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马上就是元宵节了。元宵节过后，母亲正式走上了讲台，正式成为“钟三多老师”。
元宵节前联校开会给各教师分配学校。那时候农村的教师，通常是一年一换或一学期一换。有的教师可能不想动，那得跟关系好的领导私下打招呼。
爹爹和母亲两人被分到了乌龟桥学校。
乌龟桥学校在三官桥公社九都冲大队，比胡家段更深入山中两三里路。爹爹和母亲带着毛坨挑着简陋的行李，踏着刚刚消融的雪地就来到了乌龟桥学校。
母亲正式上岗当教师了！从1961年元旦算起，母亲有了自己的工资。母亲的月薪比爹爹少：21元5角钱、18斤米和0.3斤菜籽油。
乌龟桥因为是在深山里，地处偏僻，人家少，上学的孩子也少一些，所以乌龟桥学校只开办了一、二年级，这里的孩子要读三、四年级就得到远处去读。
这个学校是一个富农的老屋，只有四五间房。面对学校的左边第一间是教师宿舍，接下来的一间是一、二年级合用的教室。右边余下的三间是乌龟桥生产队支部书记一家住着。书记姓贺，人们叫他贺支书。
爹爹教语文、劳动、体育，兼当两个班的班主任。母亲教余下的课程：数学、音乐、图画。
爹爹和母亲自己砍柴，几天后去收干柴。因为学生太小，母亲和爹爹不让学生帮忙拖柴。毛坨转到这里读一年级下学期。他在胡家段拖柴上了瘾，常抢在母亲和爹爹之前把柴拖回来。
乌龟桥学校原先只有一个教师，只开垦了两块小小的菜地。母亲和毛坨来了后，在操场的尽头又开出几块菜地来。
母亲和爹爹种了很多菜：南瓜、黄瓜、汗菜（苋菜）、韭菜、白菜、芫荽、菠菜、豆荚……
母亲把吃不完的菜做成菜干和泡菜，在吃剩的米饭里撒上药子[1]，做成甜米酒。那个学期母亲晾出来的汗菜干就有二十几斤。它们大多被带往藕塘生产队、庄子湾生产队，送给那边的亲友乡邻。
除了种菜，母亲还帮爹爹奢侈地种植了一块土的旱烟草。烟叶是菜地里长得最茂盛的植物，它有半个多人那么高，宽大的叶子青翠欲滴。叶子熟了，母亲把它们砍下来，用搓成的草绳把它们一片一片地吊在屋檐下，一直把它们吊到金灿灿时，再一沓沓地齐整地切成细如头发的烟丝。然后把烟丝放在篾盘里，放到太阳下晒。晒干了以后，母亲把干燥的烟丝放入瓷坛子里，一坛一坛地盛，压得紧紧的，装得满满的。
爹爹每隔几天就去瓷坛里取烟丝。爹爹每次取烟丝的动作都充满了惬意：他左手握着一只打开了盖的快空了的随身洋铁皮烟盒，右手揭开瓷盖并把瓷盖小心地放在地上，右手的五根手指头朝下伸得笔直，探到坛里后五根手指头先张开再紧紧闭合，这样就取到了一缕烟丝。五根手指紧捏住烟丝再抖几下，确保烟丝一根也不会浪费在地上。爹爹轻轻盖上坛盖，转身走出来，从洋铁皮烟盒里取一小撮烟丝塞进长杆烟壶的铜嘴里，再把铜嘴放到灶边或煤油灯边，点燃烟丝，嘴唇便在烟壶口有力地吧嗒吧嗒，浓密的烟雾随即从爹爹的嘴里鼻里喷出来。
爹爹喜欢躺坐在藤椅上抽烟。他抽烟的时候，烟壶铜嘴里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出暖气，心头的情绪跟着烟雾缭绕四散而去，轻松，安逸。
爹爹是在享受烟丝，也是在享受家庭生活。
爹爹的烟叶能长得这么好，小哥毛坨有汗马功劳。
烟叶容易长虫。吃烟叶的虫有成人的大拇指一般粗大，爬动的时候像一鼓一鼓的肉在动。毛坨总是起床后立即跑到烟叶地里捉虫，他担心放学后再去捉虫的话烟叶会被这种大肉虫吃光了。
毛坨捉烟叶虫，也捉菜虫。他的捉虫水平在不断提高。
这个“夫妻档”微型学校是爹爹和母亲的爱情殿堂。
夏天一人一把蒲扇，冬天共守一盆炭火。上学时学校喧闹，放学后就是宁静的家庭生活。
母亲感觉到她的生命之树已经泛青转绿，她的青春重新焕发异彩。
母亲记得，那里的学生虽小，但都很听话，从小就知道认真听讲、认真做功课，作业本上的字都写得工工整整的。母亲常感叹：“如果学习、生活条件好一些，这些孩子中很多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母亲记得，二年级班上有个姓贺的女生，唱歌像百灵鸟一样动听，天赋非常高。母亲带她参加全乡小学组唱歌比赛，小女孩得了全乡第一名。母亲说，如果放到桃江县甚至常德地区比赛，那孩子也能获奖。但她不知道这孩子后来怎么样，她很希望这孩子能学下去，能在音乐领域闯出一片天地。
乌龟桥一带的农民有崇文的传统，都很重视教育，对教师也很热情。有时候爹爹和母亲留下部分成绩稍差的孩子辅导，天晚了会送他们回家，孩子们的家长会热情地泡茶、端出南瓜子招待爹爹和母亲，请刘老师、钟老师严格教育。
家长们说：“如果孩子不听话，老师可以放心地打、放心地骂！老师打了骂了我的孩子，我不仅不生气，还要提着猪肉来感谢老师！”
家长们都知道乌龟桥学校新来的钟三多老师是一位女秀才，在整个三官桥乡拥有最高学历，是三官桥乡的最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又听说这位钟老师善良体贴、关心学生、教学耐心细致，都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高兴。
有的学生家庭交不起学费，母亲会逐家去做动员，有时候会帮他们垫交学费。有的家庭无法还钱给母亲，母亲和爹爹也不在意。这更增添了人们对爹爹和母亲的感激。
母亲和爹爹的邻居贺支书夫妇对母亲和爹爹也很敬重，说话客客气气的。邻居关系融洽，让母亲和爹爹更加感觉到幸福甜蜜。
贺支书家其乐融融：四周的山地很辽阔，他们的自留地可以随便开垦。他家的菜园更大，菜的种类更多。学校师生们的大小便任由他们挑着给菜施肥。他家的菜也吃不完，也晾成菜干。在别处销声匿迹了的棉花，在贺支书家的田土里依然能看到。贺支书的堂客还在一间偏房一角的竹栅栏里养了五六只鸡，公鸡的打鸣和母鸡产蛋后骄傲的歌唱让学校增添了生气和活力。
从贺支书家来看，丝毫看不出当时的中国农村三年困难时期的可怕状况。他们米谷不够红薯来凑，老老少少个个脸色红润，冬穿新袄夏穿新褂，说话有声走路生风。母亲看到他们，有时会误以为藕塘和庄子湾已经安然度过了饥饿期，误以为不会再饿死人。
但世界并不那么太平。贺支书偶尔会操起洋铁皮做成的喇叭筒，吊着嗓子喊乌龟桥生产队集体开会。会场就借用学校一、二年级的教室。这里开会的内容跟康家山那边也差不多，也有记工分，也有商议队上的大事，也有批斗。
来开会的农民中，有些人的水肿病已到了晚期。母亲根据经验判断，这些人如不赶紧送去疗养院吃十天半月的糠饼，他们生命的油灯肯定熬不长了。
挨批斗的人都是这个生产队的地主富农。真正罪大恶极的引起人们公愤的地主已在土地改革中被农协枪毙了，一些胆小的地主也已在当时自杀身亡了。那时还能活着的只是一些徒有地主之名而并无罪状的地主了。生产队批斗他们的罪状基本上都是消极出工、破坏生产队劳动工具之类。
母亲很庆幸，她和爹爹作为学校里的教师，没有被牵扯到九都冲大队和乌龟桥生产队的批斗之中。
但母亲和爹爹并不敢高枕无忧。在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背景下的中国农村，是不可能出现政治思想清查和斗争的真空地带的。上面常有人来检查，他们查到我爹爹是地主，总是不放心地到生产队抽查盘问。受访的农民都说，刘孟良是一个好教师，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对学生也很负责任，学生们都爱他。
贺支书说：“刘孟良老师在‘大鸣大放’时没说过一句不满的话！”
“大鸣大放”是1957年各级党委政府开展的整风运动中诞生的一个新词。它源自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那场整风运动号召干部群众“大鸣大放”，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批评建议。大胆提批评建议这本是一件好事情，但在1957年的基层实际操作中却变了样。爹爹在教导我们谨言慎行时经常拿“大鸣大放”作为警戒。
在“大鸣大放”中保持沉默，是爹爹保护自己的成功典范。据爹爹后来介绍，乡里、村里、生产小组各级召集人们开会，叫大家大胆放开畅所欲言，对组织、对领导干部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建议，只管大胆说。爹爹一针见血地看穿：这被基层运用为“欲擒故纵”“诱敌上钩”。在那些会议上，凡是表达了对组织、对领导人不满的人，全部被列入黑名单，并在第二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中尝尽了苦头。那些提过意见、建议的人，无不刻骨铭心地懂得了什么叫“祸从口出”。
爹爹在若干次“大鸣大放”会议上都没有提任何意见、建议。有人怂恿爹爹发言，爹爹尽量不说话，实在要说也只说坚决拥护乡里、村里生产队、联校学校的领导，坚持服从乡里、村里、生产队、联校学校的安排。
爹爹是谨慎小心的，也是充满智慧的，不然，以他的地主分子，在那一场场的会议中，在那一次次的调查中，他和母亲不掉一身肉也得脱一层皮。
相比桃江、汉寿及其他任何地方，母亲和爹爹家及贺支书家的菜地都是最肥最沃最丰收的菜地。
这是因为一般人家人挨饿粪水少，不够施肥，乌龟桥学校的上百号师生产生了大量的粪水。
那年暑假，爹爹和母亲带着毛坨回了张目桥两天，带了一些菜干和新鲜瓜菜送给亲友乡邻。母亲看到水肿病人那么多，病得那么重，想起同样患过水肿病的可怜的曾章甫，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淌。
那时，活人吃不饱，活人埋葬饿死的人也只能草草了事，因为怕浪费体力扩大饭量恶化饥饿。上一次还见过的人，兴许下一次就见不到了。
母亲对舅外婆和叔叔他们说：“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如果饿了，就去乌龟桥找我们！我们吃红薯藤吃芋窝梗也要一起活下去！”
跟着爹爹和母亲在学校里成长的毛坨，虽然也不能餐餐吃饱，但他相比张目桥的孩子却显得强壮。因为遗传了母亲与曾章甫的基因，毛坨已经长得像个小大人了。
长长的暑假过去了，母亲和爹爹继续在乌龟桥任教。
这时，好消息不断传来。
根据前一年常德地委落实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精神作出的统一部署，桃江县各级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开展以反“共产风”为主的整风整社运动，清查退赔社员的平调款，处理了一批违法乱纪的干部，人见人憎的“共产风”终于渐近平息了。接着，允许社员从事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生产。再接着，落实“三权四固定”，即规定生产队有因地种植权、制定技术措施权、安排各种农活权，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
最后，彻底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度，正式停办农村公共食堂。
这些政策犹如给行将干枯的鱼塘注入了意味着生命权利的活水。
幸存的水肿病人和还没有得水肿病的人终于获得了生命延续的政策保障。
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绕了很大的弯路，但政策终于朝着正确的方向在不断修正。
政策的每一点修正，都将造福数以万计的城乡人民并挽救数以万计的生命。政策的每一点修正，都是共和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不久，母亲却意外地离开了讲台。
母亲的教师身份，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意想不到地失去了。“夫妻档”的幸福，像打个喷嚏一样短暂。
那年10月下旬，九都冲大队总校校长余海波和总校女教师符来秀来到乌龟桥学校。母亲和爹爹热情迎接，希望总校的领导和教师能看到这所地处偏僻的学校的教学质量在母亲和爹爹的努力下取得的长足的进步。
但是，事与愿违。余校长没有检查乌龟桥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没有表扬母亲和爹爹。他只是口头宣布一条通知：“乌龟桥学校恢复实行单人教学制度，多余的教师回原生产队参加劳动。乌龟桥学校只留刘孟良老师一人。钟三多老师不再担任乌龟桥学校教师，必须回原生产队。工资发至10月份。”
这无异于一声炸天冬雷。
修山总联校及三官桥乡联校新近办理的正式入编教师，因为九都冲大队总校将乌龟桥学校恢复单人教学制度而失业，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要恢复单人教学制度，那么多余的教师应该安排在村内其他学校。再说，就算要清退一部分教师，也应该由乡联校统一清退，而且首先应该清退那些学历与能力不达标、教学质量不达标的教师。
但母亲和爹爹不敢吭声，更不敢说半个“不”字。
他们怎敢说半个“不”字呢？如果说出来，就可能身负违抗总校党组织命令、地主分子窃取人民教师资格等罪名。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母亲和爹爹的教师资格全部被取消，甚至母亲和爹爹当农民的资格都将被取消，他们有可能被关押进监牢，从此“与人民为敌”。
趁余海波校长上厕所的机会，符来秀老师悄悄地对爹爹和母亲讲：“我们这里贫雇农家庭的子弟要安排进教学岗位，所以只得把钟老师挤走。冇得[2]办法的！”
余校长和符老师走后，母亲和爹爹默默地坐着，谁也不想说话。虽然，孤寂了多年的爹爹是多么希望有母亲的陪伴，受尽磨难的母亲是多么满足和珍惜与爹爹共守一方讲台，但他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在贫下中农面前，在领导面前，他们不敢有不满，不敢有抗争，再大的委屈也只能往肚里吞。
但他们更明白：前方的路上布满荆棘，母亲必定要再次承受头破血流。
还是母亲更坚强，她反过来安慰爹爹：“天无绝人之路。”说完，母亲悄悄擦干眼角的泪水，给爹爹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剁辣椒煎鸡蛋、芋窝梗炒油渣、韭菜炒烂干鱼仔[3]、清炒蓊菜、紫苏煎黄瓜、酱油生拌马齿苋[4]。母亲还拿出她自制的甜米酒，给爹爹倒了一杯，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爹爹望着母亲苦笑：“你居然还要强作笑容。”
母亲微笑着，端起搪瓷酒杯，说：“来！碰杯！”
十几年后的一天，荷塘公社的教师们跟爹爹和母亲聊天聊到母亲被下放到生产队的事时，刘菊圃老师说：“他们是欺负你们不是三官桥本地人。如果在荷塘，钟三多是不可能被下放的！”
第二天一早，母亲做了荷包蛋面条。吃完早饭，母亲就离开乌龟桥学校，回到舅外婆家。小哥毛坨跟着爹爹留在乌龟桥学校读二年级。
母亲离开学校前，爹爹给母亲准备了20斤米，让母亲背到舅外婆家；又给了母亲20块钱，叫她必要时买点儿米。爹爹说：“米不够了就来乌龟桥学校取！我和毛伢子在学校里有瓜菜吃，饿不着！”
爹爹还叮嘱母亲，他的户口在学校，他不愿掺和庄子湾的任何事情，让母亲回生产队以后新建一个户，母亲当户主，家里与庄子湾的任何往来都以母亲的名义，千万不要把他扯进去。
母亲带着微笑闪着泪光对爹爹说：“毛坨交给你，你是他爹，请严加管教。他亲爹是弯着膝盖进棺的，要让他多读书，长大后替他亲爹站直。入了秋，注意添衣。如果没时间，你俩换下的衣服先放着，我找时间过来洗。父子俩吃好点儿，千万别饿着……”
[1] 药子指制酒时用来催发酵的东西，通常用野草做成。
[2] 冇得是桃江方言，没有的意思。
[3] 烂干鱼仔是用烟熏干的小鱼仔，湖南农家喜爱的菜肴之一。
[4] 马齿苋是一种野菜，可生吃。