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音从牙尖开始，慢慢回吞，在口腔里游走，回旋，升至鼻腔，龚琳娜仰起头，微微变动口型，控制着这个声音，收胸，提气，转移共鸣。一个音，就这样衍生出十个以上的不同音色。这不是表演气息。龚琳娜唱杜甫的《登高》，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个“来”字，被唱得史诗般荡气回肠。
听龚琳娜演唱，感觉她用来叙事的不是歌词是声音。就像那首神曲《忐忑》，啊、咿、歹、地，都是些中国京剧唱腔中的虚词，提取出来，极端化地演绎。字的意义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音色。同一首曲，甚至同一个音里，多种音色在极其快速的节奏中变化，老旦、老生、黑头、花旦，夸张变形，有怒，有喜悦，有怨，有悲悯，传递着一种纠结复杂的情绪，声音成为一件乐器。
那些毫无意义的拟声字作为单音节语言，铿锵嘎嘣脆，听上去有浓厚的汉语特征和美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么唱的，只是文字的发展使老祖宗的语言变成了衬字（比如呼儿咳哟嘿），但隐含在那些字里的情绪和节奏还在，不需要理解就被一石击中，直接触发，所以听《忐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就被不明不白地被调动起来了。
前几天去听龚琳娜的演唱会，才发现《忐忑》只是她的一声吆喝，围观下去，兜里翻出来的全是神曲。从《相思染》《山鬼》，到《爱诺依》《你在哪里》，呼号、挣扎、魔性、鬼魅，掏心掏肺的欢乐，“都是些色彩饱和度很高的梦魇”。听这样的歌，想到远古，那时有一种叫“女巫”的人。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族人带到天上，轻微的幻觉，烟雾缭绕的仪式，大量的酒，大麻种子被投进火里，那些缠绵诡异的呓语不就是人类心之初始的祷词吗？
龚琳娜来自贵州，是从苗族飞歌和侗族大歌中唱出来的异嗓。听她演唱，完全不是我们以往那些字正腔圆眉目传情的娱乐体验，你完全忘记了美。深重的抬头纹，神经质般紧张坚定的眼神，夸张失态的姿体动作，这些在别人身上灾难性的观赏体验，发生在龚琳娜身上，却成为她的艺术精髓和人性证明。你原谅、接受、欣赏她的粗朴和忘形，只因为一点，你确信她是真的，并甘愿被她挟持，一道奔赴自在和自由。
在我们的记忆里，民乐多是丝竹缠绵的抒情小调，几把二胡扬琴琵琶，不足以表达壮丽阔大的情感。龚琳娜以极端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民族音乐里最重要的表达：人声。几年前听过一次刘索拉的音乐会，开场《生死庆典》就把我震呆了，琵琶、箫笙、鼓、扬琴、古筝，简单几个乐器，更多地加入了刘索拉无词的哼唱、叫喊，以及中国戏曲、民歌甚至“跳大神”的手法。舞台上的乐器发出种种陌生甚至癫狂的声音，有点儿神经质，狂喜的临界点上，是硬朗的鼓点，和以男子雄壮的叫声。整个剧场上空，自始至终萦绕着她尖厉、迸云裂帛般的声音……整首曲子激越，翻腾，追赶，让人喘不过气，声场恢宏，一点不亚于交响乐，从没想过中国民乐还能表现出那么凶悍痴狂的情绪。
细想一下，中国音乐文化其实有非常张扬的一面，比如秦腔、梆子，犹如中国书画中的重彩和泼墨、草书。一般唱歌讲究运气丹田，但龚琳娜、刘索拉，感觉她们是从脚底往上唱，倾注全身的气力，把身体和音乐相统一。她们的高音是真声，是高位置的高音，很疯，很野，不怕唱破，同时脑子又特别清楚，高音在高处反复，不担心它哑，不会上气不接下气，阴阳转换却气场稳定，最后歌者释然，身体打开，把自己扔出去，达到一种打通气脉的自由。那种声音可能对身体确实不好，但人的灵魂需要那样的声音。
人声对于一个歌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人声不只是歌唱，还包括从呜咽到花腔，包括一切人的声带能发出的声音。原来在乐器掩映下的长嗟短叹，哼鸣喘息，跌跌撞撞，突然骑着单薄的声线，坐着高音上了云端，那种迸发在声音里的自由，实在让我这样声带干涩乐音枯竭的人望尘莫及，心生恨意。
刚刚落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个展览迎来了德国《启蒙的艺术》。戈特利布·希克的画作《丹内克肖像》被选作本次展览的主题背景画，放置在整个展览的开篇。启蒙运动前，肖像油画是贵族们的特权，普通人是无法入画的。丹内克是位普通村妇，这幅肖像，“预示着启蒙运动带来了普通人自由价值的觉醒”。画中年轻的女人丹内克姿态松弛，坐在户外的凳子上，长风吹过，浑身洋溢着自信和自由的气息。这个女人让我想起了龚琳娜，她一路从西南贵州的大山里走来，声音里沐浴着云贵高原的雨露星风。她说：“我的嗓子是个通道，我的思想、我的情感都通过这个通道释放出来。当我有能力随心所欲表达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自己，那是种完全的自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接近自由的方式，有人用大脑，有人用笔，有人用身体……龚琳娜用的是声音。很多时候，自由的获取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强权的抗争和血腥，它很可能跟权势无关，跟知识和认识无关，它只关涉一个人的心性，像一个盲人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是一种佛性。它可以，也应该是日常和欢乐的。“一个人寻找放浪形骸的自由”，是龚琳娜《山中问答》里的一句歌词，那是她所有吟唱的主题，也是我们每个人寻求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