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黑色的椅子上
随便翻动厚厚的书籍
也许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暗自等候你熟悉的脚步
钟声仿佛在很远的地方响起
我的耳朵痛苦地倾听
想起去年你曾来过
单纯、固执，我感动得大哭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节选
柏桦
1956年1月生于重庆。著有诗集《表达》、《往事》、《望气的人》、《水绘仙侣》，诗文集《演春与种梨》，随笔集《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诗论集《地下的光脉》、《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等。现居成都。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对文字书产生了厌倦而迷上了“图书”，从朱德庸、蔡志忠、康笑宇、何立伟、魏克到最近红透半边天的几米，每次逛书店都要买上一两本。这些图片有的只适合于无聊时解闷，有的则可以细细咀嚼，但大多读完就扔，没有多大的保留价值。少数几种则是要好好地供在书架上的，它们有的是友情的见证，有的不仅给我感官上的愉悦，还有心灵上的启示。丰子恺的作品属于后者。他的简洁的造型和朴实的风格，看似不起眼，却能给人无尽的遐想，真正做到了艺术上的“少就是多”。
凑巧的是，柏桦曾经表示过他最喜欢的文人是丰子恺。“他有淡泊、隐士的感觉”，“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文人，具备中国文人的很多美感”，“从人到文到形象都非常好。”（凌越：《小诗中自有乾坤——柏桦访谈录》）从表面上看，柏桦要达到丰子恺那样的高度还有距离。然而，“一部作品并非出自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我’的产品，而是出自一个更深刻的‘我’。”如果我们相信普鲁斯特这一论断正确，那么我们又会觉得要弥合这个距离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它淡化了世俗因素而更注重精神能力。这一点正好是柏桦诗歌之优势。即使生活中的成都市民柏桦普通寻常，但只要他回到诗歌中，就没有任何事物能挡住“更深刻的‘我’”的光芒。
事实已经证明，柏桦已经成为当代诗歌史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与海子一起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著名学者程光炜曾在那篇引起广泛影响的文章《没有终点的旅行》中给出过这样的结论：“有一个时期，柏桦是一个不一定写得最多，但却是最难以遗忘的诗人。”诗人钟鸣甚至认为这个时代没有败作的诗人，只有柏桦和张枣。我的评价则更简单一些：柏桦是当代新诗的传奇。
一
柏桦有生以来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应该是少年时期偷吃了三块蛋糕被母亲“教育”。那时候柏桦刚刚6岁，还没上小学。一个下午，父母因为上班而将他锁在家里，百无聊赖之中，柏桦发现了三块蛋糕，于是一口一口将它们“消灭”掉。母亲下班回家，发现家中物件凌乱，蛋糕被偷吃，认为柏桦不听话，便将他责打了一顿。为此，年幼的柏桦异常纳闷，他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吃了几块蛋糕，为什么就遭到了如此严厉的惩罚。
这一事件给柏桦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使柏桦形成了长达四十余年难以磨灭的“下午情结”，以至于每次看到小孩被大人打骂，都会回想起那个下午的经历。在柏桦自撰的创作年谱中，交代完自己的出生时间地点——1956年1月21日，生于重庆市北碚区——之后，他省略了四岁前被送到外公家寄养时的“幸福”生活，而是紧接着就进入了“下午”的情境：“幼时生性敏感，有两位女教师和一位男教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年近50岁的老处女，我的语文教师，她收养了一个男孩，每日下午她都要用一把木尺打他的手掌，这使我联想到我与母亲的‘下午情结’。”
柏桦所说的“幼时”不算太准确，因为见识到那几位教师体罚学生的手段时，柏桦已经9岁，在重庆市中区大田湾小学读三年级，距“蛋糕事件”也已三年。这位“年近50岁的老处女”促使了柏桦的出走，起因是这为语文老师恼恨柏桦上课时好动，便在放学后将他留下来，一边批评一边像柏桦的母亲那样对他进行惩罚——用手指戳学生的前额，并且宣称要告知家长。那个下午，9岁男孩柏桦没有回家，而是蜷缩在附近一幢大楼的角落里度过了一个晚上。
家庭与学校的教育方式使柏桦陷入了思考。多年以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中，柏桦这样描述作为一个孩子的痛苦：“中国的父母很多都喜欢打小孩，有些小孩挨打后没什么问题，可是我就不行。痛苦不分大小与轻重，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因为遗传基因和感受力不同，它们产生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很轻微的伤害对我来说就像是原子弹爆炸般的痛苦，就会让我惊叫起来。学校里的教育也很有问题，有时放学后，我会被教师留下来受罚，我很莫名，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偷蛋糕被母亲责打的27年后，柏桦把这一经历搬进了自己的诗歌中。在那首题为《教育》的短诗中，柏桦写道：
我传播着你的美名
一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儿童一个无法玩掉一个下午的儿童
旧时代的儿童啊
二十年前的蛋糕啊
那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
也是我无法玩掉的下午
家长不老，也不能歌唱
忙于说话和保健
并打击儿童的骨头
寂寞中养成挥金如土的儿子
这个注定要歌唱的儿子
但冬天的思想者拒受教育
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
诗歌给出的结论是：偷吃蛋糕的下午成为决定诗人前途的下午，偷吃蛋糕的儿童注定要成为诗人。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与母亲的严厉相对应，柏桦的父亲则是慈爱的，一个家庭中的两种态度，影响了柏桦的生活感受，并影响了柏桦早期诗歌的气质，在那些诗歌中，有一道很明显的分水岭，一边是“快”，与母亲的严厉相对应；另一边是“慢”，与父亲的慈爱有关。柏桦甚至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叫《痛》，一首叫《恨》。这种“快慢”和“痛恨”交集的诗意伴随柏桦很多年，直到新千年以后，才逐渐淡薄。
除了前面那首《教育》，柏桦早期的很多诗歌，都可以找到童年生活的蛛丝马迹。这些诗歌里的“柏桦”总给人一种“孤儿”、不第仕子或前朝遗老的形象，不大适合生活在20世纪和21世纪，而应该回到古代。套用他的诗歌标题来形容，是“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让我们从《幸福》一诗来看看柏桦诗歌的“孤儿”气质：
请重视这些孤儿
这些尖锐的不长胡子的孤儿
他们沿街走来
一边吃肉、刺耳
一边敬祝宏伟的灵魂
不死的决心单纯而急躁
仿佛要让世界咽下这掬热泪
或者我们必须一致
加入这行列
这孤儿的赤卫队
怀病、残缺、两眼生辉
呵，他们也歌唱
为聆听风景
为沉默的谦逊的美
可谁会羞愧？
谁会挺身而出？
这嗫嚅的营养不良的歌声？
不。孤儿，对于拯救
我们将从何说起
这并非是一个事实
但他们却强迫地梦到这些
还有苦水，还有呼声
还有春风拍打树林
孤儿们更孤独
我们更多毁容的激情？
我猜想，诗人笔下的这些“孤儿”应该是当年的“红小兵”或红卫兵。第一节，客观描写这些小孩子的容貌、形态和精神——尖锐、不长胡子、沿街走来、吃肉、刺耳、敬祝宏伟的灵魂。这些不懂世事的孩子，聒噪着介入政治，一边喧闹，一边“敬祝宏伟的灵魂”，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何在，但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们却让你不得不刮目相看。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的成长，也让人揪心。因此，一开篇，诗人就告诫读者：“请重视这些孤儿”。
第二段仍然是描述“孤儿”们的形态，但加入了“我们”的判断。“不死的决心”很容易让人们想起那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万岁”，或者“XXX万岁”。虽然“孤儿”们不谙世事，虽然我们看得出他们“怀病、残缺”，但这群“两眼生辉”、坚决如“赤卫队”的孩子，由于敬服并遵从“不死的决心”，无形中拥有了政治上的优势，所以令大人们担心和犹豫，思忖着要不要“必须一致加入这行列”。
事实上，孩子终归是孩子，在口号之外，他们仍然怀有儿童的天性，喜欢歌唱、喜欢大自然的风景。但正因为他们拥有前面所说的“政治正确性”，我们只能表情淡漠，看不出羞愧，不敢“挺身而出”，指出他们的歌声的“嗫嚅”和“营养不良”。至于拯救，更像是天方夜谭，不知“从何说起”了。大人们的心情是怜悯而矛盾的，他们知道，孩子们崇拜的“不死的决心”无法实现，虽然“并非是一个事实/但他们却强迫地梦到这些”。如此，只有无奈，任由苦水横流，呼声盈耳，“春风拍打树林”，眼见着“孤儿们更孤独”，而“我们更多毁容的激情”。
整首诗急促、矛盾，又充满忧虑。让人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号。值得深思的是，一首充满“苦水”和“呼声”，并且怀疑“拯救”的力量的诗篇，却以“幸福”为题，里面的反讽可谓淋漓尽致。也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上下班的途中，或者闲暇时在街上行走，会遇到许多乞丐或流浪者，而其中又有大部分是儿童。他们或三五成群，或形单影只，有的扯着你的衣角，有的用脏兮兮的手向你伸出一只碗，还有的并不观看过往的路人，只是专心地卖艺，比如耍杂技，用尖刀刺手腕，用牙齿咬住铁柱倒立，用一把破吉他伴奏唱歌。面对他们，听到“这嗫嚅的营养不良的歌声”，你会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你可以避开他们，但你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因为“这些尖锐的不长胡子的孤儿”也是人类的一员，如果他们得不到幸福，我们如何能够称得上幸福？
由此可见，柏桦在最尖锐的时候其实也最悲悯，只不过尖锐掩盖了悲悯而很少人注意到而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柏桦兴奋异常：“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卸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下同）
紧接着，柏桦详细地描述了10岁的他莫名其妙地成为红小兵而融进“生活”之中的过程：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附近的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10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极端兴奋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
突然有人带头高吼：“冲市委啊！打倒某某！揪出某某！”人群开始向市委冲锋。
“这么多的敌人，暗藏的、现在的、历史的‘反革命’，但最大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还有反革命……”我正苦于连不起这黄昏的“新鲜”话语，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16岁，但我却觉得她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在那一瞬间，10岁的小男孩柏桦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人，仿佛国家的兴亡与自己密切相关。这种戴上了加速器的成长方式，牢牢铭刻在柏桦的记忆之碑上，令他难以忘怀，以至于33年后的1989年12月26日，他以诗歌的形式回顾了那个夏天自己的心理状况和社会景观：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抢军帽”开始流行了，大批判开始了，人性变得更为疯狂。“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地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情慌张，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最胆大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每一个孩子，当然也包括我，都在日以继夜地细查各种图案，其中一个惊呼：‘快看，这文具盒上的图案藏有反动口号。’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出，非常失落，看来那时我还真的缺乏某种超现实的眼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分件科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
这一切，尚未成年的柏桦自然是看不懂的，正如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抢别人的军帽，但作为一个少年，他和所有同龄人一样，对于热闹场面有一种天然的热爱。然而这种惬意又茫然的日子并不太长，“自由”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们又被召回学校上课。说是上课，事实上是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柏桦的文学才能自那个时候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一个晚上，他竟然对写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提出语法上的疑问——当他看到重庆工人文化宫的一面墙上写着“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一切都好办了”时，既为这段话的简洁而折服，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准确，于是颇有些炫耀地大声说：粮食和钢铁怎么能说“一个”呢？只能说一个人或一个苹果嘛。
话音刚落，一个男人从黑暗中冲了出来，吓得柏桦没命地飞逃。
由于一种沿自内心对领袖的热爱，以及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加上本来就无书可读，柏桦仅用一个星期就背下了所有的毛泽东诗词，书写毛泽东诗词也一度成为他的最大爱好。现在看来，虽然这是一种因无书可读而形成的无奈选择，但这种的阅读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多少给予了一个“未来诗人”以文学营养。多年以后，柏桦甚至写了四本与毛泽东诗词相关的畅销书，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除了“老三篇”等必读作品，柏桦偶尔还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偷来的书”。这些古书中的诗词与毛泽东著作一起，成为柏桦后来写作古体诗词的最初启蒙。
1966年秋天，学校再次全面停课，人们喜欢上了大串联和武斗。那一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据统计，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三个月间，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达1300多万。一时之间，见到毛主席，成为很多群众的最大梦想。由于没有赶上串连列车，无法接受领袖的检阅，在“武斗”的炮火声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柏桦只能以做梦的形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问他笑什么，梦见毛主席。
三
1970年，柏桦在远离市区的重庆市第15中学读书，这所中学位于歌乐山上的山洞里，在这里，柏桦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我爱山洞》，一个物理老师读到之后，就用毛笔抄出来张贴在校园学生专栏的墙壁上，令柏桦自豪得心烦意乱，时常以读者的身份悄悄地去偷看。随后，柏桦开始与同学小颜和小唐一起尝试写作古诗，而且雄心勃勃地要写一部名为《校园之歌》的小说，半个月后，大家终于知难而退，但友谊却日益深厚，后来柏桦的诗歌《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就是为了怀念这些少年时期的朋友而写的。
1973年，柏桦进入重庆市外国语学校读高中。在同学王晓川的影响下，开始阅读新诗。虽然不喜欢自己读到第一本新诗集——贺敬之的《放歌集》，但从此对新诗产生了兴趣。随后，柏桦又读到莱蒙托夫的诗，模仿了两三首，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便放弃了新诗写作。
读了两年高中后，柏桦成为下乡“知青”，到巴县白市驿区龙凤公社公正大队务农。乡村生活，令柏桦无比留恋，在年谱中，柏桦这样写道：“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时光到了。我向田园学习并常常醉卧森林，开始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吸烟。”后来，柏桦写下了《家居》等和乡村生活有关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诗人对乡村生活的喜爱。
幸运星终于降临。1978年春天，在农村了生活三年的柏桦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大学二年级时，柏桦从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彭逸林处得知北岛等人创办《今天》的事情，并读到北岛的《雨夜》等诗歌，激动不已。随后，又读到程抱一翻译的波德莱尔诗选，对其中一首《露台》爱不释手，受其影响，柏桦开始了比较正式的诗歌写作，并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
经过两年的阅读与写作训练，1981年10月，柏桦写出新诗《表达》，一举成名，现在，这首诗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荷兰文等文字。
我要表达一种情绪
一种白色的情绪
这情绪不会说话
你也不能感到它的存在
但它存在
来自另一个星球
只为了今天这个夜晚
才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它凄凉而美丽
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
可就是找不到另一个可以交谈的影子
你如果说它像一块石头
冰冷而沉默
我就告诉你它是一朵花
这花的气味在夜空下潜行
只有当你死亡之时
才进入你意识的平原
音乐无法呈现这种情绪
舞蹈也不能抒发它的形体
你无法知道它的头发有多少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梳成这样的发式
你爱她，她不爱你
你的爱是从去年春天的傍晚开始的
为何不是今年冬日的黎明？
——《表达》节选
《表达》将近60行，这里摘引的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柏桦的处女作，这首诗已经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柏桦早期诗歌的风格，干净利落的短句，率性自然的情感，迅疾流动的思绪。在这首诗中，内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的表述方式，它以一种自然流淌的形态，构成了一件迷人又不事雕琢的艺术品。
如同诗歌中所说，诗人要表达的是一种情绪，“这情绪不会说话/你也不能感到它的存在/但它存在”。为什么它存在着，而人们又不能感觉它？因为它“来自另一个星球”，而且它还要挑选来临的时间：“只为了今天这个夜晚/才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这种情绪是什么样子呢？诗人进行了描绘：“它凄凉而美丽/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美好的事物总是孤独的，如同优异的诗篇总是被人漠视，因此，它尽管美丽，“可就是找不到另一个可以交谈的影子”。这几句，颇有顾城之风。事实上，柏桦的作品在某些地方与顾城取向甚为一致，比如对短句的推崇，对乡村生活的迷恋。
第三节，继续描绘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你如果说它像一块石头/冰冷而沉默/我就告诉你它是一朵花/这花的气味在夜空下潜行/只有当你死亡之时/才进入你意识的平原”。石头的坚硬与花朵的柔软之间，这种情绪微妙地存在着，它像花的气味一般在夜空下潜行，当你全神贯注，你无法感知它，而当你弥留之际，它又不请自来。由此可见，这种情绪的飘忽与神奇。
“音乐无法呈现这种情绪/舞蹈也不能抒发它的形体”。诗歌引入了另两种艺术形式：音乐与舞蹈，但最适合于表达情绪的音乐和最能够体现形体之美的舞蹈，对这种独特的事物仍然无能为力。“你无法知道它的头发有多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梳成这样的发式”。紧跟着的这两句看似突兀，实则是上两句的一种延展，意在表明这种情绪的复杂性，人们不了解它如同不了解一个女人的头发的数量和对发式的选择。
“你爱她，她不爱你/你的爱是从去年春天的傍晚开始的/为何不是今年冬日的黎明？”笔锋转折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通过两种无法沟通的爱，再次展现了那种情绪的微妙与不可捉摸。
不必列举和阐释后半部分，我们仅通过上面这些诗句以及勉为其难的阐释，我们可以知道柏桦在写这首诗时，心态的放松程度。在写作的过程中，柏桦的思路是跳跃的，虽然读者可以从句与句之间、节与节之间找到似是而非的关联，但这种关联的达成需要经过读者参与，而非诗歌本身的明确给予。也就是说，这样的诗歌，我们可以说它经过精心设计，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这种让词语“自寻出路”的流动性写作方式，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几乎前所未有，由此我们也不难想像《表达》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关注了。
当然，必须指出，尽管《表达》是柏桦的成名作，但成名作并不等同于代表作，更不能等同于优秀之作。严格地说，与《在清朝》、《夏天还很远》、《琼斯敦》、《往事》等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表达》至多只能居于中游水准。
对这一点，柏桦也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往事》的序言《走了，就死了一点点》中，柏桦把自己的诗歌道路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88年在重庆时，第二阶段是1988年至1992年在南京期间，第三阶段是2004年以后（1993-2003年基本停笔）。柏桦认为，第一阶段是他的“表达”时期，仗着青春之胆，没有禁忌，只想一吐为快，不知言说之难。这个阶段的写作，“看上去很自由，其实一点也不自由，非常紧张，我的焦灼、神经质、个人怪癖与疾病随处可见。”这种“看上去很自由，其实一点也不自由”、有点“焦灼、神经质”的特征，在《表达》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是进入更高层次的基础，“正是这种以毒攻毒，才使我的身心终得放松，进入到我的第二阶段。”
四
1982年，柏桦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在科技情报所，柏桦并不快乐，“科技情报所带给我生活、文学双重焦虑，统一的办公室令我头昏、失神、烦躁，我一刻也不能适应这个环境。《科学》杂志、读报、喝茶、呵欠与聊天、同一格局与同一颜色的桌、椅、门、窗，准时的上下班制度、工间休息时千篇一律的羽毛球或买菜、随时可见的甩手疗法、‘延年益寿’的气功或太极拳、集体食堂统一的饭菜、集体宿舍大小统一的房间、整齐的床，个人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混为一谈，个人的时间和空间被一个庞大而无形的组织掌握、管理，写诗成了道德问题，‘你居然喜欢《恶之花》。’一位曾留学过美国的老模范科技工作者对我露出惊惧的表情。”（《情报研究所》）
在情报研究所工作了一年多之后，1983年10月，柏桦调往西南农业大学任教，并在高中同学武继平的介绍下与张枣相识。不久后，欧阳江河到重庆西南师大演讲，与张枣、柏桦相聚。这三个惺惺相惜的年轻人，成为当时重庆青年诗歌界关系最为紧密的小团体，他们的深厚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
事实上，柏桦与欧阳江河早在1982年8月就在欧阳江河家中见过面，两人共同的朋友彭逸林是中间人。这次见面十分短暂，大约只有两三个小时，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彭逸林刚为他俩进行了介绍，善于朗诵的欧阳江河就滔滔不绝地朗诵起朦胧诗人杨炼的诗歌。很多年以后，柏桦仍然记得那个晚上，欧阳江河高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朗诵诗歌的样子。由于天气较凉，那天欧阳江河就穿了一件他父亲的衣服，那是一件机织的、有点花纹的毛背心，显得有点花哨。分别的时候，柏桦对欧阳江河说：如果你要像你说的那样，把诗写好，我只给你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再也不要穿这件毛背心了。
欧阳江河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此事，说：“本来我对穿衣服是没有感觉的，基本上是逮到什么穿什么，那件毛背心是我父亲的，我穿着合身，所以已经穿了很长时间。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穿这件衣服，而且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穿衣之道。我已经记不清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谈话内容了，但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他对我说的这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这个逻辑太有意思了，他竟然注意第一次见面的男性朋友的服饰问题。他的衣服也很便宜，但他很注意细节，注意色彩的协调性。柏桦在当年几乎独一无二，尤其是‘第三代诗人’个个都穿得像土匪，包括现在极爱漂亮的翟永明当年也穿得像女民兵一样。”虽然欧阳江河立足于为自己穿毛背心进行辩解，但他对柏桦的审美眼光之敬佩从字里行间也显露无遗。
那个年代，诗人们的交往极富诗意，与欧阳江河熟悉了之后，柏桦和其他校园诗人经常是一考完试就坐火车去欧阳江河家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是率性而为，绝不提前通知。“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参加电大考试，刚刚考完回到宿舍，就看见柏桦坐在那儿了。我问，你等了多久？柏桦郑重其事地讲，一分四十秒。还有一次是我刚下楼准备去考试，就看到彭逸林、柏桦、张枣，还有肖全风尘仆仆地走来，我说我必须去考试，你们先去我家坐坐，估计你们要来，所以门都没锁，你们直接去就行了。肖全说，不行，先拍张照片，接着就给我们拍了张照片，我再去考试。”（虞金星：《八十年代：诗歌十年》）
尽管在普通人眼里，这种交往方式已经颇有些“出格”，但与当时其他“第三代诗人”相比，他们的交往远远谈不上“刺激”。那么，更“刺激”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在《万夏：1980-1990宿疾与农事》一文中，柏桦回忆起了80年代初期四川青年诗歌界的一个“刺激”事件：
三个主要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了；成都的胡冬、赵野、唐亚平等五人代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三校诗社，万夏和朱志勇等代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和马拉等代表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
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30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范大学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中国学生特有的80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或《青年近卫军》之歌。
接下来连续三天：争吵的三天，狂饮的三天，白热颠覆的三天。三天后，大家正式将“这一代人”命名为“第三代人”（一个重要的、日后在诗歌界被约定俗成的诗歌史学概念被呼之欲出、敲定下来）并决定出《第三代人诗集》。万夏曾告诉我：“第一代人为郭小川、贺敬之这辈，第二代人为北岛们的‘今天派’，第三代人就是我们自己。”
这也是一次未达最后胜利的聚会，青春热情及风头主义成了合作的龃龉。目标和形式都没有出现，两派形成了。廖希的重庆派，万夏和胡冬的成都派，三军过后没有尽开颜，而是鸟兽散……
虽然最后的结果是“鸟兽散”，却也不是一无所获。从某个角度上说，甚至是大有斩获——提出了“第三代诗人”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命名，并且由万夏负责起草了轰动一时的《第三代人宣言》，“第三代诗人”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中与“朦胧诗”齐名的关键词，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最终进入中国文学史。
口号已经提出，雄心万丈的诗人们自然不会闲着。1984年3月，柏桦趁热打铁，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印数30册，蓝色封面空空荡荡，没有书名。简陋的印刷装帧质量并不能影响诗人内心的快乐，毕竟，这是他创作5年来“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啊。同年8月，柏桦在北京的一个大杂院里看到了自己的崇拜对象北岛，并与北岛互赠了油印的个人诗集，开始了两个优秀诗人延续至今的深厚友谊。这次见面，对柏桦的诗思有了很大的触动，回重庆后，他陆续写出《悬崖》、《夏天还很远》、《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等有影响的诗歌。
1985年3月，北岛和马高明等人来到重庆与重庆出版社商谈出版《国际诗坛》事宜，在四川外语学院与柏桦、张枣、彭逸林等人见面。在《一个时代的翻译和写作》中，柏桦这样回忆当年的那次会面：“1985年，又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在重庆北碚温泉的一间竹楼里，室内如此明亮，而楼道外却一片黑暗，对面是可怖的群山，下面是嘉陵江深夜的流水，夜雾迷漫、新鲜而湿润，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北岛在为我们谈论‘今天’的旧事，人、岁月、生活，一个诗人的旅程……而此时洗手间的水龙头未拧紧，水滴落入白色脸盆发出的声音让我既惊叹又迷离……”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又见了两次面。其中一次，诗人们玩起了游戏。现在看起来，这种游戏已经非常老套，但在20多年前颇为流行，即每个人分别在三张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地点以及所做的事情，然后将这些纸条分成三类，混在一起，随意抽取三张，再将纸条上的文字连起来读，往往会得到十分滑稽而荒诞的效果。据欧阳江河说，他抽到的是“在厕所外面大谈苏格拉底”，杨炼抽到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游行”，而柏桦所写的两张纸条都被北岛抽中，这似乎在冥冥中暗示了两人的缘分。
相识20多年来，柏桦与北岛的友情日益加深，彼此对对方的写作也极为推崇。北岛在美国大学用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和张枣的《镜中》等诗歌作为教材，向一批又一批学生推荐，柏桦则饱含感情地为北岛的诗学随笔集《时间的玫瑰》作序，将该书誉为“一本可以焕发我们的书”。据西川在《边幻想边旅行》一文中透露，1997年秋天，柏桦、北岛和西川应邀到巴黎参加第四届瓦尔德马涅国际诗歌节，这是柏桦第一次去巴黎，但在巴黎期间，除了某些必不可少的应酬，大部分时间，柏桦都和北岛呆在旅馆里聊天。好不容易有一天，两人与西川一起逛街，在街上碰到一位中国温州妇女。这个妇女问北岛等是否想看巩俐的新片《中国匣》，她有两张多余的电影票，北岛和柏桦当即决定不再逛商店而要去看电影。西川愣在街头，对他们的行径百思不得其解。
五
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有一个异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各地的“地下诗人”纷纷办民刊，作为诗歌重镇的川渝两地的诗人自然更不会例外。1985年5月，柏桦在重庆创办《日日新》诗刊，收录了欧阳江河的理论文章《关于现代诗的随想》、张枣的诗歌《镜中》及张枣翻译的荣格文章《论诗人》等作品。这本诗刊只出版过一期，创刊号也是终刊号，但“日日新”这个词汇一直为柏桦深深喜爱，以至于24年后的2009年，柏桦用《日日新》作为自己的一本关于唐诗阅读的随笔集的书名。
尽管柏桦早在1981年就写出了成名作《表达》，但多年以来，他的诗歌更多的是在诗人中间口口相传，以及在一些油印内部刊物发表。《夏天还很远》是柏桦在公开刊物发表的第一首诗歌，那是在1986年2月的《新观察》杂志上。在同一期《新观察》中，柏桦读到了上海诗人陈东东的诗歌《远离》，喜爱不已。随后又在孟浪寄来的一本刊物上读到了陈东东的另一首诗《独坐载酒亭，我们怎样去读古诗》，陈东东的诗，让柏桦豁然开朗，他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尝试，写出了“在现代语言中重现古典”的《望气的人》、《李后主》、《在清朝》等闲适之作。
同年9月，柏桦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当时诗歌界“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柏桦与钟鸣、孙文波、赵野等诗人往来密切，并开始与“非非”、“莽汉”、“整体主义”诗人交往。
上研究生一年后，柏桦自动退学，回到重庆，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课余时间则与友人喝酒、论诗，所写的诗歌也“散发着酒精的白热之美”。
虽然生活颠簸，但那两年，却是柏桦写作高潮时期，《望气的人》、《李后主》、《在清朝》、《痛》、《冬日的男孩》、《献给曼杰斯塔姆》、《美人》、《琼斯敦》、《恨》等广为人知的诗歌就是在那两年写成的。
由于柏桦的气质综合了尖锐、平和、淡泊、哀婉、忧虑等因素，表现在创作上，就构成了《冬日的男孩》、《在清朝》、《望气的人》、《琼斯敦》、《表达》、《幸福》等等看似一脉相承实则差异颇大的文本。可以把阅读柏桦当作培训艺术敏感力的途径，在阅读中，各种细致入微的滋味会主动撩拨你呆板的神经。但总的说来，柏桦还是偏向于闲适与雅致，诗人杨黎在他的关于“第三代诗人”生活与创作的专著《灿烂》讲述过这样的往事：80年代后期，柏桦向朋友描绘过自己的一个理想：找某县的县长，让他拨给一块地来建立一个诗人村，诗人们为农民带去现代文明，在村子里办学，种菜，自食其力。在现代社会，如果缺乏足够的资金，这样的理想只能成为永远的梦想，不过由这个小故事足以看出，柏桦的乡村情结之浓郁。
三日细雨，二日晴朗
门前停云寂寞
院里飘满微凉
秋深了
家居的日子又临了
古朴的居室宽敞大方
祖父的肖像挂在壁上
帘子很旧，但干干净净
屋里屋外都已打扫
几把竹椅还摆在老地方
仿佛去年回家时的模样
父亲，家居的日子多快乐
再让我邀二、三知己
酒约黄昏
纳着晚凉
闲话好时光
——《家居》
《家居》创作于1985年春天，描绘出一派温和恬静的乡村生活景象，居室古朴而宽敞大方，壁上挂着祖父的肖像，“帘子很旧，但干干净净”，屋里屋外都已打扫干净，竹椅无言，像个多年老友。
在对环境的描绘结束之后，“人”出现了，最后一节，诗人忍不住内心的欢愉，告诉父亲自己家居的日子的快乐，并希望能“邀二、三知己，酒约黄昏，纳着晚凉，闲话好时光”，那是多么惬意的人生！
从《家居》一诗，可以看到柏桦对闲适生活的向往。诗歌中的“我”，如同一个饱含闲情逸致的老乡绅，举止优雅得体，品位高洁，沉湎于怀念与冥想，对有情调的生活情有独钟。有意思的是，诗人在向人倾诉自己内心的欢乐时，选取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这是否说明了当年的“下午情结”仍没有完全消弭？
体现出诗人“不第仕子或前朝遗老的形象”的诗歌代表作无疑是作于1986年春天的《在清朝》，如果你在清晨或者静夜里轻读，那种闲适优雅又带着一点厌倦的情感会舒展开来，弥漫整个房间：
在清朝
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
牛羊无事，百姓下棋
科举也大公无私
货币两地不同
有时还用谷物兑换
茶叶、丝、瓷器
在清朝
山水画臻于完美
纸张泛滥，风筝遍地
灯笼得了要领
一座座庙宇向南
财富似乎过分
在清朝
诗人不事营生、爱面子
饮酒落花，风和日丽
池塘的水很肥
二只鸭子迎风游泳
风马牛不相及
在清朝
一个人梦见一个人
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
而朝廷增设军机处
每年选拔长指甲的官吏
在清朝
多胡须和无胡须的人
严于身教，不苟言谈
农村人不愿认字
孩子们敬老
母亲屈从于儿子
在清朝
用款税激励人民
办水利、办学校、办祠堂
编印书籍、整理地方志
建筑弄得古香古色
在清朝
哲学如雨，科学不能适应
有一个人朝三暮四
无端端的着急
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
他于一八四0年死去
据说《在清朝》的写作灵感和内容来自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每一段内容都可以在《美国与中国》中找到对应，我没有读过该书，无法探讨书与诗之间的关系，我只想在自己的理解基础上谈谈我对这首诗的看法。
前三节，诗人写到下棋、放风筝、祭祀、饮酒、看花、做梦等等，与此对应的事物是牛羊、茶叶、丝、瓷器、山水画、纸张、风筝、灯笼、庙宇、诗人、风和日丽。一幅幅民俗风情画卷，在读者面前次第展开，让人内心宁静。据柏桦说，这首诗歌里的“清朝”，其实是指他生活的成都，在清朝就是在成都。的确，成都作为一个极为适合休闲和居住的城市，它有一种闲散、慵懒的气质，各种“风马牛不相及”事物自然存在，互不干涉，这样的生活，正好是柏桦的内心理想。
从第四节开始，气氛有所改变，物质在介入，笔触也有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向人与社会，于是出现了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太史公、威严的朝廷、军机处、官吏，以及敬老、税款、编书、修水利、办学校、办祠堂、编印书籍、整理地方志、朝三暮四又愤怒至死的人……前面着意描述的清闲幽雅的氛围的浓度被这些具有政治和生活上的严肃态度冲淡。第4-6节紧锣密鼓的“创业”，展示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向上态度之后，最后一节笔锋一转：“在清朝/哲学如雨，科学不能适应/有一个人朝三暮四/无端端的着急/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他于一八四0年死去”。就像一个人终将老去，一个时代也逐渐走向了尾声，在哲学和科学上，这个曾经的“老大”已经步履蹒跚，越来越跟不上形势，所有人都陷入某中颓废的情绪。这个时候，诗人使用了一种反讽的口吻谈到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爱国者，他“朝三暮四，无端端的着急”，而这些毫无用处，于是他能够做的只有愤怒，最终于1840年死去。
这个人是谁呢？我没看到柏桦的相关说明。据我猜想，可能是指林则徐或者龚自珍。说是前者，是因为1840年是清朝近300年统治中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爆发，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国家形态开始改变，由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林则徐不是1840年去世，而是1850年去世的，这又如何解释呢？也许柏桦此处不是指身体的消逝，而是指林则徐所代表的某种坚决的自强的品质，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陷入屈辱和抗争并存的漫长历程。
关于“他”是龚自珍的猜想，则主要是因为龚的去世时间与1840年及其相近（去世于1841年），他的文学与思想经历与诗歌中的“有一个人朝三暮四/无端端的着急/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相似。龚自珍自幼熟习国学，想走仕途，但屡屡受挫，好不容易当了个小官，又因社会日益混乱，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便“着急”起来，弃绝考据训诂之学，转而致力于经世之务，希望通过改革和变法，恢复强国之梦。这一意愿，那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体现得淋漓尽致。十年后，又因这一理想无法实现而辞职；辞职之后，却仍安闲不下来，照样关注世事以及国家的前途，如同他笔下“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中的落红。这些转变，的确有一点“朝三暮四”。当然，这里的“朝三暮四”边费贬义，而是一种调皮的表达。
诗中出现的“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的人又是谁呢？是指林则徐、龚自珍还是另有其人？考虑到这个人在诗歌气氛转折的第四节出现，不知道是不是指明清交替期间的顾炎武或黄宗曦、张岱、冒辟疆？如果真要从这四个人之中挑选一个，张岱的可性最大。顾炎武和黄宗曦一生奔波，为反清复明矢志不改，显得有些“暴烈”，而张岱也赞成反清复明，最终寄情山水，写《夜航船》、《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著作，消极生活，其人其文非常切合“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形象。当然，冒辟疆的可能性也很大，他不仅人生经历与张岱甚为相似，才华亦极为突出，柏桦对冒辟疆也情有独钟，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描述了他与董小苑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柏桦的长诗《水绘仙侣》写的就是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故事。这只是我的臆测，这人到底是谁，只有柏桦本人才知道了。好在我们即使不追究这一点，只把这个人当作一个有理想追求但又不乏闲情逸志的文人，也不影响我们理解这首诗。
《在清朝》写的是大题材，但运用的笔调却十分闲散和节制，毫无诗歌结尾时所要表现的那种“愤怒”和剑拔弩张的感觉，突出的只是对美好往事的客观追忆与怀念。然而，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对美好往事的怀念不正意味着对当前现状的不满吗？
从柏桦的随笔《日日新与望气》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清朝》的初稿与目前的模样小有区别。这首诗，曾在欧阳江河、付维等人的建议下进行过改动：
欧阳江河改动过我《黄昏》第二节及《在清朝》第一节第二行一个十分重要的词，我原诗为“安闲的理想越来越深”，他改为“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把“安闲”变为名词来用，与后面的名词“理想”作一个并置，这简直是脱胎换骨手段，妙不可言。付维也改动过《在清朝》其中一行，我原诗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捕鱼”，他改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注意到意象的趋近而不是意象的分离；他还改动过《望气的人》中一个突破全诗意义的词汇，我本来是“一个干枯的道士沉默”，他试探着问我：“道士改为导师可能会好些吧。”他话音刚落，我即醒悟过来，当场就确定用“导师”换掉“道士”。时至今日，我仍旧认为诗人之间相互空谈技术，还不如直接动手改正一首诗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修改是在他人自身的诗歌系统中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不是偷梁换柱的修改，是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
这除了证明诗人之间的崇高友情，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些优秀的诗人对文字的严肃态度。我曾经和柏桦通过数十封邮件，经常互换文章，我发现，柏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精雕细琢，一句话，一个词，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标点，他都认真仔细，毫不放松。因此，我的邮箱中，也就常常出现“柏桦寄稿”、“柏桦寄修改稿”、“对不起，三寄”、“又有改动，惟有再寄”之类的邮件标题。每一次打开邮箱，看到这些标题，内心升腾起的，惟有“敬佩”二字。
六
尽管《在清朝》弥漫着闲逸、慵懒之气，但这仅仅是柏桦作品的一个向度，在另一些作品中，诗人仍然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责任心并未磨灭。事实上，柏桦的作品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对生活的严肃思考，他的作品无论是尖锐、诙谐还是平静，探询的都是生存的本质。而且时有发人深省的警句，如《夏天还很远》中的“真快呀，一出生就消失”，《现实》中有意模糊鲁迅与林语堂更是发人深省：
这是温和，不是温和的修辞学
这是厌烦，厌烦本身
呵，前途、阅读、转身
一切都是慢的
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
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
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
正如前文所说，柏桦的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非常慢，另一部分非常快，像《冬日的男孩》、《琼斯敦》、《表达》、《幸福》等，都是“快”诗，而《在清朝》、《现实》、《望气的人》等则是“慢”诗。《现实》中有两个地方直接写到“慢”：“一切都是慢的”、“速度应该省掉”。还有一个地方是隐晦的“慢”，那就是最后一句“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鲁迅给我们的印象，无疑是泼辣而坚硬的，是“快”，而林语堂提倡闲适，有节制的生活方式，是“慢”的典型。而在柏桦看来，鲁迅的“快”与林语堂的“慢”，鲁迅的“先进”与林语堂的“落后”，并不那么容易区分，有时候它们甚至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有的人的生活中，冬天也和春天一样暖和，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比如流浪者，即使是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们的心也仍停留于冬天的寒冷之中。《现实》这首诗的好，就好在它辨证地看到了生活与心灵的“快”与“慢”，所以诗人不功利，不追逐，以一种温和的心态享受生活，但与此同时，灵魂深处对世事洞若观火。无疑，这非常符合柏桦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诗歌质量的优劣可分三个层次：“有句无篇”、“有篇无句”、“有句有篇”。顾名思义，“有句无篇”是指一首诗歌中，偶尔能看到一两个好句子，但整首诗不是不知所云就是庸俗透顶，汪国真是一个十分著名的典型；“有篇无句”的诗歌虽然没有什么好句子，但整首诗浑然一体，不能拆散。“有篇无句”的诗歌是成功的，我们至少可以给它打上及格的分数。而最高层次的诗歌是“有句有篇”，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现实》达到了这一高度。
柏桦另有一首诗，叫《衰老经》：
疲倦还疲倦得不够
人在过冬
一所房间外面
铁路黯淡的灯火，在远方
远方，远方人呕吐掉青春
并有趣地拿着绳子
啊，我得感谢你们
我认识了时光
但冬天并非替代短暂的夏日
但整整三周我陷在集体里
这首诗与《现实》有着类似的背景，疲倦的语调、对季节的辨证、黑夜般黯淡的底色。特别是结尾句式，如出一辙。
应该说，单独看，两首诗都很优秀，但如果将它们对比着阅读，你会产生一种“重复”的感觉。两首诗的开头和结尾甚至可以互换。如果你一开始读到的不是原作，而是下面这首“诗”，也许你同样会佩服不已：
疲倦还疲倦得不够
人在过冬
呵，前途、阅读、转身
一切都是慢的
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
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但冬天并非替代短暂的夏日
但整整三周我陷在集体里
经过这样的调换，诗歌失去什么了吗？没有。我甚至觉得它比原诗更天然，更有韵味。诗歌一开始就指出季节的寒冷，人很疲倦，因此“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既然如此寒冷而疲倦，那么自然而然，长夜里，没有必要去劳动（收割），速度可以放慢。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冬天很漫长，不像夏日那么短暂，长时间（整整三周）“陷在集体里”，除了变得懒散，又还能获得什么呢？
这样的解读，同样自成一格；这样一首“诗歌”，同样在外表的闲适中暗含焦躁的反思。
为什么不同的诗，有的词句可以互换呢？我只能如此设想：《现实》与《衰老经》可能创作于同一时期，写完其中的某一首之后的几个月内，诗人脑子里仍保存着某些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再下笔时，句式或内涵的重复在不经意之间发生了。
对于柏桦这样心高气傲的诗人而言，如果不能避免重复，他宁愿停笔。这，也许才是90年代后柏桦的诗歌作品量锐减乃至停笔的最大原因。
七
从1982年到1988年，柏桦在重庆工作了6年，6年里，他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厌倦之情。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柏桦这样写道：“‘离开重庆，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一符咒日夜纠缠着我的思想，逼得我坐立不安，无心教书（那时我已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肉体深陷在生活的泥淖里，诗歌却在挣扎着想拔起遍体鳞伤的生活飞向远方……一封一封的请求调动信寄往祖国各地，我乞求‘制度’伸出援助之手，我甚至想去郑单衣所在的贵州农学院或黄彦所在的川北教育学院……”
终于，南京接纳了这颗躁动不安的灵魂。1988年8月，柏桦来到南京，在南京农业大学担任英语教师。
柏桦在南京生活了四年。四年的古都生活，对柏桦的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是柏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柏桦认为自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我开始懂得了在写作中应加入一种软弱之力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阶段，我过去的强硬与现在的软弱汇合了，并诞生出一种平衡和谐之力。从1988年初秋在南京写下《往事》开始，我才真正感到我写得比较自由了，有了一种天然的节制，用张岱的话说就是‘找截干净’。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才感到我正式成为一名成熟的诗人。”（《走了，就死了一点点》）
在南京，柏桦完成了《往事》、《苏州记事一年》等诗歌。与此同时，他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个人诗集《表达》由于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往事》创作于1988年10月，是柏桦到南京后的第一首诗，也是柏桦的转型之作。值得重点推荐：
这些无辜的使者
她们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
坐在这里，我的身旁
向我微笑
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
那曾经多么热烈的旅途
那无知的疲乏
都停在这陌生的一刻
这善意的，令人哭泣的一刻
老年，如此多的鞠躬
本地普通话（是否必要呢？）
温柔的色情的假牙
一腔烈火
我已集中精力看到了
中午的清风
它吹拂相遇的眼神
这伤感
这坦开的仁慈
这纯属旧时代的风流韵事
呵，这些无辜的使者
她们频频走动
悄悄叩门
满怀恋爱和敬仰
来到我经历太少的人生
据柏桦透露，《往事》的灵感来源于一次简单的访问。一天中午，柏桦去拜访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艺术家，后者的风度和谈吐让柏桦深深折服，并使柏桦回想起了以往的许多经历，在各种经历的碰撞和交融下，一首诗呈现出它的雏形。
关于这首诗的内容，柏桦在与诗歌同题的随笔《往事》中这样阐述：“我幻想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游子从远方归来，他轻叩锃亮的门环走进一座深院。在一间寻常的房间，两个人在正午见面了。一个青年，一个老年在层层注视、对话之后，在漫长的夏夜（诗的最后一节），故事已到达一个激动人心而又耐人寻味的幽会之所。令人感怀的夏日……不仅带给我们饮酒、看花、纳凉、赏月，也带给我们对青春时光或儿童时代的追忆，带给我们对成熟的母亲般的美人的梦想和依念……是的，这青年历经沧桑但仍天真烂漫，天真中流露细腻的礼貌和最后冲向极端的气概；这老年深藏着不轻易的感情，礼貌掩饰了她天性中长存的天真，多《往事》创作于1988年10月，是柏桦到南京后的第一首诗，也是柏桦的转型之作。值得重点推荐：
这些无辜的使者
她们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
坐在这里，我的身旁
向我微笑
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
那曾经多么热烈的旅途
那无知的疲乏
都停在这陌生的一刻
这善意的，令人哭泣的一刻
老年，如此多的鞠躬
本地普通话（是否必要呢？）
温柔的色情的假牙
一腔烈火
我已集中精力看到了
中午的清风
它吹拂相遇的眼神
这伤感
这坦开的仁慈
这纯属旧时代的风流韵事
呵，这些无辜的使者
她们频频走动
悄悄叩门
满怀恋爱和敬仰
来到我经历太少的人生
据柏桦透露，《往事》的灵感来源于一次简单的访问。一天中午，柏桦去拜访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艺术家，后者的风度和谈吐让柏桦深深折服，并使柏桦回想起了以往的许多经历，在各种经历的碰撞和交融下，一首诗呈现出它的雏形。
关于这首诗的内容，柏桦在与诗歌同题的随笔《往事》中这样阐述：“我幻想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游子从远方归来，他轻叩锃亮的门环走进一座深院。在一间寻常的房间，两个人在正午见面了。一个青年，一个老年在层层注视、对话之后，在漫长的夏夜（诗的最后一节），故事已到达一个激动人心而又耐人寻味的幽会之所。令人感怀的夏日……不仅带给我们饮酒、看花、纳凉、赏月，也带给我们对青春时光或儿童时代的追忆，带给我们对成熟的母亲般的美人的梦想和依念……是的，这青年历经沧桑但仍天真烂漫，天真中流露细腻的礼貌和最后冲向极端的气概；这老年深藏着不轻易的感情，礼貌掩饰了她天性中长存的天真，多么可怕，她从未真正大胆而天真过。终于在一个夏日的中午，老年面对一位归来的青年燃起奇异的情感。”
老实说，对柏桦的阐释我只认同一半。如果《往事》的内容仅限于柏桦所说的这些，那么它的魅力会大打折扣，成为一个“忘年恋”故事的平庸复述。更重要的是，如果那样理解，从诗歌技巧上来说，《往事》将是平白的，毫不出众。
在我的理解中，《往事》除了具有柏桦所说的写实成分，更是一种象征，他具有高妙的技巧，特别是第一节和最后一节。
“这些无辜的使者/她们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坐在这里，我的身旁/向我微笑/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这些无辜的使者”不是指人（一个上了年纪但有些害羞的女艺术家），而是各种回忆细节的拟人化表述，这些细节不是主动回忆起来的，而是不期而至的，因此，诗人用了一个词：“无辜”。在这个夏天，“使者”到来，在回忆者的面前一一展现，不再神秘虚缈，而是“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它们坐在“我”的身旁，“向我微笑/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这几句，使那些微妙的、稍纵即逝的感受与回忆形象地树立起来，可知可感，同时对读者进行了含蓄而有节制的挑逗。
“那曾经多么热烈的旅途/那无知的疲乏”，一个年轻人生活颠沛，身体和精神都极为困乏，但当他从曾经深陷的往事中遭遇“这陌生的一刻/这善意的，令人哭泣的一刻”时，注意力便更改了方向，诗歌开始返回写实的层面：“老年，如此多的鞠躬/本地普通话（是否必要呢？）/温柔的色情的假牙/一腔烈火”。鞠躬、本地普通话、假牙，都是实指，描述的是人物的行动与形象，而在这礼貌与温柔中，暗含着色情的烈火。于是，“我已集中精力看到了/中午的清风/它吹拂相遇的眼神”。在“本地普通话”后面，诗人用括号增加了一个反问句“是否必要呢？”，既是对当时的情境的一种抽离，使读者紧绷的心弦达到暂时的休整，也暗含着对女性的体谅与爱护，同时，进一步增强了两人见面时的那种试探与迂回的姿态。
眼神在经意或不经意的触碰之后，两人在伤感之中得以交融，“我”遭遇了一个年长的女人母亲般的爱。“坦开的仁慈”与“旧时代的风流韵事”无疑是与第一节中“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相对应，这几句，意在烘托一种感激而又茫然复杂心情。
最后一节，是“我”的感慨，“呵，这些无辜的使者/她们频频走动/悄悄叩门/满怀恋爱和敬仰/来到我经历太少的人生”。种种记忆的细节纷至沓来，充实了“我”的人生。如同随笔《往事》所说：“在清癯的秋夜，在优雅而丰满的一个片刻，急躁的望气者因经历太多的热烈与悲哀、因一杯秋天的山楂而最后成熟了。”
《往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也是柏桦的诗歌中我印象深刻的一首。因为过于偏爱，所以有些固执，难以接受作者本人的解释而自顾自地给它一个“说法”。这个过程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作品，作者是做不了主的，作为一个读者，不必要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亦步亦趋，更不必人云亦云。而需要按照自己的学识、经验和对生活的理解来进入。
八
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写过一首很有意思的短诗《滑车》，诗歌对当时某种盛行的诗风进行了反讽：
半个世纪以来
诗歌一向是
死心眼呆子的乐园
直到我来
装好滑车
高兴的话，就上车吧。
当然，下车时要是口鼻流血
可不是我的错。
在这首诗里，诗人的激愤之情含而不露，而是采用了一种玩笑的口气进行甄别、劝说、开解，而玩笑背后则是一脸的正经。这种姿态非常对我的口味，在诗歌创作中，创作者的心态可以放松，但骨子里仍然需要相当的严肃态度，高明的诗人总是能够在宽松的心理环境下写出能长久地感染读者的佳作，而低级诗人则以为读者咧嘴一笑就是他的无上光荣。帕拉这种轻松中的严肃，与那些以为什么都是诗的“诗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诗歌不是文字游戏，不是隐射谩骂、占口头便宜，它是诗人心血的结晶。只有持着这样的创作态度，才有资格登上“滑车”而不会跌得口鼻流血。遗憾的是，我们的视线里充满了那些无聊的泄私愤的文字。2002年夏天，当我看到一个我曾经比较尊敬的女诗人用分行文字的形式——或许，她以为那就是诗——对另一个女诗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时，我内心对她的好感已经不可避免地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如果不是读到《选择》，我绝对不会想到如前朝文人般温文尔雅的柏桦也会有戏谑的一面：
他要去肯尼亚，他要去墨西哥
他要去江苏国际公司
年轻时我们在规则中大肆尖叫
今天，我们在规则中学习呼吸
呵，多难啊，请别吵了！
让我从头开始练习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这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肯尼亚，墨西哥，江苏国际公司
这就是诗，请选吧，这全是诗
——《选择》
在读到这首诗的一刹那，我就牢牢地喜欢上了它。这样的诗，只有像柏桦这样的诗人捉笔才能显示出其中的效果。首先，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柏桦还有如此烦躁甚至激愤的时候，这无疑加重了读者的好奇。但这只是表面的理由，我认为这首随意书写的文字“就是诗”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进入90年代以来，诗人的思维似乎得到了空前的放松，一时之间，那些将文字胡乱堆积，以写读不懂的诗为荣，或者随口胡诌、只要把文字分行就可以成为一首诗歌的现象时有发生。诗歌的高贵气质消失了，难度丢弃了，在这样的状况下，还有什么不是诗呢？我相信，柏桦写下这些文字时内心必定不是快乐而是充满忧虑的。可取的是，这种忧虑是以玩笑的语气来完成的，这体现出了“第三代诗歌”一个特有的品质。这首诗作于1993年2月，联系到十余年之后的今天诗坛种种现象，我们不能不钦服于诗人的前瞻力。
这首诗也反映了柏桦对诗歌的厌倦之情，此后十年间，他只写了几首诗，平均每年不足一首。
当然，如果要把“气氛”变得缓和一些，我们也可以仅仅把这首诗看作一个实力诗人不堪报刊编辑的频繁约稿而发出了反感之语，当众多的电话和信函由礼貌的问候变成某种理所当然的骚扰时，承受者必定产生烦躁反感情绪——你不是要我的诗歌吗？那么我就逗你玩，随便涂抹几行文字，你拿去吧，这些都是诗！
这的确是诗，是少数信笔写就但颇有价值的诗，它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诗人的其他优秀作品无法相提并论，但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自然，这样的诗只能偶尔为之而不能推广，正如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人往往占尽风光而跟风模仿者就会被视为东施一样。如果世俗一些，我们可以归纳出此类诗歌的一个特点：最好由名人来写。名家作品因其作者的身份和地位，占有某种舆论上的优势，有利于提倡诗歌的探索精神。而当今名家有真才实学者少，滥竽充数者多，因此，上述作品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是一个优秀诗人能力的体现，是检验一个名家是否“名实相符”的试纸。如果检验通过，这些作品就因其对某种现象的尖利讽刺与揭示而成为诗歌中的另类，成为众多“随意之作”的精品。它们的存在，也将再一次向人们说明一个事实——杰出者之所以杰出，的确具有与一般人不大一样的素质，要么是洞察力的深度，要么是视野的广度，要么是思维的敏锐性。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想，当今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以攻击名人为乐事的“愤世嫉俗者”也许会收敛一些吧。
九
在我曾经进行过专题研究的数十个诗人中，顾城和柏桦是最富有传奇性的。对于顾城，我已有专文论及，这里暂且避开，单说柏桦的传奇之处。柏桦至今仅写了不足100首短诗，却几乎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其地位不可动摇。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性格内敛的诗人，竟然多次主动离开许多文人趋之若骛的高等院校，甚至在诗歌道路如日中天时突然停笔当自由撰稿人，去替书商写了10年的畅销书。即使那10年中他只写了不足10首诗歌作品，平均每年不足一首，读者和文学史家对他也没有丝毫淡忘，他的作品和事迹进入包括北大洪子诚等著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在内的所有新时期文学史版本。
关于那一段长达10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柏桦很少谈及，甚至在他那本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的自传《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这10年的经历也只字不提。在对柏桦进行深度采访之前，相信中国读者所了解的，仅仅是何映宇发表在《瞭望东方周刊》中《柏桦：我已经厌倦了呐喊》的部分信息：“诗人马松、万夏下海后做了书商，约我写书。我写一本《EQ情商》工作量大概也就三五天。我做书都快，我怎么做呢？书商确定了主题以后，我就找相关主题的书，十本左右，我搭一个构架，写一个目录，确定章节，然后就把这些材料直接放进去。当然我们很专业，不会出现版权问题，而且都是写‘编著’。大概五六天就能做一本书。当然也不是每本书都轻松，也有比较花费力气的。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系列丛书我都是专门写的。我对毛泽东诗词也比较有研究。……从1993年一直到2003年。也分几个阶段，1993年、1994年是初创阶段，一年写一两本。1995年开始就比较好，多的时候收入在十万左右，少的也有六七万，不很稳定，但还是比上班的工资要多。”
上面这段文字，写得过于笼统了，它抹去了一个具体的诗人在从事一项崭新的职业时的种种细节。2009年10月26日，我专门就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向已经身为大学教授多年的柏桦进行了解，从中获得了一些他从未向外透露过的“秘密”。
事情要从1988年说起。这一年8月，柏桦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调到南京农业大学教书，虽然南京有韩东等好友，但由于每周要上18节英语课，懒散惯了的柏桦感觉既累又厌烦，不久便萌生了想某一天换个职业的想法，至于换什么职业，柏桦仍然很茫然。在后来的两三年，柏桦一直在掂量着自己的工作与未来，内心的冲突非常激烈。1991年冬，柏桦结婚，由于妻子的家远在成都，柏桦决定到成都生活。但工作不是说换就能换的，要正式调动，必须经历种种难关。柏桦跑到成都，为工作调动的事情努力了一番，但毫无结果。已经铁下心离开南京的柏桦于是不再回校，而是在重庆、成都二地闲游。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作为一个男人，还要养家糊口。
为时势所逼，1992年底，柏桦迈出了自由撰稿人生涯的第一步，开始试着编书。第一本书编得很简单——从《世界知识画报》、《青年文摘》等刊物寻找一些比较可读的材料和文章，将其粗略地整理、分类，之后，托熟人帮卖书稿。卖出第一本书后，紧接着，柏桦用同样的方式编辑并卖出了第二本。这两本书稿共得了七千元，算是解了燃眉之急。至今柏桦都对当年帮助他卖书稿的两个朋友王忠勇和苏丁心存感激，王苏二人是川渝两地极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他们替柏桦卖稿，没有收取一分钱的“辛苦费”。
随着自己的逐渐“入行”，柏桦发现，成都几乎遍地都是书商，加上前两本书的顺利脱手，柏桦决定潜下心来做自由撰稿人。然而，雄心勃勃的诗人很快被一次意外弄得异常沮丧。一个上午，柏桦做好了一部书稿，主动跑到一个书商家里洽谈出版事宜，那书商看了几眼书稿，当场就付款买下，这一切顺利的令人吃惊。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书商派人来找柏桦退书稿。原来，书商在拿到稿子后，兴冲冲地找到熟悉的出版社编辑，被编辑告知，书稿是抄袭的，出版社不可能给书号。柏桦一下子就被弄懵了，但没有进行声辩，马上将钱退给了来人。
来人离开后，柏桦陷入了空前的难过之中。首先，他的心血之作——尽管只是对稿子进行分门别类的编辑工作而不是原创——被人质疑，其次，还因为书商在利益面前的无情。好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到诗人头上，一切又雨过天晴。第二天，柏桦拿着书稿，找到了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当时在成都出版社任总编辑助理的杨晓明。杨晓明看了书稿，说，这书稿没有问题，这是一本文摘式的书，在内容上进行技术处理一下，再写一个后记予以说明就行了。就这样，这本刚刚被退回来的书稿再一次被另一个出版商当场买走。那后来的好几天，柏桦都还在这种悲喜交加的情境中回不过神来。
两天内的大起大落，使柏桦对“行情”有所了解，也增加了柏桦的自信，接下来，柏桦开始和张小波、万夏、张崇俊、颜立和、阿野、潘家柱、马松、杨路、李亚伟、赵野、王益等书商合作。有意思的是，这些书商大部分原本就是80年代就很有有影响的诗人，比如张小波，是中国新城市诗歌的领军人物，万夏和李亚伟是莽汉主义人的两大巨头，这些诗人成立的图书公司，一度占据了国内畅销书制作与出版半壁江山。直到今天，张小波的共和联动图书公司，万夏的紫图图书公司，仍然是中国民营书业乃至整个中国出版业的旗帜。这是题外话了。10年中，柏桦与这些书商兼朋友的合作自始至终都非常愉快，编撰的大量图书中，有4本与毛泽东有关，它们分别是《毛泽东散文作品赏析》、《毛泽东兵法》、《毛泽东口才》和《毛泽东诗词赏析》。其中1995年的《毛泽东诗词赏析》，出版后极受欢迎，一再重印，卖了几十万本。而这本书却写得异常轻松，用柏桦的话说，是“一挥而就”。
对于柏桦“改行”写畅销书，很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文学界人士都感到非常惋惜。2004年7月，批评家李陀在接受查建英的采访时，专门提到了柏桦和他的《左边》，并特别强调：“柏桦诗写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他是当代中国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可惜现在也不写了。”2008年，北岛在《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中说：“柏桦有点儿可惜，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有很强的张力，到了九十年代，商业化冲击太大，他曾做过书商的‘枪手’，编写了一百多本书，靠此维生。这种生存的手段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我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他转向中国古典诗歌，但都没有他早期的诗那么好，遗憾。”更多的朋友和读者在期待柏桦的“复出”，张枣等好友甚至发出了焦躁的催促。
而我对北岛、张枣等人的观点却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如果从更长远的范围看，不管柏桦是出于什么理由暂时转行（包括生活所迫、兴趣暂时转向等），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他后来的写作都不无帮助，甚至可以说，这段时间的沉淀，使柏桦从以前的一个优秀的抒情诗人发展目前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文化人，兼有学者、诗人、批评家以及公众知识分子之长。
柏桦本人也毫不着急。“这对我来说就等于是一份工作，就像教师是一个职业一样。常人看来很枯燥，但对我来说也就是个工作一样的循环系统。我必须要做，一个人不可能枯坐，什么事都不做，或者一天到晚写诗，没有这样的人，除非他疯了。”（《柏桦：我已经厌倦了呐喊》）在柏桦看来，畅销书与文学是有关系的，它是文学之一种，比如张恨水、村上春树等，都是优秀的畅销书作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柏桦也不认为畅销书写作会对诗歌写作造成不利的影响，相反，由于10年的畅销书写作和编辑训练，他的心态更平和、松弛，对文本的掌握更复杂，从而更熟练地调动各种材料来为诗歌写作服务。现在看来，柏桦“复出”后完成的“奇书”《水绘仙侣》，与自由撰稿人生涯不无关系。
十
2004年2月，48岁的柏桦调入西南交通大学担任教授，生活稳定下来，自由撰稿人生涯画上句号。不做自由撰稿人的理由很简单——这个职业虽然自由，但也属体力活，长年累月身体吃不消。
这一次，柏桦选择了中文系，因为中文系的老师时间更充裕些，每周只有四到六节课。除了教书育人，写作论文也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对诗歌的感觉在缓慢地恢复。2007年6月4日，柏桦完成了一首“慢诗”《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用柏桦的话说，这首诗，是为了给朋友们的关心的一个交代。
《水绘仙侣》讲述的是明末名士冒辟疆与江南名伶董小宛的传奇故事，分为诗歌和注释两个部分，其中诗歌部分不足300行，仅占整本书的5%左右。而注释则占了全书约95%篇幅。对于这本书，当当网如此介绍：“《水绘仙侣》是柏桦新近创作的一本书稿，这是一本很难定义的稿子，单从文本结构上来看，全书就是一首诗和对诗的注释，但这些注释所占篇幅和地位明显重于诗本身，每一则注释可以单独看作一篇文化随笔，而这近百篇随笔又完整地统一和围绕于此前的诗歌文本，诗歌是在说故事，随笔也就围绕着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故事展开。随笔洋洋洒洒，引文贯穿古今中外，既有理趣，又含着文人的性情和散笔。”
这首长诗因其特殊的结构，引起了广泛争议。柏桦的好友、诗人翟永明在给柏桦的私人邮件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水绘仙侣》喜爱，认为这首诗是柏桦个人写作史上的一次蝶变，一个新的成功，也是当代诗中的一个重要作品。评论家江弱水在《读书》2008年第3期发表文章，将柏桦誉为时代思想和趣味大规模拆迁运动中的钉子户，《水绘仙侣》“情感和音响皆属神品”，激赏之情溢于言表。评论家余夏云更是认为，这首诗真实地展示了诗人在长达数十年时间里的思考和探索，这种尝试无论对于柏桦本人，还是整个20世纪的诗歌写作都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凭借此诗，柏桦获得了2008年4月颁发的第16届“柔刚诗歌奖”。该奖评委会给出了极为高调的授奖辞：“在其获奖作品《水绘仙侣》中，诗人尝试探索诗歌写作超出私我行为局限的方法，深入文化历史地层的无穷幻变，探寻普遍救赎与文化维系的巨大潜能，为汉语诗歌获致与复杂文化情境对话的宝贵能力，开启了一条崎岖而隐秘的路径。”
与此同时，很多诗人则表示了相反的看法。曾高度赞赏过《在清朝》的伊沙没有再给《水绘仙侣》面子，认为《水绘仙侣》的写法“腐朽不堪”；女诗人安琪认为《水绘仙侣》为中国故纸堆填进了一本21世纪制造的、可以混杂在同样是故纸堆没了面目的古代读物；青年诗人蝼冢认为《水绘仙侣》在形式上是纳博科夫《微暗的火》的拙劣翻版……
柏桦本人则对这首“诗歌”极为喜爱，认为它表达了一种难得的“逸乐”精神，这样的精神，在中国诗歌中缺席已久。
在柏桦看来，2004年以后，自己的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与以往相比，这一阶段的诗歌作品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是因为我童年的痛苦已经死去，所谓情结也早已烟消云散。……现在我已成为一名新人。在这个阶段，我写诗仅仅是在思考与阅读中做一番理性的游戏。或者干脆说我想告诉那些曾经喜欢过我的人：看，我在写另一种诗！哪怕你不喜欢或觉得别扭，我也只能如此。”按照这个理论，《水绘仙侣》标志着柏桦从2004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诗歌创作进入了鼎盛期。
我个人也相当喜欢《水绘仙侣》，但我没有把它作为单纯的诗歌看待。2007年10月，当我读到柏桦的学生王希寄来的《水绘仙侣》电子文本，就在博客上惊叹：柏桦写了一本奇书，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诗歌，而是众多文体的综合，要完成它，需要的不仅天赋，还有渊博的学识和史学功底。一些诗人在看到我的博客后，专门来电话让我把《水绘仙侣》转发给他们。
有意思的是，就连柏桦本人，一开始也不知道这首诗会形成这副模样，在一次演讲后回答读者提问时，柏桦谈到了《水绘仙侣》的成因：“实际上我开始写这首诗时没有想到注释，只是想写一首诗歌。因为材料非常丰富，要处理这些材料，当然还有些我个人的抱负和思考穿插在其中。说句老实话，写完这首诗后，我主要考虑的是要出版这首诗，在国外就可以，因为诗歌本身也有十几页了嘛。但是中国现在出版一本书一定要十八万字二十万字，定价非要定在二十几块，十几页我想要出版就薄了，要加厚，我想正好，这个诗歌长，材料丰富，情况我也很熟，我把注释加上就厚了，而且注释不仅可以当做单纯的注释来看，也可以当做独立的散文来读，还可以把注释和诗歌形成互文来欣赏，形式很随意。我马上就标出了九十几个注释出来，有些是我过去写的一些文章，可以用于注释；有些是从一些书上取下来，直接放入注释，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当时也没有想到别的。”
柏桦讲得比较轻松幽默，但事实上，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首长诗的难度，且不要说那几百行精练而具有古典气息的文字，单是注释本身所蕴含的大量历史、文学、世态、心理等信息，都不是一年或几年之功能够收集和消化的。因此《水绘仙侣》的完成，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要花费多少心血！
2009年10月14日，柏桦给我寄来了他刚刚完成的另一本诗集《史记：1950—1976》的电子文本。跟《水绘仙侣》一样，《史记：1950—1976》同样可以称为“奇书”，整本诗集由80多首短诗组成，大部分诗歌都有篇幅或长或短的注释，这些注释不仅是对诗句的解读，也是对诗歌所讲述的事件和时代的解剖。与柏桦以往的诗歌殊为不同的是，这本诗集的所有作品均从世俗生活的细节着笔，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叙事诗”一类，单篇读来，可能会显示出一种有意为之的客观、庸常、淡泊与琐碎，而整本书看来，却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博大而丰富。——这再一次证明了：将这些博杂的文体运用自如，10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