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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三部)》不用再担心穷途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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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远比往事辽阔

饮酒写诗的人是光荣的

单独饮酒和写诗都不光荣

诗篇中关于饮酒的部分

已被撕到最后一页

——《饮酒》(节选)

安石榴

1972年2月生于广西藤县乡下石榴村。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作,著有诗合集《边缘》,个人诗集《不安》、《钟表的成长之歌》,专题文集《我的深圳地理》等。现居广州。

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安石榴是极其特殊的一个。1991年,安石榴刚刚高中毕业不久,还没写过几行诗。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来自广西藤县石榴村的小青年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出色的才华。从那一年起,广西多了一个叫“安石榴”的诗人,而除了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的原名“李高枝”几乎没人知道。

但安石榴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扬名立万”的不是诗歌,而是出色的诗歌行动。1998年,他在深圳与来自安徽的潘漠子、来自湖南的谢湘南等诗人创办了《外遇》诗报。这份名字奇怪的内部报纸,最初两期并不显眼,四开四版,多发小圈子同仁作品。但从第三期起,《外遇》无论在版式还是容量上都有了极大的改观。该期以两张大报八个大版推出了二十余个知名诗人的力作。1999年春夏之交出版的第四期《外遇》更激动人心——以三张大报十二个版面推出“中国‘70后’诗歌版图”专号,几乎将目前活跃于诗坛的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一网打尽”。这是国内诗界“70后”诗人第一次大规模的集结。现在,这一期《外遇》已成为研究“70后”诗人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按照安石榴的设想,第五期《外遇》将推出“中国南方诗人”专号,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干预因素,诗报不得不悄无声息地停刊。2000年某一天,安石榴在电话里说,近期的日子不大好过。我一直为此事疑惑不解,一个每年出一两期、印刷量不大的内部纯文学小报到底能干出些什么?好在安石榴见多识广,适应力极强,尽管因为一次次的变故而改换工作,但他没有“倒下”。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了安石榴超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安石榴是较早闯深圳的诗人之一。早在1993年,国内大部分诗人还在市场经济与缪斯灵光之间摇摆不定,安石榴已成为闯荡深圳的一分子了。不过与大多数南下的诗人一样,没文凭没经济实力的安石榴过得并不顺畅。据我所知,最初,他召集了一批广西老乡在深圳摆地摊,旧衣服、青菜、猪肉……一批批地从价贱的摊点倒腾到能卖出好价钱的市场。两年下来,挣了十来万,野心就大了,想把事业扩张,于是又在几个月内把两年辛苦经营得到的收益“吐”了出去。这种从原地出发,经过高潮后又返回原地的经历,不由得让人想起他那首著名的《二十六区》。在这首形式奇特的诗歌里,“我”从二区出发,经过三区、四区、五区、六区……最后,抵达二十六区(深圳宝安区的一个地名)。在二十六区的一个小店,“我”与朋友喝了几瓶啤酒,然后经过二十五区、二十四区、二十三区、二十二区……最后回到了二区。周而复始,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后来,安石榴在一个街道文化部门谋得了一个职务,编内部刊物兼做文学青年的辅导员。在和安石榴喝酒时,多喝了几杯的他偶尔也会甩一甩长发,夸海口说,现在,不少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叫得出名字的“打工作家”和“打工诗人”当年都经过他手把手地辅导!

安石榴的生活是动荡的,用一个朋友的诗来形容,是“才华横溢但奔波不定的安”。在深圳,他平均每两三个月就搬一次家,起初是生活所迫,搬了几次,就有些上瘾了。于是每每在一个地方住了两个多月后,就心痒难挠,有意识地物色新的目的地。有一篇关于安石榴的报道这样写道:“安石榴在频繁的搬迁中发现了刺激神经的兴奋点。他甚至有意识地使用这一手段探索和研磨这个城市,寻找诗意的灵感,比如凌晨三四点在巴丁街上转,听几个卖花小孩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对付那些不买花的路人。”

从安石榴的短诗《还乡》,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对漂泊的态度:

落泊异乡的人们

打消衣锦还乡的念头

我不用再担心穷途潦倒

生活远比往事辽阔

未来是一辆开出的火车

我仍然不时滋生着热爱

告别又一个栖居的城市

从1996年至今,安石榴到底换了多少个单位,可能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楚。但我知道,这些年他至少在以下城市生活过:深圳、广州、中山、北京、沈阳、银川、桂林。他的职业和身份也一直在变换:生意人、工厂主管、杂志发行员、内刊编辑、文化站辅导员、电影编剧、风景区开发人员、房地产策划师、专栏作家……当然,干得最多的仍是文化活儿。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深圳编辑的《大鹏湾》、《深圳人》杂志和兼职编的《西乡文艺》杂志,文章质量与版式都堪与国内优秀的同类型刊物相媲美。《大鹏湾》作为一个内部出版的生活类月刊,期发行量达八万多份,安石榴功不可没。2002年11月,他在中山市执编的首期财经杂志,一经出版,就被行家认为刷新了中山地区期刊标准。但世事难料,就在他在中山干得起劲的时候,因为国家有关传媒大整顿的文件,这家内部刊物在内容和操作方式上不得不偏离了原定的轨道,安石榴离开中山,回到广州。漂泊一段时间之后,又与诗人浪子合编一本名为《缅茄树》的月刊……

2006年夏天,安石榴跑到北京郊区租了一个院子,潜心写小说。但只写了一个中篇,就开始囊中羞涩,只好再次出山,替房地产商打工。那两年,安石榴辗转北京、沈阳、银川,为许多大公司的内部刊物写房地产专栏,策划了大量活动,于是,这个高中毕业生,被贵州某高校聘为研究员。在所有的地方中,安石榴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是深圳,他对深圳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散文集《我的深圳地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安石榴是桂林的朋友们最为熟悉的外地诗人之一,这里面原因很多,我想,关键是他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和对朋友的真诚。他是外地诗人中到桂林次数最多的一个,他在酒场上的洒脱表现极符合桂林人的标准……当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安石榴健谈而不失幽默。这个身材矮小、长须长发的男人,具有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艺术家的一切要素。1998年7月,安石榴第一次来桂林,我们在广西师范大学门口的小酒馆小酌,邻桌的几个女大学生不时朝这边张望。我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陈小奇老师,写《涛声依旧》的那个!

当时《涛声依旧》正如日中天,走在大街上,老少妇孺都能哼上几句“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唱这首歌的小帅哥也是广大妇女心目中的偶像,当然,后来这个歌星被爆是同性恋,偶像马上变成了“呕像”,然后消失。

真的啊?起初只有一个女生满面惊喜又将信将疑地问。

你自己问他是不是真的。我把皮球踢给了安石榴。

安石榴既不肯定,也不否认,只是笑着说:我其实对这首歌不大满意,《九九女儿红》稍微好一点。

这句仔细琢磨起来其实可以有多种解释的回答,一下子把女学生们震住了,她们不吃饭了,闹喳喳地围了上来,狗仔队般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这问那。安石榴面不改色,对答如流,以至于半个小时后我不忍心再演下去而告诉她们真相时,她们仍不愿清醒过来。其实,只要这些学生们稍微细心些,就可以找出不少蛛丝马迹来证明眼前这个大胡子是“假冒伪劣”。假如陈小奇真的来桂林,会在这样的大排档吃饭?轮得上我这个小人物来接待?再说,随后大家在酒馆旁的空地上唱卡拉OK时,安石榴有意无意地把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唱走调了,陈小奇唱歌会走调吗?这件事情说明了女生的可怜和可爱,她们容易上当,有时候乐于上当,而且被骗后还不容易醒来。后来有一个美眉明知这是一个冒牌的陈小奇,仍然乐意与我们交朋友,就在前几天,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五岁孩子母亲的女人,在给我打电话时,还问:安石榴什么时候回桂林?

三个月后,安石榴再次来到桂林,除了喝酒、会友,还顺便替我的一个朋友完成了一个艰难的任务。那位朋友所在的广告公司与一家房地产公司合作搞主题征文,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朋友单位的领导决定将最重要的一个奖项颁发给莫须有的参赛者,但又不能让房地产赞助商察觉,而且不引起其他参赛者的怀疑,于是委托我找一个桂林人不大熟悉的外地人出席颁奖会,代领那份奖金。正好那几天安石榴在桂林,我二话不说就推荐了这个大胡子,安石榴也满口答应。颁奖的时候,负责颁奖的领导念到那个莫须有的特等奖获奖者的名字时,我捅了捅身边的安石榴。安石榴刷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大摇大摆走上领奖台。领导看到眼前突然冒出一个长须长发、相貌奇特的壮汉,一下子傻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安石榴得理不饶人,将对方手中的红包和奖牌一把“夺”到手中,还很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然后不动声色地返回座位。好几十秒后,领导才在鼓掌声中回过神来,继续背诵朋友写的颁奖台词:“这个奖是实至名归的。”

从1998年起,安石榴几乎每年都要来桂林一两次,最初几年主要是为了见我,顺便见见广西师范大学的女粉丝们。后面几年,他在桂林认识的朋友多了,下车后,第一顿饭不见得就轮得上我买单了。特别是2008年以后,安石榴只要在QQ上说一声“打算去桂林看看”,桂林的一批诗人无不争先恐后地掏银行卡,准备轮流招待。

2006年8月,安石榴第N次经过桂林。这一次,他带了一个北京的画家同行。搞诗歌的和搞美术的聚在一起,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好事。那几天,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在一个朋友开的咖啡馆里畅想未来,而晚上,则比以往多了一项“活动”——到漓江上裸泳。午夜的桂林寂静无声,几个大男人脱得精光,像回到三十年前,跳进母亲的怀抱舍不得起来。我说起一个朋友被她的前男友骗钱不还的事,安石榴极力主张揍那家伙一顿,并夸口说,不要以为我身体不好,我打人都是朝着要害部位的!两天后,安石榴离开桂林,在火车站候车室,也许他的一头乱发和半脸胡子过于引人注目了,一个傲慢无礼的警察无论如何也要检查他的身份证。送安石榴到车站的朋友曾经是全国闻名的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战友,又在侦察连待过几年,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正愁一身蛮劲没处发泄,看到这个情况,二话不说就上前推了警察一把,然后捋起衣袖要干架。好在安石榴识大体,赶紧拦住,并主动掏出了身份证让其检查。也许,十多年来,走南闯北的安石榴遭遇到类似的事情已经太多了,所以也就懂得适时沉默的重要性了。

地球人都知道安石榴极喜欢桂林,每一次他都说要在桂林买房子,而且要买漓江边的,但一直不见动静。其实我知道,多年以来他一直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有限的存款可能还不够买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卫生间,在桂林买房,无非是渴望安定下来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

既然无法在桂林买房,就找一个像桂林那样有艺术氛围的村庄居住下来吧。于是,2006年至2008年年底,北京著名的艺术家群居地——宋庄——增添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艺术家。在那两年,安石榴和安徽诗人、画家潘漠子等人租住了一个大院,里面有大厅、几间客房,还有一头硕大而忠诚的黄狗。大厅里悬着安石榴亲笔书写的“潘安”二字,意指潘漠子和安石榴的领地,或许还有“貌似潘安,才如宋玉”的意思?在这个简陋而充满艺术气息的院子里,安石榴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诗人、艺术家迎来送往,乐此不疲。

2008年春天,安石榴来桂林,喜欢上了一项新的活动:到灵川县吃狗肉。说来可能会吓住一些北方人:桂林有吃狗肉的习惯,不仅因为这东西暖身子,更因为当地的一个“非物质文化”传统。“狗肉”在桂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汇,不仅指狗的肉,更指“好朋友”,在这个地方,流传着一句很著名的土话:“狗肉吃狗肉,吃了狗肉更狗肉。”而“狗肉”的最高境界,是“血狗”,即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铁哥们。我们在“狗肉之城”桂林北郊的灵川县有一个“狗肉”——诗人粟城,每当秋风起时,粟城就会定期向桂林市区的诗人发出温暖的召唤,然后一干人包了辆面包车,直奔县城,其中好几次,安石榴就端坐在车上。

在朋友们看来,安石榴是一个典型的“血狗”,是那种即使自己醉倒在地上也要陪朋友尽兴的好兄弟,令人温暖而放心。有一年秋天,我和女友到广东中山市玩,当时还在广州厮混的安石榴和诗人王顺健、浪子等人专门从深圳和广州赶来与我们度过了快乐的四十八小时。然后,又邀请我们去深圳和广州。由于我们在出发前没有去深圳的计划,因此在入关时被拦住了(当时外地人进入深圳还要持证明),安石榴带着我和女友冒着大雨从这个关口赶往另一个关口,仍无法进入。于是他开始翻号码本,把有可能帮得上忙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骚扰”,最终,在一个边检站副处长的帮助下,我和女友在关口办理了临时边防证。而在桂林,有一次我心情不好,想喝酒,安石榴二话不说,陪我喝到天亮,第二天他整个上午都萎靡不振,脸色发白,手足无力,吓得我赶紧把他请到家里,给他煲粥。

还可以用以下事例来证明桂林的朋友们对安石榴的好感:有一次,安石榴从桂林离开后,当时还在桂林工作的诗歌评论家荣光启以女性口吻写下了一篇暧昧的文章,第一句是:“深圳来的那个男人走了……”

2008年冬天,安石榴实现了十年前的愿望,在桂林定居。严格地说,这个愿望只实现了一半——房子是一个朋友免费提供给他住的。那地方叫莲花塘,位于桂林西面,一个城乡结合部的村庄,距市中心只有二十分钟车程。安石榴所住的两室一厅,大约五十平方米,独门独户,有一个小院子和独立的厨房。老东家的黄毛狗一见到安石榴就像找到青梅竹马的老相识,几天不到,就跟他混得烂熟,感动得朋友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好意思进狗肉店。

记得安石榴回桂林定居的那个晚上,我和诗人莫雅平去接站。我们从晚饭后就开始在市区晃荡,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火车到站。见了面才发现,跟安石榴同来的还有据说在广东相当著名的一个寺庙住持雪尘大师。接到安石榴和雪尘大师后,我一个人走在最前面,安石榴和莫雅平居中,大和尚殿后,四个人往早已预定好的夜宵摊一路奔去。第二天上午,同事老胡跑到我办公室,劈头就问我是不是准备成立马戏团。我摸不着头脑,忙问:“啥意思?”老胡说:“我昨天晚上去火车站接我老婆,看见你带着两个长头发、大胡子的矮男人,还有一个和尚,往三里店方向麻直走(麻直,桂林话,“一路走去”的意思),一条街的人都在看你们,我以为你们文艺青年又要搞什么大事,吓得不敢和你打招呼!”

想想也是,莫雅平身材相貌都和安石榴酷似,他们两人走在一起,活像一对孪生兄弟,再加上后面一个光头和尚,这个队伍实在由不得别人不浮想联翩。

那个晚上,我们到达夜宵摊后,马上呼朋唤友,把一群桂林男女诗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拉扯出来喝到凌晨三点,然后作鸟兽散。

在定居莲花塘前,我委托一个哥们,在距桂林100公里的荔浦县某房地产公司为安石榴找了个策划的职位。第一次见面,老板见到风尘仆仆的安石榴,表情颇有一些公事公办,而当安石榴从笔记本电脑里调出他前些年在北京、银川、沈阳等地策划的诸多成功案例时,这个原本不大认真的老板眼神马上就直了,可能长期在县城经营的他以前还没见到过那样的高端水准。于是,安石榴自然而然地留了下来。

凭着这些年在各大城市攒下的经验,两个月不到,安石榴就成为这家大公司的策划总监,但闲云野鹤的安石榴很快就厌倦了公司那些严格而烦琐的规章,特别是请一天假就要扣100元工资的做法更让他恨之入骨。对于缺乏形势认知能力的老板,安石榴也极不满意。有一次,安石榴所在公司经营的楼盘开盘前,老板对此抱以极高的期待,认为一次就可以卖出一两百套。安石榴则说:明天能够卖出20套就不错了。老板听了,拂袖而去。第二天,这个楼盘只卖出18套。老板这才知道深浅,于是整天磨着安石榴,要他教授绝学。这样一来,不仅弄得安石榴连泡妞的时间也所剩无几,而且最令他不满的是,工作量无端加倍,但待遇却未有相应提升,请假一天,照扣100元。于是,三个月不到,安石榴就给老板留了一纸辞呈,来到桂林。

在桂林,一家大型传媒公司看上了安石榴,这是一家实力非常雄厚,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有业务的大公司,而且与我所在的单位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来这个公司上班这就意味着和我成了半个同事。令朋友们大跌眼镜的是,安石榴只在这个公司上了半天班,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不干了,原因是他认为该公司的人不好玩。

从那天起,安石榴不再上班,成了莲花塘村的“村民”,写作、漫游,间或出来找桂林诗人喝酒。顾名思义,莲花塘最引人注目的是村子旁边的千亩莲塘,在那个春天和夏天,安石榴看着荷叶慢慢从水中冒出头来,然后长成“接天莲叶无穷碧”。安石榴时常邀请朋友们到村子里看荷花。有一次,我带着十多个新朋旧友杀向莲花塘,赏花钓鱼,晚上聚餐时,把村子旁边两个小卖部存留的啤酒一扫而光。还有一次,我们看到村子里满地走来走去的小母鸡,馋得直流口水,一个朋友贼眼迷离,四处找蛇皮袋,打算找机会“打野味”。安石榴看见后,赶紧拦住,“不要搞不要搞,我和村子里的人关系很好的!”于是大伙只好转移阵地,到路边一家小店吃啤酒鸭,安石榴埋单。

2010年5月,莲花塘村被列入桂林市的城建改造范围,在我所供职的报纸上,两个整版的篇幅详细地列举了未来莲花塘村的新面貌。按照政府的规划,几年之后,那里农村低矮的小房子将不复存在,变成整齐划一的高级公寓楼。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有拆迁队伍开进村里,开始拆外围的楼房。有意思的是,村子里面,一些农民对“大形势”毫不在意,正在一砖一瓦地建新房。一个很少关心时事的画家看了,很诧异地对我说,村民们怎么那么笨呢?明知道要拆房子了,还要在这里起屋子。我说,是你笨,把屋子起好,政府再来拆,拆迁费就有得算了!

安石榴自然不会加入建房队伍,他在抓紧时间给深圳的《佳族会》等房地产内刊写稿子挣生活费。2009年5月下旬的一天,安石榴从QQ上传来一首《莲花塘村,2009》:

城市向西,国道拓展为街道

村庄演变成居住社区

田野植入的钢筋,文明的根须

比莲花塘的藕只还要密集

这预知的图景,意味抵达面临离开

正值冬日,莲叶率先背弃田园

枯干的莲茎,像弄乱和废弃的篱笆

农事接近尾声,收成不由自主

下一个季节,土地将更深层翻开

而不再操心耕种

拆迁,人们按计划建造房屋

学习用宅地和楼层计算商品房的面积

完成村庄最后一桩农事

想象在扩张,辽阔在缩小

千年荷塘上升为湿地公园

作物与生态,在具体和抽象中转换

从莲花塘村、唐家村到琴潭岩村

未来的莲花塘大社区,不再隶属唐姓

2009年,一个姓安的异乡人

携带暧昧的身份归田园居

他抛开羁绊多年的楼盘营销

躲不掉房地产开发的驱赶

毫无疑问,《莲花塘村,2009》是我整个2009年读到的最动人的诗篇,这里面所写的已经不是一个诗人对一个村庄的感情,还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噬心之痛。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安石榴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穿梭于三里店(我的住地)与莲花塘之间,每一次见到他,我都想伸手替他拍一拍肩上的灰尘。

正如诗中所言,安石榴“抛开羁绊多年的楼盘营销,躲不掉房地产开发的驱赶”。2010年春天,广东《新快报》文化版的编辑另有高就,报社的序列留下了一个空格,便有人想到了在桂林赋闲的安石榴。而当时安石榴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正想找点“正经事”做,于是重回广州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新快报》的文化版和读书版被这个“村民”经营得有滋有味,前几天,我接到安石榴发来的最新版面的网址,原来,他刚刚组织了两个针对鲁迅文学奖的专版,那个“操作了不一定能获奖,不操作绝对不能获奖”的标题让我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