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蕾
（上海电视台《风言锋语》主持人）
我持续焦虑着，自从发现食品越来越凶险之后。
十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得到一份礼物：一把用树杈制成的弹弓，可以打别人家玻璃。我立即想到：小西红柿将是最好的子弹。想想看，一枚枚鲜红的“子弹”呼啸而去是多么华丽，足以激怒空中的神明和地上的公牛。况且我一直很讨厌小西红柿，有人叫它圣女果，我却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西红柿变小，难道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柿子皮吗？在那个用弹弓打人家玻璃的下午，时代已经訇然开启了一扇“转基因”的大门，我身处其中，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变化已经降临。
就从牛奶说起吧，这道又白又毒的光太强烈了，彻底折射出这个国家在经济、生活上最为深刻的变化。在我出生的城市里，有一个名叫贾平凹的作家，他说这城是废都，废都有个庄之蝶，也是作家，黄昏时分，妇人牵着一头奶牛穿过黑黢黢的明朝城墙进城来，奶牛是终南山买来的，庄之蝶就钻入牛肚子底下，嘴对着牛乳头吮吸牛奶。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那时候我家也订牛奶，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奶站工作人员，小孩子骂仗的时候会凶狠地说他：你爸往牛奶里掺水！呸，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唾沫星子里绝没有三聚氰胺。
过去的食品都是美好的。在我伤心的时候，母亲会用吃的东西给我安慰；我最热爱的作家几乎都在讲述和饥饿有关的故事；人们会被一顿晚餐深深感动，餐桌上安放一面鼓，每敲一下鼓，人就吃一口，像一场发生在舌头上的音乐会；共通的人类记忆一定来自厨房，智慧的女人走进去，控制风，控制水，控制火和土，像一个伟大的炼金师，她们烹饪的食物在身体里待上几个小时，然后以化学的方式变成灵魂、思想和信仰，赋予我们器官、个体和国家；在一个狭小的筒子楼里，父亲告诉我最好吃的面必须用手做出来，而不是用压面机，否则面会失去它应有的味道；在南美洲的一家餐馆，我遇到罗萨莉娅，这个长着黑陶皮肤、深邃黑眼睛的姑娘教我光着脚踩一粒玉米，因为里面有玉米神，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表达对他的崇敬……总之，就是在这样那样的地方，我吃下这样那样的东西，和不同的人心灵相通，知晓了人世间的许多事情。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厨房的地位遭到贬低，我们一不留神就吞下了有毒的物质；全球气候变暖，人们制造出可以吃的珠宝、动物一样的植物，还有所谓的“新人类”：每天吞服大把药片、往脸上注射肉毒素、梦想变成一台机器、虚拟未来和世界。
如果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我想给他吃我小时候吃过的东西，让他了解我的过去，但糟糕的是它们全被摧毁了，我将气愤得不许孩子们问我为什么。为什么牛奶可以杀人？为什么我们这么心惊胆战地活着？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作答，看了好多书也没有用。哲学只提供问题，不负责解答，科学才提供结论。为此我的焦虑通宵达旦、灵魂附体，而马丁·路德早在1534年就写道：“每一个国家想必都有它自己的魔鬼。德国人的魔鬼就是一个结实的胃囊，叫做酒鬼，它是那么口渴和焦躁，即使痛饮葡萄酒和啤酒也无法平静下来，这样永久的干渴将成为祸害，直至世界的末日。”
这些话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要怎样完成欲望的救赎？我们缺钙、缺碘、缺锌，甚至缺心眼儿、缺德，这一连串强烈的匮乏感让我感受到了命运：人类的、国家的和我的。
2008年冬天，我到处问谁认识姬十三。这是向另一个女人学来的，她叫梁子，女摄影师，她曾经到处问谁认识非洲酋长，后来她真的去了非洲。我十分想见姬十三，十分想找到科学松鼠会，那里有一群信仰科学的人，他们自称松鼠，为公众嗑开科学的坚果。我向梁文道打听，因为之前看过科学松鼠会推出的一本书《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是他写的序。梁文道说他没见过松鼠们，只知道他们很年轻，他又说：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大会是人类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否则人类将从地球上消失。他呼吁关注人类命运的人们赶快行动起来，给各国首脑写电子邮件。这让我惊恐万分，惊恐拉得很长，因为“猪流感”来了，接下来人们飞速地弄清楚“流感不是猪的错”，再接下来，我终于找到了松鼠们。他们中的一些人陆续前来参与我的电视节目，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云无心，那期节目叫做“上一堂负责任的流感课”。
我可以告诉你云无心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相貌端庄，懂得武侠小说和风清扬，和漂亮女人握手手心冒汗，爱好不赚一毛钱地发帖，珍惜跟帖的粉丝。老实说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足够“像”一位科学家，因为科学家和我的距离甚至比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还远。但是我因他而终于确立了自己对于科普作家的要求，一个负责任的科普作家就是像云无心这样：有良知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精神，有才华把科学写得像故事一样好看；敢出畅销书，敢上电视，也敢说不知道。我并不苛求他像一本印满谜底大全的书籍，当一次次面临这个时代的不可知物时，最重要的是我能够看到他站在我身边，仿佛一起重回那个古老的厨房，用善良和感情烹饪一道道佳肴，唤醒我的内心。从此，对吃我不再迷惘，因为科学已成为我身上最美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