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回到舅外婆家时，公共食堂已经解散了。
母亲住在舅外婆家，吃在舅外婆家。
舅外婆的三个女儿都出嫁了，她乐得有这个贴心的外甥女来陪伴着她。但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舅外婆自己都吃不饱，一日三餐总是稀粥混蔬菜。爹爹在学校里一个月24斤米，一个人吃都不够，何况还有毛坨跟着吃呢？
母亲拿着爹爹给她的20块钱买不到米和谷。
在饥荒的岁月，米和谷是保命之物，贵过黄金白银，谁肯看中母亲的那点儿钱而把米和谷卖出去呢？
好在母亲到舅外婆家的季节是冬季，舅外婆家的地窖里存放着南瓜和红薯。母亲把20斤米倒在舅外婆家的米桶里，和舅外婆一起先这么熬着。
“等到安排我出集体工时，就能挣工分了，就有饭吃了。”母亲想。
藕塘生产队是不肯接收母亲的，这合情合理。因为藕塘并不是爹爹家所在的生产队，只是我的舅外婆和叔叔家在那里而已。我的大哥刘道任还寄住在藕塘呢，怎么能给藕塘再增加负担呢？
母亲在焦急地等待着爹爹所在的庄子湾生产队接收她入户，安排她出集体工，给她分自留地。
庄子湾生产队也不肯接收母亲，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接收，便要接收母亲母子两个人。
生产队的干部说：“自留地全部分下去了。再者，你在藕塘的亲戚家有住房，庄子湾没有你可住的地方。”
庄子湾没有可住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呢？
情况是这样的。
土改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祖父的宅子被张目桥大队没收后重新分配。我爹爹分了两间侧房，我叔叔分到藕塘的两间贫农屋。爹爹的前妻带着四个子女就住在那两间侧房里。爹爹的前妻上吊自杀后，四个子女陆续到外省读书、工作，庄子湾生产队便把属于爹爹的两间侧房无偿借用了。那两间侧房一间用作生产队的事务室，另一间用作公共食堂。前两年，大哥刘道任从长沙读完书回来，庄子湾生产队也不肯接收，他们说一个孤零零的男孩子不可能独门独户，他应该到他的临时监护人刘超凡即我叔叔家落户。
母亲回到舅外婆家时，公共食堂虽然已停，但生产队怕政策一变公共食堂又要继续，所以留着公共食堂。
事务室在公共食堂里搁置着一些物件。
庄子湾生产队的干部们知道拒绝母亲入户是没有道理的事，但他们能拖就拖，希望母亲能自己向大队提出希望要落户藕塘生产队，希望藕塘生产队能接收母亲落户。
母亲最终找张目桥大队支部书记邹士洲解决了落户的事。
落户的事拖了一个多星期没有结果，母亲想起大队的邹支书是爹爹的诗友，便立即找到大队部。邹士洲听了母亲反映的情况，立即批了一张纸条。母亲拿着纸条找庄子湾生产队，庄子湾生产队立即同意母亲落户。
庄子湾给母亲和毛坨办理落户手续的同时，也着手腾出那两间属于爹爹的侧屋。附带的手续还很多，包括给母亲划自留地、给母亲安排集体工等。
母亲在舅外婆家住着，等待着庄子湾生产队的通知。
母亲等了一个多星期，庄子湾生产队一直没有人通知她关于落户与入住的事情。
有一天，庄子湾生产队的花满爹和花满妈去舅外婆家有事，见到母亲。他们悄声对母亲说：“你赶紧回庄子湾！你屋里的门板啊仓板啊快被殷卫潼拆光了！”
花满爹是当地的郎中，成分也是地主，跟我爹爹是同辈，住在马圈子盖上。他的儿子刘建仁后来成了小哥毛坨的好兄弟。
听了花满爹两口子的话，母亲和舅外婆赶紧小跑回庄子湾生产队的两间侧屋中。
母亲赶过去时看到事务室大门洞开，里面的东西大多已被搬走，但还没有清空，公共食堂墙角挂着残破的蜘蛛网，除了一座大型土灶没拆除外，锅碗瓢盆蒸笼水桶等都已被搬走。
房子里公家的东西没有全部被搬走，私人的东西却被搬走了不少。
事务室与食堂之间的墙已严重坏损，有一处墙体的砖已掉空，用一块木板钉着。事务室的门已经被人拆走了，放在事务室里的谷仓门板已被拆光，只留下四个角上竖着的四根木头。
拆门拆板的殷卫潼是贫农，母亲敢怒不敢言。
两间侧屋已完全不像个房屋了，倒像农村公路边一处年久失修的茅厕。
殷卫潼其实并没有多坏。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有些不近人情不合情理的人和事，如同一个个带着时代病毒的细胞。病毒不是来自人的内心，而是来自那个时代。后来者不必去责怪，因为历史不可苛求。
那时我曾祖父留下来的大宅子里住了十几户贫下中农人家。他们见我舅外婆带着母亲来了，围过来告诉母亲：“赶紧搬进来吧！要不然瓦片都会给你撬走！”
这烂茅厕模样的两间侧房就成了母亲的家。
家徒四壁。舅外婆喊人帮忙运送给母亲很多日常用品：锅、锅铲、碗、筷子、油盐、油盐罐、水缸、连泡菜在内的扑水坛等等。还有一些贵重的物品：一张老梳妆柜、一个旧食柜、一只米桶。
母亲在事务室员胡桃英那里买下了她还没来得及搬走，或许不愿搬走的东西：一张旧单人床、一只旧木尿桶。
母亲请人把公共食堂的大灶拆了，重新砌了个家用小灶。然后把舅外婆送的锅碗瓢盆各就各位，这屋子立即就有了家的感觉。
卧室没有门。母亲在门框上方钉上钉子，把一块旧布挂上去。这旧布就成了门。
时值初冬，北风呼呼地灌进来，野猫也会蹿进来。母亲一个人躺在床上心惊肉跳。母亲怕的不是风，不是猫，不是鬼，而是人。那个恐吓死爹爹前妻的老色鬼二流子刘旗山也住在这个大宅里，与母亲只隔两户人家。母亲放了一把剪刀在枕头下，在床边放了一根茶木棍。母亲不敢打死甚至不敢打伤贫农成分的二流子，但自卫的起码权利应该还是有的。
以旧布为门的日子过了两天，母亲终于通过叔叔在藕塘生产队买了一张旧门。买来的门尺寸不对，母亲请人锯宽补长。安上门，家的味道就更浓了。
大概又过了两天，张目桥大队的治安主任刘壮参走进来找母亲。母亲认得他，他前一阵在藕塘生产队调查过母亲的政治表现，他的祖上曾在我母亲的外公刘炳章家做过长工，与刘炳章还沾着亲。按辈分，刘壮参与我爹爹是同辈。
母亲见他来，慌忙招呼：“壮参叔来了，快请坐！”
母亲是按毛坨叫他的辈分来尊称他的。
刘壮参没坐，径直进屋，指着钉在墙上补墙洞的木板，开门见山地说：“这块木板是事务室在我家拿的，你出点钱给我买吧！”
母亲心里一惊，但脸上堆着笑：“既然木板是你家的，请壮参叔你开个价。”
刘壮参迟疑了一下说：“两块五！”
母亲堆着笑，递上一碗热茶：“好咧，壮参叔，两块五就两块五。只是我从孟良那里回来时带的钱不多，这几天买事务室员胡桃英的一张床花了15块，一只尿桶花了两块五，请超凡买了块门板花了三块，请人修灶花了两块，这手头没钱了。过半个月孟良发工资，我就去拿钱，回来就给你送家里去，你看好不？”
刘壮参没想到母亲这么爽快，他点点头，满意地离开了。
母亲不是傻子，她明白这事不合常理。自家的两间房子被生产队名义上说是借用，其实是占用。用作事务室和食堂时弄来补墙的木板，要钱也该向生产队要，怎么会向母亲要呢？但刘壮参更不是傻子，如果真是从他家拿的木板，他一个治安主任找生产队那是贫农与贫农扯皮，能要到个啥钱呢？找新来的地主堂客要钱那还不容易吗？
母亲搬进无门偏房的那天，生产队就给了母亲两块菜地，接着就安排母亲出集体工了。
两块菜地就在侧屋的后门边，从后门延伸到后山脚下。一块菜地呈长方形，另一块菜地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呈长方形的菜地宽半米多，长三米多。呈不规则长方形的菜地靠后门的那边宽两米，长也三米多，但靠山脚的那头就像个锤子，把另一家人的菜地锤出一块凹地来。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单元面积的蔬菜产量，锤子菜土的主人把雪芋藤种在他家与人家菜土的交界处，让雪芋的藤叶在交界处舒展，侵占人家菜土的领空。
这两块菜地里长满了菜。生产队说，这两块菜地原先有主人，得让原主人过年之前收了菜，才能让母亲种菜。
母亲并不害怕出集体工。母亲从汉寿来桃江，出集体工只停了一年的时间，母亲手掌上的茧还未消，腿脚还有踩打禾机的力气。能文能武的母亲做好了心理准备，迎接新一轮集体工的到来。
庄子湾生产队给母亲定了五分工。
母亲心里想：“只要不叫我一个人负责食堂，我干什么工都吃得消！”
有一种劳动是母亲在康家山时没尝试过的：车水。
庄子湾地势较高，高地上的水田冬天需要蓄水，这就需要踩水车，生产队把这项任务叫车水。车水一般需要两个男人或一男一女。但生产队觉得男人车水有点浪费劳动力，生产队队长刘雪莲见母亲样样都行，便安排她和另一个经常车水的女人刘嫂干这个活。
母亲上水车之前，有社员告诫母亲：“你小心啊！水车转起来容易打到踝，打到踝会疼死人！”
社员们还说，队里还没有一个女人能和刘嫂成为搭档的。
母亲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可能打踝的光荣任务。
刘嫂让母亲先尝试一下。
母亲小心地抓稳胸前的竹竿，双脚试探着用力，结果费了很大力气也难转动车轮。刘嫂指点了两句，母亲终于可以转动车轮了。这样车了一会儿水，母亲发觉其实并不需要使老大的劲儿，于是稍稍松懈，不料车轮蓦然一阵噼里啪啦打起倒转，母亲的脚踝和脚趾被一节一节倒转的木轮击中，一阵钻心的疼痛。
母亲没有因疼痛而停止车水，她迅速摸清了套路，跟着刘嫂的节奏把水车轮不急不缓地转动起来。她俩一个下午车满了三丘田的水。
母亲车水的成功得到刘嫂和生产队队长由衷的赞叹。母亲的双腿第二天却酸痛难受，脚踝肿胀瘀血。
才短短几天时间，母亲就感受到了邻居的温暖。与母亲同住一个大宅的罗国兵的堂客每天出工都来邀母亲，介绍庄子湾的人与事给母亲听，但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母亲叫她“腊妹子”。腊妹子的丈夫罗国兵是个虐妻狂，经常打骂堂客。后来的日子，母亲经常听到腊妹子被罗国兵打得鬼哭狼嚎。
腊妹子知道母亲的菜地还属于别人，叫母亲去她家吃菜。见母亲婉拒她，她常端着菜碗送过来。
后来有个消息传到母亲耳里：相邻的渔郎冲有个羊姐家里有“绿肥干”愿意出售，每斤五角钱。母亲闻讯后跑去买了五斤。
绿肥学名紫云英，是一种植物肥料，种在田里绿茵茵的，所以叫绿肥。待绿肥成熟后，农民们把它翻入土壤。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土壤下的绿肥不断分解释放养分，还形成腐殖质，能使土壤胶结成疏松、透气、保水保肥的团粒结构。
绿肥除了能入肥，农民有时也割它喂牲畜。但它味涩质粗，人不能吃。周作人先生在散文《故乡的野菜》里说“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他还说，在他住过六年、被他视为故乡之一的日本东京，“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罢”。对此，我只能理解为周作文先生要么没吃过绿肥，要么是他吃过的品种与桃江的绿肥品种不同，要么是因为某个日本美人手摘赠予让他心里觉得甜美。
把绿肥切碎制成“绿肥干”，是人们在困难时期的创举。
米罐里的米所剩无几。母亲把“绿肥干”买回来，放在粥里煮，一日喝三回。
在母亲的生活举步维艰的时候，藕塘生产队要求我15岁的大哥刘道任转回庄子湾生产队。
藕塘生产队的干部说：“刘道任是庄子湾人刘孟良的崽，也是庄子湾社员钟三多的崽。钟三多在庄子湾安门落户，刘道任就应该回庄子湾生产队去！”
庄子湾生产队当然不肯接收。庄子湾生产队的理由没那么充分，但也振振有词：“刘道任跟着他叔叔落户在藕塘已两年，他在那里有工分，有自留地。刘孟良的户口不在庄子湾，钟三多不是他的亲娘，他不应该到庄子湾生产队来！”
落户对两个生产队来说，如同饿口夺食，但对于母亲、叔叔和大哥来说，户口落在哪个生产队都一样。母亲稍感担心的是大哥转到庄子湾后，工分是否能立即跟上，自留地是否能立即分到家。
藕塘见庄子湾不肯接收，便停止记大哥的工分，不安排大哥出工，并收回他那一份自留地。
这一招叫釜底抽薪，让母亲着了急。
母亲找庄子湾的生产队队长刘雪莲，刘雪莲还是不同意接收。没办法，母亲再次到张目桥大队部向支书邹士洲求助。
邹士洲大笔一挥，刷刷几笔就写了一张责令庄子湾生产队立即接收刘道任的纸条。
接到邹支书的纸令，庄子湾生产队立即让我大哥刘道任转回庄子湾。大哥随即搬回了两间偏屋的家。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就这么奇妙有趣。爹爹的这位诗友、曾经给我家许多帮助的邹士洲支书后来与我家有了许多层亲近和愉悦的关系：后来邹士洲进了县粮食局，与爹爹的亲家公即我小姐姐的公公钟清宇成了同事；邹士洲的小女儿邹雪明在桃江三中读高中，与我清波姐成为同班同学和亲密姐妹；邹士洲的二女儿邹丽明、二女婿钟世美在修山粮站工作，与我乐怡姐、姐夫钟世辉成了同事；后来邹士洲与我家成了亲戚——他的小女儿邹雪明嫁给母亲的堂兄钟立仁的外孙符选华；再后来邹士洲的大外孙女周进，与爹爹的大孙子即我大哥刘道任的儿子刘耀成了桃江一中的同学……
当然，这些亲近和愉悦的关系都是在能吃饱饭后才产生的。这都是后话而已。1961年的冬天，母亲只能在庄子湾生产队与饥饿作斗争。
那时大哥15岁，算个半大小伙子，庄子湾每天给他记三分工。应该分给大哥的自留地没能立即到位，说要过了年再议。
生产队给母亲和大哥安排的集体工经常不相同，母亲和大哥往往是各出各的集体工，中午和晚上回家吃饭。
大哥和母亲开始共同挨饿。
一天，母亲有一个令她兴奋的发现：集体土里有细颗的马铃薯可捡。像在康家山一样，生产队的粮菜往往得不到细心的收割。这些细颗的马铃薯被遗漏在土里无人问津。母亲立即不顾疲惫，利用上午出工前、中午散工后、下午出工前、晚上散工后的空闲时间走遍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吃力地拿着小铁锄，一锄一锄地挖。
空旷的山野，又饿又累的母亲像一只快要散架的瘦鸟，耷拉着翅膀，膨胀着渴望，艰难地觅食。
母亲是饥饿逼出来的一把梳子，把集体土里一一梳遍。每挖到一颗马铃薯，她就像捡到一颗生命一样高兴，因为每一颗马铃薯都会对生命提供一份保障。每一次沉甸甸的收获都让母亲的心里实实在在地踏实。
马铃薯既是送饭的菜也是填胃的粮。午饭母亲总是匆匆喝一碗粥、吃几片马铃薯后，就到更远的集体土里锄马铃薯。对她来说，时间就是马铃薯，时间就是生命。
一天中午，母亲给大哥留了午饭，自己匆匆吃过就去锄马铃薯了。旁边屋里一位阿婶端着饭碗来串门，见我大哥一人在喝粥，菜是马铃薯炒“绿肥干”，就说：“后来娘真的是后来娘呢！后来娘何得会像亲娘心疼崽呢？搞点咯样[1]的东西给道任吃，道任何能长得高呢？”
这话被另外的农妇传到母亲耳里，母亲感到后娘不好当。
[1] 咯样是桃江话，这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