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就要来临，花园一阵阵变暗
一个对疼痛有深刻感受的人
对此无话可说
你早已从自己的关节那里感到
这阴沉的先兆，现在
它来了。它说来就来了
——《守望》节选
王家新
1957年6月生于湖北丹江口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过教师、编辑等职业。著有诗集《告别》、《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诗论集《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人与世界的相遇》、《没有英雄的诗》、《取道斯德哥尔摩》、《为凤凰找寻栖所》，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选》等。现居北京。
在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诗人中，王家新是无法被忽略的一个，不管是他的“知识分子写作”同道，还是对他怀有成见的某些“民间”人士，都会将他当作一个标本，或极尽褒扬，或讽刺挖苦。一言以蔽之：王家新是一个话题。
考察王家新的诗歌道路，我们会发现在近30年来，王家新一直“在场”。从20世纪80年代初，王家新就被列为“朦胧诗”群体中的一员，不少“朦胧诗”选本收录有他的作品。80年代中期，“朦胧诗”式微后，大部分“朦胧诗”人一蹶不振，作品乏善可陈，有的干脆停笔不写，而王家新却日益显示出了其旺盛的创造力，成为“后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90年代后，王家新的作品又是一变，以一大批具有浓厚反思气息的诗歌受到关注，与西川、欧阳江河、张曙光等人一起被诗歌界统称为“知识分子写作”诗人，诗坛怪杰百晓生将其誉为“中国诗歌界的宋江”。近几年，王家新又创作了不少更切进存在与精神层面的作品，他的诗学文论和翻译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也日益深入。王家新这样挺立30年而不倒的诗人，诗歌界并不多见。
事实上，王家新不属于任何流派，他只是他自己。用他的话说，是“我对‘集体兴奋’兴奋不起来”。80年代，王家新住在北京市十分繁华的西单，又在《诗刊》当编辑，因此，经常有北京和外地的诗人来“串联”，还有这“代”那“派”要拉他“入伙”，但都被王家新回绝了。当时，芒克等人发起的北京诗人俱乐部在圈子里影响相当大，王家新也受到了邀请，但参加了几次活动之后，王家新就退出来了——他认为他只适合单干。
一
王家新之所以屹立诗坛数十年仍能引领潮流，对“集体兴奋”兴奋不起来是一大原因。同时，也与令他刻骨铭心的少年经历和长期以来的广泛阅读有关，这两个因素使他对生活形成了深刻的洞察力，并让他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清醒，并坚定不移地把握住自己的写作方向。1957年6月1日，王家新生于湖北均县（现丹江口市）一个普通教员家庭，父母为中小学老师。因出身问题，文革开始后，王家新的父母被一贬再贬，相继由县中小学调到区中小学，再由区中小学调到山区学校，并且两夫妻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分开，很少能聚在一起。
王家新有兄妹五人，王家新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由于社会整体环境不佳和家庭出身问题，出生于儿童节的王家新的童年并不幸福。在与何言宏的对话《回忆和话语之乡》中，王家新用一种很诗意的方式述说了幼时的遭遇与自己命运的关系：“最初的记忆是在石头上磕磕绊绊的那种很黑暗、很模糊的感觉。2003年夏天重回我童年时生长的武当山下的‘遇真宫’——据说那是张三丰当年练武当拳的地方，解放后那里变成了县二中，我父亲是那里的老师，我半岁时抱到那里长大，当我注意到宫院内那一道道高高的青石台阶，我这才明白了我最初的生命记忆是怎么一回事。你看，这还真有那么一点隐喻的意义，一个孩子，在黑暗的石头台阶上爬上爬下……”
1966年，王家新9岁，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由于王家新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地主，这就注定了王家新一家“在黑暗的石头台阶上爬上爬下”的命运。对“文革”的第一印象，在2003年被王家新写进了长诗《少年——献给我的父亲、母亲》之中：
而在穿行过乡村路时，路边的大榆树上
新出现了一条标语
冯老师看了，连声说“反了，反了！”
我们上前一看：“造反有理！”
但我不懂它的意思
更不明白冯老师
满脸的惊异
最初，年少的王家新还不明白这一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残酷性，他看到了冯老师惊异的表情，却并没有为这一时间本身惊讶，反倒对周围的其它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发生了兴趣：
那时我惊讶的是
从麦地中猛地窜出的一只
狼像火焰一样没入了河水
我还惊讶在红卫兵走过的路上
我居然捡到了一个馒头
不仅如此，在看到那个馒头时，他还以为那是一块石头，于是他用脚去踢了一下。从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看出少年的松弛的心态。也正因为如此，“文革”开始时，九岁的王家新以为可以不再受学校的束缚，获得“自由”了。这主要表现为：在那个夏天，父亲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严格地检查儿子的暑期作业和每天的毛笔大字，于是他和小伙伴们发疯般地玩耍，白天在河里游泳，“晚饭后就直奔桥头/开始玩打仗的游戏”，一直玩到深夜，“小朋友们一个个/被大人们揪着耳朵带回家去”。
然而，这种懵懂的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王家新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就在秋风再次刮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阵狂笑/先是我看到操场上的一个疯女人/在围追的人群中把衣服/狂笑着抛向空中”，“我近前去看时，愣了/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冯老师”。
诗歌中交代，冯老师之所以发疯，是因为她的丈夫李老师被红卫兵打断了一条腿。而最后的结果是冯老师投河自尽。与此同时，王家新的父亲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受到学生的批斗。“有一次父亲一回到家，就用木杠把大门死命地顶住，好像红卫兵们会冲进家里来一样。我帮父亲的忙时，我大妹妹在旁边吓得浑身发抖，不停地发抖。”（《回忆和话语之乡》）
事情在往更残酷的方向发展，有一天，王家新去县城看望舅舅，碰上了“抬尸游行”，他注意到，“死者肿胀的大腿/比水桶还粗”，为了防腐，尸体四周堆积着许多冰块，但周围的人们仍能闻到尸体散出的腐臭味和刺鼻的富尔马林味。如此惨烈而残忍的场面，被一个孩子迎面遇见，可以想象会产生多么大的震撼。更震撼人心的是，当王家新回到家里，把路上遇到的事情告诉父母，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告诉儿子，他们抬着的那个死人是他高三班的学生。这些学生们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把另一派打到了河边，那个女学生作为战败的一方，跳到河里想游泳逃走而被胜利的一方用石头砸死。更令人惊讶的是，死者已逝去，而胜利的一方却毫无愧意，将打死人的行为美称为“痛打落水狗”！如此巨大的反差，令诗人刻骨铭心，这也难怪时隔30多年，还会不厌其烦地将这一事件搬入自己的诗歌之中。
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王家新希望自己能够加入“红小兵”队伍，然而，仍然是由于出身问题，他的要求无法获得批准。“只能眼看着同学们/一批批全戴上了红袖头”。伤心之下，王家新做出的反抗是拒绝回家吃饭，即使是母亲找到儿子后，狂打儿子的屁股，他也不回去。紧接着，王家新被同学们疏远：“就连从小就在一起玩的陆海波/也不来找我了/她已留起了两个小辫子/腰间扎起了皮带/走过我时，还故意昂起了头”。
孤独无依之际，王家新只好自己跟自己玩。——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他后来的写作比较喜欢“单干”的起源。滚铁环，在这个少年的生活中，一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我迷上了把铁环从半山腰
使劲地往山上推
然后满头大汗地看着它滚下来
用手飞快地接住
再使劲往更高处推
也许在事过境迁之后的今天，人们读到这些句子时，会感觉到有一种西绪弗斯滚石上山的毅力或者堂吉诃德斗风车的执着，但事实上，当初的寂寞与孤独难以想象，而且毫无诗意。不仅毫无诗意，而且充满担忧：“我的闪闪发光的铁环啊/不要绊倒，不要跌落到深谷里/你若一头栽下去/谁和我一起玩？”
第二年秋天，学校复课，王家新得到了一个崭新的草绿色书包和一只铮亮的钢笔，他以为，一切有了崭新的开始，然而命运在继续折磨着这个未来的诗人。在填写入校登记表时，“家庭出身”一栏却让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因为他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地主，父亲和母亲自然也是地主出身，而且父亲在解放前还参加过“三青团”（即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了不再被人歧视，万般痛苦之中，少年王家新决定造假，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上了“教员”。然而，“我鼓起勇气交上去了/但我从班主任的眼中看到的是‘地主’/从陆海波的眼中看到的也是‘地主’。”在那一瞬间，诗人“陡然感到自己长大了”。从此沉默寡言，也不再像以往那么任性，只是继续与铁环为伴，“从一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
《少年》一诗，主要写诗人在1966、1967年的经历和见闻。在这首诗里，涉及了一些有真名实姓的人物，以及不少事件。作为一件艺术品，诗歌对此进行了一些必须的修剪和拼接，有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但在诗歌中使用了化名，有的人物则是由几个不同人物的命运综合而成。比如在诗歌中，小学时的班主任冯老师最后变成了疯女人属于虚构，而“抬尸游行”以及小学同学对他的疏远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
尽管作为一篇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虚构的成分，但我们在阅读这首诗时，仍然可以很明显地窥见当年的社会状况及诗人生活的一角。因此，这首诗可以说是研究王家新思想历程的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
二
受出身问题影响，读中学时，虽然王家新同样“要求进步”，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但仍然未获批准。这样的生活无疑孤单而痛苦，有的时候甚至被一些同学随意欺负。在回答《新京报》记者刘晋锋的采访时，王家新举了一个细小却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有一天我正在忘情地读一本借来的《一千零一夜》，突然一只手从我背后伸过来，没收了这本书。过了几天，我路过校长家门口，看到校长的儿子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读那本《一千零一夜》，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啊。”
生活坎坷，而作为一个未来诗人的基础正在逐步奠定。王家新父母都是语文老师。父亲是解放前上的初中和高中在湖北省非常有名，因此，父亲的语文功底很扎实，而且还学过英语，被同事们老师尊称为“活词典”。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家新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对造句产生兴趣。小学四五年级时写的作文也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当然，这不是一个小学生最终成长为一个著名诗人的必要条件，家庭出身不好而导致的对命运的思考可能占更大的成分。
因为爱好文学，王家新喜欢摘抄名人名言。这些字里行间里露出来的哲理感与雍容的贵族气息的短句，可以在后来王家新的很多诗歌中找到回应，比如他的成名作《在山的那边》与名言“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之间的微妙联系；而王家新喜欢“单干”的性格，似乎可以从“只有狮子独来独往，而小动物总是成群结队”这句名言找到源头。然而，在摘抄美妙的智慧之语的时候，喜欢当“独来独往的狮子”的王家新万万不会想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向他罩来，并差点影响了他的前途。
初中毕业时，王家新有五门功课考了100分，一门功课98分，可以说成绩优异。然而班主任给王家新写毕业评语，在表扬了自己的学生热爱学习和热爱劳动这后，这位姓肖的老师也不无“忧虑”地加上了这么一句：“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今天，如果有谁获得这个评价，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应，“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久违的中性词，换了一种环境或场合，他甚至可能沾沾自喜：“个人奋斗”，不是什么坏事嘛。萧乾先生在其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曾经这样描述他在1942年进入剑桥大学填校友册时的情景——“在填写校友册时，发现后边还有这么一项：‘家族有何显贵人物。’我很想填上：‘父亲看城门，舅舅卖红薯，姨父搬运工’，又怕人家以为我是在恶作剧，大煞风景，只好让它空白着。”萧乾很想给自己的亲人们“分派”看城门，卖红薯，搬运工的工作，不是恶作剧，而是他深谙英美文化的价值取向：“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总是白手起家、裹着报纸在街头露宿的穷小子，凭着个人奋斗（公式是：坚忍不拔加发明创造）而出人头地：不是变成百万富翁，就是当上名流巨子。在他们大量的传记文学中，从十八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十九世纪的发明家到本世纪（注：二十世纪）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及红极一时的基辛格，突出的总是个人奋斗的过程。”
当然，那是在欧美，当“独来独往的狮子”，不当“成群结队的小动物”这个观念在“文革”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甚至是致命的，“个人奋斗”意味着缺乏集体纪律性，目无领导，不服从管教，更何况前面还有个“严重的资产阶级”！正因如此，中考后，王家新左等右等，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接到高中的通知书。“后来一打听，原来是毕业的评语问题。我父亲愁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正下着大雪，我母亲像大将军一样说：‘我找他们说理去！’我就这样在门口看着母亲拄了根树枝，翻山越岭，一个黑点，逐渐消失在家对面的雪坡上。几十里风雪路啊！母亲终于找到了区革委会管文教的副主任，这个副主任倒是通情达理，听了我母亲一说，就说：‘怎么能够这样无限上纲上线呢？小小的孩子怎么可能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呢？’就这样，高中的入学通知才补给了我。”（《回忆和话语之乡》）
在母亲的努力下，1973年，王家新得以在距家里20公里外的肖川高中寄宿上学。这所学校既偏僻又遥远，每个周末，王家新回家都得翻山越岭，然后住一个晚上后在再翻山越岭回到学校。加上家境清贫，自己又是长子，王家新在学校的生活异常艰苦。
也许正应了一个异国诗人所说，“贫穷听听风声也是好的”，艰苦的生活并不能阻挡一个年轻人对文学的热情。初中三年级的一天，王家新很冲动地对当语文老师的父亲说：我要写诗！父亲回答说：“啊？你要写诗？诗歌要有意境！”
进入高中后，王家新开始了对缪斯女神的疯狂追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头扎进了文学”。他开始表现出自己不俗的文学天赋。有一天，他突然心神不宁，觉得想对这个世界表达一些什么，于是他提笔写下了数十行文字。这是王家新有生以来第一次写下的两首短诗，尽管后来没有发表，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诗人的处女作。
然而，当这个16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兴冲冲地拿着自己的心血之作给据说也喜欢文学而且造诣不浅的教导主任看时，这个教导主任却认为这是王家新抄袭的，他不相信自己的学生也能够写诗，而且写得那么好。
教导主任的怀疑，虽然令王家新不快，却也由此证明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因此还算不上什么坏事。而来自父母的压力就要沉重很多了。在那个时候，如此地痴迷于文学，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经历过世事风霜的父母的态度从惊讶转变为担忧，于是，他们不停地给儿子讲述一些往事。其中讲得最频繁的是1957年反右时，他们的亲身经历——上面出题让老师们回答是“以水为净”还是“以心为净”，结果，回答“以水为净”的同事躲过一劫，而回答“以心为净”的同事被打成了右派。由此可见文学这一表面上高雅的爱好之中所暗含的风险。直到王家新上了大学，父亲每次来信都还要反复叮嘱儿子：写东西“要注意”！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的历史了解不多，或者仅仅是有所耳闻，以为“写东西要注意”很荒谬，但对其中的残酷性认识得不够。其实当年“以水为净”和“以心为净”之类的事件在各地并不鲜见。即使是劳动人民保家卫国的“红色经典”作品《铁道游击队》也发生过多次波澜。据说，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心爱的小琵琶》的第一句“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就被有关人员认为是大逆不道。因为当时举国都在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把伟大领袖喻为永不降落的红太阳，而《铁道游击队》在这当口却宣扬“太阳落山”，不是讽刺领袖又是什么？电影《铁道游击队》被批判，小说《铁道游击队》自然也不能幸免，一些章节和段落不得不修改，突出党的领导，突出“集体研究”的作用，减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即使如此，作者刘知侠也仍然被“请”进牛棚多年。
即使是在今天，这种把“太阳落山”指责为讽刺伟大领袖的行径仍然没有绝迹，2010年2月1日，青年作家韩寒在厦门大学演讲时，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韩寒主编的一本杂志一直被拖着，没法出版，因为这个杂志的很多内容在审查上遇到了问题。最有趣的一个问题是，杂志里面有一幅漫画，画面上，男主人公光着身子。出版部门在审查时搬出了相关法律和法规说，公开出版物中的图片不能露出阴部。于是韩寒赶紧把图片进行处理，用一个特别大的LOGO挡住了男人的私处。本来大家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安无事了，哪知道这一挡竟挡出了更大的罪名，“后来这些出版社的审查人员就告诉我说，这个不可以，你把这个人的中间这个地方挡住了，你这个是在暗喻‘挡中央’！”我猜想，看到这段文字时，没有人不会莞尔一笑，而另一些有思想的人在笑过之后，心中涌起的则是无尽的苦涩。因此，我相信读者们也会认同韩寒的紧接着说的这句话：“把你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力用在文艺创作上，不是用在文艺审查上那该有多好！”
当然，必须注意到，韩寒演讲中所讽刺的是出版社的审查人员，而不是相关执法部门的职员。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想，这至少说明了某些人的思想意识受“文革”的影响之深，即使社会风气已经相对宽松，相关部门对某些文章或者图片毫无意见，但作为出版方都会有意识地自查自纠，主动将那些可能引起联想的部分删除掉。其实，用一张树叶或纱布以及其它一些图案遮住人体私处的摄影及绘画作品，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但从来没听说有人会因此而产生“反动”的联想，在时代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由一张树叶想象到“挡中央”，的确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王家新并不在乎这些或明或暗的风险，他已经无法摆脱文学的诱引。在油清水淡的物质生活之外，他疯狂地寻找精神食粮。因为无书可读，他把当时能够找到的鲁迅杂文都背诵下来，甚至把家中糊顶棚的旧报纸都拆下来读了。
在回答张伟栋的提问时，王家新谈到了读初中时的阅读情况——
上初中时，我各门功课都很好，对数学、物理也很着迷，但内心里总有一种被压抑的渴望，我那时把能找到的书全都“吞咽”了下去，有幸得到几本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上面的一些诗，如普希金的《渔夫的故事》，我读得简直着了迷，还有臧克家的《青鸟》，读了也感到自己的喉咙像是被锁住了似的，“我的喉咙在痛苦的发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青鸟》的最后就是这一句诗）。更难忘的是在“黄阿姨”家里的经历。黄阿姨是县医院护士，上过省卫校，爱好文学，是个典型的“小资”，我母亲早年曾许配给她哥哥，后来两家解除婚约，但关系依然很好。放暑假期间，我翻山越岭几十公里去她玩。在她家我居然发现保存完好的50年代、60年代的《萌芽》和《收获》杂志，我便一连几天一头埋在这些杂志中，尤其是《收获》上一部以50年代北大校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学春秋》，里面一帮大学生为中国作家一直未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深感耻辱的慷慨陈辞深深刺激了我，似乎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这一生该做什么了！黄阿姨和她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当医生的丈夫见我这样，深感惊异，便这样问我“你长大后是不是想当文学家啊？”我点了点头。他们对视了一下，接着很认真地对我说“当文学家可是要吃苦的啊”（黄阿姨的哥哥就是因为“言论问题”被划为右派，吃尽了苦头），我听后，同样又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一生就这样决定了。
读高中时，王家新更是满天下找书，他的痴迷打动了一个同学。有一天，这个同学神秘地对王家新说有一些书要送给他。王家新将信将疑地跟着这个同学走了10多公里山路，到了一个同学家里。同学拖出一个木箱，里面全部是一本本发黄的书。其中有冯至诗文选、曹禺剧作选等，而且还是50年代初出版的竖排体版！“从此这些书成为我最隐秘的伴侣——我平时忍住不看，以免再遭没收，只是一个人在放学的路上大声读冯至的诗，尤其是他那首‘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的，没有言语’，我读了惊讶不已，好像就是专门为我而写的一样！我读得禁不住浑身战栗。冯至的诗带给我的绝不仅仅是几首好诗或一些新奇的句子，而是对我的一生都无比重要的东西，它唤醒了一个少年心中生命意识的觉醒……也许正是从那一刻，我感到了‘笔’的沉重。”（《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三
高中毕业后，王家新作为知青被分配到农化厂劳动了三年。在那三年中，王家新的主要工作是与工友们一起生产一种被称为“五四0六”的菌肥。他所干的无非是“劈柴，烧大蒸锅，把蒸熟的用来做菌肥的小米从大半人高的蒸锅里掏出来”的重活。因为文笔不错，偶尔也会被抽调到地方报社、广播站写通讯报导。但大部分时候，县文化馆邀他去改稿的函件都被农化厂的指导员扣下了。1976年，王家新曾被推荐过去广东化工学院读大学，并已体检过，但最终没有下文。但这次失利并没有让王家新感到多么痛苦，因为当时他的心里只有文学，而不是化学。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王家新既兴奋又焦急，因为这个时候，县宣传部点名抽调他半个月，去整理学大寨的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整理好，王家新马上跟农化厂请了10天假，回家里猛背数学、历史、政治。当年12月，高考举行，王家新表现同样优异，成为当年湖北省文科第一名，他的作文考了满分。后来这篇作文被收入了许多高考优秀作文选中。
在一首题为《1976》的诗歌中，王家新这样写到他拿到通知书是的情景：
一个时代结束了。
第二年冬天，天气出奇得寒冷，
而在它的最后一场飞雪中，
一封来自远方的重点大学录取书竟然落在了我的手中！
我浑身战栗，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更没想到它已在骤然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而那个时候，手捧通知书“浑身战栗，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的王家新，却为与自己一同参加高考的朋友王志林感到难过。王志林与王家新一起去拿通知书，却什么也没等到，于是“他一屁股坐在雪地里，/为什么也没有等到抱头痛哭……”
当时王家新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二和第三志愿则分别是华东师大和北京广播学院，结果被武大优先录取。那一年，整个郧阳地区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王家新一个人。不过，当年落榜的王志林后来也发展良好，如今已是湖北某市的宣传部部长，有一年王家新回老家，王志林提着一把据说是盛中国送他的小提琴，要来为王家新的诗伴奏。
让王家新没有想到的是，一进大学，他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被任命为全年级的学习委员，省电台也很快播送了他的高考作文。在大学里，对知识如饥似渴的王家新疯狂地阅读，有时候一周经手的书就有上百本。当时，各个高校的文学社如雨后春笋，各个学校都有很多学生写诗。对于当年的盛况，当年的《诗刊》编辑、因具体主持了五届“青春诗会”而被誉为“青春诗会教父”的王燕生在回答《新京报》记者张映光的提问时，说：“1979年，诗歌在中国就像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它就像那个时代的舒筋活血丹，人们压抑在心里几十年的话一下子像潮水一样涌出来，而诗歌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当时，除了《今天》等民间刊物，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高校、首体经常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而且每次都座无虚席。我和邵燕祥当时就比较关注民间诗刊。而且挑选很多作品在《诗刊》上发表。1979年的时候，就发表过北岛的作品。他当时经常挎着个小黄包到《诗刊》来，然后把《今天》拆散了，贴在诗刊社的大门口。”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武大、北大、北师大、复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13所高校中的文学狂热分子决定联合起来，出版一本大学生文学杂志。这本名为《这一代》的文学杂志，创刊号由武汉大学主办，高伐林担任主编，张桦任副主编，另有6个编辑，其中王家新担任诗歌和文学评论编辑。这本杂志创刊之初，参与者雄心勃勃，计划由各个学校轮流出版，没料到只出版了一期，就引来了纷纭议论，第二期由此泡汤，后来也不再出版。
大学二年级时，王家新第一次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遭遇”叶芝和里尔克，这两个异国大师的作品，如同王家新的成名作《在山的那边》所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2006年11月6日，王家新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诗人与诗歌精神》的讲座，专门讲到了当年的这次“邂逅”所造成的激动：“上大二、大三时，我第一次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读到袁可嘉译的叶芝和冯至译的里尔克，最初的相遇往往最珍贵、也最难忘，对于刚刚走上诗歌之路的我，无疑是一种照亮和提升，使我至今仍怀着感激之情。”王家新所在寝室的同学都喜欢里尔克的《秋日》，有一段时间，每当晚上熄灯上床睡觉前，往往就会有人来一句“主啊！是时候了”。在王家新看来，“叶芝诗中的高贵、明澈和精英气质，包括他的痛苦，他那不可能的爱和绝对意义上的灵魂追求，都深深影响了我。”“可以说，正是从里尔克、叶芝这样的诗人那里，我才更深入地领会到何谓‘诗歌精神’，或者说，他们给我昭示了一种最严肃、深刻意义上的人生。”
就在这样的氛围下，王家新写下了他早期的诗歌代表作《在山的那边》：
一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
——山那边是什么呢？
妈妈给我说过：海。
哦，山那边是海吗？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
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
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
一一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
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
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
妈妈，那个海呢？
二
在山的那边，是海！
是用信念凝成的海。
今天啊，我竟没想到，
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
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
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
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
但我又一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
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
——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
一次次漫湿了我枯干的心灵……
在山的那边，是海吗？
是的！人们啊，请相信——
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
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
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
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三年后，这首充满了警句、怀疑与追寻的诗歌在《长江文艺》发表，引起强烈反响，王家新作为一个有才华的诗人的形象站立在读者面前。2001年，这首诗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受到关注。据说，经常有中学生写信给王家新，问为什么诗中上一行有标点，下一行却没有？
1980年暑假，王家新第一次到北京，结识了北岛、江河、杨炼、顾城、舒婷等诗人。《今天》杂志让王家新深受震动。从“朦胧诗人”诗人身上，王家新吸取到了很多营养。由于诗风较为接近“朦胧诗”，王家新曾被一些评论家纳入“朦胧诗”阵营之中。从那时起直到大学毕业，王家新相继在《人民文学》、《诗刊》、《青春》、《萌芽》、《星星》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与同学合编了一本《中国现代爱情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并因为创作成绩出色而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
1982年，王家新大学毕业，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学校表现出众的他却被分配到了一个山区学校——郧阳师专。关于这次遭遇的具体原因，王家新似乎从未提起过。我曾经用过多种方式试图对这一事件的内情进行了解，但都无功而返。2009年夏天，我再一次去信询问，王家新回信说：关于此事，以后有机会见面再谈吧。事实上，我去北京的机会极少，即使有机会去北京，与师友们见面的机会也不会太多，从此，我打消了了解“内情”的念头。
四
我注意到，在很多关于王家新的介绍中，都会提到他在大学时期编辑的一个刊物：《这一代》，但对这个刊物，却很少进行介绍，大多是一笔带过，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这是王家新参与首创而且担任编辑的刊物，时常提到，说明了它的重要；语焉不详，更暗示了其中有“故事”。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最初读到的关于《这一代》相对详细的介绍，是在作家野夫的随笔《别梦依稀咒逝川》一文中：“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文革’后第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便被封了，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校方曾试图扣留，但因我们班这些大哥门的斗争，最后还是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成了名家，若干年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与感伤。”
作为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野夫对这样一本昙花一现的内部刊物如此怀念，进一步证明了这份刊物的特殊之处。随着后来接触到的资料日益增多，我对《这一代》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这一代》当事人之一、当年还是吉林大学学生的著名诗歌评论家徐敬亚在《八十年代——那一场诗的疾风暴雨》中，对这一本刊物是这样介绍的：
对于大气磅礴、命运多舛的《这一代》，应该有更多人追忆其踪。它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联合刊物的历史，更是一个特定时代里文学青年的交往史、成长史。当然，也是结社史与出版史。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由于我现在手里没有创刊号原件。只记得诗歌部分有王家新的长诗。在《不屈的星光》中有我的《罪人》、有王小妮的诗和“赤子心”的发刊辞《心之歌》，还有我们诗社兰亚明的诗《片瓦集》。创刊号对吉大诗社的看重，让我们高兴了很久。
《这一代》创刊号全国证订。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林大学由我一本本在同学中现金征订，共订得200册。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版受阻。正在印刷中的刊物停印。
11月，收到张桦寄来创刊号一本。临时匆忙装订，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拿到的惟一一本《这一代》。吉大所订200本至今下落不明。后来，同学所交征订费全部由吉大中文系公款退还。
我有幸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一代》的两个不同形式的封面、封二，以及铅印的目录和部分内文。一个封面，背景图片是一级一级的台阶，一行脚印拾级而上。左上角是猩红的“这一代”三个大字，右下角写着期数“1”和出版时间“1979”。另一种封面则没有背景图片，只有刊名和期号。我看到的第一个封二是一张图片，后来这张图片所在的位置，变成了一份手写油印的《告读者书》，由此可以想象到这份刊物在出版过程中的波折。
紧接着《告读者书》的是当时黄子平和苏炜联合操刀的《写在创刊号的前面》，阐明了这一代人的生活道路、思想特征以及对文学的理解。他们认为，社会上对这一代人，有各种命名：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等等。这一代有他们神圣的使命，他们希望写出一种崭新的文学，真实地表达对生活的思考和理解，通过艺术形象去追求真理，唤起人们的信念、意志和尊严。
这篇《告读者》书，也是对1977年、1978年进入大学生这一代人生活与思想特征的总括，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家要以《这一代》为刊名了。据说这个刊名也是当时在北京大学的读书的黄子平和中山大学的苏炜提出的，此前，十多所高校的学生们相继提出了《暴风》、《青年文学》、《文学青年》等名字。
我注意到，《告读者书》的落款是1979年8月，目录页中注明的刊物出版时间为“1979年11月”，由此可见学生们谋划之久。也可见野夫记忆有误，《这一代》并非出版于1978年，而是1979年11月。而北岛等人主持的《今天》早在1978年12月23日就已经出版，所以《这一代》并非如野夫所说的，“是‘文革’后第一个地下文学刊物”。
从《这一代》的目录中，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王家新、徐敬亚、黄子平、王小妮、于可训、高伐林、徐冰、张桦……而排于目录第一位的《变革现实的文学》（作者为“武大《珞珈山》评论员”），仅从这样一个标题，也足以以看到学子们以文学参与现实的愿望。
如今，这些人都已经成为中国各界名流，难怪徐敬亚则认为《这一代》“大气磅礴”，野夫更是将其赞誉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了。
《这一代》的面世，颇费周折。印刷厂印了一部分文章后，不愿意继续印了，原因是他们认为部分作品有“思想问题”。于是学生们用“红卫兵”的手段，冲进印刷厂把已经印好的部分硬抢回来，然后高价找人装订。因为此前印刷厂只印了1000张有台阶和脚印图象的封面和刊登有怀念张志新的版画的封二，抢回来的一万余本散页，只好另外设计一张简单的没有图片的封面。又用蜡纸刻写了《告读者书》，油印在封二上，蒙住原本封二那张版画。因为印刷厂没有印刷其中的部分内容，所以，《这一代》缺少了十多页，是一本“残缺不全”的杂志。
在《告读者书》的开头，编者无奈地写道：“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而最后一段，则是显得甚为坚决：“《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刊物出版后，影响巨大，当年的《这一代》副主编张桦在2008年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的采访时，这样介绍道：
回到学校我们是全年级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每个学校1000本，12000本杂志分做300包全部寄出。我们自己留了4000本，第二天同学又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高校去叫卖。每本五毛，第一天卖出去不到1000本，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但到了第三天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门迎客，很快就把几千册存书卖光了。但来买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看书已经卖完，就游说我们的同学，说自己是多么求之若渴，结果有的同学真被说动，把自己的那本也卖了。
不光武汉如此，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上去高声吆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很轰动。南京大学的同学担心意外，等到天黑才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效果同样出众。当然也有一本没卖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杂志刚寄去，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时还出现“黑市”，杂志价格很快被抬到一块钱、两块钱一本，最高的达到了五元，是原价的10倍。
……我们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是那个街道装订社的一个小伙子给的。我们拿货的时候，一位工人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里，信中写，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手里，挨个儿排队读……（[HT][HK]《〈这一代〉：半本学生杂志引起的全国轰动》）
我曾读到一份近30年前的政治资料，是当年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鹏程在1981年8月7日举行的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积极发挥党的助手作用，认真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在讲话中，周鹏程专门谈到了武汉大学对《这一代》停刊后的善后工作：“武汉大学团委协助党委做好参加《这一代》刊物编辑的同学的思想工作，都是坚持疏导方针，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这表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实行疏导方针，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达到帮助和教育学生分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觉悟，纠正错误的目的。”细心的读者从这一段话，可以揣摩到当年的某些文艺和思想的氛围。
从张桦的访谈可以了解到，让《这一代》“出问题”的，主要是里面的诗歌作品：
《这一代》出事就出在“愤怒出诗人”那一栏内容上了。其实小说是杂志的主要部分，小说足足占了48页，但最后惹事的却是名为《愤怒出诗人》的诗栏。里面一共有7首诗，有6首都出自武大同学。那时候正是军队诗人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走红的时候，很难说这组诗不是它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出名也最惹事的两首是《桥》和《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桥》是王家新写的，写连接北海和中南海的汉白玉大桥。其实那时候王家新还没去过北京，都是我给他讲的。我暑假回北京去北海玩，看见桥上突然竖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铁栅栏，望去有一种探监之感。回校以后我跟王家新讲起这个事儿，他神思手快，昼夜之间就写了一首上百行的《桥》。
另一首《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据作者叶鹏说创作动机萌生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批评新闻，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停满了公家轿车，当时报道说，这是有权势者坐公车购私物。他的这首诗里火药味很浓。
作为《这一代》的编辑和作者，相信王家新在回想起这一段往事时，肯定会有诸多感慨。但他对这段往事几乎从未详细提及。通过多方寻找，我终于在2010年6月下旬读到了王家新写于2008年夏天的一篇短文《“这一代”仍是一种集体想象》。但即使是在这样一篇专题性文章中，也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份撕心裂肺的“投入”：“不用多说，《这一代》是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初期那样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这一代》之所以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除了刊物内容，我想和这个名字肯定也有关系。它在各地77级、78级大学生中唤起的，正是这种身份认同感和集体性的自我意识。……还没有毕业，我就不愿再提《这一代》和我那首人们四下谈论并曾引起高层震怒的《桥》了。这倒不是因为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某种阴影，而是因为我们已渐渐变成了另一类人。那个参与《这一代》、连夜写下《桥》那首‘诗’的人，是我吗？我是愈来愈不相信、也愈来愈不在意了。”
王家新反思极有价值。当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代》，将会发现，《这一代》发表了什么类型的作品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这些作品曾令“高层震怒”。最值得研究的是这样一份刊物出现的社会背景以及作为当事人的王家新对这段往事的深刻理解。事件的一大成果，就是促进了王家新的思考，他开始从青春期对“集体”的狂热逐渐转入了完全属于个体的独立思考之中。正如他在90年代后期创作的长诗《回答》所写：“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作为一个读者，我在读了他发表在《这一代》上的《桥》节选之后，更深切地领会到王家新“对‘集体兴奋’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以及最终写出《帕斯捷尔纳克》等具有独立担当意识的诗歌的思想渊源。那些对王家新的“知识分子诗歌”持批评态度的人如果了解当年的这些情况，或者读过当年王家新的另外一些作品，也许他们对王家新的偏见会有所扭转。此外，对王家新一直不愿意明言的毕业分配问题，我似乎也从中找到了某些脉络。
因为命运多舛，又充满传奇，加上时光流逝，后来，有的人回忆起《这一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差，学者陈永苗在《我眼中的八二届毕业生》一文中提到《这一代》时，就把陈建功和叶文福的代表作误植到《这一代》头上：“武汉大学等十三个高校学生联合起来搞一本叫做《这一代》的杂志，我印象中《青年论坛》发刊号介绍了白桦、陈建功、叶文福等先生刊登在《这一代》上面的作品，陈建功先生的作品是《飘飞的头巾》，叶文福先生的作品是《将军，你不要这样做》。非常有影响，甚至惊动了高层。”而从《这一代》的目录上看，无论是白桦还是陈建功、叶文福，都没有在《这一代》上发表作品。叶文福“惊动了高层”的政治抒情诗《将军，你不要这样做》已在此前发表。据说原本《这一代》的主编高伐林想发表陈建功的一篇小说，但因这篇小说已通过《花城》杂志终审，即将发表在《花城》上，陈建功担心被人指责为一稿两投，给《这一代》编者写信说不宜在该刊发表。所以《这一代》也没有刊登过陈建功的作品，或者说没有刊登过署名为“陈建功”的作品。虽然没有作品参与，但陈建功也在北京为《这一代》的征订和筹资四出奔波，并且贡献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更有甚者，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女生为了支持刊物，还拿出了刚刚去世的父亲的抚恤金。
五
尽管命运不公，但在郧阳师专工作的三年中，王家新的创作有了更为优异的表现。工作的第二年，就参加了诗刊社组织的第二届“青春诗会”，1984年，又参加诗刊社组织的诗人访问团赴大兴安岭、哈尔滨等地访问；组诗《中国画》曾引起很大的反响，被多种权威选本收录；《长江组诗》获得了《芳草》杂志的诗歌奖，并内部出版了诗集《告别》。
1985年3月，陕西的“长安诗家”内部印行了王家新的第一部个人诗集《告别》，作为“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丛书”之一，《告别》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反响。
命运终于有了转机。凭着出色的创作成绩，1985年6月，王家新被借调到诗刊社，负责华东片诗稿和外国诗歌的编辑工作。两个月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家新的诗集《纪念》，这是王家新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诗集。
在诗刊社，王家新一共干了五年。这五年，也是王家新创作和工作成果迭出的五年，除了编选稿件，王家新还相继组织了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骆一禾、肖开愚、南野等人参加青春诗会，与唐晓渡合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1987）、与沈睿合编《当代欧美诗选》（1989）均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些工作，对“第三代诗人”的成长及奠定地位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诗人伊沙曾经尖锐地批评王家新的创作，但谈到王家新在《诗刊》时的工作，却也不得承认：“据我所知所感，那一时期很多的年轻的前卫诗歌的写作者都把王家新当成了跃上这本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诗刊》的一个缺口。很多人直到现在还怀念着他们与王家新交往的那段时光，还怀念着那个时期给他们留下美好印象的王家新，那一时期王家新对很多青年诗人的关心帮助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编辑的工作范畴，给他们寄书寄资料等等。”那几年，王家新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1986年的《风景》、《空谷》、《预感》，1987年的《蝎子》、《秋天》，1988年的《练习曲》、《北方札记》，1989年的《瓦雷金诺叙事曲》、《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等。
1989年，对于王家新的创作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12月，王家新阅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反思性极强的经典长篇作品，随后，写下了《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瓦雷金诺叙事曲》等后来广为流传的诗歌。他出版的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奠定了王家新作为一个诗人兼批评家的身份。
由此我们看到，整个80年代，王家新经历了一个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他作为朦胧诗后崛起的标志性诗人的形象，已然树立。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蓬勃发展的十年，也是王家新的写作日益成熟的十年，对于80年代的诗人和诗歌精神，王家新有独到的认识。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上，王家新深情地回忆起被诗人们深深怀念的那段时光——80年代有一种“诗歌精神”。“诗歌精神”作为一种说法正是80年代提出来的。所以80年代你们北大能出海子、骆一禾、西川那样的诗人。海子的诗是“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也将告诉每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一个幸福的使者，把诗的光芒带向人间。这也正是80年代很多诗人的自我意识。1987年我们在山海关办青春诗会，那时我在诗刊做编辑，我们请了一些诗人如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等，那种氛围真使我难忘。我记得在海边的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诗“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欧阳江河？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80年代的诗歌精神，是80年代的精神在通过那些诗人之口讲话。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即兴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而且是在一只香烟盒上写下的！那天我们白天参观玻璃工厂，晚上彻夜看护一个生病的女诗人，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这就是一首诗的诞生。这首诗最初叫《在玻璃工厂》，我说这个“在”字没必要，放在那里反而碍事，欧阳听了我的建议就去掉了。西川在这前后也写下了“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树木的躯干中有了岩石的味道”，这种诗我一读就有了一种深沉的喜悦。诗人写的是树木，我想也是在写人生，一种经历了风霜雨雪的诗歌生命。虽然一代诗人真正的成熟，在我看来是在90年代以后的事，但它却出自80年代那种诗歌氛围和精神的养育。（[HT][HK]《诗人与诗歌精神》）
正是因为当年的这种氛围和精神的存在，一代诗人得以茁壮成长，近十年来中国诗坛风云变幻，各种流派和群体风起云涌，蓝蓝、臧棣、杨键、伊沙、张执浩、雷平阳、余怒、杜涯、卢卫平、江一郎、朵渔……新秀迭出，但在我的心目中，最核心和最厚实的力量，仍然是以王家新、西川、于坚、欧阳江河等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拨诗人。
1990年底，王家新又写出了《转变》和另一首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这些诗歌，奏响了王家新创作的一个崭新的序曲，使王家新树立起了中国诗歌界极为独特的思想性诗人的形象。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王家新离开诗刊社。居家一年多以后，于1992年元月到了英国，随后在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朗诵和讲学，两年后回国。在国外的两年，王家新的创作更为开阔，不仅深化了《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品的写作向度，还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另一种写作方向，即被他称为“诗片断”的写作。
1994年8月，王家新调入北京教育学院担任教师，2006年12月起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在此期间，又多次出国探亲、访问和讲学，操办诸多大型诗歌活动，出版了多部诗集和评论集，其影响也从国内逐渐扩散到国际。
六
王家新诗歌中的沉痛和抑郁在当代中国极为少见，诗歌中的“我”总给人一种流亡者的印象，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与此同时，他的诗歌中频频出现的思想者形象，也逐渐深入人心。如果说“知识分子写作”确实存在，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进行这样的大致分类：王家新和欧阳江河代表的就是知识分子品质中“对命运的担当”的那部分，西川和陈东东等人则代表着知识分子中的辞采的部分。前者给人一种思想者的形象，后者则更侧重于文体家。与一些暴得大名却找不出一首代表作的诗人不同，王家新是有代表作的诗人。“代表作”之于一个艺术家非常重要，它能够让读者看到艺术家的名字，马上会联想起他的某首作品；或者看到某首作品，马上就会联想起它的作者。事实上，艺术家的代表作就等同于艺术家本身，经过长期的交融，已经不分彼此，可以相互替代。比如我们看到北岛的名字，马上回想起《回答》，看到舒婷，会想起《双桅船》，看到海子的名字，会想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今诗坛，能够获得这一殊荣的诗人并不多。
我阅读王家新的第一首诗歌就是他的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这首诗发表于《花城》1991年第2期，当时我还在四川读书，正与诗歌处于疯狂的热恋期。《帕斯捷尔纳克》干净而有力量的词语、内在的音乐性以及诗歌中呈现的高尚形象，让我爱不释手，然后开始仰望它的作者。遗憾的是，当时我刚进城不久，还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叫做“复印”的科技，因此在首读之后，却没能将原诗保留下来。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93年，我才获得这首诗的印刷版。那时成都《浣花》诗报举行诗歌大展，这首诗是此次大展给我的最大馈赠：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然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正如你，要忍受更剧烈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你的
拉丽萨，那美丽的、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就在眼前！
还有烛光照亮的列维坦的秋天
普希金诗韵中的死亡、赞美、罪孽
春天到来，广阔大地裸现的黑色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苦难，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
而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
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寻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
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
诗歌沉郁而激越，充满内在的疼痛。从标题到里面的大量句子，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是对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致敬文本，也从侧面显示出一个伟大灵魂对中国诗人的深刻影响。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诗歌的开头，以这样一个转折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虽然不能亲身到异国大地的帕斯捷尔纳克墓前献花，但自己内心对精神偶像却注定了“一生的倾注”和“灵魂的颤栗”。这份忠诚、景仰与坚定，奠定了全诗的基础。
第二节和第三节其实可以合并成一节——作者在满四行时分节，除了出于诗行的美观考虑，还使句子形成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增强了诗歌的内涵——第二节的开头两句是王家新的名句：“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先是写作，后是生活，表示了写作与生活之间的位置；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是相对容易的，只要你不那么在乎世俗名利，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却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理想去生活。无疑，这是对诗歌当年身处的现实的不满。而“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无论是“我”还是“你”，都处在相似的环境中，因此，“你的嘴角更加缄默”。对于一个虚伪浮躁的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不会去粉饰，即使没有发言的机会，也会保持缄默，承受住这种苦难和命运。“为了获得，而放弃/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为了保存住自己的纯洁理想，他愿意放弃世俗的好处，为了获得理想中的生活，即使付出生命！
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胸怀天下、具有忧患意识的，他看到“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在风中燃烧的枫叶/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对这些，他不可能视若不见，不可能扭转头，“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一个悲悯的担当者形象，跃然纸上。
在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伟大的诗人面前，“我”显得太渺小。他历尽沧桑仍毫不放弃，他对死亡与苦难的承担，我们无法相比，尽管他很可能视我们为同道，“前来寻找我们”，“而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面对大师时的自谦与自省，是王家新一贯的品质，这一点，稍后我们会继续谈到。
诗歌的最后一节，是自省后的灵魂坦白，先贤“目光中的忧伤、探寻和质问/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这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的环境太惨淡；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诗人通过先贤的足迹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支撑点。诗人意识到，要说出这种忧伤、探寻和质问，需要的不仅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忍耐与坚持，那是诗歌开头所说的“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以及最后一句：“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这里的“冰雪”，自然不是自然界的冰雪，而是一种冰清玉洁的伟大精神。
这是一个中国诗人与外国大师的灵魂的相遇，王家新没有流连于单纯的致敬，而是由外及内，由彼及此，用一个伟大的灵魂来拷问自己的生活和内心。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生存环境与个人思想之间的交锋，完成了诗人之间的相互寻找和潜在交流，使这首诗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
《帕斯捷尔纳克》诞生于1990年冬天，但不仅属于90年代，在整个中国新诗史范围内，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当我们看多了那些“一地鸡毛”式的文学作品再回过头来阅读它时，就会深切地感受到它的重要和伟大。读完这首诗，我想起了三个词，那就是“怀疑”、“承受”与“担当”。从这几个词入手，基本上可以解决王家新诗歌的阅读问题。那一年正好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于是我模仿《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首题为《怀念》的朗诵诗。后来，《怀念》分别出现在学校的文艺晚会、某民间社团举行的纪念诗会以及当地电台的节目单中。但模仿永远是模仿，李鬼不会成为李逵，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一过，“李鬼”无疾而终。
七
1994年初，我在四川乐山一家造纸厂图书馆里的一本《花城》上，读到了王家新另一首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这首诗风格与《帕斯捷尔纳克》相去甚远，多了短句和叙事而少了抒情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高贵品质。
蜡烛在燃烧
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
整个俄罗斯疲倦了
又一场暴风雪
止息于他的笔尖下，
静静的夜
谁在此时醒着，
谁都会惊讶于这苦难世界的美丽
和它片刻的安宁，
也许，你是幸福的——
命运夺去一切，却把一张
松木桌子留了下来，
这就够了。
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别无他求。
何况还有一份沉重的生活
熟睡的妻子
这个宁静冬夜的忧伤，
写吧，诗人，就像不朽的普希金
让金子一样的诗句出现
把苦难转变为音乐……
蜡烛在燃烧，
蜡烛在松木桌子上燃烧，
突然，就在笔尖的沙沙声中
出现了死一样的寂静
——有什么正从雪地上传来，
那样凄厉
不祥……
诗人不安起来。欢快的语言
收缩着它的节奏。
但是，他怎忍心在这首诗中
混入狼群的粗重鼻息？
他怎能让死亡
冒犯这晶莹发蓝的一切？
笔在抵抗
而诗人是对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严酷的年代
享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为什么不能变得安然一点
以我们的写作，把这逼近的死
再一次地推迟下去？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
蜡烛在燃烧
诗人的笔重又在纸上疾驰，
诗句跳跃
忽略着命运的提醒。
然而，狼群在长啸，
狼群在逼近，
诗人！为什么这凄厉的声音
就不能加入你诗歌的乐章？
为什么要把人与兽的殊死搏斗
留在一个睡不稳的梦中？
纯洁的诗人！你在诗中省略的
会在生存中
更为狰狞地显露，
那是一排闪光的狼牙，它将切断
一个人的生活，
它已经为你在近处张开。
不祥的恶兆！
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
这巨大的恐惧？
诗人放下了笔。
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
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
狼的嗥叫传来，无可阻止地
传来……
蜡烛在燃烧
我们怎么写作？
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
那一声凄厉的哀鸣
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
来自我们的内心……《瓦雷金诺叙事曲》创作于198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发表于《花城》1992年第6期，诗歌参用了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对爱情的描述，在雪夜中写诗，屋外的狼嗥声，狼群向房子逼近等。
全诗的中心是“蜡烛在燃烧”，其余所有联想和对现实的描述都围绕这这一意象发展。在这里，蜡烛不仅能让人联想到炙热的火，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光明的象征。群狼自然也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猛兽，还是生活中的某种逼压。漫长而广阔的冬夜与一豆烛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如同一个惨烈的世界之于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那是一种从外到内的巨大重压。而正是在这微弱但从不熄灭的烛火中，诗人敞开了自己的灵魂，他向往美丽的爱情，无惧苦难的逼近。一种高洁而不妥协的形象，自《瓦雷金诺叙事曲》开始，出现于众声喧哗的中国诗坛，王家新从此成为中国诗人中一种知性与智性的代表，他的诗已不仅是诗，还是一种思想。
如果我们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可以在《瓦雷金诺叙事曲》与《日瓦戈医生》之间发现很多互文，比如它与《日瓦戈医生》一书中的《重返瓦雷金诺》这一章之间的关系（在诗歌细节方面），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短诗《冬天的夜晚》之间的关系（两诗的关键词句都是“蜡烛在燃烧”），以及诗歌叙述的生活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和苏联的确有相当大的共同性，虽然时间不同，但两国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却面临相似困境，这也许是王家新接受帕斯捷尔纳克并将其引为知己的原因。关于这一点，王家新并不避讳，1993年，王家新在接受陈东东与黄灿然的书面采访时，谈到了自己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我不能说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就是我或我们的一个自况，但在某种艰难时刻，我的确从他那里感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似乎他那皱紧的眉头，对我来说就形成了一种尺度，以至于使我一直不敢放松自己。”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深入骨髓的影响。
由于过于喜爱《瓦雷金诺叙事曲》，我产生了“邪念”。居川四年，我所做的唯一“见不得人”的事，就是以实习生的身份悄悄地撕下了实习单位的两页印刷品。
王家新这两首与帕斯捷尔纳克有关的诗篇，自发表那天起，就已经成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引起了纷纭议论。受到了大量优秀的学者、评论家、诗人和普通读者的关注，成为讨论王家新时不能绕开的作品。
自然，批判的声音也从来没有断绝过，有人认为这两首诗，特别是《瓦雷金诺叙事曲》是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拙劣模仿；还有人指责王家新“公然撒谎”，因为他的生活比他用以自喻的帕斯捷尔纳克好得多，他开着私家车，不受政治迫害，却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流亡者。他们说，没有经过真正的流亡怎么能写“流亡诗”呢？
关于第一个质疑，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两首诗歌虽然是受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与作品的启发创作出来，诗歌里虽有一些意象和取向有相似乃至相同成分，但加入了王家新的生活经验与对世界的理解，因而它们是独特的，也是不可多得的。在这两首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之间，体现的更多的是“互文”关系。这一点，正如王家新在《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一书中所说的：“我承认中国作家们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但我相信他们也不至于吃了牛肉就变成了牛。”
2007年5月29日晚上，王家新在中央美术学院进行了一次诗歌讲座，主题是“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王家新认为，如同布罗茨基的名作《黑马》所说：“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在诗歌与诗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寻找”的过程。最初是诗人对诗的寻找，即诗人被诗吸引，从而开始写作；随着写作的深入，诗人会渐渐地听到诗歌发出的召唤，即诗歌来寻找诗人。“当他试图回应这种来自诗的要求和期望时，一种更深刻的相互的寻找就开始了。”然后，王家新以自己的创作和体验为例，证明了这种“相互寻找”的事实：“我自己也曾在异国他乡生活过，正是在如布罗茨基所曾描述过的那种完全陌生、孤独、失语的环境中，有某种东西前来找你了，‘这即是我的怀乡病：当我在欧罗巴的一盏烛火下读着家信，而母语出现在让人泪涌的光辉中……’这是我1992年冬在伦敦写下的诗片断系列《词语》中的一节，你们看，这就是诗对一个诗人的寻找：在伦敦的雾夜那一盏烛火中，我们的‘母语’就这样让人泪涌地出现了……”
在我看来，王家新的这次讲座，不仅是对一种诗学观念的阐释，同时还是对前文所提及的那些责难的回答。
如果说第一种质疑还算有一点学术成分，那么第二种指责则可谓荒唐透顶。诗歌不是纪录片，不是焦点访谈，它只需讲求艺术的真实。衡量一件艺术品是否高明，应从艺术本身去分析，何况王家新的真实生活并不是他们说的那回事。
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小说家阎连科曾以“巫婆的红筷子”为例做过生动精辟的说明——在偏远的农村，有的人突然遇上了“鬼附体”，变得神神怪怪。按照迷信说法，这人是被鬼魂附体了，得请巫婆来将“鬼”劝出体外。巫婆在屋子中间摆上一个空盘子，用手把三根红筷子扶直在盘子里，对着空气问“鬼”需要人们帮忙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是不是在阴间没衣服穿、没钱用什么的。问对了，即使把手拿开，那三根筷子也照样竖着。问得不对，手一拿开筷子就倒下来。起初大家不大相信巫婆，但看到筷子竟然凭空无倚地直立起来，就深信不疑了。作家的创作也如此，不在于你讲的故事的真假，而在于你能不能像巫婆一样，把筷子竖起来。竖起来，一切都是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仅能够把假的东西说成“真的”，而且能让读者一上来就不去想事情的真假，把目标转移到“竖立起来的筷子”——作品的质量上。因此，王家新的诗歌“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诗歌里对命运的审视和对道义的担当表达得是否到位。王家新是成功的，他的诗歌融入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对精神性的追求，从众声喧嚣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纪之交中国诗坛一个独特的存在。
从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可以看出王家新诗艺的进步，相比《瓦雷金诺叙事曲》，我更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后者在音韵和节奏上更成熟，精神“独立性”也更强。不变的则是对帕斯捷尔纳克永远的敬意。
八
谈论王家新的诗歌，不能避开的还有《词语》、《另一种风景》等“诗片断”系列及《回答》、《伦敦随笔》、《孤岛札记》、《临海孤独的房子》等长诗或组诗。在王家新的创作中，它们是《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分量最重的作品，进一步加深并推进了诗人对诗艺、生活与命运的思考。
1991年11月，王家新开始了被他称为“诗片断”的系列作品，先是在北京完成的《反向》、《持续的到达》，1992年初到国外后，又完成了《词语》、《另一种风景》、《游动悬崖》、《蒙霜十二月》，2000年左右又完成了《冬天的诗》、《变暗的镜子》等。
这些作品相当驳杂，单独阅读，其中的每一段都是一个箴言、短语、创作谈，也可以说是跳跃性很强的散文诗，乃至于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比如“当你开始接受记忆的审判时，你这才发现你已把它推迟多年。”“写作缓慢，这说明我遇上了某种障碍，而这是我以前轻易就绕过去的。”“爱这艰难的时光吧，它让我惊异于某种存在，虽然转瞬它又消失在一片灰蒙里……”这些简洁的短句，常常能给人启发，让他们联想到文字之外的很多事物。但假如仅仅只能获得这样的效果，王家新的“诗片断”也就不可能成为他的重要作品了。事实上，当我们阅读全篇，这些看似零散的段落又会迅速机合起来，给你一种全局的、全新的体验，这个时候，我们眼中已经没有了这些“片断”，而是一个博大的整体，一种深厚的氛围。在阅读的过程中，一个坚定又不乏怀疑的思想者形象清晰地浮现在人们面前。
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不少诗人开始了这种“片断”式的写作，不知道王家新的“诗片断”算不算“领风气之先”？当然，这已经不重要了，一个有高远抱负的诗人，他不可能斤斤计较于此类枝节性的“荣誉”。
散文诗组《临海孤独的房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1993年，我从《诗神》上读到这组诗时，内心的感觉只能用“汹涌澎湃”来形容。在这首诗中，王家新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少有的气势：“这就是生活：你的房屋低陷，你的思想也不可能走远。当你瞭望，似乎在一片虚无之外仍然是虚无。于是你知道了你的限度。”“瞭望，总是瞭望，我们就这样被赋予给更远的事物：海，或别的。但我知道，我惟有从我自己的黑暗中诞生。于是再次回到低暗的屋子里，回到写作上，回到我秘密忍受的死亡中……”“这就是在词语中开始的一切。它会继续下去，会有新的路从孩子们的画笔下通向海，同时，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替我思考我不去思考的一切。”……这些充满哲思、深入灵魂、自我拷问的诗句，有一种强大的煽动性，能够迅速将读者覆盖。字里行间闪现出来的光芒，进一步成就和完善了王家新浑厚、沉重而充满反思和担当气质的形象。
而创作于1997年11月的长诗《回答》，则体现出王家新诗歌的另一种面貌，不再玄思，而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内容也极为个人化。这首诗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在叙述的过程中，探讨了人生、理想、爱情、现实等关键词之于生活的意义。诗歌从对个人生活的不幸的叙述开始铺展开来，渐渐地转向开阔与坦然。最后，诗歌在平静与展望中结束——
是到了告别的时候了。
我曾一再推迟，一再抱着希望，但
另一个勇敢的女性已经诞生，勇敢的人们
在彻底否认他们的过去——为他们祝福吧，
宽恕，理解和和解已不是我能期待的事；
每一个人都在追随着他们自己的神，
每一个人都将变成另一个人。
四十而惑，但我也听出了命运的一些低语，
我在辨认着宇宙的伟大法则。
我仍将把你带在我的生活里，血液里，
或一首献给这个正在逝去的世纪的挽歌里。
一如既往，我还随时准备向你的愤怒或欢乐致礼。
而我，在我写完这首诗后，冬天
就会沿着森林大道和花园小径向我走来，
霜雪也会蒙上我的明亮的窗户；
大雪封山之前，人们还会纷纷离去。
那不勒斯的女儿也将飞回温暖的家乡过冬。
而我将在这里留下。
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从持续不断的降雪中，
从笼罩着山上山下和万物的静寂中，
将会静静地升起一支冬日的颂歌……
诗歌的标题是“回答”，那么我们要问，诗人要回答谁？回答什么内容？窃以为，抓住这两点，我们就能进入这首诗的内部。
在进入诗歌之前，人们首先会读到正文前面引用的两句话，一句是里尔克的“苦难尚未认识……”另一句是沈睿的“女权只是蓝图，那些勇敢的女人已经死了”。这两个人，一个是王家新敬仰的异国大师，一个是曾经在一起生活多年的妻子，尽管后来分手，但仍然是最知晓对方生活与心思的朋友之一。如此，我们不妨认为《回答》的潜在倾诉对象是里尔克和沈睿，而“回答”的内容，则是精神与世俗生活交杂的。这也说明了《回答》的性质——这是一首诗歌，而不是诗人的生活实录。在诗歌中，诗人诉说了自己的理想、现实、烦恼、忧虑、不满、期待、挣扎、抱负等丰富的内容，而这一切，都在生活之中被搅拌、被分割。内容的复杂，致使了诗意的迂回，最后螺旋式上升，不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的回答，而是对命运、世界、历史与信仰的坦白。因此，这既是一首个人化的诗歌，更是一首与社会有关、具有历史性的关乎精神与灵魂的诗歌。
到了这一地步，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询问：“谁在回答？”在我看来，在这首诗，诗人已经不仅仅是个倾诉者和独白者，他同时也是一个倾听者，他在听从来自诗歌与生活本身的声音，顺应着语言和精神的引导。诗歌已经成为独立的存在，不在依附于诗人原本的思想意识，它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内涵，都已自足。
《回答》在《莽原》杂志1998年第三期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用王家新的话说：“《回答》这首诗发表出来之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我听到的不同反响很强烈，甚至出现了为这首诗而争辩的情形，甚至是在夫妻两个之间也出现了一些争辩。”它被作为当年的重要作品收录入次年出版的《1998现代汉诗年鉴》和其他一些重要选本中，并被耿占春等著名学者专文讨论，一些大学也专门为此诗举行了读诗会。著名学者吴晓东认为，《回答》在王家新写作历程中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回答》不仅仅是个人性经验的凝聚和喷发，同时叙事性情境的营建，还使这首诗具有了个体生命史诗的意味。”“在一定意义上说，《回答》意味着王家新对‘诗片断’阶段的某种自我超越，也意味着诗人在面对新的‘艺术的难度’的挑战。”
《回答》也是王家新非常看重的作品，在王家新看来，他“整个一生也许就放在这里面了”。王家新后来出版的《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等诗集都收录了这首诗，可见作者对它的钟爱程度。
不管外界的反应如何，《回答》作为王家新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后最重要的作品，已经毫无疑问。《回答》在王家新的创作中出现，既顺理成章又出乎意料。说顺理成章，是因为诗歌中仍体现了《帕斯捷尔纳克》中的怀疑与担当意识；说出乎意料，是因为从这首诗开始，我们看到了王家新对具体生活的介入。此前王家新的作品，大多围绕着某种信仰和理想，虽然时常出现“我”，却显得高蹈，难以接近，而《回答》在继承了以往诗歌的品质的基础上，涉及了可以触摸和切身感受的生活细节，脚踏大地，沉稳而厚实。从这一点说，《回答》在王家新的诗歌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九
我一度以为，相对于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等“花样多端”的诗人，王家新以凝重见长而拙于技巧，因此他的诗歌适合零星阅读而不宜一口气“啃”完一本。2001年底，我在读了一整本《王家新的诗》后，为其中诗意和技巧的大量重复心生不满，开始“抵制”王家新的诗歌。直到2008年底，我才意识到，其实，对于某些特殊的实力诗人而言，“重复”并不见得是坏事，更是对某种品质的深化与加强。因为技巧和内涵的相对稳定，一首诗成为另一首诗的开始，长久为之，深度和广度就会在这些看似“雷同”的作品中出现。
我开始重新阅读王家新的诗歌，发现很多以前几乎没有注意到的佳作。先看看这首《旅行者》：
他在生与死的风景中旅行，
在众人之中你认不出他；
有时在火车上，当风起云涌，我想
他会掏出一个本子；或是
在一个烛火之夜，他的影子
会投在女修道院雪白的墙壁上。
蚂蚁会爬上他的脸，当他的
额头光洁如沙。
他在这个世界上旅行，旅行，或许
还在西单闹市的人流中系过鞋带；
而当他在天空中醒来时，
我却在某个地下餐厅喝多了啤酒。七年了，没有一个字来，
他只是远离我们，旅行，旅行；
或许他已回到但丁那个时代，
流亡在家乡的天空下；或许突然间
他出现在一个豁然开阔的谷口——
当大海闪光，白帆点点在望，
他来到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
七年了，我的窗户一再蒙上白霜，
我们的炉火也换成了暖气——为了
不在怀念中生活？而我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