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是一位好君王，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在他的事业中，这孤独自然与他的疆土有关，可他却比大多数人都更孤独。比起他的书信，《沉思录》能让你们更好地品尝到这种孤独的味道，但也仅仅是浅尝。这份大餐由多道菜构成，且分量十足。首先，他知道他的生活已被颠覆。对于古人而言，哲学并非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相反，斯多葛主义的要求则尤其严格。或许我们应在此暂时放弃“哲学”一词，因为斯多葛主义，尤其是其罗马版本，并不能被归纳为对知识的热爱[27]。它更像是一场持续一生的耐力实验，人就像是他自己的实验鼠，不是研究工具，而是研究材料。在马可·奥勒留的时代，这一学说的知识与其说是被热爱的，不如说是被体验的。其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其宇宙进化论，其逻辑，以及其真理的标准(一种无法抗拒地迫使主体认同其正确性的观念)，这一切均已各就其位，对于一位哲学家而言，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证明这种知识的正确性，其证明方式即将这种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直到他的生命终点。换句话说，一位斯多葛主义者的一生就是一次伦理学研究，因为伦理学只接受身体力行。马克·奥勒留知道，他的实验被中断了，或是受到了他本人无法理解的限定；更为糟糕的是，他的那些发现——如果他有所发现的话——均无法实践了。他相信柏拉图，但尚未达到这种程度。无论如何，他或许是用个人不幸成就公共幸福的第一人，这或许就是《沉思录》的全部内容，亦即对《理想国》所作的附注。他知道，他作为一位哲学家已经完结，因为注意力已无法集中，他最大的奢望也只能是为凌乱的思绪偷得片刻沉思的时光。他的生活能够达到的最大高度或许就是关于永恒的几片断想，或时而作出的一些准确的猜想。他接受了这一切，当然是为了公共幸福，但由此而来的《沉思录》中那无处不在的忧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悲观主义——却越来越深重，因为这个人一定意识到这还远不是全部。《沉思录》于是成了一部散乱的书，滋养它的就是外界的纷扰。这是一段杂乱无章的内心独白，其间不乏迂腐之处，也有天赋才华的闪现。它能向你们表明他有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非他实际上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展示的是他的矢量，而非实际抵达的目的地。此书似乎是在多次战斗(或许是胜仗)后的嘈杂声中匆忙记下的，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坐在篝火旁，士兵的斗篷充作他的被褥。换句话说，此书之写作是撇开历史的，你们也可以说是抗拒历史的，而他的命运却恰恰在使他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许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肯定不是一位宿命论者。因此，他成了一位出色的统治者，因此，共和制和帝王制之统一在他治下看上去并不虚幻。(人们甚至可以说，当今世界这些庞大的民主体制似乎越来越推崇他的公式。好的范例是有传染性的；但是美德，如我们前文所言，却会拒人于千里之外。更不用说时间将它的复写纸都浪费在了臣民们的身上，而留给统治者的却似乎很少。)至少，他是一位出色的守护者，他未曾丢掉一寸他所继承的疆土；他的帝国在他的治下没有扩大，但也未曾缩小，恰如奥古斯都所言：“要适可而止。”他统领着如此之大的疆域，统领的时间如此之久(实际长达三十三年，自他岳父在公元一四七年把皇位传给他始，直到他于公元一八一年死于后来的维也纳城附近[28])，可他的双手所沾的鲜血却非常之少。对于那些反抗他的人，他更愿意宽恕而非惩罚；对于那些与他作战的人，他也更愿意征服而非消灭。他制定的法律有利于弱者，即寡妇、奴隶和孩童，尽管应该指出，正是他在起诉元老院成员的犯罪行为时首次引入双重标准(特别检察官的职位就是他的发明)。他严守国库，自己从不挥霍，也试图鼓励他人节俭。在帝国急需金钱的好几个关头，他宁愿出售皇宫的珍宝，而不是向臣民暴征新税。他也从未大兴土木，既未造万神殿亦未建斗兽场。这首先因为，万神殿和斗兽场已经有了；其次由于他在埃及的逗留时间很短，不曾步出亚历山大城，他不像阿格里帕[29]，不像提图斯和哈德良，埃及建筑那能与无垠沙漠相匹配的巨大规模未在他的意识中留下印记。此外，他也很不喜欢竞技表演，据说他在看表演时常常读书或写作，或是在演出过程中听取汇报。不过，恰恰是他让人在罗马竞技场为演员安装了安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