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的回忆，轻易不让人知道，让人知道的时候，也就是树被伐倒之际。哪年大旱，哪年大涝，年轮滚滚，树都记得清清爽爽。相较于树，人的回忆家常便饭，繁文缛节的生活，人的回忆也就是喘口气，使日子跳一跳，跳落尘土，简约起来。
六十年代——忽然这是二十世纪的事——调丰巷现在想来，竟然没有一棵树。苏州许多小巷，见不到树的。苏州的树都种在哪里？细细一琢磨，苏州的树都种在围墙后面，像煞小家碧玉，读惯束胸的《女儿经》，很少抛头露面。还有，就是种在大街上。大街上的树品种单调，形迹浑浊，一般皆法国梧桐矣，也就是悬铃木。
土堂巷里也没有树。但我一直认为土堂巷里是有一棵枇杷树的，我和巷里的小孩聚在树下，唱着童谣。老夫子曾见几个小孩在太阳底下唱着童谣，内心忧伤。我现在见到那时的我，在枇杷树底下唱着：
麻子麻，采枇杷， 枇杷树上有条蛇， 吓得麻子颠倒爬。
内心愉悦。说是唱着童谣，实在是背诵。后来进小学，在一架老风琴边学的童谣，另当别论。因为这只是所谓的童谣了，更像“翁调”。
土堂巷里的确有一棵枇杷树，只是不在巷子里，也在围墙后面。在一堵清白的高墙背后，立在巷子里还看它不见。两扇门黑漆沉沉，常常闭关，偶尔打开，我碰巧在它门前玩，就能望到这一棵枇杷树的阴绿，和阴绿之上朱色栏杆。但我从没进去过，我怕，大人之间流传着这门堂子内闹鬼，有时深夜，空关的房间中会传出摔碗扔盆的声音。“第二天一看，一只铜面盆从中间断开，整整齐齐像用锯子锯的。”有一次，黑漆沉沉的门半开着，住在这门堂子内的一位少妇，头发湿漉漉，身上逸着大团肥皂的热香之气，托着只梨，正想咬，看见我走过，就要把梨给我吃。我逃跑了。这位少妇在我那时的心中，显得很神秘，她显得很神秘的原因是大人之间流传着这位少妇脖子上有颗喉结。
父母家那时还没搬到通关坊，住在幽兰巷，那是一个很大的门堂子，有几进深，前面后面都有花园。花园之中，当然有树，也只有树了，亭台已经颓败，池塘早就干涸，假山石摇摇欲坠，仿佛三伏天经不起暑气的棒棒糖。假山石要融化了，假山石要入土为安了，而后花园这时已经没人点灯。一条竹篱笆把后花园一隔为二，土坡上有间房子，是江南名家吕凤子大弟子的画室。
我父亲与吕凤子大弟子有交往，他的千金会冷不丁跑到我们家里来，缠着我母亲讲话。我母亲脾气好，大概也喜欢讲话。这位千金常人看来，有点“痴头寡脑”，她母亲还来抱歉过。那时会悄无声息地停水，家里就警惕地用一只七石缸积水，她来了，旁若无人在缸里洗手，边洗边说：
“我的手不龌龊，我的手不龌龊。”
有次她带来一棵树苗，给我们种。我们住楼上，上哪儿种去？她一推窗，指着一楼的屋顶说：
“就种那里，夏天又遮太阳，又好看。”
我当时觉得好笑，现在觉得她是艺术家。
只是记不清这棵树苗她是留下了呢还是带了回去。
那时父母已从幽兰巷搬到通关坊，这是座被没收的深宅大院，里面还有晚清时期戏台。现在已被拆掉。苏州人认为自己文物太多，小弟弟，不稀罕。那时住在二楼，视野开阔，我站在窗口，看得到锦帆路。后来视野被一点一滴开荒，种上红砖房灰砖房，但还看得到前梗子巷。前梗子巷里有棵巨大的树，土话叫“野杨梅树”，季节一到就毫不犹豫结出殷红浆果。有人吃过，我没吃过。
小孩常常拣了野杨梅，躲在树后，看同学或女人经过，丢人。
据说野杨梅汁沾上衣裳，洗都洗不掉。
我在楼上常常看到，不无幸灾乐祸，甚至不无羡慕。用野杨梅丢人，用雪球丢人，这是儿童无心的风雅。
野杨梅树在苏州没人种，它是野生植物。也说明那时候的苏州留有余地。
晚年章太炎在苏州置下房产，地址就在锦帆路边，院子里有一棵辛夷，是我在苏州看到的最大辛夷树。花一开，我就去看，看大半天。
辛夷花花形与玉兰花花形没有区别，只是颜色不同。正是颜色不同，使它们的观点截然相反。玉兰花像今文，辛夷花像古文，不知道花花世界有没有今古文之争，不知道。
《回忆树》没有写完，兴致没有了。反正树不是用来回忆的，树是看的。树一年四季都好看，余则似乎不足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