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那时候的台北其实还是乡下。新生南路还没加盖，有流水、有杨柳摇曳。仁爱路慢车道的两侧还有四五尺宽的明沟，每天清晨都有人用长长的网子悠闲地捞着里头长成一团一团的孑孓，听说要卖给人家当热带鱼的饲料。
那时候我在仁爱路一家私人诊所当小弟，遛狗是我每天的第一件工作，十五岁、一百五十公分不到的我，遛的是一只五岁左右正当年轻力壮的德国笃宾。
认识阿哲就因为遛狗。
那时候的台北，许多日式建筑开始改建为五层楼的公离，所以清晨的街道经常出现清运废土的牛车；我始终搞不懂笃宾狗为什么对牛怀抱那么强烈的攻击欲，只要看到就非扑过去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有一天我带着它穿越小巷正要跑出新生南路时，刹那间狗忽然停住脚步，我抬头一看，完了！沿着新生南路正停一整排牛车，而在我挤出力气扎稳脚步拉紧狗链之前，它已经发出低沉的吼声，随即冲了过去。我只记得整个人被它拖着撞向廊柱，头上手上一阵刺痛之后，眼前一黑便不省人事。
醒来时发现我坐在地上，一只德国大狼犬正舔着我额头的伤口，笃宾狗则趴在地上大声地喘气，舌头早已吐到超过老板交代的显示运动量足够的长度。
「不要怕，让它舔一舔比较容易清炎、消肿。」我抬头看到的是一个高大、黝黑的身影，和我一样穿着卡其裤以及学号已经拆掉的蓝色夹克，他用奇怪的腔调跟我说：「你这只狗很烂，都没训练！刚刚差点被人家打死，我来帮你训练啦！」
训练课程从第二天开始，而我和阿哲的交情当然也是。
阿哲是屏东人，和我一样初中毕业就到台北工作，是面包店的助手，每天第一件工作是做面包等出炉，遛狗是第二件。
他长得好看，脸部的轮廓很深，眼睛大而明亮，他说：「我有你们说的‘番仔’血统啦！」之后见面就成了惯例，每天六点多我带狗到仁爱路三段中间的草地和他相会，他先训练那只笃宾狗一些基本动作，然后同时拉着两只狗来来回回地狂奔，一直跑到笃宾狗的舌头吐到「合格」的长度之后才交给我，然后一起回面包店。
面包店不大，成员只有老板、老板娘和他三个人。我们回去的时候，老板通常上楼补眠，老板娘一个人看店。长相有点哀怨的她，一看到我们进来，总习惯先拿一瓶牛奶给阿哲，温柔地看着他喝完，通常也会塞两个面包给我当早餐。要是发现老板在的话，阿哲通常会跟我使个眼色，说声：「明天见。」完全没让我进去的意思。
那年十月好像要阅兵，有一天我们贪看正在街道练习踢正步的部队，几乎忘了遛狗，当我们发现时间差不多了，转身要走时，发现……完了！我的笃宾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骑在狼犬的身上，而且仿佛正在最后的高潮。
阿哲的脸色有点变，说：「完蛋！我老板知道一定会疯掉！它是很贵的纯种狗，准备让它生小狗赚钱的ㄟ（台湾地区目前尚在使用的汉字注音符号，指「ei」）！」讲完之后却又像安慰我一般说：「没事啦，就是干了也不一定会怀孕。」
阿哲没说准。有一天半夜他来找我，一脸伤痕、提着行李，说要借住一晚。他说狗怀孕了，老板打了他一顿叫他滚。阿哲说他没提到我，要我放心。
睡前他跟我说：「台北人真奇怪，狗比人重要！」
「怎么说？」我问。
「老板娘没事就叫我跟她打炮，从来也没嫌过我的种不纯。」阿哲静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