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类似赫里福德地图中想象出来的内容被更精确的测量结果所取代。有趣的是，几乎到了哥伦布时代，知识分子仍然会相信这些纯粹的想象，而不是根据中世纪的第二阶段所获取的新知识——各种旅行者获得的关于亚洲、北欧甚至美洲的某些部分的更全面的信息——对其加以修正。
我们已经看到古代世界是如何在缓慢的征服与扩张过程中了解东半球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克劳迪亚斯·托勒密是如何在其伟大著作中总结这些知识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知识是如何散佚或者被误解的，即在一定时期内，地理学失去了它的科学性质，再次如同其在历史早期那样，变成一种类似神话幻想的东西。它不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粗略的估测——中世纪的教师们根据自己所居住地区的情况，违背了事实，想当然地臆测未知的世界[2]。罗马帝国灭亡后，不仅地理学如此，所有的学科都遭遇到类似的情况。它们停止了扩展与进步，反而掺杂进一些不切实际的概念，直到15世纪古代科学和思想复苏的时候才得以恢复。不过，比起其他学科，就地理学而言，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搞清楚是哪些本质因素阻碍了新知识的获得。
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概括地讲，影响到地理学新知识获得的是宗教，或者说神学；当然，我们这里批评的并不是正常、合理的宗教信仰，也不是基于关键原则的神学，而是盲目根据《圣经》推导出的神学观念，它们往往是对教义的严重误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引用《以西结书》第五章“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的四围”这句话的时候，中世纪的僧侣——他们是当时主要的地理学家——不会将它当成一种富有诗意的描述，而是视其为精确的定理。并且，他们的观点直接决定了中世纪所有地图采取的形式。当然，大致来看，这句话其实不无道理，因为耶路撒冷是古人心目中的世界中心——该地至少位于东方和西方的交界。但是，与此同时，中世纪的地理学家也采纳了古希腊荷马时代“可居住的世界周围环绕着海洋”的看法，但他们更经常采信的是《圣经》中“大地有四个角”的说法。然而，作为一项规则，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是一块位于圆环之内的丁字形大陆，东方位于丁字的最上方，耶路撒冷位于中央；地中海自然而然地将丁字的下半部分分成两半，爱琴海和红海则垂直地横跨左右，分开位于丁字的上半部分的亚洲，将位于下半部分左右两边的欧洲和非洲平均一分为二。因此，地中海的大小决定了三个大洲的面积，进一步导致非洲南部被错误地切掉，让人以为绕过非洲到印度去是一段简短的旅程。如我们所见，这一错误对地理大发现造成了重要的影响，甚至鼓励了人类的探索活动。
13世纪，鞑靼人大举入侵欧洲
以上观点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亚洲的面积被无限夸大；亚洲恰好是中世纪僧侣所不了解的地区之一，他们不得不用想象力填满因其无知而造成的空白。所以，他们根据《圣经》和各种古代文献虚构出一个亚洲。一个观念也由此产生：《圣经》中曾经提及，两个残忍、好战的国家——歌革和玛各——将毁灭整个文明世界。于是，人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可能位于西伯利亚，而且，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将它们挡在了所谓的“铁山”之外。13世纪，鞑靼人大举入侵欧洲，大家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视为传说中的歌革和玛各的国民。所以，基于类似的臆测，人们还认为天堂乐园的位置就在极东的地方，或者，换句话说，在中世纪的地图的最上方。另外，一些所谓的经典权威，如普林尼和索里努斯，也在他们的地理学著作中提到过传说中的怪物部族，认为它们完全不同于正常人类，其中包括西亚波德斯族，它们的脚很大，天气炎热的时候，甚至可以躺在大脚撑起的阴影下乘凉。莎士比亚也曾经提到过这些怪物：
食人族的脑袋果然是从肩膀下面长出来的。
约翰·莫德维尔爵士的游记中，就有此类一些神奇物种的插图，我们在此引用了其中的一幅。莫德维尔还声称，他到过的其他国家也居住着同样恐怖的生物。中世纪的地图中，关于亚洲的部分就充斥着描绘此类怪物的插图。
地理学中的怪物
有一位作者，出于对神学的热情，在修改人们对可居住世界的既有观念方面做出了深入的努力。基督徒商人科斯马斯曾经远航到过印度，他因此被称为“印度的科斯马斯”。大约在公元540年，科斯马斯写了一本叫作《基督教地形学》的书，目的是证明他所认为的异教权威在世界地理方面的错误。特别令他愤怒的是“大地是球形的，并且存在南北两极”的观念，还有人们可能是头朝下站立的设想。他在书中画了一个圆球，上面站着四个人，他们的脚两两相对，科斯马斯以胜利的口吻指出，如果大地是球形，这四个人怎么可能站稳？有人问他，如果太阳不是绕着地球转的，又怎么会出现白天和黑夜？他回答，大地的最北端可能有一座圆形的大山，太阳每隔24小时绕山转动一次，所以，夜晚的时候，太阳恰好转到了山的背面。他还扬扬自得地“证明”，太阳并不比地球大，而是小了很多。他认为，大地是一个大小适中的平面，其可居住的部分和《圣经》中提到的大洪水之前的世界被海洋分开，大地的四个角上有一些柱子支撑着天空；所以，按照《创世记》第一章的说法，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大玻璃展柜，上方是苍穹，隔开空气以上和以下的水。
赫里福德地图
科斯马斯的观点虽然有趣，但因为过于极端而无法取信于人，甚至不能引起中世纪僧侣的关注。我们发现，在总结了僧侣们知识（更确切地说是无知）的中世纪世界地图中，找不到任何支持科斯马斯观点的迹象。这些地图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保存在英格兰的赫里福德，这张图反映了中世纪早期地理学的大部分观点。在最东端，即最顶端的地方，是人间乐园；中央是耶路撒冷；下方是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地图下缘，地中海里的岛屿附有详细标注。绘图者似乎非常关注各处的河流，而对山峦却不感兴趣。地图中唯一可以看出中世纪人们的真实知识有所增长的地方是欧洲东北部，由于挪威的入侵，他们对那里的地理情况加深了了解。然而，地图绘制者认为“狗头人身”族群居住在挪威附近，这个所谓的种族也许就是印度的猴子。“狗头人”的旁边还有“鹰怪”，“他们大部分是些恶人，其恶行之一是用自己的马匹和敌人的皮制作服装”。还有所谓的“七睡仙”，他们奇迹般地可以长生不老，甚至因此感化了很多异教徒。地图中不列颠群岛的形状显然是为了体现“圆形世界论”，其他关于英格兰的细节描述还算符合实际。很显然，诸如赫里福德这样的地图，对跨国旅行者而言，基本没有什么实用性。事实上，他们也不打算利用此类地图实现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理学沦为仅用于满足人类猎奇心理的工具，而不再是一个实用的学科，研究它的人主要是为了了解世上的各种奇事而已。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制定牛津大学新学院的规则时，会带领学生们在漫长的冬季夜晚“唱歌、吟诗、诵读各王国的编年史或者《世界奇事逸闻》”来消磨时间。因此，中世纪几乎所有的地图上都画满了这些奇事图，加之当时识字的人不多，所以图片的存在更有其必要性。在地图绘制方面，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那时的地图上，海洋部分则以航船或喷水怪兽的图样为装饰。
中世纪的人想要出门旅行的时候，不会使用此类地图，他们宁愿选择旅行指南，或者路程指南，但这些资料并未绘制出旅行者所经过的国家的轮廓，只是指出了最常用的道路和沿途经过的主要城镇而已。这些信息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自罗马帝国时代起，就出现了路程指南，而且有一本罗马时代、名为《波廷格表》的路程指南保留至今。波廷格是德国商人，他是第一个成功建议当时的知识分子编纂路程指南的人。
从中可以看出，除了道路和城镇之外别无他物。遗憾的是，表格的第一部分——是从不列颠开始绘制的——已经遭到毁坏，能够看到的只有肯特郡的海岸。这些旅行指南非常有用，因为当时的人们出门远行主要是为了朝圣；但也包括一些商务旅行，朝圣者会在路途中同时处理生意和宗教方面的事务。西欧对东欧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十字军时代以来访问过巴勒斯坦的朝圣者的口述。我们对公元500至1000年之间5个世纪的欧洲地理的了解也主要来自朝圣者的描述。
这个时期可以被看作是地理学知识的黑暗时代。在此期间，类似赫里福德地图中想象出来的内容被更精确的测量结果所取代。有趣的是，几乎到了哥伦布时代，知识分子仍然会相信这些纯粹的想象，而不是根据中世纪的第二阶段所获取的新知识——各种旅行者获得的关于亚洲、北欧甚至美洲的某些部分的更全面的信息——对其加以修正。
这一点也不足为怪，因为中世纪的人们在地理知识方面还十分落后，连欧洲本身的地图，在政治分歧的驱使下，也被全面修改。在公元450至1450年之间的千年历史中，实际上已经被一系列来自中亚的外敌侵略事件所占据，这几乎完全打破了旧大陆的势力范围划分。
公元5世纪，3个游牧部族分别从维斯瓦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河畔入侵罗马帝国。其中，人称“神之锤”的阿提拉领导下的匈奴人来自东端的伏尔加河流域，他们的进攻令罗马措手不及；来自第聂伯河的西哥特人攻击了东罗马帝国；而来自维斯瓦河的汪达尔人则打败了高卢和西班牙，在北非一度建立了汪达尔帝国。此次事件的后果之一是，一些日耳曼部落被驱赶到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进入不列颠；从世界历史上的这个阶段开始，我们可以追溯到英格兰的起源之时，其直接原因是法兰克人的入侵，也代表着法兰西历史的开端。到了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的疆域覆盖了整个法兰西，甚至包括日耳曼中部的大部分土地；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当天，查理大帝在罗马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大帝声称自己的使命是恢复旧帝国的荣耀，然而实际上，他却促使皇帝手中掌握的世俗权力与教皇的宗教权力分离。
法兰克帝国的一个分支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的命运决定了西欧大部分国家的命运。它就是位于法国与德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勃艮第王国，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完全消失了，世上仅存的是以其命名的勃艮第葡萄酒。法德两国之间没有自然的分界线，为此它们之间的纠纷曾经长期存在，也许可以这样说，普法战争为迄今为止的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类似的纠纷也出现在东欧，例如波兰王国，它的版图也是长期没有确定，以至于同周边国家产生了纷争。众所周知，这一情况直到1759年波兰成为独立的国家才宣告结束，它不再充当俄国和欧洲其他部分之间的缓冲区。粗略地说，日耳曼部落在罗马帝国疆域内定居之后，欧洲的历史及其地理划分是由各国对勃艮第与波兰的争夺所决定的。
但是，在西南欧洲出现了一段重要的插曲，从中可以看出文明世界的一次历史性转变。公元七八世纪（约622—750年），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们打破了他们有史以来与世隔绝的状态，受到新兴伊斯兰教的狂热启发，将他们的影响力从印度传播到了西班牙和地中海南岸地区。再次定居之后，他们开始恢复消失在地中海北岸地区古代希腊-罗马的科学传统。叙利亚的基督徒们使用希腊文传播他们的神圣知识，因此，当巴格达的苏丹们想要了解希腊人的智慧时，就得找到讲叙利亚语的基督徒，让其将一些希腊语的科学著作翻译过来。首先译成叙利亚文，然后翻译成阿拉伯文。他们以这种方式阅读了托勒密的伟大著作，包括地理学和天文学——他们认为天文学更重要，所以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奉为最伟大的书，尽管将托勒密的书从希腊语先后翻译成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势必会产生各种奇怪的名词。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以双重方式影响到地理学知识的传播：将十字军的知识传播到东方，更新了西方人对东亚地区的了解。阿拉伯人熟悉东南非洲（南至桑给巴尔和索法拉），然而，根据托勒密对“南方未知大陆”的看法，他们将这块大陆想象为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直通印度。他们似乎对尼罗河的源头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也熟悉锡兰、爪哇和苏门答腊，他们是第一批了解到椰子各种用途的人。早在9世纪，阿拉伯的客商就访问过中国，从其早期文献中可以看到有关中国人的记载，阿拉伯人认为中国人长相英俊，比印度人美得多，头发又细又黑，身材适中，非常像阿拉伯人。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得益于广阔地域上的宗教统一，伊斯兰教徒是如何相对容易地从已知地区前往另一地区的。
我们也许应该在这里谈一下阿拉伯人的地理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库特人撰写的一本篇幅庞大的地名索引，按字母顺序排列。但是，阿拉伯最伟大的地理著作的作者伊德列西，他是西西里国王罗哲尔二世的御用地理学家。1154年，伊德列西模仿托勒密的方式描述了世界的地理情况，但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了一些修改。他将世界分成七条纬向带，称之为“气候带”，它们覆盖了从赤道到英伦三岛之间的地域。这些“气候带”又被分为十一段。所以，在伊德列西眼中，世界就像一只棋盘，上面有七十七个方格，他逐个精心描述了每个方格和每个气候带的情况。你将发现，法国的一部分位于第八和第九个方格，其余部分在第十六和第十七个方格。尽管这种方法并不适于清晰区分各个独立的国家，但这并非伊德列西的唯一目标。当阿拉伯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古代或中世纪的作家——想描述一片土地的时候，他们会介绍居住在上面的部落或民族，但不会提及城镇的位置；换言之，他们没有将民族学和地理学明显地区分开来。然而阿拉伯的地理学对欧洲的影响很小，甚至为零，几乎到了哥伦布时代，欧洲人的大部分地理知识还一直停留在幻想的层次。
维京人
与此同时，在公元八九世纪时又出现了另一个运动，这帮助欧洲完成了自我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北欧人的常识。自腓尼基人消失后，一支伟大的海军力量首先诞生于挪威，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影响了几乎整个欧洲的沿岸地区。他们就是人称“海上流浪者”的维京人。从挪威峡湾出发，维京人驾驶着长长的舰船，袭击欧洲海岸地区，他们曾经多次组建稳定的政权。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为欧洲地区的屏障，防止了其他外敌的入侵。维京人或诺曼人所建立的王国，与冰岛、英格兰、爱尔兰、诺曼底、西西里岛、君士坦丁堡（他们组成了皇帝的护卫队）和俄罗斯等国，甚至圣城耶路撒冷，都曾互通有无，进行过文化交流。
维京人到过格陵兰岛，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又从格陵兰前往拉布拉多和纽芬兰。1001年，冰岛人比厄恩航行到格陵兰岛看望父亲，结果被风刮到了西南方，来到了一个叫作“文兰”的国家。这里居住着矮人，一年中最短的白昼只有8个小时，这说明那里大约位于北纬50°。挪威人后来在那里定居，1121年，为了使他们皈依基督教，格陵兰主教访问了此地。毫无疑问，这个所谓的文兰国位于北美大陆，所以挪威人是第一批发现美洲的欧洲人。1380年，两位芝诺姓的威尼斯人访问了冰岛。他们声称，当地人认为，在法罗群岛以西1000英里、格陵兰以南的地方，有一个埃斯豆蒂兰岛，岛上的居民有文化，是优秀的海员，但不了解指南针的使用。他们的南面居住着野蛮的食人族，而食人族的西南面又有一个文明的民族，他们建造了大型城市和庙宇，但却用人来献祭。这似乎说的是墨西哥人。
对古人和中世纪的人来说，航海发现的一大困难是如何让船只一直靠近海岸航行。诚然，白天他们可以通过太阳辨识方向，晚上则利用北极星。但是，如果遇到阴天，就可能完全迷失方向。因此，磁针极性的发现是扩展远离陆地的航海活动范围的必要条件。中国人似乎很早就发现了磁极。早在11世纪，他们就在中国式平底帆船上使用磁针指路。远航至锡兰和爪哇的阿拉伯人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使用指南针，巴塞罗那的水手们很有可能是从阿拉伯人那里首先将指南针介绍到欧洲的。欧洲人亚历山大·尼卡姆在《来自大自然》一书中第一次提到指南针，他是狮心王理查的寄养兄弟。普罗旺斯的盖特也在一首民谣中提及指南针，说水手们可以使用浮在一盆水上的小针（将针磁化后，置于一根麦秆中），在看不到北极星的情况下，对准北极星航行。然而，当时利用指南针的人并不多。1258年，但丁的老师普拉蒂尼拜访罗吉尔·培根的时候说，一位修士给他展示过磁铁及其性质。但是，修士补充道，无论这个发现多么有用，“任何熟练的水手都不敢使用它，唯恐被人当作巫术”。实际上，指南针最初投入使用的时候，由于形式的限制，实际用途并不大。直到人们把它放到一个支点上，然后固定在卡片上保持其平衡时，指南针才成为水手必需的装备。这一改进应当归功于生活在14世纪初的意大利阿马尔菲人佛拉维欧·乔伊亚。
波多兰航海地图中的地中海沿岸
指南针一旦投入广泛使用，熟练的水手们通过读取上面的刻度来确定航向时，判断不同地点相对位置的更加实用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到那时为止，地理学家们（主要是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不得不依靠商人和士兵的行程日志来大致确定各处地点的相对位置。现在，在指南针的协助下，确定两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变得容易了，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将那些蜿蜒的道路画在纸上。因此，虽然有学问的僧侣们对他们绘制在地图上的神话与寓言相结合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满，但是航行在地中海的水手们却逐渐绘出了自己的海图，包括海洋及其周围的陆地，而且它们的位置与实际情况的出入并不大。其中一张这样的海图叫作“波多兰航海地图”，标出了港口之间的最佳航道。诺登斯基尔德男爵曾指出了波多兰海图上的各种标注是如何从一张加泰罗尼亚地图上借鉴过来的，这张加泰罗尼亚地图虽然已经散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在1266年至1291年间编纂完成的。不过，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愿意从水手那里采纳这些实用性的知识。1339年，一个名叫安杰力科·杜尔赛特的马略卡人根据波多兰海图精心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画出了海岸线——至少包括地中海——准确度非常高。在后来的1375年，同样来自马略卡岛的犹太人克斯开对这张图进行了重要的改进，他根据马可·波罗新近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增补了地图的东方部分。他的地图（通常被称为加泰罗尼亚地图，因为图上标注的大多是加泰罗尼亚语）将世界分成八个横条，地图的前一页是它的缩略版，准确地再现了波多兰海图中地中海的海岸线。
世界地图 毛罗修道士 意大利 1459年
有了波多兰海图，地理学再次回到了前进的路线上，恢复了陈述事实的原则，而且对海岸线进行了准确的描述。这使得水手们能够更加无畏地冒险，更安全地返回。反过来，他们的航行又可以丰富已有的地理知识。如我们所见，这些知识帮助航海家亨利王子开始了一系列的地理调查活动，并最终引向结束黑暗中世纪的那些伟大发现，给这个时代的地理学史画上句号，将其正式列为地理学发展的一个系统性分支。
现在，我们必须简短地回顾和总结一下那些由旅行者、朝圣者、商人所增添的地理知识，以及那些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