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出于一个意料之外的重要考虑，砖有可能永远被排斥在外，不会再用作住宅建筑的材料，那个考虑是污染。到维多利亚时代初期，英国烧煤的量确实大得惊人。一户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每月可能要烧掉1吨煤，而19世纪的英国突然有了大量中产阶级家庭。到1842年，英国的用煤量占西方世界总产量的2/3。结果，在一年的许多时间里，伦敦笼罩在几乎连阳光都射不进的烟雾中。在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里，福尔摩斯不得不在大白天划一根火柴，才能看清伦敦一处墙上写的字。人们连路都很难看得清，因此经常有人走路撞在墙上，或者掉进没有看见的坑里。在一起人人知晓的事故中，7个人连续掉进了泰晤士河，一个接着一个。1854年，约瑟夫·帕克斯顿提议建造一条11英里长的“大环线”，把伦敦所有的主要火车站连起来。他建议把这条铁路造在玻璃罩内，那样就可以把乘客和伦敦的肮脏空气隔离。显而易见，和冒着浓烟的火车一起待在玻璃罩里面，比和冒着浓烟的一切东西一起待在外面要舒心一点。[1]
实际上，煤对一切——衣服、绘画、植物、家具、书籍、建筑物和呼吸系统——都是有严重影响的。在烟雾确实厉害的几个星期里，伦敦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很可能会成千地增加，连史密斯菲尔德肉食市场里的宠物和牲畜的死亡数量也会特别多。
煤烟对石建筑物的影响尤其大，新的时候看上去很明亮的结构往往损坏得特别快。波特兰石料表面有一种令人心神不安的花斑，在风雨中每一面都呈鲜明的白色，但在窗台、过梁和阴暗角落下面都变得又脏又黑。纳什在白金汉宫用的是巴斯石料。他认为这种石料耐磨性强，但他错了，它几乎马上开始碎裂。一位新的建筑师爱德华·布罗尔被叫来对建筑物进行修缮，他用卡昂石料盖了一个新的正面，封住了纳什建造的院子，这种石料也几乎马上开始分崩离析。最令人吃惊的事发生在新落成的议会大厦，那里的石料开始变黑，出现了巨大的凹坑和深痕，仿佛是被炮火扫射过的，甚至在该大厦建筑过程中就是那样。多种应急的补救办法都使用过，试图阻止事态恶化。他们按照各种比例把胶、树脂和蜂蜡混在一起抹在表面，但这些做法要么不起任何作用，要么就产生了新的甚至更加令人吃惊的污迹。
似乎只有两种材料能抗腐蚀性酸的危害，其中之一是一种卓越的人造石材，名叫科德石，以生产这种石料的工厂老板埃莉诺·科德的名字命名。科德石料极受欢迎，从1760年到1830年，每个主要的建筑师都使用这种材料。它不易损坏，还可以制作成任何一种装饰品的形状，如壁缘、阿拉伯式花饰、柱头、飞檐托饰或任何别的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通过雕刻才能做出来的饰物。最著名的科德石装饰物是议会大厦附近威斯敏斯特桥上那只大狮子。到处都可以见到科德石，如在白金汉宫、在温莎堡、在伦敦塔、在伦敦兰伯思圣玛丽教堂墓地里布莱舰长的坟上。
科德石看上去和摸上去都像是经过琢磨的石料，像最硬的石料那样不怕风雨，但它根本不是石料。出人意料的是，它是一种陶。陶是经过烘烧的黏土，根据黏土的种类和烧制的强度，可以生产出3种不同的材料：陶器、粗陶器或陶瓷。科德石是一种粗陶器，不过是其中特别硬、特别耐久的一种。科德石大多防风雨、防污染，即使经过了将近两个半世纪的风吹日晒，看上去也几乎是新的一样。
考虑到科德石的广泛使用和卓越的特点，而又对科德石的来龙去脉以及那位同名的制造商知道得如此之少，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科德石是在何时何地发明的，埃莉诺·科德怎么会跟它发生关系，那家公司为何在19世纪30年代末某个时候突然关门了，这些问题都没有激起学者们的多大兴趣。在《国家传记词典》里，科德夫人只占了五六段的篇幅；1999年由历史学家艾莉森·凯利自行出版的一部作品，是唯一一部全面记述她和她的公司的历史的作品。
可以肯定的是，埃莉诺·科德是一位来自埃克塞特郡的破产实业家的女儿。她大约1760年来到伦敦，成功地经营一家销售亚麻织物的商行。快到那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她遇上了一个名叫丹尼尔·平科特的人，平科特已经在制造人造石料。他们在泰晤士河南岸，就在今天滑铁卢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开了一家工厂，开始生产一种不同寻常的高级材料。发明这种材料常常归功于科德夫人，但似乎更可能是平科特的方法，她出的钱。反正仅仅两年以后平科特就离开了那家公司，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埃莉诺·科德非常成功地经营这家企业长达52年，直到1821年她88岁去世，对于一位18世纪的妇女来说，这是个特别了不起的成就。她从来没有结过婚。她是个可爱的、受人爱戴的人，也许还是个脾气暴躁的泼妇，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说，她一去世，科德公司的销售额就不断下降。最后，公司倒闭了，但倒闭得如此无声无息，今天没有人能肯定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停止生产的。
古斯塔夫·多雷绘的插图：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小街僻巷
为什么生产科德石的秘诀与埃莉诺·科德同归于尽，这永远是个谜。实际上，这个过程至少搞过两次模拟试验。现在，以商业规模生产科德石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谁也不愿意去费这个心。
往后，科德石也许只会偶尔用于装饰目的。值得庆幸的是，有一种珍贵的建筑材料也很好地抵御了污染：砖。污染是制作现代砖块的动因，虽然几种别的因素也适时起了作用。开凿了运河，远距离运输砖就很经济。发明了霍夫曼窑（以发明这种砖窑的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霍夫曼的名字命名），砖就可以沿着一种生产线连续不断地生产，因而成本比较低。1850年废除了砖税，这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最大的动因就是英国在19世纪的巨大发展——城市的发展，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购置住宅。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时间中，伦敦的人口从100万增加到将近700万，像曼彻斯特、里兹和布雷福德这样的新兴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更高。在那个世纪里，英国的住宅数量总共增加了3倍。新的住宅绝大多数都是砖结构的，在那个极其繁忙的年代里出现的大多数制造厂、烟囱、火车站、下水道、学校、教堂、办公楼和其他新的基础设施也是如此。砖在哪里都派得上用场，而且省钱，因此其魅力是不可抵御的，它成了工业革命中不可多得的建筑材料。
据一项统计，维多利亚时代所用砖的数量，超过了以往所有时代所用砖的总量。伦敦的发展意味着郊区的扩展，那里都是几乎雷同的砖砌住宅——用迪斯累里首相缺乏热情的话来说，“枯燥乏味、千篇一律、平淡无奇的房屋”，一眼望不到头。霍夫曼砖窑要对此负很大责任，因为它生产的砖无论是大小、颜色还是外表都是一模一样的。在精湛程度和个性方面，用新式砖砌的建筑物都远不如过去年代的建筑物。但是，前者的成本要便宜得多。在处理人类事务的过程中，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时候便宜是不讨人喜欢的。
砖只有一个问题，随着那个世纪渐渐过去，建筑空间越来越受到限制，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砖太重，你不可能用砖来砌造真正高大的建筑物——人们不是没有尝试过。有史以来建造过的最高的砖建筑物，是1893年建于芝加哥的16层普通办公楼莫纳德诺克大楼，它是由著名的伯纳姆和鲁特公司的建筑师约翰·鲁特临死以前不久设计的。莫纳德诺克大楼现在依然屹立在那里，看上去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大厦。由于砖的分量很重，路面的墙壁有6英尺之厚，结果，底层——通常是一栋建筑物里最受欢迎的部分——变成了一个黑咕隆咚、令人生畏的洞穴。
莫纳德诺克大楼无论建在哪里都会是很特别的，但尤其是在芝加哥，因为那里的泥土实际上是个大海绵。芝加哥建在淤泥滩上——任何重的东西放在芝加哥的土地上都会下沉，而在早先的日子里一般说来建筑物也确实是下沉的。人行道在建造的时候都带一个陡坡，从路边石往上伸展到建筑物。大家希望，随着建筑物下沉，人行道也会随之下沉，最后到达完全水平的位置。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为了缓解下沉的问题，19世纪的建筑师发明了一种技术，建一个建筑物可以立在上面的“浮筏”，很像冲浪运动员所立的冲浪板。莫纳德诺克大楼底下的浮筏基础朝建筑物各个方向伸出11英尺，但即使有了浮筏，大楼建成以后还是下沉了差不多2英尺——这种事你是不希望发生在一栋16层大楼身上的。那栋大楼今天依然屹立在那里，它说明了约翰·鲁特的技能，许多别的建筑物就没有那么走运。有一栋名叫联邦大厦的政府办公大楼，在1880年花了令人吃惊的500万美元才盖起来，但很快就开始倾斜到了危险的程度，用了不到20年就完蛋了，许多别的小一点的建筑物的寿命同样短促。
建筑师需要的是某种分量较轻、比较柔韧的建筑材料，在很长时间里，似乎只有约瑟夫·帕克斯顿以建造水晶宫使其闻名遐迩的那种材料：铁。
用作建筑材料的有两种铁：铸铁和熟铁。铸铁（顾名思义，铸铁是在模子里经过铸造的铁）的压缩能力强，即能承受自身的重量，但耐压能力不太好，受到来自水平方向的压力往往会像铅笔那样折断。因此，铸铁可以用来制作柱子，但不适合用来制作横梁。而熟铁很坚实，可以担当水平方向的用途，但成本比较昂贵，因为制造过程比较复杂，花的时间也长。你得趁它仍处于熔化状态的时候反复折叠和搅动。折叠和搅动不仅使它比较坚固，也使它具有韧性，也就是说，就像太妃糖那样可以拉成长条，弯曲成各种形状。因此，像大门那样的许多装饰性物品都是用熟铁制造的。这两种铁在全世界一起被用于大型建设工程项目。
有意思的是，除了在偶然的情况之下，铁有个从来不被接受的地方，那就是住宅。然而，在别处，铁因为坚固而不断取得成功——直到人们意识到，坚固其实并不是铁最靠得住的特质。令人不安的实际情况是，铁有时候特别让人感到失望。尤其是铸铁，要是铸造得不够完美，就会裂成碎片或者产生裂缝，而且它的毛病不可能检测出来。1860年冬，这种情况就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一家纺织厂悲剧性地出现了。有个寒冷的上午，900名女工——大多数是爱尔兰移民——正在噼啪作声的机器旁干活，突然间一个支撑屋顶的铸铁柱子断了。不一会儿，这一排的其他柱子也接连断裂，就像衬衣上的扣子一下子打开了那样。吓坏了的工人们朝出口冲过去，但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逃出门外厂房就轰然一声倒塌下来了。听到这响声的人将永生不会忘记，被压死的工人多达200人。有意思的是，当时或后来，谁也没有费心去正式清点死者的人数，还有几百名工人受了伤。摔破的油灯引发大火，随着火势蔓延，许多被困在里面的人可怕地烧成灰烬。
在接下来的10年里，铁的地位受到进一步打击。原因是，正当一列客车驶过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河上一座桥梁的时候，桥梁突然垮塌，造成76人死亡。3年以后，几乎在同一天，同样的事故在苏格兰的泰伊桥重演。正当一列火车驶过该桥时，桥的一部分倒塌，把几节车厢掀入离桥面很远的水中，死亡人数几乎和阿什塔比拉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完全相同。这些是最有名的悲剧，而实际上小规模的灾难几乎是家常便饭。用铸铁制造的火车锅炉有时候发生爆炸；在受到笨重货物的碾压或多变天气的影响之下，铁轨经常松动或者弯曲，造成火车脱轨。事实上，正是铁的这些短处，使得伊利运河能在那么长时间里成功运转。就是在进入铁路时代很久以后，伊利运河依然一派繁荣景象。表面看来，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这条运河每年有几个月封冻，无法使用。火车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行驶的；而随着机车的改进，从理论上讲可以运载更多的货物。然而，实际上，铁轨并不那么坚固，承受不了真正沉重的货物。
因此，需要有坚固得多的东西，那种材料就是钢——钢只是另一种铁，但里面碳的含量不一样。钢在哪方面都是一种高级材料，但冶炼时需要高温，因此无法大量生产。制造刀剑和剃须刀这类东西，那完全没有问题，但要用来大规模制造桁梁和钢轨这类工业产品，那就不容易办到。1856年，这个问题出人意料地——简直是不大可能地——被一位英国实业家解决了。这位实业家对冶金学一窍不通，但很喜欢修修补补，搞点实验。他的名字叫亨利·贝西默。他由于发明了一种名叫铜粉的产品而在事业上已经极其成功，这种粉末用来给很多种材料抹上一层假的镀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欢镀金的表面，因此这种粉末使贝西默发了财，也使他有时间沉湎于对发明的爱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认为自己要造重型枪炮，但知道需要一种比铸铁或锻铁更好的材料，于是开始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他往熔化的生铁里吹气，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根据常规的预测，结果应当是发生大爆炸，这是以前没有哪个有资质的人搞这种愚蠢的实验的原因。实际上，爆炸没有发生，倒是产生了一种炽烈的火焰，烧掉了杂质，生产出坚硬的钢。突然之间，大批量生产钢成为可能了。钢是工业革命一直在等待出现的材料。任何东西——从铁路、远洋轮船到桥梁——都可以建造得更快捷、更牢固、更省钱。摩天大楼成为可能，因此城市景色变了模样。火车发动机马力大了，能拉着重荷在大陆上飞奔。贝西默发了大财，名扬四海。为了向他表示敬意，美国许多城镇（据一项资料，多达13处）把自己命名为贝西默或贝西默城。
博览会结束以后不到10年，铁作为一种建筑材料就终结了。然而，在整个这个世纪里，最受人崇拜的建筑物屹立在巴黎，而它就是用已被判决死刑的铁建成的，这真是有点儿怪。我当然指的是那个时代高耸入云的奇迹，名叫埃菲尔铁塔。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建筑物像它那样同时是技术先进而材料过时，毫无实际意义的。要想知道那个精彩故事，我们必须回到地面上，走进一间新的屋子。
[1] 有个人尤其使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的模样有了个明确的视觉形象：法国插图画家古斯塔夫·多雷（1833—1883），他的一幅记述伦敦小街陋巷的插图附在本书第九章。多雷在插图的优势方面有点出乎人们意料，因为他几乎一句英国话也不会说，而且也没有在英国待过多长时间。多雷的私生活有点古怪，他跟多名女演员制造了许多风流韵事——萨拉·伯恩哈特是他最著名的情人——但是他跟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一辈子睡在母亲隔壁的房间里。多雷把自己看成是一名伟大的画家，但别人并不认同，他不得不安下心来当一名成功的书刊插图画家。他在英国很受欢迎——在好多年里，伦敦梅费尔有一家多雷画廊，专门出售多雷的作品。现在最有名的是他关于伦敦生活的黑暗画作，尤其是那些描述小街陋巷里肮脏场景的画作。我们对于摄影术问世之前19世纪伦敦的视觉形象，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一位远在巴黎的画家在画室里按照记忆所作的画，而且，有好多情况他弄错了。我们想起这一点就觉得很有趣，为他的插图撰写说明文字的布兰查德·杰罗尔德，被多雷的差错弄得叫苦不迭。（要是你觉得杰罗尔德这个名字似乎有点熟悉，那么他就是《潘趣》杂志那位最先把博览会展厅称作“水晶宫”的记者的儿子。）——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