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爹爹日渐苍老，母亲也日渐显老了。母亲和爹爹日渐退出人生拼搏的主舞台，他俩腾出主角位置，让小村的故事在后代们身上不停地演绎。
爹爹在益阳市守了整整八年传达室。他先在益阳市冶金机械局传达室干了五年多，后来又在益阳市桥南废旧物资购销店、益阳市干部疗养院传达室干了近三年。
爹爹像一头垂垂老牛一样再也迈不动耕田的步伐，他离开益阳，告老还乡回到了庄子湾。他回来时近69岁了。爹爹早生华发，从20岁起就显得比他实际年龄大，40岁时就像年届花甲，69岁时已像耄耋老翁了。
桃江农村对老人家的寿诞有个说法：男做高，女做满。意思是，男人的生日应提前一年庆，女人的生日则在满岁时才庆。这个说法是符合老年男女生理差异的事实的。女人往往比男人长寿，所以把男人的生日提前一年庆，这样既有利于提升男人的长者威严和地位，又可弥补男人老得快的不足。69岁的父亲，即将迎来的便是桃江传统民俗认定的“古稀大寿”了。
母亲在爹爹古稀大寿前两三个月，允许我养一条狗。这是条棕黄色的龙狗[1]。母亲有言在先：“这狗是你为你爹爹生日准备贡献的一道菜，外面的几个姐姐、姐夫回来，就要杀了它。”
我不管狗的命运如何，从它进我家开始，我和它就成了亲密无间的伙伴，我给它取名“啸虎”。
见我养了狗，刘耀、刘蓉也准备贡献一道菜——也养了一条龙狗，他俩给它取名“长毛”。
母亲已年过57岁，她历经千磨万砺，饱尝人生甘苦。可能是她喜欢喝擂茶的缘故，她的满头发丝竟一根未白。
她从汉寿太子庙康家山到桃江荷塘庄子湾，眨眼已过27年。
这些年来，母亲常庆幸嫁给爹爹，夫妻和睦，跟着爹爹生儿育女。她还庆幸爹爹视毛坨为己出，让毛坨得以在这里立足立家立业。如今，这些儿女个个听话争气，个个成为庄子湾里的好角色。唯一遗憾的是毛坨执意要生一个儿子，却连续生了三个女儿：刘广宇、刘宏宇、刘伟宇。母亲叫小哥小嫂别再生了，小哥小嫂心里不甘，但也听话。村妇女主任叫小嫂刘放云去做结扎手术，但刘放云有心脏疾病，医院给她开了一张不能结扎的证明。
农村男人是主劳力，况且把男人拉去结扎不符合桃江人的观念，当时桃江虽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只结扎女人。
母亲再三叮嘱毛坨不能违反计划生育，但她冥冥之中却又感觉她的前夫曾章甫坚持要给他添一个男孙。
人生七十古来稀。爹爹古稀大寿，我们做儿女的准备好好庆贺。
外面的三个姐姐给爹爹来信，说将带着丈夫儿女回庄子湾过年，并提前为爹爹庆生。
春节前，外面的三个姐姐同时回来了，小小的庄子湾沸腾了。
三个姐姐衣锦还乡，队伍壮观：大姐刘清沅带着丈夫陈嘉泉及一对儿女，二姐刘新絮带着丈夫冷河及一对女儿，三姐刘溪桃带着丈夫许致惬及一对儿女。
三个姐夫都带着名片，他们向稍有来头的人派发名片。三位姐夫的名片上都印有相同的字：“高级工程师”。
我不得不自卑地承认，20世纪80年代桃江农村的发展速度虽然让桃江县天问诗社的会员们在诗歌创作中热血沸腾，但事实上桃江农民无论从衣着、容貌、气质、富裕程度等任何方面比，都远远不及我从南昌、武汉、长春回来的三个姐姐的家庭。虽然我与我班上的大多数男同学相比，如同家犬与流浪犬，但我在我的外甥们面前，就如同土狗见到牧羊犬。在巨大的城乡差别面前，庄子湾人不得不服。
或许我比他们年龄都小的缘故，三个姐姐的儿女都不怎么搭理我，更不喊我舅舅。看他们与他们的表弟刘耀、表妹刘蓉玩得那么开心，我既自卑，又不快。
我内心越不快，就越舍不得我的“啸虎”了。虽然母亲早就说过我养狗是为了杀给姐姐、姐夫们吃的，但我与“啸虎”之间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它非常聪明，能听从我的指令卧倒、站立、打滚，它每天下午都会坐在我家池塘边的土丘上等候我放学回家。只要听到我的自行车铃声，它就会飞奔出来迎接我，站立着扑到我身上。
刘耀、刘蓉跟他们的“长毛”也建立了浓厚的感情。
我向大姐夫陈嘉泉恳求不杀狗，大姐夫爽快地答应我：“好！不杀狗！你的狗和耀耀、蓉蓉的狗都不杀。”
但是，我的“啸虎”最终还是变成了盘中餐。
那天，我跟着几个姐姐、姐夫到叔叔家。回家时，发现毛坨和清波的丈夫朱世祥、乐怡的男朋友钟世辉一起把“啸虎”杀死了。“长毛”却躲过一劫。
我难过得偷偷掉了很多泪。
爹爹古稀大寿的那个春节，庄子湾因我家而沸腾，荷塘乡及南边二区境内不断传来比我家更沸腾的大喜事：有些人家的亲人从台湾回来了。
所有人，包括从大城市回来的姐姐、姐夫们都意料不到，闭塞的桃江农村，竟然与祖国的宝岛台湾扯上了关系，而且是欢笑、眼泪、悲戚交织的浓烈的关系！
爆炸性的消息不断传过来——某某人家的台湾亲戚回来，给原配堂客一只大金手镯，给堂侄孙以内的亲戚每人一只金戒指，给村里人按人头计，每人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
那个寒假，我没有亲见台湾亲戚回来的场景。新学期开学，同学之间最热的话题就是台胞返乡。遗憾的是我班的同学里没有一个人有台湾亲戚。但有同学的邻居家有台湾亲戚回来，他们亲眼见到台湾人与本地亲人40年甚至更长时间未见。近半个世纪，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叔侄、姑嫂……被一湾浅浅的海峡阻隔，音讯全无，一朝重逢，家庭团聚，流多少眼泪都是值得的。
不知道台湾到底有多富裕，总之，所有关于台胞返乡的消息，都有一个共同情节：回乡后向亲人甚至全村人派发钱财。还有人说，有台湾人给这边的亲人带回来一个小箱子，小箱子里装着全套家具。那是什么箱子呢？家具怎么会缩小呢？没有人想得明白。
听说荷塘和二区有女青年跟着台湾亲戚去了台湾，嫁给了台湾人。我们一听可羡慕她们了！嫁到台湾，那比嫁到益阳市，嫁到省城甚至比嫁到北京、广州还好得多啊！
课余我们聚在一起，尽情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议论那些嫁到台湾的幸运姑娘的生活：金碗吃饭，吃山珍海味；牛奶洗澡，洗得一身细皮嫩肉，脸上身上白里透红；不用自己洗衣，不用自己做饭，不用自己给孩子喂母乳；住的肯定是楼房，房子里到处嵌着金和玉器，出门就是汽车。有人说：“坐什么汽车呀，坐私家飞机！”
那些有台湾亲戚的人家成为人们羡慕的焦点。没福气嫁到台湾去的女青年很多都盼着嫁到那些有台湾亲戚的人家，期盼着经常能得几个金戒指，过上富足的生活，还能常去台湾串门。毛坨的好哥们儿刘建仁的女儿瑶瑶后来嫁到修山镇，她夫家的叔爷爷就是一位台湾老板。听说瑶瑶结婚前，台湾的叔爷爷就给这位“准侄孙媳妇”寄过彩礼，后来又送过金器。
我跟母亲逗乐说，我家两朵金花不该这么早找对象，给她俩定的恋爱年的底线太小了，定25岁多好啊，嫁到台湾去，我去台湾喝喜酒当上卿。母亲认真地跟我说：“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人家嫁女到台湾，婚姻生活没那么简单，没有必要一口吃成个大胖子，我和你爹对你两个姐夫哥非常满意！”
告老还乡的爹爹在庄子湾没住多久，就离开家乡外出“云游”了。
春节过后，三个姐姐同期动身离开庄子湾回外地，她们把爹爹也带去了。
三个姐姐说，她们成家这么多年，爹爹从没在她们家打住[2]。
爹爹跟着姐姐们离开家乡后，不断给家里写信，信中总会夹带着相片。他在信中详细地告诉我们，他到了江西庐山、武汉黄鹤楼、吉林长白山……
母亲说：“你爹爹辛苦大半辈子，难得有机会到外面享享清闲，看看外面的世界。”
母亲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幸福，她为爹爹的幸福而幸福。
我当时想：“母亲也辛苦了大半辈子，一直没享过清闲，没看过外面的世界。我一定要早日跳出农门，接母亲到我那里打住，好好享福！”
我那时并不太清楚母亲过去所受的苦难，只记得她的艰辛。从我有记忆起，母亲就像一台永不知疲倦的机器，几乎从来没有停过：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看到母亲仍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冬天天冷时，她用棉绳把煤油灯吊在蚊帐上，怕影响我和姐姐们睡觉，她把煤油灯的亮度调到最低。姐姐们长大前，母亲包了全家人的换洗衣裤。每天早上，我都能穿上既净又干的衣裤和鞋袜。
我曾问母亲：“为何你晚上帮我洗的胶鞋，第二天一早就能干？”
母亲告诉我，她帮我把鞋子洗干净后，两只手各抓一只鞋子，不停地甩，不停地甩，甩到再也滴不出水，再把鞋子放在灶口的两边，用灶里盖得严严实实的柴灰烘烤。母亲总是充分利用晚上柴灰的热量，把我和姐姐们的湿鞋子放在灶口，把湿衣服铺在反复拭擦干净的灶面。我常见母亲给外面的三个姐姐及她们的家人织毛线衣，等她们回来或村里有谁出去时送给她们。
外面的三个姐姐回庄子湾前，母亲买回很多狗皮，请人先做了防臭处理，再缝成狗皮毯子。狗皮很硬，很难穿透，母亲一针一针下去，都十分费劲，大头针顶得右手的中指通红，右手在狗皮上面用力按，左手在狗皮下面用力扯。母亲经常刺伤手，我看到母亲手指头上一颗颗细小的血珠子慢慢渗出来，很心疼也很难过，我责问母亲为何一定要这么折腾。母亲答非所问：“垫着狗皮毯子睡觉能去风湿，这是最好的东西！”
母亲送给外面三个姐姐每家两床狗皮毯子，这六床狗皮毯子花了母亲大半年工夫。看到狗皮毯子大功告成，母亲高兴地说：“你三个姐姐从小没了亲娘，小小年纪就一起出去读书闯世界，吃尽了苦头，一定要让她们尝尝狗皮毯子的温暖，尝尝有娘的幸福！”
[1] 龙狗是桃江话，即公狗。
[2] 打住是桃江话，留宿一段时间，好好享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