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只是表象，“揭秘”不再是目的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在今年2月出版后备受好评，如今又出版了第二部。通过对多位诗人生活经历与诗作的梳理，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最想告诉读者的是：“揭密”已经不再是我的主要手段和目的。相对于2月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12月出版的《诗歌史2》和《诗歌史1》的修订版中虽然也存在着大量名人逸事以及对“内幕”的注重与炫耀，但它们已经不是主流，我已经抓住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诗歌史2》和《诗歌史1》的修订版有一条贯穿全书的脉络，这条脉络，无论是在《第一代》对王家新等一代诗人的影响，还是柏桦在诗歌写作如日中天时开始长达十年的畅销书写作生涯，还是韩东与“断裂”行为的相互成就，都有一只历史之手在无形地掌控着，那就是“命运”。换句话说：故事只是表象，重要的是背景。
您的这部作品是“诗歌史”，可是与以往的诗歌史区别很大。您本身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与诗歌”的记录者或者是批评者，您怎样看待这两个角色？这二者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我本质上是一个感性的诗人，写了二十年诗歌，我的诗歌上过中国大部分最著名的刊物和选本的版面。但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这让我具有一般的诗人所无法拥有的客观。这一隐一显两个“身份”，造就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比如说，作为诗人，我知道哪些诗人重要，哪些作品值得评论，哪些事件应该被记录，从而主动地剔除了一些人为的乱象；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才能让读者驻足，什么样的表达能够深入人心，知道读者在阅读一本书时所持有的心态。此外，作者的姿态也非常重要：如果你表达得过于浅显和高深，读者都会有抵触情绪，作者在行文中所持有的态度，也会深刻地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因此，我采取了一种平和、平视的方式面对我笔下的诗人和我的读者。我把他们当朋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让他们感到我讲述故事时的那种诚恳，也让他们感觉受到尊重。可以说，我的切入方式是成功的，《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引起的反响就是一个证明。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诗歌史》是您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作品，如果有可能，您会继续第三部、第四部的写作吗？这条路是否将越走越艰难？
这条路是越走越艰难了，因为每一部《诗歌史》出版后，我都会大病一场。
《一个人的诗歌史》是我计划中的一个系列著作，也许要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完成。我想象中的这个系列有4—6部，包括了诗人、作品阐释、出版物、事件等各个方面。
在《诗歌史1》出版后，我本来想休息一下，后来欲罢不能。《诗歌史1》出版了两个月后，即2010年4月，出版社就加印，编辑就和我商量《诗歌史2》的出版事宜。现在，第二部也出版了，有很多读者就在追问第三部的问题了。
第三部的内容我已经准备了一部分，心里的脉络也很清晰，只要按部就班地做，进展顺利的话，明年底就可以完成。出版社也表示只要我交稿子，随时可以出版。但我还是希望再慢些。我今年三十六岁了，按照我的身体状况，我的人生应该过半了，不希望自己仍然像三十岁前那么虚荣。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身体不怎么配合。我已经因病住院快两个星期了，回答你的问题时，我仍在住院，只是悄悄从医院跑回家里开小差（一笑）。我妻子说这个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给我的报复，因为这两本书我写了八年，时常熬夜。说是“报复”，最明显的是今年初《诗歌史》第一版出版后五天，我就因病在医院打了八天针，但没动手术。现在《诗歌史2》也是刚出版一周不到，我又因为同样的病进了医院。我现在要尽最大力量避免这个“惯性”。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曾重点写到于坚，你对于坚也评价很高。于坚说汉语的最高典范是诗确立的，那么您认为在如今的汉语体系中，诗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我赞成于坚的判断。我做了十五年的报纸副刊文学编辑，在阅读方面，我读到的当代小说要比诗歌多很多，中国也有一些好作家，比如余华、苏童、李洱、迟子建、毕飞宇等人，但是总体说来，中国诗歌的成就更令我欣慰，多多、欧阳江河、于坚、西川、王小妮、黄灿然、柏桦、周伦佑……这些名字，无论和中国任何小说家并列在一起，都是熠熠生辉的。当然，从世俗意义上说，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体，受到的关注要比诗歌高很多，这也是正常的。好在艺术自有其内在的标准。
《一个人的诗歌史》谈到了许多诗人、诗作，您认为当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上面临哪些困局？为什么？
在汶川大地震时，我写了一首诗，里面有这么一句：我以前写下的诗歌是贫血的。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在病房阳台上，倾听楼上楼下那些病痛者及他们的亲人各不相同的呻吟与呼号，我再次想起了我的这句诗。
现在的诗人们写得太安逸了，太阳光灿烂春暖花开了，我看到了他们脸上的快乐，但很少看到眼角的泪水，更不要说那些压抑于心底的不为人知的创痛。
其实一个诗人在写作遇到问题时，暂停几年也未尝不是好事，《一个人的诗歌史》里写到的诗人，很多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停笔，比如柏桦，一停就是好几年。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你写出过好诗，就不会被遗忘，你看柏桦这些年，声誉不降反升呢！
如果说诗人与作品逐渐被冷漠，这是读者不关注诗歌，还是某些诗歌的写作方式让读者难以进入？
这个应该是相互的，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时代与人心的浮躁，人们选择性的增多，导致一些高雅艺术品乏人关注；一些诗人故意把诗写得像饭店里的点菜单一样一览无余，或者写得像理论报告那么高深莫测，都会影响读者的印象。其实诗歌并没有脱离群众，人们也并非不需要诗歌。这几年我在北京、深圳、厦门、海口、长沙等城市参加朗诵会，都会发现大量热爱诗歌的读者，有的朗诵会甚至一票难求。看来，诗歌以什么的形式接近读者，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一个人的诗歌史》里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之下，以前的诗人似乎更纯粹，写诗也是艺术高于技术，没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和功利心。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诗人通过各种手段自我炒作，许多诗人是为了发表、为了出名而写作，今年颇受关注的“羊羔体”获鲁奖诗歌奖引发争议，对于这一类现象，您是怎样看待的？
严格地说不是“羊羔体”获鲁奖文学奖，因为那两首诗没有出现在参评著作中，只是车延高获奖后人们从他的博客里找出来的而已。
我对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价并不像很多愤怒的诗人所想的那么低，我觉得，相对于前几届，本届获奖的五位诗人大部分都是实至名归的，傅天琳早有诗名，近几年的作品堪称信手拈来又出神入化；刘立云一直是被“民间”诗歌界低估的诗人，事实上他的很多作品非常优秀；雷平阳就更不用说了，我把他的获奖当作是对此次整个鲁迅文学奖评选的一次提升。包括最受诟病的车延高，也写过不少好诗，而且，他也不是鲁迅文学奖颁奖以来最差的获奖诗人。
近十年来，“80后”作家风生水起，但多数人的目光停留在少数偶像作家身上，对“80后”诗人的关注远远不及前者，在你的视线之内，有哪些“80后”诗人值得推荐和关注？他们的作品具有怎样的特质？《一个人的诗歌史》的续篇会写到他们吗？
如果前几年你要我列举“80后”诗人的名单，我会很乐意，但今天我暂时不想说。我前两年还和一个“80后”朋友合作了一套影响颇大的诗歌选本：《“70后”诗歌档案》和《“80后”诗歌档案》。即使是那个时候，“80后”的小兄弟们也能持有一种可爱且可贵的狂妄，但这两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80后”诗人普遍失去了当初那种锐气，很多诗人变得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世俗、谨慎、左顾右盼，甚至完全融入了“70后”之中。也许这是年龄的增长和对世道熟悉之后一种“识趣”的选择，但过早地丧失锐气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却是一个伤害。
至于以后《一个人的诗歌史》会不会出现这一拨诗人的面孔，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第三部还不会出现“80后”诗人。
提问者：《生活新报》记者于海军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