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据我观察，也是困扰社会的一个议题。
就文字学上来解释，伦是一种分类，一种合理的分类。我们把一个人定位在性别、年龄或者不同的族群中，开始有了伦理上的归类，父亲、母亲、丈夫、妻子，都是伦理的归类。甚至男或女，都是一种伦理的归类。
人生下来后，就会被放进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适当位置，做了归类。在人类学上，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去检查这种归类的合理性以及不合理性，或者说它的变化性，当归类是不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词叫作「乱伦」。这个词在媒体、或者一般阐述道德的概念上常会用得到。如果做一份问卷调查：「你赞成乱伦吗？」大概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说不赞成。延续上一篇提到的，在思维孤独之中，社会上百分之零点一，或者是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的想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也许觉得不应该立刻说赞成或者不赞成，而是要再想想什麼是乱伦？
道德是预设的范围
乱伦就是将既有的人际关系分类重新调整，背叛了原来的分类原则，甚至对原来的分类原则產生怀疑，因而提出新的分类方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古埃及文明距今约有四千多年，其中长达一千多年之久的时间，法老王的皇室採分类通婚，在人类学上称為「血缘内
婚」，也就是為了确保皇室血缘的纯粹，皇室贵族不可以和其他家族的人通婚。
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发现血缘内婚所生下来的孩子，发生很多基因上的问题，智力也会比一般人差，於是演变為「血缘外婚」，也就是同一个家族内不可以通婚。
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所谓的「伦」和「乱伦」，其实是一直在适应不同时代对道德的看法。在血缘内婚的时代，埃及法老王娶他的妹妹為妻，或是父亲娶女儿為妻，是正常的，如果娶的是一个血缘不同、其他家族的人，那才叫作乱伦。
道德对人类的行為，预设了一个范围，范围内属於伦理，范围外的就是乱伦。而在转换的过程中，所有的伦理分类都要重新调整。我相信，人类今天也在面对一个巨大伦理重新调整的时代。举例而言，过去的君臣伦理已经被颠覆了，但是在转换的过程，我们还是存在一种意识形态：要忠於领袖人物。这个伦理在我父亲那一辈身上很明显，在我看来则是「愚忠」，可是我无法和父亲讨论这件事，一提到他就会翻脸，忠君爱国的伦理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不能够背叛。在古代，君臣伦理更是第一伦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不论自理不合理。如果从君臣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乱伦了，我们都背叛了君臣之伦。
必须度过的难关
五伦之中，最难以撼动的是父子伦，也就是亲子之间的伦理。儒家文化说「百善孝為先，万恶婬為首」，意思是在所有的善行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孝；而所有的罪恶中以情慾最严重。所以汉代时有察举孝廉制度，乡里间会荐举孝子為官，认為凡是孝顺的人，就一定能当个好官。但是我们看东汉的政治，并没有因為察举制度改革官僚体制，反而有更多懦弱、偽善的官员出现。连带地，孝也变成偽善，是可以表演给别人看的。
但是直到今日，台湾还是可以看到，丧礼上丧家会请「孝女白琴」、「五子哭墓」来帮忙哭。孝在这裡变成一种形式，一种表演，一个在本质上很伟大的伦理，已经被扭曲成只具备外在空壳的形式。
我们谈乱伦，其实裡面有很多议题。今天我们可以说都乱伦了，因為我们违反了君臣伦理，也推翻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第一伦理。可是，最难过的一关，也是我自己最大的难题－－父母的伦理，还是箝制着我们。
中国古代文学裡，有一个背叛父母伦理的漏洞，就是《封神榜》哪吒。哪吒是割肉还父，割骨还母，他对抗父权权威到最后，觉得自己之所以亏欠父母，就是因為身体骨肉来自父母，所以他自杀，割肉还父，割骨还母，这个举动在《封神榜》裡，埋伏着一个巨大的对伦理的颠覆。近几年，台湾导演蔡明亮拍电影《青少年哪吒》，就藉用了这个叛逆小孩形象，去颠覆社会既有的伦理。
相较之下，西方在亲子伦理上的压力没有那麼大。在希腊神话中，那个不听父亲警告的伊卡罗斯（Icarus），最后变成了悲剧英雄。他的父亲叁番两次地警告伊卡罗斯：他的翅膀是蜡製的，遇热就会融化，因此绝不可以高飞。可是伊卡罗斯不听，他想飞得很高，如果可以好好地飞一次，死亡亦无所谓；就像上一篇提到的飆车的年轻人，能够享受做自己主人的快感，死亡也是值得的。
伊卡罗斯和在某一段时间裡地位尷尬的哪吒不一样，他变成了英雄，可是我相信在现代华人文化裡，哪吒将成為一个新伦理；他割肉还父，割骨还母不是孝道，而是一种背叛，是表现他在父权母权压制下的孤独感。
我从小看《封神榜》，似懂非懂，读到哪吒失去肉身，变成一个飘流的灵魂，直到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帮助他以莲花化身，莲花成為哪吒新的身体，他才能背叛他的父亲。最后哪吒用一枝长矛，打碎父亲的庙宇，这是颠覆父权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在传统的伦理观中，父权是不容背叛的，我们常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也是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可是这句话如何解释？如果家族中，父亲说他要贿选，你同不同意？如果父亲说要用几亿公款為家族营私，你同不同意？许多政治、企业的家族，就是在「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前提下，最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包皮庇犯罪。
延续上一篇〈思维孤独〉的观点，我一直期盼我们的社会能建立一个新的伦理，是以独立的个人為单位，先成為一个可以充分思考、完整的个人，再进而谈其他相对伦理的关系。如果自我的伦理是在一
个不健全的状况下，就会发生前面所说的，家族伦理可能会让营私舞弊变成合理的行為。刚刚那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可能就因為家族裡的私法大过社会公法，恰恰构成社会无法现代化的障碍。
孔子碰到过这样的矛盾。有个父亲偷了羊，被儿子告到官府，别人说这个儿子很正直，孔子大不以為然。他觉得：「怎麼会是儿子告父亲？」这样的矛盾至今仍在，台湾许多的事件都是这个故事的翻版；家庭内部的营私舞弊能逃过法网、家族的扩大变成帮派，都是因為这样的矛盾。
如果我是孔子，听到这样的事，也会感到為难。这个「為难」是因為没有一种百分之百完美的道德；一个社会裡，若是常发生儿子告爸爸的事，表示完全诉诸於法律条文，这样的社会很惨；一个社会裡，若是儿子都不告爸爸，那也会產生诸多弊病，「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样的讲题会继续延续。
这种為难就造成上一篇所说的思维的两极，如果你和孔子一样，关心的是道德，就会觉得儿子不能告爸爸，如果你关心的是法律，就会觉得儿子应该告爸爸。但是作為一个思维者，他会往中间靠近，而有了思辨的发生。
可是，孔子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结论：「父為子隐，子為父隐」，你可以拿这八个字去检视在台湾所发生的大小弊案，他们没有错啊，他们都照孔子的话做了，可是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我相信，即使现在儿子按铃申告父亲舞弊，还是有人会指责他乱伦。但是如果能不要急着
下结论，不要走向两极，多一点辩证，让两难的问题更两难，反而会让社会更健全、更平衡。
孔子会说：「父為子隐，子為父隐」，是他在两难之中做的选择，我看了也很感动，因為一个只请法律的社会是很可怕、很无情的社会，而我相信这是他思考过后的结论。我不见得不赞成，但是当这个结论变成了八股文，变成考试的是非题时，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因為没有思考。
道德和法律原本就有很多两难的模糊地带，这是我们在讲伦理孤独时要度过的难关，这个难关要如何通过，个人应如何斟酌，不会有固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