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一语可能是最早见于王国维《静安文集》，其言曰：“‘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剧、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优倡自处，世亦以侏儒优倡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以是之故，所谓诗歌者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十百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美术之目的，世不惟不知贵，且加贬焉。故曰中国无纯文学也。”《静安文集》刊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这一段文字所表现的见解，在今日观之固甚寻常，在七十多年前有此见解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而且这看似寻常的见解在今日仍然颇堪玩味。
在西方文学里，首先使用“纯文学”这一名词的大概是法国的波德莱尔，在一篇论埃德加·爱伦·坡的文章里。在许多批评家看来，坡的诗及其理论都是属于“纯粹”一型，例如，乔治·摩尔（George Moore）就说过坡的诗“几乎没有思想成分在内”，济慈的《秋》也是常被人提出作为纯诗的代表作之一。所谓“纯诗”，是指一首诗其中没有（一）概念的陈述，（二）教训的内容，（三）道德的说教。也可指一首诗中除了用散文可以充分解释的资料之外所剩下来的那一部分。严格讲，所谓纯诗不是抒情便是写景。纯诗一定很短，因为情贵真挚深浓，其描写不可能拖得很长，仅是就一时目力所及或想象所及，亦无法敷成长篇。“纯诗运动”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文坛上只是引起些微的涟漪而已。
后来称赞杜诗者，总是标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类的句子，总是感叹他的每饭不忘君的胸怀，其实这都是毫无关涉之论。杜工部在诗中表现出念念系属朝廷，时时痼像斯民的态度，这只足以证明其为人之忠诚大度，不足以证明其诗作之优美。诗人之所以异于非诗人者，不在于他的笃于伦纪，垂教万世，而在于他的发乎性情，沉郁顿挫。仇沧柱《（杜少陵集详注）自序》云：“昔之论杜者备矣，其最称知杜者莫如元稹、韩愈。稹之言曰：‘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铺沉终始，排比声韵……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愈之言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二子之论诗可谓当矣。”这一段话说得很好，这是把杜诗当作纯文学看，底下一转说，“然此犹未为深知杜者”，底下紧接着“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那一套。孔子至圣，我们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唯其文艺观念与我们所谓“纯文学”的观念实在相距很远，下开了载道之说的传统。仇沧柱的杜诗观没有超出这个传统的窠臼。王国维感慨中国没有纯文学的观念，也正是对着这个迂腐的传统而发。
戏剧就是戏剧。因为借戏剧可能略收移风易俗之效，所以一向被人视为社会教育工具之一。我们的旧式戏园，台上两支大柱照例有两条木质抱对，上面写着的无非是说忠劝孝、扬善惩恶的字眼。看戏的人谁能记得那些词句？看戏的人欣赏的是唱做旁白，感兴味的是其中的悲欢离合，甚而至于其中的打斗戏谑也能博人一粲。不过忠孝节义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定型，事实上也不悖于高贵的人性，所以在这一顶大帽子遮盖之下文艺仍可自由发展。
推行社会教育者尽管在戏园里推行社会教育，看戏的人看的仍然是戏，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唯独把政治信仰和经济主张来范围戏剧，情形就不同了。在缺乏自由的环境里，最难发展的是戏剧。
平心而论，文艺的领域广大，用途多端。纯文艺固然很好，载道亦无妨，用做武器也只好听便。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文学的基本任务是描写人性。譬如刀，其形状大小不一，可以切肉切菜，但是到了盗贼手里可以成为凶器，到了屠夫手里可以杀猪宰羊，到了刽子手的手里可以成为行刑的工具。我们很难说刀的任务一定是属于哪一范畴。不过，刀欲求其锋利则是可以公认的事。
纯文学不大可能成为长篇巨制，因为文学描写人性，势必牵涉到实际人生，也无法不关涉到道德价值的判断，所以文学作品很难做到十分纯的地步。西方所谓唯美主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失之于褊狭，不能成为一代的巨流。
文学不够纯，不是大病，文学不得自由发展，才是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