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自己
我记得年少时，读到哪吒把肉身还给父母，变成游魂，最后找了与父母不相干的东西作為肉体的寄託，隐约感觉到那是当时的我最想做的背叛，我不希望有血缘，血缘是我巨大的负担和束缚。父母是我们最大的原罪，是一辈子还不了的亏欠，就是欠他骨肉，欠他血脉，所以当小说描述到哪吒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时，会带给读者那麼大的震撼。可是，这个角色在过去饱受争议，大家不敢讨论他，因為在「百善孝為先」的前提之下，他是一个孤独的出走者。
哪吒不像希腊的伊卡罗斯成為悲剧英雄，受后人景仰。野兽派大
师马諦斯有一幅昼，就是以伊卡罗斯為主角，画了黑色的身体、红色的心，飞翔在蓝色的天幕裡，四周都是星辰，那是马諦斯心目中的伊卡罗斯。虽然他最终是坠落了，但他有一颗红色的心，他的心是热的，他年轻，他想活出他自己，他想背叛一切綑绑住他的东西‥‥
伊卡罗斯的父亲错了吗？不，他是对的，他告诉伊卡罗斯不要飞得太高，飞得太高会摔死，可是年轻的伊卡罗斯就是想尝试，他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
这裡面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身体是属於谁的？在我们的文化裡，有一个前提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所以连头发都不能随便修剪，否则就是背叛父母。
但在〈暴力孤独〉和〈思维孤独〉篇中，我提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暴力的衝动，所以会去刺青、穿孔、穿洞，做出这些事的人，他们认為身体发肤是我自己的，為什麼不能毁伤？他从毁伤自己的身体裡，完成一种美学的东西，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那麼，究竟肉体的自主性，要如何去看待？
伦理的分类像公式
在《因為孤独的缘故》这本书裡，有很多背叛伦理的部分。在〈热死鸚鵡〉中，医学系的学生爱上老师；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裡，读建筑设计的大学生回到家裡，爸爸对他说，他要跟他的男朋友
charlie到荷兰结婚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伦理所能理解的事情，可是正因為有这些只占百分之零点一的冰山一角，才能让我们看见，原有的伦理分类是不够的。
任何一种伦理的分类，就像是一道公式，很多人其实是在公式之外，可是因為这是「公认」的公式，大家不敢去质疑它，所以许多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伦理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大学生的父亲有妻子、儿子，完全符合伦理，可是他却引爆了一个颠覆伦理的炸弹，他要建立的新伦理是一直存在，却不容易被发现的事实。它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的父亲或丈夫，可是你不一定会发现，因為这个伦理是被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掩盖了。
然而，当这个社会有了孤独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独行的思维性，这个伦理的迷障才有可能会解开。
另一种形式的监控
谈到伦理孤独，我想以自己的小说〈因為孤独的缘故〉作為例子。当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身边有些故事在发生。八○年代后期，绑架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很耸动的标题，而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区伦理结构改换了。
我记得小时候，居住在大龙峒的庙后面，社区裡的人常常是不关门的。我放学回家时，妈妈不在家，隔壁的张妈妈就会跑来说：「你妈妈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拿药，你先到我家来吃饭。」那个社区伦理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到你会觉得自己随时在照顾与监视中－－照顾与监视是两种不同的意义；张妈妈在我母亲不在时，找我去她家吃饭，这是照顾；有一次我逃学去看歌仔戏，突然后面「啪」的一巴掌打来，那也是张妈妈，她说：「你逃学，我要去告诉你妈妈。」这是监视。
传统的社区伦理有两种层面，很多人看到照顾的一面，会说：「你那个时代的人情好温暖。」可是就我而言，社区所有的事情都被监视着，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就会引起漫天流言耳语。那个时候，电视、广播没有那麼流行，也没有八卦媒体，但因為社区结构的紧密，消息传播得比什麼都快。
到了八○年代，台北市开始出现公寓型的新社区，愈来愈多人搬进公寓裡，然后你会发现，公寓门窗上都加装了铁窗，而相邻公寓间的人不相往来。当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时，小孩就变成了「钥匙儿童」－－在那个年代出现的新名词，儿童脖子上掛着一串钥匙，自己去上学，放学后自己回家，吃饭也是自己一个人。
改变的不只是社区结构，我在大学教书时，从学生的自传中发现，单亲的比例愈来愈高，从叁分之一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这在我的成长过程裡，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严重，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因為在道德伦理规范下，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但在八○年代后，即使女性对於离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较男性更难接受婚姻的
离异。
这段期间，整个社会在面临一种转变，不仅是经济体制、社区关系，还有家庭型态也改变了，我在〈因為孤独的缘故〉这篇小说中，试图书写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转换阶段，人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调整。
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一个四十六、七岁左右，更年期后期的女性，她的身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当时有点想到我的母亲，她在四十五岁之后有许多奇怪的现象，当时我约莫二十出头，没有听过什麼更年期，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是觉得怎麼妈妈的身体常常不好，一下这边痛，一下那边不舒服。那时候几个兄弟姊妹都大了，离家就业求学，最小的弟弟也读大学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就赶回家带她去看病，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医生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你的母亲可能是更年期，她并没有什麼病，只是会一直说着身体的不舒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更年期」这个名词，也去翻了一些书，了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现象外，一个带了六个孩子的专职母亲，在孩子长大离家后，面对屋子裡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无法调适，所以会藉着生病让孩子返家照顾她。
就像医生对我说的，她的心理的问题大过身体的问题，她的一生都在為家庭奉献，变成了惯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来，因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所以我在小说裡用「我」，来检视自己年轻时候，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我假设「我」就是那个年代的母亲，卖掉公家的宿舍，因為孩子都离家了，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间，和父亲一起住在一栋小公寓中。
「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也不是那麼亲密，不会讲什麼心事，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裡的拥抱、亲吻等动作－－我想我们一辈子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我们就生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生小孩和「爱」是两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过「我爱你」，甚至在老年后，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回想起来，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大概不到十句。
小说裡的「我」，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戴着老花眼镜，每天都在读报纸。她很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当作是无聊。她住在叁楼的公寓，四楼有两户，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带着一个叫「娃娃」的孩子。
张玉霞是职业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说裡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突然中断了与孩子的关系，白天丈夫去上班时，她一个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就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裡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她从脚步的快慢轻重，或是开锁的声音，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例如张玉霞「开锁的声音比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然后框噹一声铁门重撞之后，陷入很大的寂静中。」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回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好像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
小说裡的「我」分析着公寓裡别人的心理问题，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裡的经验，你会发现公寓是很奇怪的听觉世界，楼上在做什麼，你可以从声音去做判断，可是一开了门，
彼此在楼梯间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谈，因為公寓裡的伦理是疏远的。
小说裡的「我」正经歷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试图想找一个朋友，要和张玉霞来往。她碰到娃娃，问他姓什麼，他说姓张。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就叫她张太太，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叫我张玉霞，我现在是单亲，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因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没有单亲，也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她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当场愣在那裡。而小说裡的张玉霞，是台湾一个小镇裡的邮局女职员，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两个人认识交往，发生了关系，等到男孩子退伍离开小镇时，她怀孕了，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她找到他的部队裡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这两年的兵役够无聊，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两年后走了，各不相干。」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裡，充满了怨恨。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并让娃娃跟她的姓。
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所无法理解的，但在八○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我没有结婚，但我想要个孩子。」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
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当天晚上睡觉时，她迫不及待地对先生说，「楼上四楼A的张太太丈夫不姓张唉！－－」等她说完，她的先生「冷静地从他老花眼镜的上方无表情地凝视着」，
然后说了一句：「管那麼多事！」仍然没有表情地继续看报纸。
这让「我」感到很挫折，他们一天对话不到十句，十句裡可能都是「无聊！」、「多管閒事！」可是这是她最亲的人，伦理规定他们晚上要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关系，包皮括肉体、包皮括心灵，都没有。
我想，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规定必须住在一起。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麼？要经营什麼样的关系？却没有伦理来规范。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但没有实质内容。
我常举叁个名词来说明这件事：性交、做愛、敦伦。我们很少用到「性交」这个词，觉得它很难听，可是它是个很科学的名称，是一种很客观的行為纪录。「做愛」这个名词比较被现代人接受，好像它不只是一种科学上的行為，还有一种情感、心灵上的交流，不过在我父母那一代，他们连「做愛」这两个字都不太敢用，他们会说「敦伦」。
小时候我读到《胡适日记》上说，「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我不懂敦伦是什麼，就跑去问母亲，母亲回答我：「小孩子问这个做什麼？」直到长大后，我才了解原来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愛。「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伦意指「完成伦理」，也就是这个行為是為了完成伦理上的目的－－生一个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愛」，做愛是為了享乐；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动物性的、野蛮的。
很有趣的是，这叁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却是叁种伦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愛，还是敦伦？你自己判断。这是伦理孤独裡
的一课，你要自己去寻找，在一个伦理空间裡，要完成什麼样的生命行為？是慾念、是快乐、是一种动物本能，还是遵守规范？你如果能去细分、去思辨这叁种层次的差别，你就能在伦理这张巨大的、包皮覆的网中，确定自己的定位。
伦理是保护还是牢笼？
当小说裡的「我」面对巨大的寂寞，寂寞到在公寓裡用听觉判别所有的事物，丈夫又总是嫌她多管閒事时，有一天她想出走了。她想，為什麼张玉霞可以那麼自信地告诉别人她是单亲妈妈，而「我」不行？既然小孩都长大出国念书了，「我」也可以离婚、也可以出走啊！
她走出去了，走到巷口，就遇到眼镜行的老闆，她和丈夫前几天去配眼镜，还在店裡吵起来。眼镜行老闆对她说：「回家吗？再见哦。」这个「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她发现她过去所遵守的伦理是被一个巷子裡的人认可的，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她根本不是一个「个人」。
一个中年的妇人，在一个地区住一段时间，她不再是她自己，她同时也是某某人的太太，当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时，别人问候的不只是她，也会问起她的先生。她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收入，也不敢去找旅馆，她唯一拥有的是一把钥匙，家裡的钥匙。
对一个习惯伦理规范的人，伦理孤独是一件很可怕、让人不知所措的事，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所以对这个中年妇人「我」而言，她最伟大的出走，就是走到巷口，又回头了。这次出走，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眼镜行老闆也不会知道她曾经有出走的念头。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闹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东路站好久，发现没有地方可去。我想，她不是真的无处可去，而是她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為她没有任何信仰支持她这麼做，因為当一个人的自我长期消失了叁、四十年之后，怎麼也找不回来了。
很多人问我為什麼这篇小说会用第一人称，而且是写一个中年妇人，我的想法是能够设身处地去写这麼一个人，假如我是一个这样的女性，我的顾虑会是什麼？我自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随时包皮包皮一收就飞到欧洲去了，我无法想像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甚至连独自出走一天都无法完成。伦理对她是保护还是牢笼？这又是另一个两难的问题。
她有没有一个去寻找自我的机会？我们从来不敢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问父母的话，我相信她会哭，她会吓一跳。
我有一个学生，在国外住很久了，每隔几年会回来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亲不打电话则已，打给他就是抱怨他的父亲，爱赌博、把积蓄拿去炒股票都没有了‥‥他的记忆裡，从小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后来，他到国外去，再回国时，一样听他母亲抱怨，抱怨到最后就是哭，然后说：「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
这些话一再重复，重复到我这个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亲说：「好，我明天就带你去办离婚。」结果母亲哭得更大声，很生气地骂他：「你这不孝的孩子，怎麼可以说这种话？怎麼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伦理的纠缠，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她认同了抱怨的角色，她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这个角色。你看电视剧裡那些婆婆、媳妇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这种剧情总是卖点，代表了伦理孤独裡那个潜意识的结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会选择哭、选择抱怨，她拒绝思维；如果她开始思维，她不会哭的，她会想怎麼解决问题？可是她选择哭，表示她只是想发洩情绪而已。
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从群体、类别、规范裡走出去，需要对自我很诚实，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走到群眾外围，回看自身处境。
今天若有个女性说：「我没有结婚啊，我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孩子。」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她还需要体制的支持，才能够做这件事。台湾的确处於转型的时刻，使我们在面对各种现象时，可以去进行思维，如果我们可以不那麼快下结论的话，这些问题将有助於我们釐清伦理孤独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