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丰巷十四号。
小时候，我就住在十四号里。有一年修理地板，地板下找到铜钱、玻璃弹子、铁夹，最醒目的是一块木板，上面秩序井然地刻满一个个方头方腿、整手整脚的仿宋体字。一个个都是反字，我只认得几个：
刀 人 木 回
好像只认得这四个字。前面三个是名词，后面一个是动词。是动词吗？
这是印刷用的。
回到用来印刷的木板，上面还有一层残破的油墨痕迹，木板的肉暗红、晶亮，十分结实。有几次狠狠往天井里摔去，都没有摔坏。
地板下有一块这个东西，不是奇怪事情。我爷爷曾在印刷厂工作，刚解放就死了。他患有心脏病，据好婆讲，完全被吓出来的。东洋人来了，我爷爷沦陷上海，要往苏州逃。好婆和我爸爸、叔叔、姑姑，还有我爷爷的姐姐与弟弟都在苏州。交通已经不通，花费五块银洋，他租条小船。
在黑暗的河流上，一条小船悄无声息地要回故乡。
到了昆山地界，东洋人正在这里扔炸弹。
火光一闪，大红的一片。
在我爷爷死后的十多年，我爸爸结婚，生下我。一次，我妈妈抱着我的时候——那时，我还不会开口说话——好婆与我爷爷的姐姐在一旁逗我。我妈妈把我抱着，坐在小板凳上。
我忽然大哭起来。我见到我爷爷。他一出现，我就知道：他是我的爷爷。我至今还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但我相信我真的遇到过这回事。
他剃着个光头
脸盘大大的
眼睛有些凸出
穿着件白中山装因为人瘦弱像披着似的
在飞舞
在他上面
是一块湛蓝的晴天
他的两只干净的脚掌好像树枝上粉红的硕大的花朵
风呼呼
（前几天，好婆偶尔对我讲起，爷爷每天早晨起身后，还要洗一次脚，洗得发白，然后，再去上班。）
他想用手摸摸我头的时候，我被吓哭了。我知道他是我亲切的祖先，但我还是害怕。好婆与我爷爷的姐姐抬起了头，高声叫着：
“阿爹！”
“阿爹！”
“阿爹”是吴方言，就是“爷爷”的意思。
妈妈胆子比较小，她搂住我，闭起眼睛，我被她抱成一团。我像掉在一堆空虚的棉花里。
发现仿宋体字木板那年，我大概七岁。
见到我爷爷时，我实足是七个月光景。
天井里铺满石板，四周都种着鸡冠花。鸡冠花有红与白两种，大多数是红的，只是有偶尔的几枝白花。
雄壮的鸡冠花沾着水珠，红釉彩似的，亮晶晶。
不规则石板，铺到一起的时候，契合得很好，像一整块石板，在天井里铺好后，再用榔头敲几下，碎成极有韵味的冰纹。冰纹——石缝里生着微小的碧草。细叶绝薄，不起油光，摘一片，放到阳光里时，光线能很轻松地透到背面。
中间几块石板被撬掉了，青砖一围，就是个简单花坛。
种凤仙花。
凤仙花有白与红两种。大多数是白的，只是有偶尔的几枝红花。据说开白花的凤仙能治关节炎。江南地方阴湿，一些人关节疼痛，偏方自然很多。
五六年级的小女学生，常用凤仙花瓣染指甲，我也跟着学。所以凤仙花又叫“指甲花”。吴方言把“指甲”念成“接客”的音，“指甲花”，你用吴方言一读，就是“接客花”。短促、急迫的音节，带给人一种神秘的、偷情的、晦涩但又是欢悦的感觉。
大概到立秋这个节气，老好婆们挑开白花的凤仙花，连根拔起，切碎了，包进纱布，敷在膝盖上，用手一下一下捶打。
黑丝绸的裤管在大腿上部摇晃。松弛的、雪白的小腿肚，由于手在膝盖上捶打的缘故，悠悠又细细地颤动。仿佛藻类或者纱在活活水中漂摆。又像一只只装满粮食的布袋，粮食一天天少下去，布袋上部开始萎瘪，自然地垂垮下来。
她们说笑着。年轻时候，一定是出色的女子，文静、优雅、有教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在她们捶打着膝盖的时候，显露出来。而凤仙根与茎的汁液，顺着小腿肚往下挂，弄湿了拖鞋。天井里满是凤仙的清香和叶片。
红漆已经剥落。
一扇门。
我用指甲尖刮着漆皮，看漆屑慢慢地沾满指甲盖。漆屑沾在皮肤上，有一种酥痒痒的愉快的感觉。能看到门面上有木纹，水纹般一圈一圈地从中心往外面漾开，似乎能听到漩涡的响声。我的眼光被它吸了进去，却从另一面出来。我看到门后的桌子和木板凳。坐在木板凳上的一对男女。男的手在热气中动作。在我头顶上，有一个黄铜锁眼。我用草棍往锁眼里捅着，妄想打开一扇门。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看见他从一张椅子上站了起来。门，敞开着。他站了起来，大概是想到门外去，也大概是想把门关上。他站了起来，还没有迈出步子，就朝一边倒去。慢慢的。他的头似乎是轻轻地触到地上。就这样中风死了。
没有发出很大的响声。
很容易的事情。
后来还发生点什么我都忘记了。
不麻烦，很容易的事情。
老好婆们对他的死表示惋惜，但又说他是福气的，死得干脆。一下子过去，不拖泥带水。
想起邻居中还有一个叫二马的人。当时，他二十来岁吧。在我好婆面前，待我极善。大家都说他是最懂道理的年轻人。但一等到没人的时候，他就拧住我的耳朵，说：“你再动我家的椅子，看我不拧下你的耳朵！”
很小的时候，我就表现出对诗歌的爱好。一天，我在一张纸片上涂写着什么，二马问：“干什么？”
“写诗。”
我原本以为他会夸奖我两句。不料，二马脸一横，说：“你还配写诗？做鞋匠的料子。”
我第一次受到的大伤害就是这么件事。我躲在黑暗的一角，痛哭流涕。我不愿干鞋匠，因为前不久就有一个鞋匠被枪毙了。
他年纪也已不小，是S城颇有名气的鞋匠。那时不能公开营业，他只得偷偷地给人做鞋。他做的鞋子款式特别好，时髦男女曲曲折折地都会找到他。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我记住了这个日子，因为，是我九岁生日。一个摩登女郎去找他做鞋。鞋匠一阵发热，把她放倒在一大堆蜡线、钉子、牛皮和刺鼻的气味上。她挣扎着，并发出喊叫。鞋匠顺手操过一把榔头，（熟练地像敲一枚小鞋钉似的）往她太阳穴上一敲。
榔头一下就掉到了酱缸里去。
鞋匠摇摇晃晃地跑到街上。中午辉煌的阳光，使他眼睛昏花。太阳好像是绿的。绕着S城四四方方地溜了一大圈后，鞋匠又抬头看看太阳，太阳变白了。鞋匠开始心平气和，衣锦还乡似的回到了他的秘密鞋铺。
拉过椅子，坐下。
喝水。
喝水。
喝水完毕，就脱了她的鞋子，捏在手上，不屑地看了一眼，往墙角落一扔。托住丝袜的脚，为她量量尺寸。尽管还粉红着（粉红的颜色透过透明的、白皙的丝袜照射出来），但她脚早已经没有肉感了。在昏暗的灯光下，鞋匠做起皮鞋。他决定用一张上等牛皮。
他嘀咕着：“反正，我早赔了。”
法医验尸的时候，说：“死胚还是个处女呢。”
声音里似乎带着一种怜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遗憾。
这是后话。
现在我每天上班，都要路过一个废弃了的教堂，空荡荡的，地上长满了草。连一个最虔诚的信徒也不到这里来。这里很静。
一九九四年夏天的一个无汗之日改抄一九八七年秋天写的一篇旧稿子，在苏州的某座屋顶下。忽忽许多年过去了，我竟没有多少长进。尽管上进心是有的。盘腿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