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住宅的设计过程中，越来越注意把仆人挡在看不见的地方，与主人家隔开一段距离，除了绝对需要以外。厨房刚够放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连在一起的洗碟间和食品库的空间更小，因为很大程度上那里是仆人们的天地。这无疑是个很怪的世界，仆人构成了人类的一个阶级，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人类的另一个阶级在想要什么时，几乎马上就能伸手拿到什么。
原教区长寓所里有许多小小的谜团。其中之一是，仆人们不干活的时候，他们待在哪里？按照原先的设计，给他们留出的地方不多。厨房刚够放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连在一起的洗碟间和食品库的空间更小[1]，我现在已经把你带到这两个地方。
几乎可以肯定，和厨房一样，走进这两间屋子马香太太是提心吊胆的，如果她会进去的话，因为很大程度上那里是仆人们的天地——虽然不是个很大的天地。按照当时的标准，一栋教区长寓所里为仆人们留出这么一点地方是非常不够的。在肯特郡，在差不多同一时候盖的巴勒姆教区长寓所，建筑师为仆人们提供的活动空间不仅有厨房、食品库和洗碟间，还有餐具室、贮藏室、储煤室、各种各样的贮藏室，尤其重要的是管家的房间，这里显然是供退避和休息的场所。
这一切之所以很难弄清楚，是因为造的房子并不总是与爱德华·塔尔的设计方案相吻合，马香先生显然建议（也许甚至坚持）作某些重大的改动。这并不完全出人意料，因为塔尔为他设计的房子有好多明显的怪异之处。塔尔把正门开在房子的侧面，毫无合乎逻辑的或可以推测的理由。他把卫生间设在主楼梯的平台上——这个位置确实很怪，并不常见——结果楼梯没了窗户，即使在白天也黑得像个地窖。他为主卧室设计了一间配套的梳妆室，但又没有门与之相连。他建了一个没有楼梯的阁楼，却装了一扇无处可通的高级门。
这些比较怪异的地方，在这栋房子建造之前或建造过程中得到了修正，没有付诸实施。最后，大门按照比较常规的做法设在正面，不是侧面。卫生间始终就没有建起来，楼梯上开了个大窗户。即使到了现在，只要出太阳，楼梯沐浴在阳光之中，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对面教堂的美丽景色。有两个房间——楼下的书房和上方的卧室或幼儿房，是加出来的。总之，建成的房子和塔尔所设计的有很大的差别。
在所有这一切修改当中，有一处特别令人感兴趣。在塔尔原来的方案里，现在餐厅所拥有的空间要小得多，包括为“男仆的食品贮藏室”——显然是个供仆人们吃饭和休息的地方——留出的空间，那个地方始终没有建成。而餐厅大约扩大了一倍，占满了整个空间。为什么那位单身汉教区长决定要剥夺雇员们一个休息的场所，让自己享有一个确实很宽敞的餐厅呢？由于时间相隔那么久远，这当然是说不清楚的。结果，仆人们在不干活时连个舒适的休息地方都没有，也许他们是几乎不休息的，仆人们往往不休息。
马香先生家里有3名仆人：管家沃姆小姐、担任仆人助理的村姑玛莎·西利和马夫兼园丁詹姆斯·贝克。和他们的主人一样，这3个人都没有结婚。由3名仆人侍候一位单身汉牧师，在我们看来似乎有点过分，但在马香的时代似乎谁也不会那样认为。大多数教区长至少有4名仆人，有的有10名，有的甚至更多。家里有仆人，犹如现代人家里有电器。连普通工人也有仆人。有时候，仆人也有仆人。
仆人不但为人提供帮助和方便，还是地位的重要标志。出席午餐会的人很可能发现，他们的座位是按照他们家仆的多少安排的，他们几乎像留住自己的小命一样留住仆人。即使在美国的边疆地区，即使在一次失败的冒险生意中几乎失去了一切，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母亲弗朗西丝·特罗洛普还留下了一名穿号衣的男仆。
因此，雇用仆人是许许多多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1851年，当仆人的伦敦年轻女子，即15—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占到该地年轻女子总数的1/3，还有1/3当妓女。对于许多妇女来说，那是她们唯一的选择。伦敦的仆人总数，包括男仆和女仆，超过除英格兰6个最大城市以外的总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女性的世界。1851年，女性当仆人的人数，以10∶1的比例超过男性。然而，对于妇女来说，这很少是个终生的职业。大部分人在35岁以前就离开了这个行业，通常是为了结婚，极少有人在一个岗位上待到一年以上。我们将会看到，这几乎是不足为怪的。一般说来，当仆人是个艰苦而没有人会说声谢谢的工作。
你可以预料到，人员多少的差别是很大的，但上限通常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一个乡村大家庭里一般有40名室内服务人员。光棍伦斯戴尔伯爵一个人过日子，却用了49个人来照顾他。德比爵士仅侍候他吃饭的人就有两打。第一代钱多斯公爵养了一支私人乐队，在吃饭时为他演奏。有的乐师他还充分利用，让他们干仆人的活，比如要求一名小提琴手每天为他的儿子刮胡子。
室外人员的数目更多，尤其如果主人经常出去骑马或射击。在萨福克郡的吉尼斯家族的埃尔夫顿庄园，家里雇用了16名猎场看守人、9名助理看守人、28名养兔场饲养员（负责剔除劣种兔子）和20多名各种帮手，总共77人，仅仅为了确保主人和他们的客人始终有大量惊慌失措的鸟儿作为射击的靶子，到埃尔夫顿的访客每年能干掉10万多只鸟。有一次，第六代沃尔辛厄姆伯爵一个人在一天中就射杀了1070只松鸡。这个杀戮纪录后来没有人打破过，我们也许有理由希望这个纪录永远不会被打破。（估计，沃尔辛厄姆有一帮子装填手，连续不断地为他提供装好弹药的猎枪，那样射出所需的大量子弹就容易了。真正的挑战在于源源不断地提供靶子。几乎可以肯定，松鸡是几只几只地从笼子里放出来的。沃尔辛厄姆倒不如直接朝笼子里开枪算了，同样可以起到娱乐作用，还能有多一点的喝茶时间。）
客人们还带来自己的仆人，因此到了周末，某个乡村宅第里一下子增加了150人，这也不是不常见的。19世纪90年代，有名的浪荡子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爵士有一次闯入他以为是他情妇的卧室，淫荡地大叫一声“噢噢噢”，纵身钻进被窝里，结果发现里面睡的是切斯特主教和他的妻子。为了避免这样的混乱，温特伍思伍德豪斯府——约克郡一栋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给宾客们发银盒子，里面放着个性化的五彩纸屑，供他们撒在走廊里，以帮助他们找到回房间的路，或者找到两个房间之间的路。
往往一切都是大规模的。德文郡的索尔特兰府有600只铜罐和铜锅，这是相当平常的。普通的乡村府第可能有多达600条毛巾及差不多数量的被单和枕套。光把这一切做上记号，登记造册，放在正确的架子上，就已经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即使是比较中等的规模，比如在牧师寓所，10个人用餐也很可能要使用并洗刷400多件不同的碟子、玻璃杯、刀具等等。
各个阶层的仆人都要长时间努力干活。1925年，有一位退休的仆人拿起了笔，回忆当年如何不得不早早起来生火，擦亮20双靴子，擦拭并整理35盏灯，他必须在家里的其他人快要醒来之前干完这一切。小说家乔治·穆尔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了他的回忆录《一个年轻人的忏悔录》。他说，仆人的命运是一天工作17个小时，“从厨房里出出进进做苦活，拿着煤、端着早餐和提着热水壶奔上楼，要不就是在楼下跪在炉子旁……房客们有时候说一句好话，但没有哪个人会把你当做自己人，只有给予狗的那种怜悯”。
在铺设室内管道之前，水得提到每个卧室里，而用完以后还得把水提走。一般说来，每个有人睡的房间从早餐到就寝要进去整理5次。每次都需要带着各种复杂的容器和擦布。比如，盛着脏水拿下去的容器，不能再盛着干净水提上来。女仆要带3块擦布——一块擦饮酒用的玻璃杯，一块擦五斗橱，一块擦洗脸池——还要记住使用时不能搞错（要不然会挨女主人一顿臭骂）。当然，这还是一般的清洗，是个轻活儿。要是哪个客人或主人要洗澡，工作量马上急剧攀升。1加仑水的重量相当于8磅，洗一次澡一般要用45加仑水，都要在厨房里烧热，然后装在专门的罐子里送上去。一个晚上有可能要在20多个浴缸里放满水。做饭往往同样需要耗费大量力气和能量储备。一个盛满食物的烧锅可能重达60磅。
家具、炉栅、窗帘、镜子、窗户、大理石、铜器、玻璃和银器，这一切都要经常洗净、擦亮，通常使用专门的自制上光剂。为了保持钢制刀叉闪闪发亮，光洗净擦亮是不够的，还要在一块革砥上用力磨。革砥上涂有一种用刚玉粉、白垩、砖屑、擦粉或鹿角精与猪油调制而成的糊状物。在存放之前，刀具都要抹上一层羊油（为了防锈），用包装纸包好，因此下次就必须先剥掉包装纸，洗净、晾干才能再用。洗刀具是一件单调而又繁重的活儿，因此洗刀机成了最先出现的节省劳力的工具之一。那种器械主要是一个箱子，带一个柄，用来转动一把硬邦邦的刷子。有一种洗刀机在市场上被称作“仆人之友”。毫无疑问是的。
这还不仅是干活的问题，而且要按照苛刻的标准来干活，而这类标准一般都只有那些自己不用干活的人才想得出来。在诺森伯兰郡的豪华住宅曼德斯顿府里，一帮工人要一年两次，每次花整整3天时间来拆卸、擦亮，然后重新安装一座大楼梯。有些额外的活儿是既有辱人格，又没有意义的。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加勒特注意到，有一户人家要求管家和他的手下在餐厅的餐桌上摆餐具以前，先把楼梯上多余的地毯铺在餐桌四周，以免踩着好地毯。伦敦有一名女仆抱怨说，雇主让她先脱掉工作服，换上体面一点的衣服，然后再被派到街上去为他们叫出租马车。
解决一家子的粮食是一桩需要操心的大事。粮食一年里只买进两三次，然后大批量地贮存起来。茶叶和面粉分别是成箱成桶购买的，食糖进货时是大的圆锥体，称之为“块”（loaf）。仆人们都成了长期贮存物品的能手，自给自足既是合意的，又是必需的。这不仅是干活的问题，而且要为干成活准备好材料。如果你需要给领子上浆，或把鞋子擦亮，你就得自己配制原料。直到19世纪90年代，商店里才卖鞋油。在此之前，你必须在家里用一种混合物烧制擦亮剂。在此过程中，不仅弄脏了靴子，还弄脏了锅子，弄脏了用来搅动的匙子，弄脏了与其接触的任何东西。浆衣服用的淀粉浆也得费大力气用大米或马铃薯制作。连被单在进货时也不是成品。你买来一卷卷的布料，然后将其做成桌布、床单、衬衣、毛巾等等。
大多数大户人家都有一间酿酒用的蒸馏室，在这里“酿造”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墨水、除草剂、肥皂、牙膏、蜡烛、地板蜡、醋和腌菜、润肤霜和化妆品、灭鼠药、灭蚤粉、洗发膏、药品，以及用来去除大理石上的污渍、消除裤子上的亮斑、浆硬衣领，甚至去除雀斑的药水（据说，一种用硼砂、柠檬汁和糖配制的溶液有那种效果）。这些宝贵的调制品可能含有不知多少成分——蜂蜡、小公牛的胆汁、明矾、醋、松脂以及甚至更令人吃惊的其他东西。19世纪中叶有一份手册的作者推荐，画卷每年可以用一种“盐和陈尿”的混合物来清洗，虽然究竟是谁的尿，陈到什么程度，要由读者来判定。
许多房子被食品室、贮藏室和其他服务区域占得满满当当，实际上房子的大部分成了仆人的天地。在1864年出版的《绅士府第》一书中，罗伯特·克尔说，豪华住宅一般有400个房间（包括所有用来贮藏物品的空间），其中差不多正好一半是家务料理室，也就是说，留给仆人在里面干活或睡觉的屋子。如果再加上马厩和别的附属建筑物，那么可以说那份财产绝对掌握在仆人手里。
内部分工有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克尔把家务料理室分为9类：厨房、面包烘房兼蒸馏室、上等仆人室、下等仆人室、地窖和附属房屋、洗衣房、单人独用房、“补充房”和通道。别的住宅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爱尔兰的弗洛伦斯宅第有70多个部门，而伊顿府，即威斯敏斯特公爵在柴郡的邸宅，只有16个部门——一个不太大的数字，考虑到他有300多名仆人。这完全取决于男主人、女主人、男管家和女管家的组织意向。
大的乡村邸宅很可能有猎具室、灯具室、蒸馏房、点心房、司膳总管配餐室、鱼类贮藏室、面包烘房、储煤室、野味贮藏室、酿酒房、刀具房、刷子室、鞋子室以及至少十来个派其他用途的房间。康沃尔郡的兰海特罗克府有个房间专门用于处理床上便盆。据历史学家朱丽叶·加德纳说，威尔士还有一家，有个房间留出来用于烫平报纸。最宏伟的或最古老的邸宅或许还有调料室、香料室、禽肉贮藏室、酒类及食品贮藏室（buttery）以及有着更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的其他屋子，如ewery（存放水壶的房间，该词源自 aquaria）、chandry（存放蜡烛的房间）、avenery（饲养作为打猎目标的野兽的地方）、napery（存放家用亚麻布的房间）等等。
有些工作间的名字并不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buttery跟黄油butter毫无关系。它是指butts（大桶），如butts of ale（大桶啤酒）。（它从boutellerie变形而来，butler和bottle也源自这个词。原先，butler的活儿就是照管酒瓶。）奇怪的是，有个服务间不是以里面所存放的产品来命名的。这就是dairy（奶牛场）。这个名字源自一个古法语词dey，意思是少女。换句话说，那是可以找到挤奶姑娘的屋子。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与找到牛奶相比，古代的法国男人更有兴趣找到挤奶姑娘。
除了在最一般的家庭以外，主人很少踏进厨房或仆人的活动领域。正如朱丽叶·加德纳所说：“有关仆人的生活情况，他们只有通过报告才知道。”户主除了知道仆人的名字之外对别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也不是不常有的，大多数户主几乎不知道怎么走过光线昏暗的仆人活动区。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等级森严的，不仅对仆人是这样，那些令人不安的差别也同样适用于客人和家人。严格的礼仪规定了一个人可以进房子里的哪些部分——他可以使用哪些走廊和楼梯，他可以开哪几扇门——取决于他是客人还是近亲，是家庭女教师还是男教师，是小孩还是大人，是贵族还是平民，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上等家仆还是下等家仆。在《绅士府第》（1864）一书中，马克·吉罗尔德注意到，礼仪严格到了这样的程度，在有一户豪宅，11个不同阶层的人在11个不同的地方喝下午茶。帕梅拉·萨姆布鲁克在她关于乡村家仆的史书里注意到，有姐妹二人在同一户人家当仆人，一个是负责客厅和卧室的女仆，一个是照管儿童的保姆，但两个人相遇时不准说话或表示认识，因为她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领域。
很少给仆人一点时间搞个人卫生，却要经常责怪他们身上肮脏。这肯定是不公平的，因为仆人一般要从早上6点半忙到晚上10点钟，假如晚上还有社交活动，那要忙到更晚。有一本家务手册的作者怏怏不乐地提到，她很乐意让她的仆人住更好的房间，但遗憾的是，他们身上总是越来越脏。“因此，仆人的房间里家具越简单越好”，她认为。到爱德华时代，仆人每个星期可以休息半天，每个月可以休息一整天——这也许是不够的，你想一想，他们要在这么点时间里采购个人物品、理发、回家探亲、谈情说爱、休息，或者享受几个小时宝贵的自由。
最难办的也许是要完全依附和依赖那些不大瞧得起你的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几乎全部写的是关于仆人以及跟他们打交道要保持耐心的事。她写到有一名仆人时说：“她处于自然状态：没有经过培训，没有受过教育……因此你看到一个人脑在赤裸裸地蠕动。” 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像“厨房里的苍蝇”那样烦人。伍尔夫的同时代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更是直言不讳。“我唯一恨的人就是仆人，”她写道，“他们其实根本不算人。”
这无疑是个很怪的世界，仆人构成了人类的一个阶级，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人类的另一个阶级在想要什么时，几乎马上就能伸手拿到什么。受到这样照料的人的娇生惯养之程度，几乎是无法想象的。20世纪20年代，第十代莫尔伯勒公爵去看望他的女儿时，因女儿的房子太小而没法让仆人们和他同住。他从浴室里走出来，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因为他的牙刷上不像往常那样有泡沫。原来，他牙刷上的牙膏总是由他的贴身男仆为他挤上的，那位公爵还不知道牙刷是不会自动再次挤上牙膏的。
仆人们做了所有这一切，受到的待遇却往往是很可怕的。女主人为了测试仆人的老实程度，在肯定能看得见的地方放一些诱人的东西，比如在地板上放一枚硬币，然后，假如他们把它塞进自己的口袋，她就惩罚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仆人们多一点顾虑：他们的面前是一位无所不知的高人。仆人还被怀疑提供内部消息，故意不把门锁上，帮窃贼的忙，这种事情肯定会使双方都感到不高兴。仆人，尤其是小户人家的仆人，往往认为他们的主人是无理的、苛刻的。而主人则认为仆人是懒惰的、不可信的。
随便蒙受羞辱对仆人来说是生活中一个经常性的特色。例如，仆人有时候被要求改用新的名字，那样的话，家里再来一个男仆总是被叫做比如“约翰逊”，从而每当有一名男仆退休或倒在马车轮子底下时，那家的人就无须再没趣地去记一个新的名字。司膳总管尤其是个微妙的问题，主人指望他具有绅士的风度和举止，穿着相应的衣服，但又往往有意识地要求他在服装方面显得不大得体，比如穿一条与上衣不配套的裤子，以确保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下人。[2]
有一本手册还真的教你一套方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教你如何当着孩子的面羞辱一名仆人，这样做对孩子和仆人都有好处。在这个范本中，孩子被叫到书房，只见母亲站在那里，受到羞辱的仆人一声不吭地流着眼泪。
“保姆玛丽要告诉你，”那位母亲开言道，“没有哪个黑人敢在黑暗里偷偷地溜进小孩的房间，趁着他们淘气把他们拐走。我要听着保姆玛丽对你说这番话，因为她今天就要走了，你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接着，她拿出一桩桩可笑的事情与那名保姆对质，再让保姆当面一一认错。
孩子仔细地听着，然后向那名将要离去的雇员伸出了手。“谢谢你，保姆，”他简单地说，“我本不该害怕，可是我信了你，你是知道的。”接着，他朝她母亲转过身去，“我现在不会害怕了，妈妈。”他以恰如其分的男子汉方式向妈妈保证。然后，大家又都恢复了正常生活，当然，除了那名保姆，她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了。
解雇，尤其对女性来说，是最可怕的灾难，因为这意味着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住处，失去了前程，失去了一切。比顿夫人特别煞费苦心地警告，不要出于情感、基督徒慈悲为怀的精神或任何别的感情考虑，为被解雇的人写假的或骗人的推荐信。“在写证明信的时候，几乎没有必要要求女主人严格按照正义感来办事。把自己不要的仆人推荐给别的女主人，这是不公平的。”比顿夫人写道。任何人在考虑那个问题时都需要这样。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不断往前推移，对仆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诚实、干净、干活卖力、为人持重、尽心尽责、谨慎小心，而且要尽量成为隐身人。珍妮·乌格洛在她的园艺史中提到一处庄园，要是那户人家恰好在家，园丁们在清倒手推车上装的东西时，必须绕道1英里，免得让主人见了不开心。而在萨福克郡有一户人家，仆人们要是看到主子的家人恰好从身边走过，就必须把脸贴着墙壁。
在住宅的设计过程中，越来越注意把仆人挡在看不见的地方，与主人家隔开一段距离，除了绝对需要以外。为达到此目的，在建筑方面的最大改进是添加了后楼梯。“绅士们上楼梯时，不会再在楼梯上碰上仆人正把他们昨夜排出的粪便提下来。”马克·吉罗尔德是这样利落地描述的。“这样的隐私双方都觉得很重要。”罗伯特·克尔在他1864年出版的《绅士府第》一书中写道，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相比之下，克尔先生更熟悉的是使用便桶的人的感情，而不是清倒便桶的人的感情。
在最高阶层，尽可能少露面的要求，不光是对仆人，也是对客人和主人家的永久性成员提出来的。当维多利亚女王下午绕着怀特岛上奥斯本宫的庭园散步时，任何人，无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都不准和她照面。据说，你可以通过观察人们在她前面慌忙逃离的情景，来确定她在宫里的位置，无论她在什么地方。有一次，财政大臣威廉·哈考特爵士发现自己恰好身处一块空地，除了一簇矮小的灌木丛以外没有任何藏身之地。哈考特身高6英尺4英寸，而且很肥胖，躲藏也不过是个象征性的举动。女王陛下假装没有看见他。不过话得说回来，她在视而不见这方面是很有造诣的。在室内，如果不可避免在走廊里照面，她习惯于带着一种傲慢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只当没有看见沿途碰上的任何人。除了极其信任的仆人以外，任何仆人都不准正眼看着她。
“分成阶级是最危险、最应受到谴责的事，根本不符合自然法则。本王一直在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女王曾经写道。但是，有个没有实施这条高尚的原则的地方她却视而不见，那就是她自己的御前。
男管家是一户人家最高级的仆人。与之相对应的女性仆人是女管家。在他们之下，依次是厨房总管、厨师，以及各类女仆、客厅侍女、贴身男仆、一般男仆和跑腿男仆。跑腿男仆原先就是在主人坐的轿子或马车跟前跑动的人，沿途摆摆威风，提供必要的服务。到了17世纪，他们像赛马用的马那样受到珍爱；有时候，主人还出大笔奖金让他们赛跑。家里面大多数出头露面的事都由跑腿男仆来做，如客人来时开门、侍候进餐、送信，因此在选择时往往考虑身高、举止和长相。这令比顿夫人很反感。“如果时髦太太在选择跑腿男仆时只考虑身高、体形和腿肚子的大小，她会找个对家里人没有感情的佣人，这是不足为奇的。”她嗤之以鼻地说。
人们通常认为，在英国有些比较宽松的家庭里，跑腿男仆和女主人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面。有个著名的例子，克朗梅尔的莱戈尼尔子爵发现自己的妻子在与意大利贵族维托利奥·阿梅地奥·阿尔费里伯爵勾搭。莱戈尼尔要求决斗，这是维护名誉所必须要做的。两个男人就从附近商店里借来了宝剑，在格林公园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决斗，但他们的心思其实不在决斗上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值得为那位水性杨花的莱戈尼尔夫人流血。这种怀疑几乎马上得到了证实，因为她和她的跑腿男仆私奔了。这件事在全国传为笑柄，并激起某些人的诗意。我仅引用下列对句：
瞧瞧那位莱戈尼尔荡妇宁要马夫不要贵族丈夫
仆人的生活绝不是很糟糕的。一般说来，乡村里的大户人家，一年当中只有两三个月有人居住。因此，对有的仆人来说，在很长时间里生活是比较悠闲的，只是随着季节的变化有时候要长时间做点苦活。而对于城里的仆人来说，情况通常恰好相反。
他们穿得暖，吃得饱，衣着体面，每天晚上有个地方睡觉。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计算，把这些待遇都计算进去，一名高级仆人的薪水相当于今天的5万英镑。那些头脑灵活或敢作敢为的仆人，还可以捞到外快。比如，在查特斯沃思府，啤酒是通过一根管子从啤酒厂输送到家里的。它经过约瑟夫·帕克斯顿管理的大暖房。在有一次进行日常维护的过程中发现，家里有个胆子很大的家伙也经常在利用这管子。
仆人们还常常拿到很多小费。晚宴结束以后，客人离开时要经过一溜儿五六名仆人，每一名仆人都指望拿到1先令，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因此，出门吃饭对谁来说都是一件很花钱的事，除了对仆人以外。周末的客人也被指望给小费时出手很大方，仆人陪客人参观也可以挣到钱。18世纪形成了一个陪同衣着体面的客人参观的习俗。中产阶级人士参观豪宅变得非常普遍，很大程度上就像今天那样。1776年，一位参观威尔顿府的人注意到，她是那年第3025位访客，而当时还只是8月份。有的邸宅接待的观光客人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得不把安排程式化，以免事态失控。查特斯沃思府每星期指定开放两天。沃伯恩府、布伦海姆府、卡斯尔霍华德府、哈德威克府和汉普顿宫也同样设定了开放时间，试图限制参观人流。游客们把特威肯翰的草莓山府的主人霍勒斯·沃波尔弄得苦不堪言，最后不得不采取发票的方式，还气呼呼地印发了一长串规定，规定准许这个，禁止那个。比如，如果有人申请4张票，结果来了5个人，那么这5个人都不让进。别的府第比较肯通融。约克郡的罗克比邸宅还开设了一个茶室。
较小宅第里的仆人往往最累，一个仆人很可能要做别处两三个仆人做的事。不出所料，比顿夫人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好多。她说，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名仆人，这取决于他的经济地位和出身。她认为，一个贵族出身的人起码需要25名仆人。一个年薪1000英镑的人需要5名仆人—— 一名厨师、两名女仆、一名保姆和一名男仆。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家庭至少要有3名仆人——客厅侍女、女仆和厨师。即使是年薪只有150英镑的人也被认为很富，可以雇一名全能女仆（这个头衔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一切）。比顿夫人自己有4名仆人。然而，实际上，大多数人所雇用的仆人似乎根本不像比顿夫人认为他们应当雇用的那么多。
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3]
和他的妻子简的家，是个典型得多的人家。他们在切尔西的大切尼街5号的家里只有一名女仆。这个没有受到充分赏识的家伙不但要做饭、打扫卫生、收拾碟子、照管炉子、运走炉灰、应付访客、经管物资等等，而且每次卡莱尔夫妇想要洗澡——他们要洗好多次澡——她就得去提取、烧热8—10加仑水，并把热水送上三段楼梯，然后还要重复那个相反的过程。
在卡莱尔夫妇家里，那名女仆没有自己的房间，而是生活在厨房里，睡在厨房里——在小户人家，一般都是这种做法，即使是在卡莱尔夫妇这样有教养的人家。大切尼街的厨房在地下室，又暖和又舒适，虽然光线有点儿暗，但连这么起码的空间也不在她的掌控之下。托马斯·卡莱尔也喜欢这里的温馨气氛，晚上常常愿意来这里看书，把女仆打发到“厨房后面”去。这个名字听上去似乎不算可怕，但实际上只是个不生火的贮藏室。她待在一袋袋的马铃薯和其他食品堆里歇息，直到听见卡莱尔移动椅子的声音，在炉栅上叩烟斗的响声，以及他离去的响声——他往往很晚才离开，她才终于能占有她那张简朴的床铺。
在大切尼街生活的32年里，卡莱尔夫妇总共雇用过34名女仆——卡莱尔夫妇还是比较容易侍候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孩子，比较有耐心，天生富有同情心。但是，几乎找不着能符合他们苛刻标准的仆人。有时候，仆人们之失职令人吃惊。比如，1843年有一天下午，卡莱尔夫人回到家里，发现女管家烂醉如泥，躺在厨房的地板上，“一张椅子翻倒在她的身边，四周是乱七八糟的脏碟子和瓶瓶罐罐的碎片”。还有一次，卡莱尔夫人十分震惊地获悉，她不在家的时候，有一名女仆在楼下的客厅里生了个私生儿。她尤其愤慨的是，那名女子把“我的全部高档餐巾”都用光了。然而，大多数女仆之所以离开，或被要求离开，是因为她们干活不愿意像卡莱尔夫妇所期望的那样卖力。
不可规避的事实是，仆人只是普通人。若要满足雇主无休止的怪要求，必须具有一定的才智、本领、忍耐力和耐心。这样的仆人只有极少数。而真正具有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仆人所必须具有的多种才能的任何人，都不大可能愿意成为一名仆人。
仆人最大的弱点是没有权利，几乎什么事都可以怪到他们的头上。从来没有这种现成的替罪羊，卡莱尔夫妇就发现了这一点。1835年3月6日晚上，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当时，卡莱尔夫妇刚从故乡苏格兰搬到伦敦，希望托马斯在那里能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他38岁，已经有点小名气——不得不说，只是很小的名气——出版过一本充满难懂的个人哲学的著作，名叫《裁缝里萨特斯》，但还不得不写出自己的大部头作品。他打算写一部多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来弥补这个不足。1835年冬，他花费很多心血终于完成了第一卷，把手稿交给他的朋友兼导师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征求他的宝贵意见。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3月初那个阴冷的夜晚，脸色苍白的米尔出现在卡莱尔家门口，他的情妇哈丽亚特·泰勒坐在后面的一辆马车里等着。泰勒是一位商人的妻子，而那位商人秉性豪放，实际上与米尔共享哈丽亚特，甚至在伦敦以西的泰晤士河上的沃尔顿为他们提供了一套别墅，他们可以在那里幽会。说到这里，我就让卡莱尔本人接着讲那件事情：
听到米尔在叩门。他进门时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气喘吁吁地把我的妻子叫到楼下去跟泰勒太太说说话。他（拉着我的手，脸上挂着吃惊的神色）走上前来，一副绝望的样子。他含含糊糊说了几句意思差不多的话以后，告诉我说，我的第一卷（被他丢了，是在他看了以后或是在看的过程中，他太粗心大意了）除了四五张碎片以外，已经不可挽回地毁了！我记得，现在依然记得，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的东西，现在它没了，全世界和把它作为精神支柱的我自己都无法把它弄回来了。过去的精神也已不复存在了……它没了，一去不复返了。
米尔解释说，有个仆人看到书稿放在火炉的围栏上，便用它来生炉子了。不过，这件事你用不着仔细一想，便能发现那种解释有几个问题。首先，一份手写的书稿无论以什么方式放置，都不会看上去无足轻重；任何在米尔家工作的女仆都会经常看见那份书稿，脑子里不会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和价值。无论如何，生炉子也几乎用不了整部稿子。烧掉整部书稿，必须要有耐心，一次几页地投入火中——要是你要处理掉整部稿子，你会这么做的，而如果只是为了生一次炉子，那是不会这样做的。总而言之，简直无法想象，会出现女仆意外而又让人可信地把这样一部作品整个儿烧毁的事情，无论她怎么愚蠢，怎么无能。
另一种可能性是，米尔本人因为一时嫉妒和生气把书稿烧了。米尔是法国大革命的权威，曾经对卡莱尔说他打算有朝一日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因此，嫉妒肯定有可能是一种缘由。而且，这时候米尔正经历一场个人危机：泰勒太太刚刚对他说，她不愿意离开她的丈夫，但坚持要维持他们的这种古怪的三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他的脑子受到干扰，失去了平衡。不过，这样一种恣意的破坏行为，无论是跟米尔先前的善良性格，还是跟他为此损失而表露出的似乎真实的惊恐和痛心，都不完全能合拍。剩下的唯一可能性是，稳重的卡莱尔夫妇不大喜欢的泰勒太太，要对此负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米尔曾经对卡莱尔夫妇说过，他曾在沃尔顿把很大一部分书稿念给她听。因此，人们就产生了怀疑，在发生这场灾难的时候，书稿是由她来保管的，不管怎么说她是这件事难以说清和令人不快的核心人物。
有件事卡莱尔夫妇是不会做的，那就是对这番话提出任何疑问，即使是以绝望的设问形式。礼节上规定，卡莱尔夫妇不得不把米尔的话当做事实，不允许追问这场匪夷所思的可怕灾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仆人粗心大意地毁了卡莱尔的全部手稿，事情就到此为止。
卡莱尔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坐下身来，竭尽全力把书稿再写一遍。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富有挑战性，因为他已经没有笔记可以查阅。他有个古怪而显然又是错误的习惯：他每写完一章就要把笔记付之一炬，以庆祝大功告成。米尔坚持要赔偿卡莱尔100英镑，够他在重写书稿的过程中一年的生活费。但是，他们的友谊再也没有修复，这是不足为怪的。3个星期以后，卡莱尔在给他的弟弟的信中抱怨说，米尔连让他们在私下里难过一阵子的意思都没有，而是“继续不知趣地待到差不多半夜，我可怜的太太和我不得不坐着，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无拘无束地发牢骚”。
重写的书稿跟原先的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可以说的是，现有的那一卷是有史以来最难读懂的书之一，不大可能在那个时代受到很高的评价。全书完全用现在时，语言古怪、造作，似乎总是到达语无伦次的边缘。卡莱尔是这样描述那个快上断头台的人的——
尊敬的吉洛廷医师，我们希望再见他一次吗？如果不是在这里，这位医师就不该在这里。我们以预言家的目光看着他：巴黎众议院议员们确实都迟到了一会儿。孤单单的吉洛廷，尊敬的医师；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命运注定他要享有那份最古怪的不朽荣耀。那种荣耀使得默默无闻的凡人不去安息之地，那个被人遗忘的天国！……倒霉的医师！22年没有听说过断头台，耳朵里听到的会全都是关于断头台的事；然后死去，将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野鬼，可以这么说，在漫长的岁月中，游荡在冥河和忘川的对面；他可能要比恺撒大帝更持久地名垂青史。
读者从来没有遇到过哪本书写得如此生动、如此亲切，觉得非常震撼人心。这本作品狄更斯声称看过500遍，并把写《双城记》的灵感归功于它。奥斯卡·王尔德很崇敬卡莱尔。“他首次用我们的语言把历史变成了一首歌，”他写道，“他是我们的英语基本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卡莱尔对文学界人士来说是一位神。
他于1881年去世。他写的历史在他去世以后很少有人去读，但他的个人历史却一代代地传诵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和他的妻子留下了大量的书信，足以印成密密麻麻的30卷。假如托马斯·卡莱尔今天获悉，他写的历史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人读过，而大家对他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却都很清楚，包括他在几十年时间里对仆人的小小抱怨，他准会感到吃惊和沮丧。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又一个不知感恩的仆人，他和他的妻子才有那个空闲时间来写那么多书信。
这种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总是这样的。跟卡莱尔夫妇一样，不过要比他们早差不多两个世纪，塞缪尔·佩皮斯[4]
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佩皮斯写日记的8年半时间里，也是似乎不断地雇用仆人。也许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塞缪尔花了大量时间来抚弄女仆，狠打男仆——不过，实际上，他也经常打女孩子。有一次，他拿起扫帚对着一个名叫简的女仆，“把她打得哇哇大哭”。她的罪名是衣着不整洁。佩皮斯雇了一个男孩子，他的主要作用似乎一直是为佩皮斯提供一个随手可打的对象——“用手杖打，或用桦条打，或用鞭子打，或用绳头打，甚至用咸鳗打”，历史学家莉莎·皮卡德如此说。
佩皮斯还是个解雇仆人的能手。有个仆人被解雇，是因为说了“几句粗鲁话”；另一个仆人被解雇，是因为爱传布流言飞语。有个仆人刚到就发给了新衣服，但在当天夜里就跑了。那个仆人被抓回来以后，佩皮斯收回了衣服，坚持要狠狠地揍她一顿。别的仆人被解雇是由于喝酒或偷吃东西。有的肯定是被辞退的，因为她们不愿意随他色迷迷地乱摸。然而，有多得让人惊讶的女仆屈从了。在写日记的8年半时间里，佩皮斯至少跟除他的妻子以外的10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还跟另外40个异性邂逅，其中许多是仆人。有个女仆名叫玛丽·默瑟，《国家传记词典》里谈到这个女人时不当一回事地说：“她早晨来替他穿衣服时，塞缪尔似乎总是要抚摸她的胸部。”（有意思的是，浪荡子“塞缪尔”是我们的英雄，“默瑟”倒是贱货。）她们不在替他穿衣服、挨拳头或被当做鸡窝乱摸的时候，佩皮斯就要仆人替他梳头发、洗耳朵。除此以外，仆人们还要完成每天日常生活中的做饭、打扫、做杂务等工作。佩皮斯夫妇找仆人很难，留仆人也很难，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
佩皮斯的经历也表明，仆人会背叛。1679年，佩皮斯解雇了他的男管家，因为他和女管家睡觉（有意思的是，女管家没有被解雇）。为了报复，男管家对佩皮斯的政敌说，佩皮斯是个天主教徒。这件事发生在宗教狂热时期。佩皮斯被关进了伦敦塔。只是由于男管家良心发现，承认整个事情都是他胡编出来的，佩皮斯才被获准释放。但是，这件事极其生动地提醒大家：主人可以摆布仆人，仆人也同样可以摆布主人。
至于仆人本身，我们总的说来对他们了解甚少，他们的经历基本上没有记载。汉纳·卡尔威克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外，她记了将近40年日记，而且记得异常详细。卡尔威克1833年生于什罗普郡，8岁就当厨房里的女仆，开始做全日制家务劳动。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她先后当过低级女仆、厨房女仆、厨师、厨师下手和总管。无论当什么，干的是苦活儿，干的时间很长。她于1859年在25岁那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了快到65岁生日。由于时间跨度很大，她的日记成了那个伟大的奴役时代里一名低级仆人日常生活的最完整的记录。像大多数家仆一样，她从早上7点以前一直干到晚上9点、10点，有时候更晚。她的日记在很大程度上是所干的活儿的流水账，缺乏感情色彩。下面是一则典型的日记，记的是1860年7月14日发生的事：
打开百叶窗，生着厨房里的炉子。在灰洞里抖掉身上的煤灰，清干净里面的煤灰。打扫了房间和门厅。在炉膛里添放燃料，把早餐端到楼上。擦了两双靴子。叠好床铺，倒掉了吃剩的东西。洗刷了早餐餐具。刷净了盘子，刷净了刀具，把午餐端上了楼。打扫卫生。打扫了厨房，打开一篮子食品。把两只鸡送到布鲁尔太太家，捎回来口信。做了果馅饼，把两只鸭子拔了毛、开了膛，然后烤了。跪在地上打扫了台阶和石板。给屋子前面的刮泥板抹上石墨。打扫了街头的石板，也是跪着干的。在洗碟间里洗刷餐具。跪着打扫食品贮藏室，擦净了餐桌。擦拭了屋子四周的石板，还把窗台擦了一遍。为主人和沃里克太太准备茶水……跪在地上打扫了厕所、走廊以及洗碟间的地板。给狗洗了个澡，擦拭了水槽。准备好晚餐，让安端上楼去，因为我身上太脏，又太累，不想上楼了。在浴缸里洗了个澡，上床睡了。
这是最平常的一天，其中最不寻常的是她还洗了个澡。在大多数日子里，她的日记总是以充满倦意而又无可奈何地说：“不管身子多么肮脏就睡了。”
除了不加渲染地叙述自己所干的活儿，汉纳·卡尔威克的日记里还提到一件她自己生活中更加非同寻常的事情：从1873年到1909年去世的36年间，她秘密嫁给了一位名叫阿瑟·芒比的公务员兼小诗人。后者没有把这个关系告诉家人或朋友。要是没有旁人，他们过夫妻生活；要是来了客人，卡尔威克又成了女仆。要是客人在家里过夜，卡尔威克就不上婚床，睡在厨房里。芒比是个有点地位的人，他跻身于拉斯金、罗塞蒂和勃朗宁的行列，他们是他家里的常客，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叫他“先生”的女人其实是他的妻子。即使在私下里，他们的关系也至少可以说有点不正常。按照他的要求，她叫他“主人”，还弄黑了皮肤，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奴隶。现在得知，她之所以写日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他看，让他知道自己身上是怎么弄脏的。
只是到了1910年，在他去世和他的遗嘱公布以后，消息才传出来，引起了小小的震动。汉纳·卡尔威克之所以有名，倒不是因为她的日记，而是由于她古怪的婚姻。
汉纳·卡尔威克在做仆人的各种活儿，穿着烟囱清扫工的服装（右下）（照片由她丈夫拍摄）
在仆人队伍里处于最底层的是洗衣女仆，她们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在屋里往往几乎完全不见她们的身影。要洗的衣物是有人拿给她们的，而不是她们自己去取的。洗衣的活儿被人瞧不起，在大一点的家庭里，有时候把仆人送去洗衣房作为一种惩罚。这是个耗费力气的活儿。在大的乡村邸宅里，洗衣工每星期很可能要处理六七百件衣物、毛巾以及床单和枕套。由于19世纪50年代以前没有洗涤剂，一堆堆要洗的衣物不得不在肥皂水或碱液里泡上几个小时，然后再用力捶打、擦洗，煮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反复漂洗，用手拧干，或者（大约在1850年以后）放进一只滚筒，再拿出去挂在树篱上或铺在草坪上晾干。（乡村里最常见的一种犯罪行为是偷晾晒的衣物，因此常常得有人看着，直到衣物晾干。）朱迪思·弗兰德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一书中说，一项简单的洗衣活儿，比如洗床单和别的床上用品，总共可能要包括至少8道独立的工序。但是，好多要洗的东西远不是那么简单的。难洗的或容易洗坏的物品得小心翼翼地处理。不同纤维做的衣物，比如丝绒的和有网眼的衣物，往往不得不仔细拆开，单独洗净，然后再重新缝合在一起。
大多数颜色不是永不退色的，是很难侍候的，因此为了保持或恢复颜色，每次洗衣服时都必须在水里加入精确剂量的化学混合物：绿色的衣物加入明矾和醋，紫色的衣物加入小苏打，红色的衣服加入矾油。每个熟练的洗衣女工均有一系列配方，能去除各种不同的污迹。床单常常要浸泡在陈尿里，或者家禽粪便的稀溶液里，因为这种东西起漂白作用。但是，由于这些东西有一股臭味（这是不足为怪的），需要用力多漂洗几次，通常还要使用某种草汁，使味道好闻一些。
上浆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常常要留到第二天来完成。熨烫是另一件繁重的活儿，要分开来做，令人望而却步。熨斗凉得很快，因此非得快速使用，然后再换上刚刚加热过的。通常有一个在使用，两个在加热。熨斗本身很重，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压下去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熨斗用起来还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上面没有控制温度的装置，很容易把织物烫焦。熨斗是在炉子上加热的，还往往会沾满炉灰，因此得不断擦干净。要是衣物上还有浆，浆会粘在熨斗底部，那样还得用砂纸或刚玉板来擦拭。
到了洗衣日，往往必须有人凌晨3点钟起床把热水准备好。许多只有一名仆人的家庭，这一天就需要从外面雇一名洗衣女工，有的人家把衣物送到外面去洗。但是，在发明石炭酸和其他有效的消毒剂以前，这种做法总是让人担心，衣物送回来时会感染某种可怕的疾病，比如猩红热。而且，人们提心吊胆地不知道自己的衣物和谁的衣物混在一起洗了。伦敦有一家大型百货店——怀特利百货店，从1892年起提供洗衣服务，但生意一直不好。最后，店里有一位经理想到贴出一张大型告示，说仆人的衣服和顾客的衣服总是分开洗的。直到进入20世纪好多年以后，许多伦敦最富有的市民还是愿意每星期一次乘火车把衣服送到自己在乡下的庄园去，由他们觉得可以信赖的人来办这件事。
在美国，仆人的情况几乎在哪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书里常常写到，美国人根本不像欧洲人那样雇用很多仆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真的，因为美国人有奴隶。托马斯·杰斐逊养了200多个奴隶，光为他干家务活的就有25人。有一位他的传记作家说：“当杰斐逊写到，他种了橄榄树和石榴树，你应当记住，他根本不会使铁锨，完全是指挥他的奴隶干的。”
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不是在早年自动形成的。有的黑人被作为契约奴对待，到期以后可以像任何其他人那样获得自由。17世纪有一名黑人名叫安东尼·约翰逊，他拥有一个250英亩大的烟草种植园，后来富得自己可以成为奴隶主。奴隶制度起初也不是美国南部特有的制度。1827年以前，奴隶制度在纽约州是合法的。在宾夕法尼亚州，威廉·佩恩蓄有奴隶。1757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搬到伦敦来住的时候，还带着两名奴隶，分别叫做金和彼得。
美国没有的是大量自由的仆人。即使在巅峰时刻，也只有不足一半的美国家庭雇有一名仆人，而且许多仆人也根本不把自己看成是仆人。许多仆人不愿意穿制服，许多仆人还要坐下来跟主人家一起进餐。总之，他们差不多要求平起平坐。
正如有一位历史学家说的，比之试图改造仆人，改造家政更加容易一些。因此，从很早的时候起，美国人就开始对方便和省力的器具着迷，尽管使用19世纪的器具所省的力气与所多费的力气也差不了多少。1899年，据波士顿家政学校计算，一个煤炉一天需要54分钟的悉心照料——清除炉灰、添煤、擦拭等等——劳累半天的主妇才能烧上一壶水。煤气的使用实际上使情况变得更糟。有一本名叫《清洁的代价》的书中计算，一栋装有煤气设备的普通八居室房子，每年要专门花1400小时的时间来做繁重的擦拭工作，包括每月花10个小时来洗刷窗子。
无论如何，许多由新发明来干的活儿，以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人干的，比如劈柴，因此对妇女没有多少好处。实际上，由于住房面积越来越大，饭菜越来越复杂，洗衣服的量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对卫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技术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给妇女增加了工作量。
但是，一种有效而又无形的存在，即将改变大家生活中的这一切。关于那方面的故事，我们不需要走到另一个房间，只需要看一眼挂在墙上的一个小盒子。
[1] 洗碟间（scullery）源自古法语词escullier，意思是碟子，因此，这是个洗刷和存放碟子的地方，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又大又深的洗涤槽。食品库（larder）不像有人也许会推测的那样，与“猪油”（lard）有什么直接关系。它源自法语的lardon，意思是腊肉，是存放肉类食物的地方。这两个词都是按照原意来使用的，但仆人们很可能把食品库叫做食品贮藏室（pantry）。pantry源自拉丁文panna，即“面包房”，到19世纪中叶，这个词用来指存放普通食物的地方。——原注
[2] 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的脑海里，仆人的标准形象是身穿黑色制服，头戴褶边帽，系着上过浆的围裙，如此等等。实际上，这种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只存在过比较短的时间。要到19世纪50年代，开始进口棉花以后，仆人们才经常穿制服。在此以前，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上层阶级所穿的衣服要比劳动阶级所穿的衣服质量好，你无须通过制服来识别仆人。——原注
[3]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译注
[4] 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英国文学家，以所写日记（1660—1669）闻名，日记记述了王政复辟、鼠疫和伦敦大火等重大历史事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