无力为他人带去惊喜和幸福时，至少我们还能尽自己最后一点心力：不给他人带去灾难和痛苦。若不能“立人达人”，至少不“损人利己”。
身心的修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能在我们的内心培植起一株精神的参天大树，在盛夏繁荣之时，它茂盛葱茏的树冠能为众人提供阴凉，在严冬酷寒之际，它至少能维持自身不为强风所折、不被坚冰所镂。能“兼济天下”往往令我们精神振奋、情绪欢畅，“独善其身”的清冷孤寂自然与之不可同日而语，但它至少能使我们对自己还抱有一丝敬意。在浊流中坚守“清者自清”的“自爱”，有时需要“敢与世界为敌”的勇气，不论最终效果如何，这样的勇气本身已然是一股强大的心灵力量，业已为我们的人生不济做出了一些补偿：当世界不值得尊敬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尊敬自己。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二战中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他的妻子是犹太人，面对当时纳粹对犹太人的残害，她终日深陷恐惧与绝望之中，雅斯贝斯本人也因为妻子的犹太人身份而遭到当局的迫害，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被全面禁止出版，连他最好的朋友哲学家海德格尔也选择了置若罔闻、漠不关心。而当他的妻子表现出对长久生活的德国充满仇恨时，雅斯贝斯却说：“不要恨德国，你要爱德国，因为我就是德国。”当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主动要求丈夫放弃自己时，雅思贝斯却选择“站在妻子与世界之间”，以个人微弱的良心之光芒与无边的黑暗相抗衡。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兼济天下”的人也好，“独善其身”的人也好，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是同一个“善”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化身，就像神话故事《西游记》中那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能化身为世间形态万千的各种形象，此刻是与人方便的少女，彼时是指点迷津的老翁……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一颗承载着“真善美”的良心。他们本是同一把琴上的不同琴弦，由同一支“善”的琴弓拉奏出不同的音色，时而轻细，时而激昂，但同样优美、同样高雅。
“独善其身者”与“兼济天下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善恶道德之界限，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他们的处境不同，个人德性的影响范围由此也就有了远近深浅之分。
换言之，对于一个高尚的人而言，“穷”“达”仅是身外之境的变迁，而根深蒂固的是内心的道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两者同样可贵。
事实上，很多时候，“穷不失义”并不比“达不离道”更轻松，同样，处境没落时不求闻达的“独善其身”并不比富贵显达时乐善好施的“兼济天下”更容易做到。仔细想来，一位心存大爱的慈善家，与一个一辈子克勤克俭、诚实待人的劳动者，似乎是同样伟大的。
当一个人还能辨认出自己的“良心”，当他的“良心”还能认同并尊重他的举止行动，那么这或许还不是一个人最糟糕的处境。更糟糕的是，我们被黑暗攻克，摒弃了内心美好的信念，而不得不故作亲热地去拥抱我们发自内心鄙视的丑陋，不但为其鼓掌、赞美它，还要与之融为一体，成为它的附庸、随从、帮凶；我们对自己不齿、对自己厌恶，不再觉得自己dear（可贵的、亲爱的），不再热爱自己，不再欣赏自己，不再尊敬自己。
当我们面对穷乏困顿的处境，我们的选择不会像富贵达利时那么多，到了那时，或许我们全力以赴所能做的，也仅仅只是阻止情况变得更糟。我们最后的底线或许就在于“独善其身”，唯其如此，我们的内心至少还能留存一丝安慰、一丝骄傲、一丝自尊，此时如果我们舍弃了独善其身，恐怕我们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大爱者，无惑
很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一名哲学系的本科生时，在西方哲学史的课上读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德性即知识”。由五个字排列而成的这一句话当时就隐隐约约对我的内心产生了一股不可名状的冲击力，我深信其中一定蕴藏着真理。
求善就是求真？
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把“知识”和“德性”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如何能画上一个等号？我们平常提到人类精神的至高境界时往往用“真、善、美”三个字加以概括，既然它们是三个字，而没有用同一个字来表达，可见“真”必然不可能等同于“善”。毋庸置疑，在此，“知识”指向“求真”，“德性”指向“求善”，“求真”与“求善”在我们看来是两个维度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苏格拉底所说的“求善即求真”？
无独有偶，我们中国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儒家经典《中庸》里也有相似的论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意思是“有知识、仁爱、勇气，是普遍通行天下的美德”。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这三者是众美德之本源，其他的很多美德由它们引申而来、派生而成。它们就像是“道德”这棵大树的主干，其他美德则是从主干分叉延伸出去的枝繁叶茂。由此可见，即使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中，“知识”与“美德”也是直接相关、不可割裂，而且“有知识”相对于其他很多美德而言，堪称通达四方的“根本之德”、追本溯源的“大德”。但这个结论跟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相去甚远。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的事实告诉我们，道德与学问不成正比，一个博闻广识的人不见得就是一个明辨善恶的人，而一个斗字不识的农村老者很多时候倒有着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这么看来，“知识渊博”与“人格高尚”根本上就不是一回事。
“知识是人对灵魂中的真理的回忆”
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那里，我得到了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对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而言，“知识”不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物质的认识，而是我们对潜伏在自我灵魂世界中的真理的回忆。在他们看来，我们在身体上、物质上是我们父母的孩子，而我们在精神上、灵魂上则都是真理的产儿，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基因里埋藏着父辈母辈遗传的密码，同样，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某处也与生俱来被打上了“真理”的印记。这也就意味着，苏格拉底所说的“有知”不在于我们识多少字、懂多少国语言、看不看得懂股票的走势、明不明白什么叫文学，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回忆起我们与真理的嫡系亲缘，我们能不能摸到天赋的真理与我们的“良心”。因此，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也不是我们口中的“文盲”，或者未曾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的人，而是那些远离了灵魂中的真理、背弃了生而有之的良心的人。
换言之，在古希腊的思想传统中，人类的“知识”可被区分为两类——“生存的知识”和“生命的知识”，前者是一个人用来获得物质、维持自身基本生存的知识，后者是一个人用来呵护精神、使生命健康美好的知识。“生存的知识”教给了我们谋生技能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人情世故；“生命的知识”则让我们事理通达、心安理得、自由欢乐；“生存的知识”十分有用，却冷冰冰，“生命的知识”看似无用，却相当温暖；“生存的知识”有一个别称，叫“精明”，“生命的知识”也有一个别称，叫“智慧”。
这后一种“知识”就是苏格拉底所强调的“德性”，也是儒家经典中所指的那个“知”——达德之一。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他的意思是：从人天生的性情来说，都可以使之善良，这就是我说人性本善的意思。至于说有些人不善良，那不能归罪于天生的资质不良。《诗经》说：“上天生育了人类，万事万物都有法则。老百姓掌握了这些法则，就会有崇高美好的品德。”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都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加给我的，而是我本身固有的，只不过平时没有关注它因而不觉得罢了。“探求就可以得到，放弃便会失去。”人与人之间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的，其实天资上的差别微弱，只是有的人清醒认识并充分发挥了这些天资，有的人糊里糊涂、浑浑噩噩、自暴自弃。
孟子认为，这“仁义礼智”四种“美德”，本来就在人的天性中，一个人后天要使自己成为有德之人，只需去探索追求那些先天被植入他天性之中的“善端”，它们就自然会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与柏拉图所说的“知识是人对灵魂中的真理的回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厌世”，是“自厌”的蔓延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这些伟大的思想者那里，真正的“知识”只有一种——真理，只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善；真正的“知识”不教人如何成为优秀的律师、优秀的政客、优秀的金融家，而是教人“何以为人”、何以成为“好人”、何以成为一个“社会的良知”、何以成为一个优质的“人”；真正的“知识”超越了“生存的知识”，超越了谋生，超越了金钱和物质，它是“生命的知识”，教人获得心灵的安宁和精神的欢乐。而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以及一切伟大的人，他们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比我们更博学、更有见识、有更丰富的科学知识、更擅长生存之道，而在于他们比我们更有德性、更有胸怀、更懂得生命的真谛。
难怪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掌握了“生命的知识”，始终能明辨是非、区分好歹、看清善恶，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去追求那些真正对我们善的、长久对我们好的、始终对我们而言是正确的事物，生活中又哪来那么多难以决断的选择，又哪来什么挥之不去的困惑？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麻烦虽然令我们时时不快，但我们终究知道原因、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即使一时解决不了，终究不足以构成我们彷徨无助的“困惑”。而那些真正能被我们称为“困惑”的东西，驻留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有时让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有时让我们觉得内心空荡荡、那么孤独；有时我们走到哪里、和谁在一起、吃什么都只是无聊和乏味；有时我们发现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使我们发自内心地快乐，我们变得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爱……“困惑”对人的影响就像是一个人掉入了精神的“荒漠”、情感的“空洞”，四处萦绕而无可驱散，上下求索却处处踩空，深受其扰却无力摆脱。它对我们情绪的破坏力远超过那些令人恼怒的鸡零狗碎，后者会使我们情绪激动，甚至大发雷霆，前者却使得我们没情绪，对什么都无精打采，只剩下对生活的深深的倦意与冷冷的漠然；后者激起我们的嬉笑怒骂，但那至少证明还有一股生气、一种活力，前者却让我们瞥见了一个逐渐干涸的自己，生命的汁液正慢慢地流失殆尽，无计可施。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困惑”一旦缠上了我们，多少物质上的投入都无法解决，相反，更大的困扰就是不管多少钱、多高的地位、多奢华的享受，都换不来那生命的朝气、内心的充实、精神的振奋、灵魂的安宁。
一切“厌世”，都是“自厌”的蔓延。“自厌”是“厌世”的起源。当一个人对自己失去兴趣了，自然而然也就对一切都失去兴趣了。
爱比生命本身更温暖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去审视和探索一下那些能使我们自始至终兴趣盎然的对象——那几个我们愿意花一辈子时间去了解和交往的人、某一项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之所以能唤起我们持久的热情、能激发我们全身心去奉献，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充满了新鲜活跃的创造力，他们总在不断地自我更新，如永不干枯的源泉、如亘古常新的自然。与这样的人为伴，或者投身于这样的事业，我们不觉厌烦，我们孜孜不倦。
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想对自己生厌、希望能对自己保持长久的兴趣，毫无疑问，我们自己身上就必须有一些能够始终吸引自己的、历久弥新、永不衰竭的好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能这样旷日持久地散发光和热，一旦我们拥有了它，就能分享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什么样的东西能驯服我们不知餍足的精神，使之长久安乐？——这不是“生存的知识”力所能及的问题，多少金块堆砌出的璀璨耀眼也亮不过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关于生命的问题只有在“生命的知识”中才能找到答案，而能为生命源源不断提供热情的东西，一定比生命本身更温暖。这世上还有什么，能比心里的爱更温暖？
英国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素在谈及他为何而生时，说出了这句举世皆知的名言“有三种情感，单纯而强烈，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这支配他一生的情感就是“爱”：对真理的热爱、对某一个人的深爱、对人类的博爱。
就像一朵花盛开了，它的芬芳会在空气中弥散一样，一个人心中的爱会以某种类似热能的方式传导给他身处的空间和空间中的人。生活会因为这一团暖意而变得更温柔可爱，而他对这样的生活和生活中的自己也会萌生更多的喜悦和热情。一朵花的香味越浓郁，飘散的地方就越遥远。同样，一个人心中的爱越充盈，这爱波及的人就越多，不仅能照亮他自己、惠及亲人，还能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传递得更宽广更久远，被他的爱温暖到的人也就更多更普遍——甚至是一些他所不知的陌生人，甚至是一些对他一无所知的后人。
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力取决于他内心爱的活力——一个人心中的爱越诚挚，他的精神生命越坚韧；一个人心中的爱越广阔，他的精神生命跨越的时空也就越广阔。当一个人爱天下人，他的精神也就趋于不朽。这世上只有两样东西能让人千秋万代——思想与爱。而所谓“思想”，不过是对真理的大爱。
这里所说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像阳光般温暖更多生命的大爱，不就是孟子推行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不就是孔子一生所倡导的“仁爱”，即儒家文化的核心吗？
而这样的“大爱”同时也是哲学家苏格拉底为之献身的生命意义。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他不信神和腐蚀雅典青年的精神。事实上，他不但没有毒害青年人的精神，反而是青年人精神的助产士；他不是不信神，而是不愿意像当时绝大多数人那样以无知和盲目去迷信神；他对希腊众神不但没有丝毫的亵渎，反而对他们充满虔诚的敬畏，他认为人类能用理性思考、用德性生活正是拜众神所赐的恩典；他不但不是希腊城邦的破坏者，反而对希腊城邦饱含深沉的爱，他一生引导希腊的公民探求关于做人的“知识”，过有“德性”的生活。当时的希腊时局动荡、社会腐败，苏格拉底为之痛心疾首。于是他决心做一只牛虻，用尖锐的理性锋芒去蛰醒雅典这匹昏睡的纯种马，就像我们的鲁迅先生用辛辣的文字敲打“铁屋子”里的中国人一样。苏格拉底获罪于他的德性之善、理性之强，苏格拉底的死源于他与众不同的、对世人的大爱。
爱像一束光，照亮一切阴霾
“大爱”，对于苏格拉底而言，或者在儒家圣贤那里，既是情感，也是理性；既是纯正的“美德”，也是最高的“知识”；既是至善，也是至真，同时也是至美。所以“德性即知识”不是苏格拉底的随口一说，而是他毕生的哲学精髓，他的一切知识都以“善”为根据，为“善”服务，追求更“善”的生活。
同时，只有“大爱”，能使人既宽厚仁慈，又刚正不阿。正是“大爱”成就了“仁”，又激发了“勇”。所以儒家的“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说到底就是“三位一体”，植根于儒家的“仁爱”精神。
“德性即知识”“德性即大爱”，所以，在爱中，“真”“善”“美”融合为一。
爱，无惑——一个人的困惑就起于他不知何所爱，于是面对选择常不知何去何从。当一个人心有所爱，爱之所指便是家园，那么无论面对什么诱惑，他都不会纠结，因为他走出的每一步只为“回家”。纵使这条回家之路艰难曲折，也甘愿为之受难。爱像一束光，能照亮一切阴霾。我们的身边注定时不时会出现绚丽多姿的流光溢彩，可与前方“家”中窗户里透出的暖暖的炉火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若一个人眼前常有家的远景，他怎会迷路？若我们心头常有爱的观照，这一生又何来迷茫？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之后，他的亲友和弟子们都劝他逃往国外避难，那是多么诱人的选择，换谁不心动，却遭到苏格拉底的拒绝。最后他镇定自若地当着弟子们的面饮鸩而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他愿意将自己纯洁而无辜的生命奉献给他所热爱的城邦，他愿意为他执着信守的“德性”和“真理”殉道。与之相似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英勇就义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当时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断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心中有爱——愿为爱而生，也愿为爱而死。即便是死，也不过是回家路上又进一步罢了。为爱而死，就是他们的活法、他们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