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住在小公园和大公园之间，那两个地方可以说常去，所以也就比较熟悉。我对苏州不是很熟悉，少年时代，年幼无知；青年时代，自顾不及，也就没什么心情去了解它。但还是有些熟悉的地方吧，俗话“穷归穷，家里还有三担铜”，好歹是个苏州人么。
小公园那时候是十里洋场，苏州的一等繁花地：人民商场，开明大戏院（那时候已不叫这个名字），电影院（名字我也忘了，一共有三家），苏州书场，食品店，牛奶冰激凌店……像一队猎人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围拢到一半，忽然止步，但已经围拢出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就是小公园。我想起小公园，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小公园晚上，灯光与人脸是一样的冷清，但一点也不死寂，仿佛在暗暗地积聚明朝的热气。我看到许幸之一幅画（他是《铁蹄下的歌女》这首著名歌曲的词作者，生前是中央美院教授），画的是比利时街头夜景，我总觉得许幸之画的就是小公园，我就认定许幸之是苏州人了，至于他是不是苏州人并不重要，就像爱尔兰一位诗人认为我是爱尔兰人一样。我想起小公园，首先想起的是苏州书场，这些年来我总有一种错觉，好像看到黄包车在苏州书场门口停靠一排——但我是没见过黄包车的一代，我是红小兵一代，所以说是错觉。我在苏州书场听过夜书（下午书也听过，只是对夜书记忆深刻，我想这是儿童的天性，对夜晚容易产生好奇，这在鲁迅《社戏》和周作人《村里的戏班子》里都能找到证明），烟雾腾腾，一地瓜子壳。那时候能听到的书，大多是根据样板戏改编的，我还是爱听，觉得语言比样板戏生动，情节也复杂。书票当时大概是一角四分钱一张，也可能是七分钱一张，我之所以有这个模模糊糊印象，是有一次我买两张票，请一个小伙伴同听，他父亲知道后，一定要把钱还我，我也不客气，我们两个马上去言桥头，买桃爿、橄榄分吃了。或许买的是杏仁酥，记不清。记不清我还不能乱说，因为我写的是随笔，不能空中楼阁。尽管我的随笔在行文气息上有点空中楼阁，这正是我的好处。
我读小学时候，有位邻居小阿姨初中毕业，她喜欢看电影，结果天遂人愿，分配到小公园一家电影院工作，起先做引座员，后来做放映员，再后来，她一说起电影，就想“复员”。我让她代买电影票，她都说不好看。有次我在小公园玩，见到首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伏击战》，我排队买到一张，她知道了，坚决要给我退票，她说这本电影没放一半，观众都会睡着。那时候看电影（包括看戏），进门就不能走，必须看完，尤其还是阿尔巴尼亚电影，不看完，这是破坏中阿两国人民友谊——门口有工人纠察队拿着一下可以装上四节大号电池的手电筒站岗。这种手电筒，看得我一眼不眨，我很眼红。
人民商场我常去的地方，不是玩具柜台，不是食品柜台，我甚至有点害怕食品柜台，堆满宝塔糖和八珍糕。这两样东西我最讨厌，而大人偏偏买给我吃。我想讨厌吃宝塔糖和八珍糕的，不仅仅是我一个，全苏州的小孩在我看来都讨厌吃宝塔糖和八珍糕。全苏州的小孩联合起来，打倒宝塔糖和八珍糕！人民商场我常去的地方，是卖幻灯机幻灯片的柜台（当时好像和照相器材在一起），常常跑到那里张望，看玻璃柜台里放着的一套又一套幻灯片。我终于拿到压岁钱，一口气买了好几张幻灯片。那时候的幻灯片像说书一样，大多是样板戏，偶尔不是样板戏的，就是农业生产资料，上面画些五颜六色的害虫（是那个年代最鲜艳的色彩），让农民伯伯识别。当时工农兵在小孩中这样称呼：“工人叔叔”“农民伯伯”“解放军叔叔”。后来我参加美术兴趣小组，一画“农民伯伯”，就画他个满脸胡子，有时候胡子画得太多太满，或者太长太流动，就像在他脸上打翻一碗阳春面。不，简直是在他脸上打翻了两碗阳春面。以致我后来真见到“农民伯伯”，没见他有胡子（哪怕有一根也好啊），我就怀疑他是逃亡地主。
话说我买了几张《红色娘子军》幻灯片，她们是我童年所见到的最美女人，这几乎成为情结，就是情结，我现在还是对个头高大的女性容易产生爱慕之心。
小公园说完了。
大公园更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