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是命运本身
你写《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的初衷是什么？
许多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还是用《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后记里的一段话来回答吧——我对中国诗歌的关注最初是从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开始的，随后就转到了西川、于坚、海子等“第三代诗人”身上。如果说北岛、顾城等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读者心目中的偶像，那么毫无疑问，西川、于坚、欧阳江河、海子、柏桦、韩东等“第三代”是我们“70后”这一代人的明星，我们的成长和阅读和他们密切相关。无论是技艺还是思想层面，“第三代”都值得研究，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艰辛的求学道路，他们在几乎无书可读的年代，从“老三篇”、小人书、大字报，从糊墙壁的《人民日报》，甚至从烟盒、招牌、启事、赤脚医生手册、标语、小字条进入文学，最终走进文学史和诗歌史，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欢乐、多少启示等着我们去分享、品味。为这一代人立传，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我想用自己的笔，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于是，2002年秋天，我向这个愿望迈出了第一步。
在已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和第二部中，涉及不少著名诗人鲜为人知的一面，在写作中是否曾有过顾虑，或因此受到一些干扰？对这些“隐情”，您又是采取怎样的立场？
受到过一些干扰，比如个别诗人读了初稿后，抱怨我没有论述他们自认为的“重要作品”，或者认为某个章节深度不够，等等。但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干扰”，不如说是一种有益的提醒，由此我会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的视角出现偏差、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理论性，等等。可以说，没有这些“干扰”，已经出版的两部《诗歌史》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质量和影响。
诚如你所说，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关于诗人的“隐情”。在这方面，最初，我为自己订立了三个准则：1．当诗人明确表示不希望我提及他的某段往事，而我又觉得那段“隐情”必不可少时，我考虑的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怎么写才能做到让对方接受而又不影响我的立场。2．如果仅仅通过调整行文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会很委婉地表达我的意见：缺乏了这些段落，他的形象就不是真实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不愿意读者把他当完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所以，我的书中，必须对他们有所“不敬”。3．如果我的上述建议仍然没有获得理解，那么我会返回来，更加严格地审视自己的材料来源以及可信度，如果是确切无误的，我就只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和事实了。
事实上，我的担忧是多余的，这书里，虽然不乏追问、质疑甚至批评的语句，但被我论及的诗人们并没有表示异议。当然，我知道，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我的意见正确，而是诗人们有容纳不同意见的胸怀。
在《一个人的诗歌史》中，您首次披露顾城杀妻背后的隐情，也直接采访过顾城的姐姐，您是怎样看待顾城的生存状态的？
说我是“首次披露”，这不敢当，顾城杀妻的隐情，其实很多人都“披露”过，只不过各有说法，我只不过是收集的材料多一些、全面一些；同时首先从把顾城当作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动笔前就给顾城预设了一个“杀人凶手”的身份。所以，和某些“知情者”的文章相比，我的论述更公允，更客观和人性化。
顾城给我的印象，不仅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还是一个心理不够健康的成年人。很多男人可能会悄悄向往过顾城的生活，但他们止于“悄悄”，而顾城却把它变成了事实，这就注定了最终的命运。我和顾城的姐姐顾乡通了两次长话，顾乡对弟弟的爱，以及她对某些“伪知情者”的言论的厌恶，在电话中显露无遗。我一直认为，在“顾城袭妻”事件中，顾城和谢烨之间，没有谁是完全无辜的。当然，我同情顾城，但不会原谅他在最终一刻对妻子举起凶器的行为。
您说“在所有诗人中，顾城是唯一让我在写完后两次流泪的诗人”，是哪两次让您落泪的，能聊聊这种感触吗？
写到顾城给木耳的诗歌时，我流泪了。那时候木耳才五六岁，而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即将走向死亡。一个六岁的孩子，没有了父母，而且很可能一辈子承受“父杀母”的回忆，他的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在写到这一部分时，我的女儿也是木耳那个年纪，所以我马上联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第二次流泪是在我写完全文之后，我想到了自己为写这篇长文所付出的精力，想到了顾城与谢烨童话般美丽又凄惨的人生，真是禁不住悲从中来。诗歌那么美丽，诗人那么单纯，但是美丽与丑陋、单纯与暴烈仅仅一纸之隔，一捅就破，而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对于很多诗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很多读者也想知道您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的，比如海子卧轨自杀的真相等。
很多人都以为我能力很强，掌握了许多人们所不知道的内幕，其实，我只不过是下的笨功夫比别人多一些而已。我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仍然是相关当事人的文章、日记、访谈，以及知情者的回忆。与一般的传记作家不同的是，对同一件事情，我会尽可能地找到更多的不同当事人的论述，然后从中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如果对多种说法拿不定主意，我会将这些说法一一列举出来，让读者自己从中寻找答案。另一部分资料来自于对相关人士的采访和了解。如果说查找文字资料是每个人都能做的，那么，对相关人士的接触、交流与采访则要相对“独家”一些。比如西川在邮件中告诉我海子卧轨时的真实状况，比如柏桦长达十年的畅销书作家生涯，这些内容都是很少人了解的，后者甚至是独家的。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与诗人们的面对面交流，或者时常能够通过各种会议碰面，这就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角度。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我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平时与很多诗人有交往，这种天然条件使得《一个人的诗歌史》涉及的诗人虽然早已为人熟知，但仍然觉得很新鲜。
在写第一本时，据说您花了七年的时间，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完成创作的？
如果连2010年也算上，那就是八年了，因为即使图书出版后，我仍然在不停地修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八年来我不是只写这一本书，我还同时写了其他作品。能够把一本不可能畅销的书断断续续地坚持八年，主要是源于自己对诗歌的热爱。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接触现代诗歌，正是我笔下的这些诗人的作品激励了我、鼓舞了我。另外，我觉得我的性格中有一种很倔强的成分，那就是无论如何也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而且尽力做好。因此，当我选准了“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个角度后，我就决心要把它变成现实。
当然，这是一种很“堂皇”的解释。其实我内心里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2002年，我结婚了，我的孩子即将在2003年春天诞生，我希望在妻子和孩子面前博取一点虚荣感。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注重这种“虚荣感”，比如我想看书时，会叫女儿刘夏秋冬到书架上拿一本“刘春著”的书来，然后对她说：“希望以后我们家的书架上能够出现一本‘刘夏秋冬著’的书。”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家里就出现了一本“刘夏秋冬著”的书——她把她在小学一年级时的写话本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刘夏秋冬著”几个字。
《诗歌史3》是否已有面市计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都非常支持“诗歌史”系列写作，早在一年前就表示过，只要完稿，都会尽快出版。从2010年《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的出版，到2010年4月的再版，再到12月《诗歌史2》和《诗歌史1》增订版的同时推出，可以看到上海贝贝特的魄力以及这个系列作品的影响力。不过《诗歌史3》仍在创作的过程中，争取在2011年内完成吧。计划中的《诗歌史3》，主要涉及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批诗人，着力点不会像《诗歌史1》、《诗歌史2》那样书写诗人的成长经历，而会把重心放在对他们的作品的介绍上，因为这一代诗人在诗艺的追求上与他们的前辈和兄长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个系列中，您是以年轻诗人的眼光在打量“从前诗坛发生的一切”，这个过程您“发现”了什么？之前是否担心过“认可度”的问题？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几点十分强烈的感想，这些感想也曾在《诗歌史》第二部的后记里表达过——
其一，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来说，北岛与《今天》影响之大，无人能及。两本“诗歌史”虽然没有关于北岛的专文，但北岛的形象无处不在。其二，“诗人评论家”的出现是当今诗界最显眼的现象。最近二十年，对青年诗人的评价与宣扬，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自身完成的，这个事实既令人振奋也令人悲哀。振奋的是文坛出现了一批真正懂得诗歌的批评家，悲哀的是，“诗人评论家”的批量出现，正好反衬出时代对诗歌的冷漠！其三，不管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写作之初，都是从旧体诗开始的，由此可见传统诗词的巨大影响力。
对于读者对我所写的诗人的认可度，最初我是毫不担心的，但是，《诗歌史1》出版后，我的信心有所动摇。举一个例子——《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许多读者对文中所写的诗人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读者读了部分文章，还按图索骥，找来了诗人的诗集详细研读。作为作者，我在欣慰之余，又感到悲哀。其实，书中所写的这些诗人，在中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都已经获得巩固的地位，按理说，读者对他们的作品应该耳熟能详才对。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普通读者的反应来看，除了通过震动人心的社会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并最终走进神坛的海子和顾城，其他人要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仍有一段路要走。所以，我的第四个感想是：人们对现代诗歌成就的认识仍然不够，对中国新时期诗歌取得的成就还有待进一步宣传。
从你的《诗歌史》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诗人在人们心目中不亚于今天的影视明星，但在今天，却有人认为诗歌已经“边缘化”，您对此有何看法？
诗歌“边缘化”，既正常，也不正常。说它正常，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选择性空前增大，不再像以往那样除了读书就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了。选择性多了，诗歌所占的份额减少，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不仅是诗歌，整个文学作品都如此。说它不正常，是因为从文学整体受到冷遇，证明了这个时代内心浮躁者越来越多了。很多年轻人已经没有耐心从一首诗里寻找言外之意，他们喜欢肥皂剧、电脑游戏，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诗歌本身就是一项挑选读者的高级娱乐，因为它的难度和高度，不可能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诗歌大爆炸”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诗歌”都算不上诗歌，当时诗人们陷入一种自由的写作狂欢之中，很多作品，无非是文字游戏而已，于是形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而现在，诗人们在创作时基本上懂得自律。“做游戏”的机会少了，“诗坛”自然就没那么热闹了。
很多人也会好奇，诗歌是否还有“重振江湖”的一天？
应该不会了，诗歌只会越来越孤独。除非世界大战爆发，一切现代化的东西消失，人类生活又从原始社会开始。比如，最近十多年来，除了汶川大地震期间诗歌有“重振江湖”之势，其他时间，走势还是相当平缓的。
诗坛精英的成长史或心灵史与诗歌的“潮起潮落”又有怎样的联系？
诗歌的“潮起潮落”与时代变迁有关，也与代表性诗人的出现有关。前者暂且不讨论，单说诗坛精英对诗歌生态的影响。我觉得，一个时代的诗歌繁荣与否，与诗坛是否热闹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这个时代贡献出了多少个有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文本。比如20世纪80年代，诗歌为什么繁荣，那是因为几乎每年都有震动人心的作品出现，比如《回答》、《致橡树》、《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尚义街六号》、《静安庄》、《玻璃工厂》、《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很多作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不同年份出现的。而现在，我们只看到“人”，却不知道有什么“诗”。我为什么写《一个人的诗歌史》，除了向优秀者致敬，更是希望通过对优秀者的成长史和心灵史挖掘，让我们再次缅怀一个虽然算不上伟大但却充满了可能性的时代。所以，很多读者仅仅把目光盯住我的作品中的“揭谜”部分，这不是我的初衷。我最想写的是文学精英在一个时代的遭遇，从而反衬出这个时代的光荣与辉煌、污浊与荒谬。一句话：我写的是人的命运。
提问者：《新快报》记者徐绍娜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