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速度与激情3》开篇十分动人：黑屏，巴西民族乐器卡巴沙呓语般的乐声从暗处传来，渐显，在基督山顶俯瞰夕阳中的南美名城里约热内卢。航空镜头沿着右臂，摇出神像，这个高四十米，世界最大的耶稣神像，矗立在里约城六百八十米高的基督山顶，没有《圣经》里描述的悲苦，面容宁静安详，平展双臂，形成一巨大的十字，护佑山脚下这个广袤的城市……
电影却完全不是片头那样温情，原来是一个惨烈的故事：黑帮、仇杀和群斗，生是一种偶然，死亡是宿命，凄厉的情感与背叛，还有贫穷和绝望……神在哪里？如果回头再看一次片头，看一眼耶稣十字环抱中的城市，恐怕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神性的悲悯。这就是里约。
我们到达里约是下午一点，烈日当头。出租车丁零哐啷，像还没上漆的半成品，载着我们驶入市区。高速公路陈旧，两旁的楼房像废弃的厂房，稍微完整一点的墙面都被涂鸦，色彩鲜艳，怪兽与魔法，画境非常南美。一个随意、凌乱，没有章法的城市。
然而渐渐地，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里，我们也见识到这个城市优渥的自然环境。漫长的海湾，山峦奇崛，内湖沙丘，原始森林，大块大块的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形态各异的山水地貌如此稠密地拥聚在同一个城市，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里的热带植物跟我以往的经验不一样，树叶颜色很深，那是一种矿物的色调，而非植物，枝干和叶片看上去像是用金属切割而成，线条凌厉，好像饱受摧残后依然茁壮。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在热带的自然里，“活生生的物体具有无生命物件具备的高贵感”，我在里约感受到了。
阳光强烈，浓荫匝地，凌乱的街市浮荡着热带海边城市腥热的气息，这是个特征鲜明、辨识度很高的城市。到了酒店，包还没放稳，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为维护市政秩序，巴西政府特种部队从今天（2014年4月7日）直至6月世界杯赛结束，将进驻里约一百个治安混乱的大型贫民窟——有点儿当头棒喝，这就是里约，一直位居世界“蓄意暴力致死”人数最高的城市之首。官方数据，仅2013年一年，就有五千宗谋杀案，二十二名警察因工殉职，在里约，平均每天有一起因为流弹受伤或死亡事件发生。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像里约这样，存在大片政府武装无法控制的区域。
里约全市有六百多个贫民窟，生活着三百万人，规模浩大，已经成为巴西著名的人文景观。同时，贫民窟因滋生抢劫、绑架、毒品和凶杀案件而臭名昭著。一个人出生在贫民窟，生命就成为一种赌博，很多现代社会的美好生活对他们关闭，除了变得更强更残酷，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生活在这样的区域，人们对毒品、枪支、死亡的经验，超过了对求学、工作、家庭的体验……在新闻里，在外界眼里，这里每天都会上演暴力：用最新款轿车飙车，警察与毒贩之间激烈交火，时而起火的公共汽车，在交战中被困的无辜人群……
第二天，我们按计划前往里约最大的贫民窟若其哈采访，协助我们采访的是一个二十三岁的美国人罗森博格，他在这个贫民窟已经生活了两年。“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糟糕。”他介绍，大部分的交战都在边缘的山丘或者城市外的高速路上，市区多半太平。暴力场面，90％的里约人也只在电视上看过，只是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媒体夸张描述……当警察到山区与毒贩们交火的时候，也许邻近地区的贫苦儿童正在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援助，学习戏剧表演；来自欧洲的摄影师们为某品牌拍摄时装广告；潇洒的当地人则在露天的自由市场跳波斯瓦那舞……我们有点儿愕然，难怪作家家米勒说：“我不怕事实本身，我只怕新闻头条。”
“现在没有人想闹革命，今天这些拿枪的人只想在消费文化里分一杯羹。他们的欲望无非是衣服、汉堡、汽车，以及得到他人的尊重。”美国小伙讪笑两下说，“贫民窟没那么可怕，当地人很欢迎我，我很安全。”
不只是安全，贫民窟生活还有难以置信的精彩，音乐、舞蹈、体育、美食和夜生活，“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感受到这里的活力和能量”。在罗森博格看来，如果说拉丁民族还有什么活力的话，也只存在于贫民窟了。欧美夜店盛行的Funk音乐，就源自里约的贫民窟，各种Party和Club都会用它来助兴。还有一种“巴西战舞”，包含了舞蹈、格斗、节奏和音乐，风靡全球（北京也有传授巴西战舞的学校），也源自贫民窟。
贫民窟是里约的伤疤，可也是这个城市，甚至整个南美拉丁民族本性的表征。身处硝烟之城、虎狼之地，想要生活得乐观自在，必须要依靠旺盛的生命力。拉丁民族热情奔放，狂野不羁，喜欢刺激与疯狂，他们跳桑巴、踢足球，走狗斗鸡，追求生命的狂欢，几百年里养成了追求自由、不畏恐惧的成熟心态，生活在这里的人，与生俱来就有面对危险的能力。这种生命力顽强的基因，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人发现南美大陆之前的印第安人身上。
1502年，葡萄牙探险家韦斯普奇第一个抵达南美大陆瓜纳巴拉湾区，即现在的里约。随着这次伟大远航的发现，欧洲人好像找到了《圣经》中描述的伊甸园：美丽的热带风光，一群淳朴善良的人。他们不受政府的管辖，没有金钱、物质和私有财产带来的烦恼，生活在超凡脱俗的社会里。瓜纳巴拉夏季漫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终日赤身裸体，在大自然中展示自己健美的身躯……这样本真和快乐的生活让欧洲人诧异。十六世纪初的欧洲，资本主义一夜崛起，金钱和效率成为全社会追逐的目标，里约的“自然人”生活反其道而行，让他们无尽艳羡，这不正是莫尔在《乌托邦》中所要传达的理想社会吗？
史学上一直有种说法，正是瓜纳巴拉印第安人的生活，激励了十七世纪德国和荷兰的法理学家，并将这种激励延续到十八世纪的思想家身上。于是，有了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理论，进而形成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预言。
启蒙运动中，卢梭将最美好的道德寄托于原始部落。因此，当年高更来到塔希提岛，发现这里的人们没有工业社会的精神压力，没有被金钱欲望玷污的观念，每天生活除了简单的食物，就是唱歌跳舞、追逐异性，或者无所事事的悠闲，这种乌托邦场景让文明的欧洲人产生了极为矛盾的心理：谁更快乐，“高贵的野蛮人”，还是龟缩在金钱城堡里的自己？
无视社会羁绊，追求自由，这是“高贵的野蛮人”的基本特性。基督教社会几百年的社会变革和发展相对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上帝观念支撑着一个顽强的“高贵的野蛮人”阶层，客观上使得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保持了一个人性和魔性的相对平衡。
我们的酒店就在海边，越过一条马路，就是被誉为世界十大海滩的科帕卡帕纳海滩。绵长的弯线，白沙细腻，海滩上整天游荡奔跑着停不下来的里约人。男人基本不穿上衣，在阳光下曝晒着自然生长的结实身体；女人的比基尼也只有线没有面，让人觉得那些线也多余。满头脏辫的嬉皮，浑身刺青的壮汉，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小贩……人们在海滩上读报纸，会朋友，玩藤球，认识别人，跑步健身，打探最新的八卦消息……我想五百年前，欧洲人韦斯普奇第一次登陆瓜纳巴拉海滩，看到的就是这幅场景吧，而且从没改变。
在海滩，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基督山顶巨大的耶稣像，它在那里已近百年，俯首庇护。这塑像之于这个城市，就像一个了不起的神谕：“如果你一心一意寻找我，就必寻见。”（《申命记》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