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9月，我在网上看到消息说，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里的季风书园因为十年的合约到期，续约又面临着租金上涨、资金不足的问题，面临着关门危机。季风书园我从前一直不熟悉，只是偶尔在上海办事的时候，在地铁陕西南路下车，会匆匆瞥上一眼，暗自盘算着什么时候有时间一定要好好地逛一下。2006年的春天，我到上海帮朋友办事，我的朋友米老排正住在陕西南路地铁站旁边的医院里，我去探望他。那是一个晴朗干净的下午，他精神不错，于是拄着拐杖和我一起偷偷跑出来逛季风书园，我们混迹在人群中等红绿灯，过马路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洒在斑马线上，他突然说，这就是滚滚红尘啊，那时候他已经是骨癌晚期，这可能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但我们都不以为意。进了书店，我惊叹原来这小小的门脸里别有洞天，他告诉我，这是全上海他最喜欢的地方，然后扎进书堆里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我在一排书架前找到他，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拄着拐杖，我突然意识到，他原本壮实的身体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在宽大的病号服里显得空荡荡的。我用手机给他拍了张照片，结账时，他买了本书给我，后来我一直没看完。
八个月后，也就是2007年的春节，老排去世了，那一年的春节离开的人很多，我的父亲于他之前几日离开，在他之后，是我的另一位朋友。我在父亲离开之后两个星期才得到他的消息，都没来得及为他哭上一哭，但是我一直保留着他的手机号没删，一直留着他的照片，还有他的博客，他的MSN，还有每次去上海的时候，都会去季风书园里转一转，好像不是有意要怎样，只是会那样而已。每次看到有人发季风书园的照片，都会下意识地找一下我找到老排的那个书架，不是有意要怎样，只是会那样而已。
即便对季风书园有如此的回忆，看到人们发起活动声援季风书园，抵制房租涨价，我仍没有参与。因为我认为问题的症结根本不是由于一个上海的房东要涨房租，也不仅仅是人们改变了购书的方式，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建设导致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完全被改变了，从而也改变了一切。在我们的生活每天都被肆无忌惮地摧毁又重建的时代里，你又如何能够让一间书店于尘世之外独存呢。记得前一段时间采访《城记》的作者王军老师，聊起关于城市建设这个话题，他说我们的城市是一个不能行走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为了汽车建造的，人们打破了原来的城市的布局，加宽了马路，建设了封闭的小区，你无法从一个地方简单地走到另一个地方去，城市建设和每个住在城市里的人息息相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命运。
我来到北京后已经很少逛书店了，大多数的书我也会到亚马逊或者当当上去买。在北京，我最喜欢的书店是万圣书园，但是它坐落在城市的另一头，坐车来回要四个小时，三联韬奋书店更近一些，但是要倒上两趟车，打车来回要四十多块钱，如果想去的话，也要计划出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成行。在家乡的时候，以我家为中心出发，步行十五分钟之内便会有三家三层楼的书店，从前我总觉得这是因为我的家乡地方太小、太落后所致，跟王军老师聊完之后，我才明白，那才是一座城池的感觉，北京才是按照美国大郊区建设的，而且是没有鸟语花香的大郊区。老北京人一直都固执地认为只有四九城里才算是真正的北京城，其实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对的。
像逛书店这种闲散生活是奢侈的，是一座即便是平民也能活得有尊严的城市才有的乐趣。但这不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城市是一个充斥着暴发户心态的城市，只有开宝马住别墅的人才活得有尊严，人们为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沾沾自喜，为高楼大厦的建立赞叹不已。这个城市没有一个老邻居，不可能容得下一个三四代人都记得的书店。他们以为所谓城市的记忆就是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却不知道，一座城市的记忆，是曾经街角那家烧饼铺、楼下的小书屋。而水立方、鸟巢、拥挤的三环，这些供人瞻仰，参观留念，顶礼膜拜的建筑，却从来不属于一种生活，不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座城市里，人们正在肆无忌惮地毁掉一切再重建，他们不珍惜自己的记忆，也不珍惜关于城市的记忆。那么，一座书店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我虽然为季风书园感到遗憾，但也只是心下淡然，在这样的城市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不发生才会奇怪。我只是想，如果有一天，当人们发现他们已经丢掉的记忆是他们的无价之宝，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把记忆找回来呢？此时的我，除了安静地看着这一切，无事可做，唯有把内心珍藏的关于朋友的记忆，继续珍藏下去了。
亲爱的老排，你喜欢的季风书园，可能要关门了。没什么，只是想写一封信，告诉你而已。
附：和《采访本上的城市》作者王军老师对话
水木丁：你是学新闻干新闻的出身，这个行业会让很多人成为一个杂家，你却成了一个城市问题专家，你是怎么走到这条路上来的？
王军：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专家，我只是一个记者，其实开始主要是新华社给我的任务。我大学一毕业不想干这个，我想当个教育记者，但是1991年毕业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分配给我的就是城建口。新华社和其他的新闻单位又不一样，每个记者都有给新华社写内参的任务。我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比较深，比较透。也许我是一个认真的记者，任何问题我都要到现场去，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禁区。因为我处在这个位置，所以有很多问题也会主动找到我这里来。
水木丁：当时写《采访本上的城市》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吗？
王军：我没有想那么多，我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斗士，我只是一个记者，整本书就是我作为记者写的报道。我觉得记者的工作是让大家能够沟通，人和城市之间的沟通，城市中不同阶层的人也能沟通，记者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并不是说要放弃原则，沟通是让大家更加认识原则。是什么样的原则导致了我们的城市会遇到很严重的问题，什么样的原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友爱，或者你放弃什么样的原则，你让别人不安全，有一天你也会不安全。我的故事是想让大家来想想这个事情。
水木丁：您曾经说过，一本书，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了，《采访本上的城市》这本书里的这“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王军：中国城市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水木丁：我们的城市其实有很多问题，为什么会是这个问题呢？
王军：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作为记者，一定要做出很全面很平衡的报道。我也不愿意把任何人妖魔化。比如说有一个老百姓找到我，他被开发商打了，是个官商，于是我找到打他的那个人，结果我发现，如果他们两个位置调换一下，故事肯定还是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规则在背后起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游戏规则找到，并且告诉大家，一个伟大的城市，应该让人活得更好。
水木丁：你是怎么开始怀疑我们城市的游戏规则有问题的呢？
王军：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类是为了活着来到这个城市，为了活得更好。我觉得这番话对我们今天这个城市依然有用。虽然我们今天的城市有了那么多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轻易满足人类的各种欲望，但是现在反过头来再看，一个伟大的城市，还应该是那样。这就涉及怎样活着，你的理解是什么。我想我的这本书，大家看完之后，恐怕会对活着这个问题，有更深的理解吧。我相信，人类产生城市，是因为人类需要在一起分享机会，分享情感。我觉得这是人类产生城市的哲学。这个哲学和这个城市产生的基础是不应该被漠视的。因此，我对那种有宽大马路，有围墙有大门的小区，过度考虑汽车速度的城市规划，把步行系统毁灭掉的城市改建行为深深地怀疑。
我相信怀疑这个事的人不少。因为大家会觉得在城市生活的乐趣在减少，在街道上逛的乐趣在减少，在中国，只要是被改建过的地方，都没法走路了，街道上的故事都没了。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水木丁：但很多人会首先怀疑是自己有问题，是自己不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了，跟不上城市的现代化，而不是我们的城市建设有问题。
王军：其实这就是异化了，就是人造一个像，然后向它下跪。城市也是这样，城市是不需要任何人向它下跪的。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城市，却生活在一个自我否定的氛围里的话，那么这个城市应该灭亡了。我也经历过这样一种过程。所以中国人要从小有很好的乡土教育，要从小培养他对其生活的这个城市的认识和理解，再慢慢培养一种公民的责任和意识。如果政府拿着大量的纳税人的钱，做公共工程，却产生了严重的问题，甚至构成了你所说的，对公民个人的自我否定，我觉得这是值得怀疑的现象。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大家应该能够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做的投资，做出一个正常的评价，而不是相反，这是一个公民社会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水木丁：但是我们一边丧失自己的尊严，怀疑自己，一边又对现代化的城市十分向往。
王军：真正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有那么多的朋友这样认为，那么让他们看看我的书吧，看看我是怎么觉醒过来的。我在这本书里也写到，美国是怎么觉醒的。他们在二战之后大规模改造老城，高速路铺到老城，大家都去开车，最后导致了整个城市的瓦解。当它成为一个高能耗的汽车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浪漫生活就再也没有了。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们的规划学界包括整个社会，有一次集体反省。我在书中写了这个过程。我想中国肯定也要经历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规划理论很多是从美国学过来的。
水木丁：好像我们已经在经历这个过程了。比如现在正值奥运期间，我们突然发现北京城装不下那么多车，所以开始单双号限行，然后人们也发现，这个城市并不适合行走。
王军：一般人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非正常的应急措施。我觉得这些年，其实我们也有所改变。比如现在地铁的建设好，我平时都不开车，我觉得我享受地铁和走路的乐趣。当然我们城市的很多步行系统还很糟糕，我觉得慢慢地应该会做好。北京堵车堵成这个样子，在奥运申办成功之后，其实已经在做一个规划，想改变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一定要靠公共交通，而不是小汽车来解决城市交通的问题。我相信北京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想说的是，建设部门一定要有所反省，它一定要对它的道路设计规范，居民区的设计规范，做出一次重新的检讨。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是以这种大马路、大的街坊、小区来扩张。老百姓怎么会觉得好呢，他买东西都不方便，有个小区圈在那儿，他上哪去买东西呢？小区外面是城管大队，想吃点小吃，城管大队来了。他要走路五六公里到一个shopping mall去，买了东西怎么回家？这都是我们根据美国的郊区城市的那套理论规划来的。但是这套理论已经在十多年前被美国自己给彻底否定了，我们还在拿来做一种城市规划。
水木丁：了解这样一个游戏规则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有什么用呢？他们并不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规划者，他们的力量是渺小的。
王军：人们对城市的问题并不是无知无觉的，来找过我的人，他们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会对这个外部世界产生怀疑，怎么这个事情就落到我们家头上了，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了。所以要有公众参与，要有社区参与。可能老百姓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家就被人规划了。被规划成了一条马路，或者开发商的一个楼盘。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彻底的影响，但他们无法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过程中去。这是一个要根本改变的东西。规划师也不会自动变好的，人民要起作用，比如某城市的磁悬浮经过社区，老百姓反对，说你不能影响我们散步，当地政府也做出了妥协。这就是好事情，我相信，大家还是都想把这个城市变好。
水木丁：难道我们的市长、建筑师、规划师不考虑这些吗？他们不买菜吗？他们不是和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吗？建设我们的城市的人，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就能决定把这个楼拆了，在那里改建一条马路呢？
王军：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的城市游戏规则有问题。它的税收状况有问题，它的来源不正常，没有物业税，靠卖地。因为政府不收物业税，所以市长只有靠卖地的收入和来自工业的增值税来发展城市。如果在一个税收制度正常的城市，大家都会支持清洁城市，保护文化遗产，为什么？因为城市只要环境好，城市的物业价值就是稳定和升值的，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物业税得到回报。
我在采访过程中见过很多建筑师和规划师，包括很多政府官员，他们都抱着和我一样的态度，但是大家都无能为力。因为这个规则在起作用，你要知道，所有的规划师，他都必须要考那两个伟大的规范（道路设计规范和居民区规划设计规范），他才能拿到规划师执照。他所有的图，必须以那个东西为准绳，才能得到通过和实施。他们有再好的想法，又能怎样呢？我们已经把一个非常有问题的规划理论，变成了一个公共规范，你让他们怎么办呢？
水木丁：那么我们的城市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责任到底在谁呢？
王军：如果你一定要追责任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作为记者的我。因为我们太长时间对这个事情熟视无睹。我们都在支持这样一个有问题的规范的存在。你不能说这只是建筑师、规划师他们的责任，因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老百姓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像北京的老百姓，他们在拆迁的过程中，在不断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水木丁：你觉得我们的城市还有希望改好吗？
王军：当然有希望。城市永远是有问题的，人也永远都处在问题当中。人类永远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看看波哥大、波士顿是怎么做的，人家城市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但能在短短三年之内扭转这个事情，难道我们中华民族就没有这个信心吗？我们首先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要能正视自己的问题。当然还是要改的，因为我们希望生活得更美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