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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棉花,红棉花》第五十章南国红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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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坨病逝后,小嫂刘放云数次坚定地拒绝了媒婆们让她出嫁的劝说。母亲跟小嫂谈过一次心。母亲说:“你才三十多岁,还很年轻,应该再婚。你如果愿意带三个崽女(小嫂的二女儿刘宏宇已被清波收为女儿抚养)出嫁,孩子们永远是我的孙,是叔叔姑姑们的侄子侄女,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你如果嫌三个崽女拖累你,你可以把他们留在我们家,我们负责带,欢迎你随时回来看他们。”

小嫂向母亲坚定地表态说:“我嫁出去怕别人对崽女不好,我不嫁。如果有合适的,我挑一个男人上门来!”

张目桥村学校附近、离小嫂家三四里路的地方有个叫刘国兴的木匠,丧妻几年,正想找一个堂客,他找媒婆说,他愿意上门。

母亲和小嫂都认识这个木匠刘国兴,知道他心肠好,木工手艺出众,又勤劳。虽然小嫂有点儿嫌他个子矮,但她自己拖儿带女的不能太挑剔,于是答应了。两家的亲人围成两桌吃了个饭,一对半路夫妻就算正式结合了。我在外地读大学,没赶回家庆贺。

就这样,木匠刘国兴上门当了我的哥。国兴哥自己的崽女大了,不需要他抚养了,他光身一人来到小嫂家,全心全意抚养小哥与小嫂的三个崽女。

国兴哥刚上门,他的三个木工徒弟就跟着来了。小嫂家里又充满了生机活力。

国兴哥很勤奋。他做木工、教徒弟、种田垦土,小嫂养猪、养鸡、种菜、带孩子,他们共同支撑着那个家。每次春收、秋收过后,国兴哥都会送几麻袋米给清波,清波叫他留着自己吃。他说:“队上给宏宇分了一份田,这米是宏宇应得的米。宏宇在你家吃饭穿衣,已让你们花了不少钱,能省点儿米钱就省点儿米钱吧!”

母亲和我们对国兴哥很满意,也很感激,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视三个孩子如己出。最小的儿子刘达宇常像调皮的小猴子一样骑在他的脖子上。

刘乐怡作为粮食系统职工家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修山粮站,成为正式职工。虽然“吃国家粮”已经不再特别让人羡慕,但她的单位粮站可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好单位。

我同父异母的二姐刘新絮的两个女儿相继出国,成为庄子湾最令人瞩目的外孙。那时候,出国潮正热。大学里、社会上甚至中学生中都有人废寝忘食考这考那,目标只有一个:出国。二姐的两个女儿相继随夫出国。大女儿冷茵随夫去了美国亚特兰大。接着,小女儿冷焕随夫去了英国伦敦。这让爹爹感到万分欣慰和自豪。

生活日渐富裕之后,人们茶余饭后开始自豪地讨论“富贵病”。朱世祥与清波结婚后,常在农村的亲戚们面前自豪地拍抚他的大肚腩。他的肚腩越来越大,越大越垂。他自豪地认为大肚腩是富贵的体现,是能餐餐吃肉食鱼的体现,挺着大肚腩就像是个大干部。我还看过三姐给爹爹的信,她在信中告诉爹爹,她的血糖偏高,脂肪偏高,血压也偏高。她说这些毛病并不是真的病,这就是穷人们说的“富贵病”。大城市长春的三姐有定期体检的福利,能及时发现穷人们说的“富贵病”。小城市益阳的姐夫朱世祥不知道体检,不知道自己很可能也患上了“富贵病”。当然,如果他当时得到体检的权威确认,他一定会更加自豪和骄傲。

大肚腩的朱世祥当上了酒店老板。他顺应改革开放大潮,与几个私交甚好的同事合伙承包了日用杂品公司地处资江大桥下的一栋楼房,热热闹闹地办起了酒店。一楼经营餐饮,二三楼经营宾馆。朱世祥在益阳市当老板的特大喜讯,不仅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也传到了庄子湾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我曾在假期呼朋唤友到姐夫的餐饮部吃过免费大餐,同学们很羡慕我有这么一个当大老板的姐夫。遗憾的是,酒店办了不到两年就亏损倒闭了。

国有企业启动改革,一个姐姐、两个姐夫相继下岗。首先是益阳市日用杂品公司大量裁减人员,朱世祥下岗。紧接着,桃江县粮食系统改革,乐怡和钟世辉先后下岗。下岗的结果是买断工龄,缴纳社保,从“单位人”转为“社会人”。下岗后的姐姐、姐夫倒是阿Q似的整天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母亲和爹爹的脸上却写满了愁云。

我读大四那年冬天在湖南日报社实习。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噩耗:邓小平同志逝世了。

听到这个噩耗,我万分悲痛。我回忆自我有记忆起,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与我的农村、我的学校、我的亲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我深深地感激这位朴实无华的伟人,这位承受过政治运动残酷迫害的领导人,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

母亲曾对我说过,邓小平同志是她心目中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第一伟人,是她的大恩人,是爹爹的大恩人,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也是全国人民的大恩人。

那一晚,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上午,乐怡姐打电话给我:“妈妈昨晚胸口痛得有蛮厉害!她看到电视里讲邓小平同志逝世了,她的胸口就开始痛,一直痛到后半夜!现在已经好了。”

“到底好了没有?要不要我赶回去?”我顿时慌了神。

乐怡姐告诉我,她上午听到信,赶回家。爹爹请了郎中到家里,给母亲打了吊针,胸痛症状已减轻,母亲心情仍是悲痛,但无大碍。她已从荷塘回修山了,叫我不必赶回去。

几天后,我结束实习,回到学校。

全校师生在大礼堂的电视屏幕上收看了邓小平同志的追悼大会。电视里,江泽民总书记致悼词时五次拭泪。大礼堂里,师生们也不停地拭泪。

又过了几天,我们得知,小平同志的骨灰已经撒入大海。一代伟人,就这样融入大海,与日月山河同在。

十余年寒窗苦读之后,我终于参加工作了。

出乎庄子湾人的意料之外,我没有留在省报,而是到广州工作。庄子湾人不懂实习的含义,以为进了省报实习就一定会在省报继续工作。

其实,庄子湾人对广州比对长沙更熟悉,年轻人大部分在广州及其周边城市打工。

庄子湾人对广州爱恨交加。

爱是发自内心的。广州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农民工建楼房的钱从广州寄回。一批批年轻人在广州赚到十万百万甚至更多,刘建仁的儿子刘向华靠制作不锈钢门窗起家在广州赚得亿万身家。在广州打工者寄回来的衣服、鞋袜不仅款式好,质量也比桃江货强得多。很多人不知道长沙阿波罗,却知道广州天河城;弄不清黄兴路步行街是在长沙哪个位置,却敢说闭着眼睛也能从广州火车站走到广州百货大厦。村里的年轻人不再喜欢吃麻辣烫,提起萝卜牛腩就流口水。

恨也是发自内心的。几乎家家户户只剩老人和孩子,老人在家想念儿孙,孩子在家想念父母。田里地里没有劳动力,双季稻变成单季稻还找不到人种。有的年轻人发财心切不走正道被扔进了花都、番禺、增城的监狱,听说还有一些漂亮姑娘赚回来的是不干净的钱。

每逢过年,在外地打工的男女青年回到庄子湾,他们把粤语当作除桃江土话外的第二种通用语言。有人戏称:庄子湾的官方语言有两种:桃江话、广州语。

在广州市文化局的安排下,我进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工作,成为张目桥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广州市的“国家干部”。

参加工作半年后的春节,我回桃江看望我的高中班主任、桃李满天下的贺友中老师。

贺老师得知我在广州工作,很高兴。他问我:“你到广州工作是你外面那几个姐姐帮的忙吧?”

我告诉贺老师:既不是几个姐姐帮的忙,也无须找关系。

回桃江找工作要拼关系,到沿海发达地区找工作不需要任何关系——这是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的区别。

我南下广州之前,湖南的老师、同学及亲人们担心我赶上打仗——香港马上就要回归祖国了,他们担心中国与英国发生战争,担心由此引发世界大战。

我大学的班主任刘席珍教授宽慰我和即将赴广州工作的同学们,说广州绝对安全,绝不会有战事的。

那年6月底,我比规定的报到时间提前了两天到达广州。我感叹处处花团锦簇,欢歌笑语,楼高路阔,秩序井然。我感受不到丝毫有战争来临的气氛。

刚在越秀区西湖路的宿舍里安顿下来,我就跑下楼去公用电话亭,我急着完成母亲交办的任务——拨打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曾耀武的家庭电话,但那个号码已是空号。

我怀疑楼下的公用电话被人做了手脚,往广州百货大厦方向另找了几家公用电话,结果仍是一样,话筒里传来相同的话:“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正后再拨。”

我索性向路人打听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哪儿,结果发现离我并不远。我跑到医院打听,得知曾耀武医生夫妇三年前就已移民,跟儿女们一起住到了新西兰。

7月1日,我正式上班。

我的单位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是广州最美丽的单位,馆名系郭沫若亲笔题写,是广州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我参加工作之前,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及其馆址陈家祠(又名“陈氏书院”)刚刚获评“羊城十大旅游美景”之首景。

不久,国庆佳节到了。

国庆那天一大早,我去广州火车站,接爹爹、母亲、乐怡、钟世辉四人坐7路公共汽车到我位于西湖路的宿舍。

在7路公共汽车上,母亲指着车窗外一辆与我们同向平行前行的公共汽车车身,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问我:“那是不是红棉花?!”

我诧异地回答:“是的!广州的市花,红棉花!你老人家怎么知道的?”

母亲像大梦初醒似的,目光紧追着车窗外那辆公共汽车,好一阵儿才说:“我还没出嫁时就绣过它!广州十三行最喜欢收购的绣品。我原先不知道它就是红棉花!”

下了车,我指着路边几棵参天的木棉树告诉母亲:“这就是开红棉花的树!它叫红棉树,也叫木棉树!”

母亲仰起头,痴痴地看着它们,半晌才说:“真高啊,真的十个人叠起也够不着啊!”

那次可惜没让母亲看到树上盛开的红棉花,但在商场、候车亭、建筑工地围墙、博物馆展厅等地随处可见的红棉花图片让母亲大饱眼福。

母亲却总像看不够似的,只要见着红棉花图片,都要定定地看上半天。她问了我很多关于红棉花的问题——几月开花?几月吐棉?摘不摘棉?煲不煲汤?田里土里种不种?……

我才到广州没多久,对红棉花也才一知半解,我请单位的同事宝姨耐心给母亲解答。

近八十岁的爹爹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

爹爹晚年得子,盼星星盼月亮,望子成龙盼我有个好工作。我到广州工作的喜讯让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到过我外面几个姐姐工作的城市,但他没到过广州。后来母亲对我说:“你爹爹自感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才那么迫切地要到广州亲眼看看你的单位,看看你的住处,看看你工作的城市啊!”

爹爹、母亲和姐姐、姐夫到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欣赏了广东的民间工艺精品,欣赏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家祠美轮美奂的建筑装饰艺术,看了我的办公室。爹爹看到我的单位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多中外游客,看到我的单位每年都要与国内外著名博物馆交换展览,高兴地对我说:“重五!你们几个姐弟里,你的单位最好!”

爹爹和母亲在我与姐夫、姐姐的陪同下,利用国庆三天假去了一趟深圳,后又回广州住了几天。爹爹赞叹道:“羊城纵横百里都是城,广深沿线数百里也是城,真是天下难得的好地方啊!”

那一次,爹爹和母亲亲眼看了我的好单位,亲耳听了馆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好评,还亲口品尝了广式美食。他们心满意足地返回湖南。

返湘前的一天,我陪爹爹和母亲参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后来这家博物馆把其馆名中的“墓”字去掉,更名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和越秀公园。参观了公园内的五羊雕像后,我陪爹爹和母亲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爹爹、母亲与我谈了很长时间。他们说清波教书快二十年了,她的月薪还不到我的三分之一,叫我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好好工作,报答组织和领导。

爹爹和母亲耐心地教诲我。他们说,广州人才济济,竞争激烈。我们出身农村,不要与别人比物质条件。他们教导我以五点赢得人生:忠诚、谨慎、勤奋、锻炼身体、找个好堂客。

那次爹爹和母亲对我的五点教诲,我会铭记一生,也将会受益一生。

我记得我们起身离开公园时,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爹爹和母亲说:“这五点很重要,但有一点更重要。”

爹爹和母亲问我是哪一点,我答道:“孝悌!‘其为人也孝弟[1],而好犯上者,鲜矣。’只有孝悌的人,才能忠诚。等我分到房子后,我要把你们接到广州来跟我一起享福。”

爹爹和母亲听我这么一说,呵呵笑个不止。


[1] 弟,通“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